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扈从诗分析元上都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扈从论文,上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1）03－0195－03
元代是一个空前强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其最高统治集团的构成主要是蒙古族贵族，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元代这一特定强大背景下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时期：相互交流的对象与范围因为国家的空前强大而扩大；交流的方式因为少数民族统一政权的建立而使少数民族文化趋于主动。将文化交流置于上都的背景中考察是因为，这是一座比大都更加民族化的都市，这里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更具指标性意义；而这对于平等、多元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也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文化的交流首先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交流，人的来往本身就是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形式，元代史料中记载的元代宫廷大臣构成的种族、民族、宗教信仰非常复杂，就是扈从诗人构成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之一：不仅有蒙古族各部落的，也有大量汉族、契丹人、回回人、维吾尔人，如萨都剌、廼贤、马祖常等；元代对外交往尤其是同阿拉伯、欧洲、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的交往达到了空前密切的程度。
元代最高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尤其在忽必烈和文宗统治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例如，文宗时建立奎章阁（后改为宣文阁），招揽蒙古、汉、色目文人，设置经筵官，为皇上讲解经史，而且将这项活动逐渐制度化，其目的就是“取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①，从历史和哲学思想上有所借鉴并进而稳固政权；而这些侍讲大臣也通过进读试图影响皇上。从元上都扈从诗创作的情况看，承担经筵进讲大任的诗人有虞集、周伯琦、黄溍、柳贯、许有壬、欧阳玄等鸿学硕儒；进讲经史的地方有水晶殿、洪禧殿、慈仁殿等。在这样众多的宫殿进行这项活动，充分说明了经筵制度在元朝宫廷政治生活中的普遍性。以周伯琦为例，其《进讲慈仁宫谢恩作》中不无得意地叙述道：“五云深护碧簾栊，面锡纶音简帝衷。两被特恩旬浃内，三登讲席五年中。”时间的密集说明了经筵进讲的频率之高；在进讲内容上，讲解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周伯琦的《水晶殿进讲周易二首》《水晶殿进讲鲁论作》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除此之外进讲内容还有《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孝经》《帝范》等；至于反映进讲具体盛况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应首推周伯琦的《五月八日上京慈仁宫进讲纪事》：“香案陈群玉，彤帷对六经。精微恭奏御，渊默静垂听……巡方虞典礼，讲学汉宫庭。道统齐天地，彝伦炳日星。八荒暨声教，万国永仪刑。”这首诗一方面描绘了进讲时的庄重场面、进讲者的细致恭敬、皇上倾听时的认真耐心，也交代了进讲内容为“六经”，突出了进讲者的期待，也流露出承担着进讲使命的这些硕儒的思想感情，他们除了将其视为一己人生之荣耀外，对“道统”“彛伦”“齐天地”“炳日月”的讴赞以及对“八荒”“万国”“暨声教”“永仪刑”的热切期盼，突出了这些儒学传承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而“圣学有传光大业，前星在侍舞斓斑”（周伯琦《六月七日慈仁宫进讲》），同样通过经筵进讲这一活动表达了诗人对儒学传承与复兴的美好期待。
在元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在仁宗时恢复科举。元代文化由摒弃儒学到恢复科举取士，是政权运行与巩固的必然要求，也是各种文化相互影响、接受并进而融合的自然结果。虽然元代历史相对比较短暂，前期又实行了文化上的弃儒政策，但当以儒学为核心的科举制度恢复以后，上都也成为这一历史文化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扈从诗中可以发现，很多扈从诗人都积极地甚至是兴奋地参与了这一文化活动。柳贯的《上都试院作》《阅进士卷赋呈可用御史》，周伯琦的《至上京即国子监为试院考试乡贡进士纪事》，许有壬的《监试上都二首》等，尤其是周伯琦，在诗中写道：“至正儒科复……圣统乾坤久，人文日月崇。滦河天上出，银汉定相同。”通过对恢复科举士子踊跃、考试严肃、考官认真、成功者的荣耀等多方面的描绘，对于元朝统治者恢复科举之举，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期许之望难以掩抑。事实上，恢复科举这一行为本身说明，随着元朝统一中原日渐推移，元朝最高统治者对于儒家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也逐渐与儒家学者趋于一致，这本身就是文化相互影响、认可的表现，当然也是文化交流的直接结果。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从成吉思汗起，就对宗教采取了一种开放、自由、平等的政策。元代的宗教政策从以下这则欧洲人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其如上特点：“我们看到了……聚集在那里的各种种族和宗教的人。我们看到了在基督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三教代表之间进行的大争论的最生动的叙述。”② 大汗们“充分注意到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并遵循一种普遍宽容的宽大政策。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这项原则，所有他在东方和西方的后裔历代都忠实地予以遵守”③。自由开放的宗教政策，其直接结果是造成了元代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即使在朝廷内部，无论大臣还是宗亲，宗教信仰上也是异彩纷呈，成吉思汗尊重道教，④ 英宗、泰定帝笃信佛教。⑤ 从宗教活动场所看，上都佛教寺院有大龙光华严寺、大乾元寺、开元寺、帝师寺、黄梅寺、庆安寺；道教道观有长春宫、崇真万寿宫、寿宁宫、太一宫；另外上都还建有孔子庙、礼拜寺、回回寺等。⑥
至于宗教人士在元朝的地位，以道教为例，在上都，他们有崇高的地位。大诗人、道士马臻就曾随正一派道教天师张与材赴上京并获接见，留下大量与此有关的诗作，其中《滦都棕殿朝见仅赋绝句三首》描写道：“黄道无尘帐殿深，集贤引见羽衣人。步虚奏彻天颜喜，万岁声浮玉座春。”“清晓传宣入殿门，箫韶九奏进金樽。教坊齐扮神仙会，知是天尊朝至尊。”从皇上接见的地点、音乐、仪式等方面可以看出：道教首领觐见皇上，不仅礼仪隆重，场面宏大，而且皇上情绪喜悦，这都充分说明了统治者与道教之间融洽的关系。元代统治者对佛教、基督教的态度也是平等而开放的。
游赏寺院道观以及同僧人道士的往来，一直是唐宋以来文人们的雅趣表现之一，元代扈从诗人不仅常常光顾上都寺院道观，且同其僧道也有非常频繁的往来酬唱。一方面，这些游赏成为诗人创作的重要题材来源，丰富了上都扈从诗的创作内容；另一方面，通过这些与宗教有关的诗歌作品，也可充分发现宗教在元朝的多元构成和受到的重视。仅看扈从诗人留下来的作品就能发现这一点，上都有佛教寺院华严寺，与华严寺有关的诗作数量众多：袁桷《华严寺》《赠华严长老二首》《次韵华严贺李彦方除监察御史》等，马祖常《游华严寺》《题华严僧筠轩》，萨都剌《上京即事》，柳贯《赠大华严寺长老寿公司徒》；而与上都道观有关的诗作数量也不遑多让：刘敏中《上都长春观和安御史于都事陈秋岩唱和之什》，揭傒斯《题上都崇真宫陈真人屋壁李学士所画墨竹走笔作》，马祖常《崇真宫西梨花》，廼贤《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崇真宫夜望司天台》，许有壬《代祀寿宁宫二首》，诸如此类。这至少说明朝廷对宗教是兼容并包的；至于扈从诗人，对宗教也并没有特别的定见，而是互不相扰，如诗人刘秉忠出身释家，马臻则身为道士。这种现象有利于宗教的平等关系及其各自的正常发展，事实上也是元代多元、平等文化政策在宗教上的具体体现。
各族扈从诗人对上都地区自然美、生活美、人情美的赞美，蒙古民族热爱生活、崇尚自然、勤劳坚韧、乐观豪迈的民族性格、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和英雄崇拜心理积极的肯定，体现出了多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多元文化上的接受、认同与融合，进而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开放的特点，是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最大成果之一。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多元的中华文化形成本身就是不断融合的过程。毋庸置疑，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以儒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文化多处于“被融合”的境地，且往往被视为“化外”。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包括蒙古族文化在内的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多元文化体系中，多数情况下处于被动地位。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化因为强势的政治与军事因素全面地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这样的文化融合具有不同的风貌和特点。尽管事实上元代统治者在对待各民族文化的态度上，为抬高自身文化地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对其他民族公正客观地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各民族的文人第一次从正面以积极的心态观察蒙古族从贵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与风俗，在诗歌作品中给予肯定，就是很好的例证。具体到这类内容的扈从诗歌作品，则不胜枚举，如袁桷的《开平第二集》《开平第三集》《开平第四集》、胡助的《滦阳述怀》、许有壬的《上都十咏》、杨允孚的《滦京杂咏》等，都属于这类内容的作品。
在多元文化交流上，元代统治者对于来自于其他民族的艺术尤其兼收并蓄，且领域广泛。张昱的《宫中词》就描述了高丽服饰的款式、受追捧的盛况及在宫禁中流行的原因：“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起源于唐代西域的“十六天魔舞”是上都宫廷中非常重要的舞蹈艺术，袁桷的《上京杂咏》、萨都剌的《上京即事》、张翥的《宫中舞队歌词》、张昱的《辇下曲》等对此都有描绘；在艺术形式上，除了服饰、舞蹈，还有乐曲，“西天法曲曼声长”（张昱《辇下曲》），涉及的是音乐的来源及其特点；在元代宫廷里不仅流行“百戏”（杨允孚《滦京杂咏》），反映民间艺术活动的袁桷的《皇城曲》，涉及的艺术样式更加繁多，场面热闹。至于作为艺术活动主体的人，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注释：“仪凤司，天下乐工隶焉。”这里的“天下乐工”显然汇聚了来自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艺人。正是因此，即使是源自于上都的艺术也不乏其他民族的表演者。“白翎雀歌”主要流行于上都地区，“西河伶人火儿赤，能以丝声代禽臆。”（张昱《白翎雀歌》）其中演技高超的伶人火儿赤就是“西河”人；至于“西天舞女即天人”（张昱《辇下曲》）更指明伶人为“西方”人，且貌若天仙。可见，元代的文化交流是多元、双向的。
扈从诗对上都的外交活动也多有表现。元代著名诗人贡师泰在《滦河曲二首》中有这样的句子：“椎髻使来交趾国，橐驼车宿李陵地。”其中的“椎髻使”“交趾国”充分说明了那个时候越南使者已经来到上都。意大利传教士马黎诺里代表教皇本笃十二世奉献宝马，成为一时盛事，揭傒斯、吴师道写有《天马赞》，周伯琦写有《天马行》，欧阳玄写有《天马颂》；大诗人陈孚出使安南，留下了《安南即事》等许多与安南、交趾有关的诗作；马祖常在其《七绝句十六首》之十五中叙述了元代与波斯的海上贸易，等等。这些诗歌作品都多方面反映了元代全方位的对外交往活动。这些都能充分说明世界很多地区的使者常往来于上都与其地区、国家之间，上都俨然已经成为在当时几乎不亚于大都的世界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上述这些方方面面，充分说明元代充满了自信的开放政策及其开放程度、特点。
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文化的融合，在元代突出的表现就是元代最高统治者也偶有汉文诗存世，如文宗《自建康至京途中偶吟》、顺帝的《应昌回明使者》、北元昭宗的《新月诗》等，显示了他们纯熟的汉文化造诣，是长期文化交流的产物之一。这些，一方面，更充分地说明了元代越来越开放的文化政策；另一方面，客观上对于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最终形成多元开放的中华文化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此可见，元代的文化在秉持蒙古文化主流的前提下，是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体系，具有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特点，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激荡碰撞与融合提供了条件，也是多元开放的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注释：
① ［明］宋濂等：《列传第六十八》，《元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76页。
②③ ［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第18页。
④ ［明］宋濂等：《释老传》，《元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笫4524－4526页。
⑤ ［明］宋濂等：《英宗纪》《泰定帝纪》，《元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7－687页。
⑥ 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