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助对农村贫困青壮年收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壮年论文,贫困论文,收入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G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609）08－0182－06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被认为是实现个人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人力资本理论大师舒尔茨（1961）和贝克尔（1964）在相关理论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指出，通过教育方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及其成员的收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技术进步的加快，技能需求的增长，社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跟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农村贫困青壮年普遍存在着人力资源水平低、素质差的状况，同社会对劳动者技能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提高农村贫困青壮年的劳动技能，增加他们人力资本的存量，既是解决我国技能人才缺乏的一个基本途径，也是提高农村贫困青壮年收入的关键。
在我国，教育救助近年来才成为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现有的救助制度过于强调经济救助和现金救助，而忽略了经济之外的其他救助方式，尤其忽略农村贫困青壮年改善自身生活状态的能力救助。与此同时，我国把教育救助的重点放在了在校贫困生上，而忽略了另一个庞大的群体——已离校的农村贫困青壮年。这部分青年，或是由于学校教育水平较低、或是由于过早辍学，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普遍较低，不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需要。通过教育救助，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可以帮助他们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弥补受教育水平低下的不足，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增加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教育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自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诞生以来，研究教育对收入贡献的国内外学者逐渐增多。贝克尔（Gary S.Becker,1964）认为人力投资包括正规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并把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并分别计算出它们的收益率。人力资源专家明塞尔（Mincer，1974）创造了明塞尔函数，并且运用它来计算各国教育收益率和职业培训收益率。国内外学者在探讨我国农村教育与收入关系时，侧重研究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并且在此基础上应用明塞尔等函数来计算我国农村教育收益率（Jamison，1987；李实、李文彬，1994；Parish et al，1995；Johnson and Chow，1997；Yang，1997；钱雪亚、张小蒂，2000；Alan de Brauw and Scott Rozelle，2002；李春玲，2003；朱农，2003；白菊红，2003；孙志军、杜育红，2004；赵力涛，200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7），但是，对职业培训的收益率探讨相对并不多。在现有的相关文献中，有的学者探讨了职业培训与收入的相关性，指出接受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收入高于没有接受职业培训的农民工（赵延东、王奋宇，2002；张艳华、李秉龙，2006；张杨珩，2007；李培林、李炜，2007）；其他学者则简单比较了接受培训和没有接受培训农民工之间收入的差别，指出通过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周逸先、崔玉平，2001；白菊红、袁飞，2003）；另外一些学者研究职业培训的收益率（周其仁，1997；候风云，2004；李湘萍、郝克明，2007），指出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具有正的显著影响。
现有农村教育和培训收益率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很少有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探讨教育、培训对农村贫困青壮年收入的影响，也没有探讨农村贫困青壮年自致资本、先赋资本对教育、培训效果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研究教育救助收益率（即职业培训收益率）；并且探讨农村贫困青壮年的自致资本、先赋资本对教育救助效果的不同影响。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教育救助一般是指，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为保障适龄人口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物质和资金上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在不同阶段所提供的援助（任洁琼，2002），它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在校贫困生完成学业。本文中的教育救助不是指以政府为主体、以在校贫困生为目标的制度化行为，而是指以政府、企业、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为主体的，以农村贫困青壮年为目标，非制度化的社会救助行为，它的主要形式是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种免费的职业培训。
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表明，教育与培训可以提高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在我国，对教育、职业培训的经济学分析比较多，对教育、职业培训与收入关系的研究也比较深入。但是，缺乏把教育和职业培训纳入到社会救助体系中进行研究。舒尔茨（1961）认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因此，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作为社会救助体系组成部分的教育救助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贫困青壮年的收入水平。
教育救助可以提高农村贫困青壮年的人力资本存量，但是，它作用的发挥还受到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如户籍制度、学校教学质量、就业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父母的职业等等，本文重点分析先赋资本和自致资本对农村贫困青壮年接受教育救助的影响。所谓先赋资本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条件下，不经过个人努力就可以拥有的资本，包括家庭出身背景，如父亲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等。自致资本是指个人通过后天努力取得，为个人所支配的资本，如受教育水平。对于先赋资本和自致资本对收入获得影响的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社会学家布劳、邓肯（Blau P.M.and O.D.Duncan,1967）。他们在分析美国社会结构时，探讨了先赋资本和自致资本对于收入获得的影响，并且把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视为重要的自致资本之一。在社会转型阶段，农村贫困青壮年的个人先赋资本对于他们生活的境遇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第二个假设就是个人的先赋资本越高，教育救助的效果就越好。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个人对职业有很多的自主权，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的后天努力，自致资本日益成为个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本文的自致资本包括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同时也包括个人的职业和工作年限。本文的第三个假设是个人的自致资本越高，教育救助的效果就越好。
三、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文数据来自徐延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救助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流动》问卷调查。2008年6月至8月，课题组成员在四川、河南、河北、安徽和福建省厦门市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依据课题研究的需要，问卷的调查地区分为两大类：劳动力输出地和劳动力流入地，与此相对应，调查对象包括两部分人员：尚未转移出去的即流出地农民和已经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四川、河南、河北和安徽四省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但是，即使在这些劳动力主要输出省份里，仍然存在一些由于知识贫困和经济贫困而未能实现流动的农民，因此本课题组从这些省份各抽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再从每个贫困县随机抽取2个贫困乡镇；最后从抽取的贫困乡镇中随机抽取4～5个村，每个村调查10～13个年龄在35岁以下、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中学毕业或者肄业的劳动力进行调查——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35岁以下、遭受经济贫困和知识贫困、来自农村的贫困青壮年；每个贫困县调查100人，四个地区共调查400多人。而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福建等地是农民工流入的大省，考虑到调查的可行性以及福建省作为劳动力流动大省的特征，流入地调查在福建省厦门市进行——在厦门市工业园区和厦门市其他行业分别调查200多人，共计调查400多位35岁以下的农民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收回有效问卷808份，符合本研究的样本为624份。
样本分布情况如下，接受教育救助为38.3％，未接受教育救助的为61.7％；样本性别分布是，男性占56.7％，女性占43.3％；样本年龄分布是，15～18岁的占7.1％，19～24岁的占39.6％，25～30岁的占29.0％，30岁以上的占24.4％；样本文化程度分布是，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的占12.1％，初中占48.3％，高中占25.7％，大专以上的占13.9％；样本职业身份分布是，种植粮食作物的占5.6％，种植经济作物的占2.2％，从事个体户的占18.1％，商业服务人员占18.4％，企业工人占29.5％，从事其他职业的为26.1％。
一般来说，估计教育（培训）收益率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明塞尔收入函数法；二是内部报酬法。前者是人力资源专家明塞尔提出的，它是用劳动报酬函数来估计教育（培训）收益率。后者源于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用成本—收益的方法来计算教育（培训）收益率。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局限性，社会科学研究中多采用非实验数据，因此，在研究中经常会出现一致性的偏差以及互为因果关系问题，导致在研究中无法正确估计教育（培训）的收益率（李湘萍、郝克明，2007）。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本研究使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教育救助收益率的同时，还将使用2SLS（两阶段法）对教育救助的收益率进行估计（李湘萍、郝克明，2007），并且通过比较不同模型下收益率的差异，以获得对教育救助收益率比较稳定和一致性的估计结果。
（一）OLS回归
其中，salary表示年收入；
为农村青壮年个人先赋资本、家庭先赋资本、自致资本等一组控制变量；ED为教育救助（ED＝1表示接受教育救助，ED＝0表示未接受教育救助）；u为随机扰动项。
（二）2SLS回归
四、结果与分析
（一）教育救助有效地提高了农村贫困青壮年的收入水平
从全部样本来看，接受教育救助的农村青壮年的平均年收入为13800元，未接受教育救助的平均年收入为11200元，前者比后者高23.2％。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如周逸先、崔玉平（2001）的研究显示接受过培训的家庭，人均收入和人均劳动力收入比未接受过培训的家庭多出331.90元和812.72元；白菊红，袁飞（2003）的分析表明，接受培训的农民绝对收入比未接受培训的多出1135.01元，是后者的1.44倍。另外，根据调查收入数据汇成的“年龄—收入”曲线图也从描述统计的角度，证明了教育救助可以提高农村贫困青壮年的收入水平（图1）。虽然由于样本的局限性，接受教育救助和未接受教育救助的两个群体并不同质，可能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他们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异也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年龄—收入”曲线从描述统计意义上直观地说明了教育救助对农村青年收入的积极影响，下文还会用实证分析加以证明。
图1 “年龄—收入”曲线
通过OLS和2SLS回归分析表明，教育救助对农村贫困青壮年收入的增长具有正的显著影响。运用OLS估计出的教育救助收益率为12.8％，而运用2SLS估计的教育救助收益率为17.4％（表1）。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接受教育救助的农村贫困青壮年的平均收入比没有接受教育救助的农村贫困青壮年高12.8％（OLS）、17.4％（2SLS）。这个结果与国内的其他一些学者研究职业培训的收益率基本类似，如周其仁（1997）的研究显示，有技术的农民工比没有技术的月平均收入高16.5％，接受过技术培训比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月平均收入高7.5％；候风云（2004）通过对全国外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研究显示，农民工接受培训比不接受培训的平均月收入多27.89％；李湘萍、郝克明（2007）研究证实了在职培训对企业员工收入的增长具有正效应，其收益率可达11.7％。
本文的实证分析再一次印证了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即职业培训对于农村贫困青壮年来说，是一项极具价值的经济投资。
（二）农村贫困青壮年自致资本对教育救助效果的影响
通过OLS和2SLS回归分析表明，农村贫困青壮年个人先赋资本、自致资本对收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布劳、邓肯（1967）认为，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经历对于个体的收入水平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运用OLS和2SLS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贫困青壮年自致资本中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和职业经历对教育救助的效果具有正的显著影响；而他们的工作年限、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则对教育效果的影响不显著。
我们在分析个人受教育水平对教育救助效果的影响时，把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群体作为参照组，其他文化程度的群体一一跟它作比较。从表1可知，运用OLS估计，具有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的调查对象，其教育救助收益率要比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分别高出25.7％、42.1％和50.4％；而运用2SLS估计的教育救助收益率也达到了29.3％、42.9％和55.1％。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接受教育救助的农村青壮年的平均收入随着他们受教育水平的增加而增长。这表明，为农村贫困青壮年提供教育救助的效果，受救助对象自身文化程度的制约。为了提高职业培训的效果，必须弥补部分成员，特别是那些只有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农村贫困青壮年学校教育的不足。同时，为了排除文化程度对其收入的影响，我们也从统计描述的角度，比较了相同文化程度的农村贫困青壮年接受教育救助后收入的差别。研究发现，对于所有的文化程度组别，接受教育救助者的收入都高于未接受教育救助者的收入。小学及以下组的差距最多，接受教育救助比未接受教育救助的收入多出5265元；初中组多出2210元；高中组多出4388元；大专及以上组多出4352元。
与此同时，个人的职业经历对教育救助效果的影响也很显著。我们在分析个人职业经历对教育救助效果的影响时，把种植粮食作为参照组，其他的职业群体一一跟它作比较。研究发现，从事农业的农村贫困青壮年，有没有接受教育救助对他们的收入基本没有影响，而从事其他职业，特别是个体户和企业工人，教育救助对他们提高收入有着巨大的作用。他们接受教育救助的收益率运用OLS估计，分别比从事种植粮食的高出69.1％和64.5％；运用2SLS估计，分别比从事种植粮食的高出69.2％和62.4％。从事商业服务的农村青年，他们的教育救助收益率也比从事种植粮食高出57.9％（OLS）和57.4％（2SLS）。从表1也可以看出，个体户的教育救助收益比最高，其次是企业工人，再次是商业服务员工，最后才是农业从事者。这说明，在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青壮年，他们接受教育救助的效用，要比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青壮年效用高。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接受教育救助的农民工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救助投入将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只有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让他们从事非农产业，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贫困青壮年的收入水平。
个人自致资本中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工作年限对农村贫困青壮年教育救助效果影响不显著。工龄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虽然存在着差别，但是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与现有的研究既有一致的地方（李春玲，2003），也存在着一些差别（候风云，2004）。李春玲的研究显示，收入和工作年限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态的关系，在中青年群体当中，收入水平随工作年限增加而提高；在中老年人群中，年龄越大收入水平越低。但是，她的研究也显示，教育收益率与工作年限不成正比，它并没有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提高。候风云则指出不同群体的工龄收益率是不同的，15～34岁的劳动力工龄收益率最高，但是，35岁以后劳动力的年龄收益率就为负。而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35岁以下的农村贫困青壮年，他们的工作年限对教育救助效果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农村贫困青壮年先赋资本对教育救助效果的影响
本文的回归分析表明，性别、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文化程度对教育救助的影响不显著。多数学者在探讨不同性别的教育收益率时，一般都得出男性教育收益高于女性收益率的结论（zhang、zhao，2002；候风云，2004；张艳华、李秉龙，2006；赵力涛，2006；张杨珩，2007）；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还有增加的趋势（zhang、zhao，2002）；但是，李春玲研究的结论刚好相反，她指出男性教育收益率低于女性教育收益率。本文的回归分析表明，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对教育救助效果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跟我们调查的样本有关（厦门地区的女工大多从事纺织业，对她们进行教育救助，可以有效弥补她们性别上的劣势）。但是，个人先赋资本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年龄。年龄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人的一生都在经历着社会化的历程，并且不同阶段的社会化的内容和重点是不同的。心理学家E·埃里克森（1950），把人的一生划分为八个时期，并且指出，从青春期（15～18岁）、成年早期（19～24岁）到成年期（25岁以后），人的心智越发成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从表1中可以看出，25—30岁这个年龄组教育救助的收益率比15～18岁年龄组高出72.5％（OLS）和81.1％（2SLS）；30岁以上的年龄组的教育救助的收益率比15～18岁年龄组高71.2％（OLS）和80.4％（2SLS）。这一结果也印证了其他学者的研究（Becker，1961；李春玲，2003；候风云，2004；张艳华、李秉龙，2006；张杨珩，2007）。
五、结论和建议
（一）教育救助收益率远远高于农村普通教育收益率
农村贫困青壮年人力资本的形成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正规的学校教育；二是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各种职业培训。现有的关于农村普通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显示，我国农村普通教育的收益率严重偏低。从学者估计结果来看，农村收益率最低值为－1.3％（李实、李文彬，1994），最高值为7.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7）。我国农村普通教育收益率不但低于同期城市教育收益率，如李春玲（2003）的研究表明，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更是远远低于培训收益率，如候风云（2004）的研究显示，2002年农村教育收益率为3.66％，而培训的收益率可达27.89％，后者是前者7倍多。本文两个回归模型得出的教育救助收益率分别是12.8％（OLS）和17.4％（2SLS），也远远高于农村普通教育收益率。
本文的分析也表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农村青壮年的自致资本对其职业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家庭先赋资本作用的减弱，增加劳动力的自致资本成为提高其自身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在我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普通教育收益率严重偏低是导致很多学生辍学的社会根源。为了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我们必须为这些知识贫困群体提供教育救助，通过提供各种形式的免费培训，增加他们的资本存量，提高他们个人的自致资本，进而提升他们人力资本的收益率。
（二）政府应当承担起教育救助的历史责任
社会救助是我国社会公平、公正最后的保障，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教育救助更是如此。同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相比，教育救助的“造血”功能最强。通过教育救助帮助在校贫困生完成学业，提高农村贫困青壮年的技能水平，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既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目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正在进一步显现，广大农村青壮年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风险，这时候为他们提供教育救助，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既可以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也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一般来说，职业培训跟企业生产相结合，它的效果最好，但是，很多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无心也无力承担起为农村贫困青壮年培训的重任。政府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为这些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培训券，承担起培训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