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演变过程中的发展思路及其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过程中论文,发展思路论文,经济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6-0090-06
发展经济学自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以来，可以典型地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或6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怎样发展的思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而导致经济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结构主义思路与“计划至关重要”
20世纪40年代末期，刚刚求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非常落后，摆在经济理论学家与国家当权者前面的任务就是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经济学家看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从二元经济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无限剩余劳动供给，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通过发展工业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罗森斯丹—罗丹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认为资本匮乏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要依赖平衡发展战略在各个行业与各个地区实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投资，以此来摆脱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陷阱。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与辛格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交换中存在利益的不对称性，即中心—外围关系，发达国家在这个关系中处于中心的控制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的依附地位。在这样一种结构主义思路的指导下出现的政策取向就是：(1)对幼稚工业和工业化必须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政策在拉丁美洲一直从20世纪50年代延续到70年代；在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延续的时间要短一些，到60年代中期就改变了贸易政策。(2)对私有企业制度、市场以及相关的国际贸易持不信任态度。(3)有具体和全面的产业政策和投资计划。在1951年联合国的专家小组的一份报告[1]是这样描述的：“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建立一个中央计划机构，其职责是：调查经济；作出发展规划，其重点是资本需求和国内外的资本供给；对规划实施提出建议并定期提出报告。”(4)认为政府就应该是家长式慈善的计划制订者，国有企业应该在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5)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持悲观态度。(6)投资决定论。(7)制订具体或全面的发展计划目标。(8)歧视农民的价格政策和其它一些干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取向归纳成一点就是“计划至关重要”。[2]
结构主义思路与“计划至关重要”的政策取向在当时的背景下实际上得到了二个方面的支持，一个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另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相对成功的工业化。前一事件使人们相信市场不再是万能的，萧条时期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就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萧条中解脱出来。后一事件使人们眼睛一亮，觉得计划可以这样快地使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经济学家克鲁格(A.O.Krueger)是这样评论当时的背景原因的：这二起事件，加上凯恩斯鼓吹国家干预以及投资决定论，对当时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
结构主义的思路与“计划至关重要”的政策取向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民族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国民经济的独立性有所增强，人民生活方式和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等等。但是，这种突出中央计划，强调资本重要性的发展政策给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4]其中有：
(1)农业停滞。在工业化就是一切的20世纪50年代里，农业发展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在农业停滞的60年代，农业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局限在为工业化提供剩余这一范围之内。实际的业绩是：从1948年至1960年，整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平均增长率仅为0.6%，从1960年到1970年，则降为0.1%。
(2)内向型的进口替代主张引起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导致了缺少效率的进口替代产业，从而使得通过进口替代来节省一个单位外汇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通过出口鼓励来挣得一个单位外汇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本币定值过高引起了不合理的资源配置；进口替代政策牺牲了农业，因为农业部门和农民不得不付出比自由贸易条件下相对较高的价格购进工业品，而他们生产的粮食和原料却要接受政府的限制价格。
(3)二元结构不但没有消除，而且造成了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这种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表现为：城市部门再分为两个次级部门(sub-sectors)：一个是有组织的，主要是工业的正式部门，一是无组织的非正式部门。农村由于受到城市现代经济的影响，也出现了两个次级部门：一个是有组织的正式部门，它包括种植园、庄园、矿山、商品化农场等。它们采用现代化管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雇用工资劳动者。另一个是广泛存在的无组织的非正式部门。在这个部门中，贫困农民依旧处于家庭生产方式——传统的过着糊口生活的，为家庭消费而生产的方式。
(4)中央计划的管理造成了激励机制的缺乏与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在中央计划管理下，要素的各种报酬是不能由边际贡献反映出来的，导致的结果是微观领域的激励机制严重缺乏，从而使得资源的配置达不到经济上的优化。
由于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并没有引导发展中国家走出贫穷落后的陷阱，经济学家不得不另找良方，在理论指导上由结构主义思路演化到新古典主义思路，政策取向方面由“计划至关重要”转变到“市场至关重要”。
二、新古典主义思路与“市场至关重要”
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因为走计划化的内向型发展道路而迅速改善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慢慢抛弃了结构主义的思路，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僵硬的‘低效率的’缺少活力的计划管理模式束缚下解脱出来，迈步走向市场经济。最有代表性的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逊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特别重视市场机制，原因是：市场除了具有静态功能（即可以解决稀缺资源在不同目的之间进行配置）外，还能以各种方式为经济增长提供刺激，刺激消费者谋取更多的收入来取得消费满足的最大化；刺激投资者投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谋取利润的最大化。在这些刺激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得到相应的增长。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舒尔茨认为，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不重视农业，结果农业成了工业的牺牲品；不重视人力资本，结果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受阻。所以舒尔茨主张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首先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是相对价格的变化，重视市场的调节功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结构主义的人口流动模式存在问题，提出了新古典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模式。托达罗认为，理性的流动者必须既考虑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而且必须考虑城市的就业率。在城市还存在大量失业率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应该就地解决。
在这一思路指引下的政策取向的中心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特别反对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而主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即主张“市场至关重要”。[5]主要的政策取向包括：(1)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进步。在发展农业方面特别强调通过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来加快农村的发展。(2)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舒尔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主要包括：对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投资；对在职培训的投资；对健康与卫生方面的投资等。(3)从片面强调计划管理，转而重视市场机制。具体的政府包括减少国家的行政干预以及在竞争性领域的经济活动。(4)从片面强调保护性的内向发展，转而主张开放性的外向发展，特别是在贸易战略上从进口替代转而采取出口鼓励。采取的政策包括降低关税，逐步取向对进口的数量限制，让汇率贬值等。
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实际上也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一个来自发达国家70年代凯恩斯政府干预的失灵，另一个来自东亚外向型道路的出色经济业绩。发达国家自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执行凯恩斯政策以来，经济取得了几十年的成功，尤其是60年代经济的成功。但进入70年代以后，经济出现麻烦，在较高通货膨胀前提下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这就是严重违背菲律普斯曲线的滞胀现象的出现。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在指责凯恩斯主义的同时，把市场调节一切又重新提到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对抗的地步。[2]同时，东亚那些坚持市场经济与走外向型道路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的时期长达30多年，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古典主义的发展思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这一思路指引下制定的政策也是可取的。
东亚国家在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从1997年开始经历了灾难深沉的亚洲金融危机。面对这场危机，发展经济学家在反思，“市场至关重要”的政策取向失误在何方呢？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要对亚洲金融危机负责的政策取向在以下一些方面走过头了。(1)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浪潮中，金融自由化理论和政策受到了过分的推崇。金融自由化理论属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念，这一理念是以市场存在完全竞争和完全的信息为假定条件，但是，东亚这些国家的市场并不完全存在着完全竞争与完全的信息，所以，纠正市场信息不完全的微观经济政策还是有存在的必要；(2)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浪潮中，出口鼓励战略的利益受到了过分的渲染。(3)在新古典复兴浪潮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忽视了金融体系的健全。对于信息不完全等问题的研究使经济学家关注8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理解与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1]
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与“制度至关重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那就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这一学说的显著特点是：结合制度分析的观念和新古典方法论，探索经济发展的源泉，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把制度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似乎并不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专利。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制度（如厂商、家庭、契约、市场、规则、条例以及社会规范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已有反映。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库兹涅茨、米尔达尔等也对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了许多深入细致的考察。[8]但是，以前对制度的考察并没有形成一种体系，形成体系的任务是由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来完成的。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认为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地运用现行市场机制的过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顺利的原因在于制度基础过于薄弱及由此导致的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根据一些学者的总结，制度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生着直接的影响。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建立交易的基本规则，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由此扩展人类选择的机会。其次，制度结构（注：林毅夫认为，制度结构与制度安排这两个概念是经常混淆的术语。一项制度安排是指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行为规则。而制度结构是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和总和，它包括组织、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决定着“矫正价格”（注：矫正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是新古典复兴把市场价格机制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放在理论和政策建议的中心地位，是与计划管理体制下政府政策的扭曲相对应出现的概念。）的努力的成败。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基础极不完善，政府于是频频诉诸强制干预，结果，价格扭曲日益严重。只有“矫正制度”（注：矫正制度(getting prices right)是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合适的制度。）才能真正建立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第三，制度决定着技术创新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由于要素市场欠发达以及大量寻租活动的影响，技术创新缓慢，只有建立起界定产权、明确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性风险的种种制度安排，才能促进和保护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6]总之，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人均收入的落后只是经济落后的表征，而制度缺陷是经济落后的根源，在解决发展中国家落后面貌的政策取向上强调“制度至关重要”。
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缺陷并进行制度改革，首先要确定什么样的制度是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7]在这一方面，交易费用理论和信息成本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分别从制度的需求方面与制度的供给方面解释制度的选择以及预测特定环境下成功地进行选择和变迁的可能性。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在制度服务的需求水平给定的情况下，在一个选择集里，一种制度安排如果比其他制度需要更少的交易费用（注：交易费用广义地包括组织、维持和实施一种制度安排各项规则的所有费用。），这种制度安排就比其他可供选择的安排更有效率。制度变迁最终会不会发生，取决于变迁的成本与潜在的收益。如果变迁的成本十分昂贵（部分是因为变迁的受益方要补偿损失方），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不必然让位于高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是，如果变迁的成本小于潜在的收益，制度创新就会发生，这样的变迁被称为“诱致性的制度创新”。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所以会有家庭承包制的制度代替集体农作制，根本的原因就是变迁的潜在收益非常大，远远超过变迁的成本。
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一种有利的制度创新能否发生，取决于创新者个人预期的成本与收益、创新的外部性以及“搭便车”等问题。[8]首先，如果制度创新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利益可以共享而排他又十分困难，这时，搭便车现象就会出现。由于搭便车动机，即使非常有益的制度创新也可能未被利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制度与制度创新都会变成公共产品。有些制度会被授予专利或在政治、经济或军事力量上产生垄断，负责引入它的个人就能（通过征税）获得制度创新带来的所有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就像生产私人产品一样，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个人来实施而不需集体行动。其次，在社会规范下，个人制度创新者会被其他人认为违反了现存规则，因此要为犯规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遭社会驱逐），而制度创新者的收益小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收益。[9]所以，制度创新的强度和频率小于社会需要的最优规模，导致制度供给不足从而引起制度的持续失衡。
在解决制度创新的供给问题上，经济学家奥尔森(M.Olson)、哈定(R.Hardin)和他们的追随者确认了个体行为的约束和集体成员间的相互作用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奥尔森认为，集体行为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成功取决于集体本身的特点。而在以下情况下，集体行为所从事的制度创新会更可行：(1)集体的规模愈小；(2)集体成员的来源越一致；(3)集体成员彼此联系的时间越长或者集体存在的时间越长；(4)集体成员间社会和物质关系越接近；(5)集体成员（或小集体）的目标越有差异（以互补的方式）；(6)集体对于不行动所致损失的敏感性越强；(7)集体成员间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越不平均。
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指引方向，但最后选择何种制度作为改革的重点，还要取决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存的制度结构以及本身的人力与自然的禀赋，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或者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者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不过，主张制度至关重要的政策取向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深层次的发展。
四、结论
考察发展经济学演变过程中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取向，可以让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更好的理解。从一种理论思路向另一种理论思路的演变，既与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发展有关，也与国际经济大环境、西方主流理论有关。而在思路指导下的政策取向的演变则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计划至关重要的政策取向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带给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不少。市场至关重要的政策取向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外向型的出口政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纳入了国际一体化的轨道。但是，过份强调市场而忽视历史、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又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遇到深层次的发展问题。制度至关重要的政策取向在重视市场的同时，也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主张界定产权、明确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性风险的种种制度安排。这种密切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自身特点的政策取向必将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收稿日期]2000-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