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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文帝刘恒的节俭，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出名的，他的薄葬，更被后世传为佳话。然而考诸史实，文帝的“薄葬”却是颇令人怀疑的。
史书关于文帝薄葬的记载，主要有下列几则：
《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又载，文帝临终前，下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皆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
《汉书·王莽传》：赤眉攻入长安，“烧长安宫室市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宣帝陵）完。”
《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初作寿陵，将作大臣窦融询问建陵的规格，刘秀答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即文帝）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指赤眉军入长安），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
据此，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文帝薄葬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文帝的淡泊生死实则表面文章
文帝的遗诏很动人，他对于生死似乎是很达观的。文帝薄葬说由此也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即这篇遗诏的中心内容说的是不要“重服以伤生”，诏文的下半部分主要谈勿令天下臣民久穿丧服，久治丧事。“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强调的是丧葬仪式从简。至于厚葬还是薄葬，在诏文中并未明示。
若从霸陵的兴作时间来看，文帝对自己的身后之事其实是很关注的。
秦汉帝陵的兴作，有的是皇帝即位一年后就开始（如秦始皇陵、汉武帝陵），有的是即位若干年后开始（如宣帝杜陵，宣帝在前74年即位，杜陵于前65年营作），有的是在皇帝死后仓促而成（如昭帝平陵）。而文帝霸陵的兴作，据《资治通鉴》的编年，前117、116年文帝曾两次去霸陵视察。文帝于前179年即位，也就是说，霸陵的兴建就在他即位后一、二年之间。并且，他对于霸陵的兴作，还有种种构想。《史记·张释之传》载：文帝与慎夫人去霸陵视察，中郎将张释之随从，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剒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这里所说的“北山石”，是一种纹理细密，坚固异常的青石。《史记集解》曰：“大颜云：‘北山青石肌理密，堪为碑椁，至今犹然。故秦本纪作阿房或骊山石椁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为椁，取其精牢。释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无可贪，虽无石椁，有何忧焉。若使厚殉，冢中有物，虽并锢南山，犹为人所发掘焉。”
张释之的这番话，无疑是智者之高见。问题在于：它对于文帝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史记·张释之传》曰：“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汉书·刘向传》在转述了史记关于此事的记载后，写道：“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坟。”但实际上文帝并未采纳张释之的建议。比较确凿的证据便是明代何仲默的《雍大纪》所载：金朝至元年间（1291年），“秋，灞水冲开灞陵外羡门，冲出石板五百余片。”这五百余块石板当然不是墓中石板的全部。看来，以石为棺椁，以防盗掘，是文帝久存于心的愿望，张释之的一番话并未改变他的主意。而他的以石为棺，如张释之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正是为了厚葬其中。
二、随葬“皆以瓦器”并非事实
西汉末赤眉军入关盗掘诸帝陵，霸陵未开。故刘秀感慨曰：文帝薄葬，“使霸陵独完受其福”。实际上并非是“霸隋独完”，而是霸陵、杜陵均未被掘。那么，为什么只有霸陵、杜陵未被发掘呢？笔者认为，这与西汉帝陵的地理位置同赤眉军的行进路线有关。西汉的十一座帝陵，九座皆座落在长安西北的咸阳原上，它们东西一线排开，绵延百里之远。只有霸陵、杜陵位于长安东南，（霸陵位于汉长安城东南50里）。而赤眉军发掘西汉诸帝陵，正是在从长安西行的途中。《后汉书·刘盆子传》载：赤眉在长安“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遂入安定、北地（长安北部偏西），至阳城、番须（长安西北）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此时，刘秀派出的大司徒邓禹已占据长安，遣兵击赤眉于左扶风的郁夷县（长安西），为其所败。可见，此时盗掘的帝陵正是咸阳原上的帝陵，故刘邦与吕后合葬的长陵，汉武帝的茂陵均被挖开①。赤眉军复还长安后，不久即“引而东归”，“随道复散”②，形势十分严峻，已不容他们再在长安附近逗留。故霸陵、杜陵得以保全。
而这两座陵，西晋时终于被掘。《晋书·索琳传》载：西晋未年，战乱不已，长安以尹桓、解武为首的数千户饥民处于死亡的边缘，于是“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以致于愍帝惊奇不己，问大臣索琳：“汉陵中物何乃多尔？”索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赤眉取（茂）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宝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也！”③在索琳看来，汉代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便是用于帝陵营作，帝陵怎能不奢侈呢？从号称“俭者”的霸陵、杜陵中也轻而易举地“多获珍宝”，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看来，刘秀认为文帝薄葬故而霸陵未发，己与事实有一定出入，西晋饥民从霸、杜二陵中“多获珍宝”，更确切地说明了霸陵随葬“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是与事实不符的。
三、霸陵“不治坟”并不省工
《汉书·刘向传》载：成帝大起山陵，靡费天下，刘向以张释之对文帝之事劝谏成帝。他在引述了张释之的话后曰：“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坟”。在西汉后期的人看来，文帝的“不起山坟”是属于薄葬了，其实非也。
文帝的“不起山坟”是相对于西汉其它帝陵的堆土为陵而言的。据《汉旧仪》及《皇览》等书的记载，汉代帝陵的坟冢一般是先破土构筑地下墓室，然后在地面堆起封土，地面的坟冢上小下大，状如覆斗。咸阳原上的九座西汉帝陵及长安东南杜东原上的杜陵，都是这种形制。霸陵位于白鹿原上，它的独特之处是斩原为崖，凿崖为墓④。所谓“原”，是指长安附近的一种地貌类型。由于河网的密布，长安附近的黄土台面被切割成的大小不等的块，依河流弯曲而各具其态。“各原东西部分多被切成陡坡，南北部分则起伏小而地势平坦”⑤。霸陵是在白鹿原的原头斩原为崖，凿崖为墓的，这种墓穴的构筑较之堆土为陵，其费工费力的程度，由于西汉诸帝陵均未正式发掘，我们难以知晓，但霸陵的营作决非易事则是可以断言的。它绝对不像一般所想象的“因山为陵”那样简单，这从文帝临终的遗命也可以推知。
文帝临终除留下遗诏外，又“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调发了都城附近各县服役的士兵一万六千人、都城内内史所率士兵一万五千人，统属将军张武指挥，去护送棺椁，穿穴、复土。这三万一千人是临时去挖墓穴吗？显然不是，因为文帝遗诏中还有“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霸陵的营作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开始（如前所述，霸陵开始营建约在前177年，文帝死于前157年），不可能在文帝病危才去穿穴复土。此时的“穿复土”大概便是作墓穴及坟冢的最后清理工作。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以三万之众的庞大队伍云护送棺椁，清理陵墓，可见霸陵规模之大了。
文帝陵园的兴作情况不得而知，据考古工作者对西汉长陵、杜陵的一些考古钻探得知：西汉帝陵一般为坟冢居中，四面围墙，东西南北各有司马门⑥，文帝园陵大概也颇为壮观。以至于文帝死后不过三、四十年，武帝时期便有人盗发霸陵园埋的痤钱⑦。
总之，汉文帝的“薄葬”并非真实。但长期以来，人们却未注意到这一点。从汉代的刘向到刘秀，为矫当时的厚葬之风，开始颂扬文帝的“薄葬”，他们的话与事实已有出入。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为自己建陵时，作《终制》，其中更以文帝霸陵为典型，赞誉道：“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刘秀）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此后，文帝薄葬便成为“千年颂声”⑧。这种看法一直延续至今，现在该换一个角度来看了。
注释：
①③《晋书·索琳传》。
②《后汉书·刘盆子传》。
④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
⑤黄新亚：《中国文化史概论·长安文化》。
⑥《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⑦《汉书·张汤传》。
⑧《史记·孝文本纪》附《索隐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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