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小学校长决策现状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小学论文,校长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准确地说，本文所指的决策与决定同义，即：管理者为实现某一目的，从多种可能的方案中作出抉择的全过程。随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校长负责制”已经广泛实施，学校自主办学的空间越来越大，校长对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人事安置、经费使用，甚至课程安排等的决策权（比如：校本课程）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而在新世纪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来临之际，面对我国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如何应对学校所经受的机遇与挑战，使学校在竞争中具备强有力的生存与发展实力，并形成学校自身的特色与个性，促使学校持续发展，校长对学校所负的责任已日趋增大，而决策的责任又至关重要，所以，校长们的决策艺术与水平也将接受考验。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校长决策的问题加以探讨，以使校长们对学校的决策工作形成共识，进而寻找增加决策知识，提高决策能力、形成决策艺术的途径。
笔者最近本着了解中小学校长决策现状的目的，对中小学校长的决策权力、决策依据、决策程序与决策技术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分别对上海、湖南、河北、浙江等省的中小学校长进行了随机抽样，共下发问卷54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375份，有效问卷率达69.4%。利用社会统计工具SPSS对所获数据进行了频数和差异显著性检验，得出了一些结果，现分析如下，以求教于同仁。
一、结果与分析
（一）关于决策权
校长的决策权，是指校长依法对学校有关事项组织进行决策和最后作出决断的影响力。实行校长负责制后，校长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对外代表学校，对内全面负责，在校内拥有相应的机构设置权、人事管理权、经费使用权、教育教学管理权和校舍校产管理权（注：余白：《校长应有多少权？》，《中小学管理》，1999年第10期。）等，是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处于学校的最高决策地位。不过在实践中，尽管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被认为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座“堡垒”，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的职权划分仍不甚明确，行政部门直接干涉学校行使某些职权的现象还时有所见。校长们究竟拥有多大决策权，人们存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校长们又如何看待自己所拥有的决策权呢？在回答“目前您在学校工作上，自己作决策的范围如何？”时，在372名校长当中（注：在375份有效问卷中，有些人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了回答，所以每题的统计数可能会少些，下同。），有18.8%的校长选“绝大部分工作”，有48.4%的人选择“大部分工作”，有29.0%的人选择“少部分工作”，有3.8%的人选“极少部分工作”，将选“绝大部分工作”与“大部分工作”的人二者相加共占67.2%。可见，总体上，中小学校长感觉自己的决策权是较大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学历及中、小学的校长对自己所拥有的决策权的感受不同，见下表：
从表1发现，随着学历的提高，校长们感到自己拥有的决策权越少，且差异显著。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学历高者往往会对自己寄予较高的期望，学历低者的期望值会相对较低。
表1 不同学历的校长自感拥有决策权的情况
从表2可见，小学校长比中学校长感觉自己的决策权更大，且差异达到非常显著性水平。究其原因，一是中专与大专学历的校长大多在小学工作，而根据上表的分析，较低学历者认为自己的决策权相对较大；其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对小学进行直接管理的情况相对比中学宽松。
表2 中、小学校长自感拥有决策权的情况
现在，有些舆论认为中小学校长的权力职责不同，希望明确和加强校长的权力。那么校长们对增强他们的决策权又持何想法呢？在“如果给您在职务上有更充分作决策的机会，您的感觉如何？”一问的调查中，在371个回答者当中，选择最多的是“较有成就感”，占67.4%；其次是“非常有成就感”，占22.1%，这二项相加达89.5%。可见，总体上说，中小学校长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决策权，并将其作为自己事业成功的标志之一，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不同学历校长的感觉又有所区别，见下表：
表3 不同学历的校长对增加其决策权的感受
由上表可见，随着学历的提升，校长们对增加自己决策权的肯定程度也呈上升趋势，且差异显著。所以，学历是会影响校长对决策权的期望值的，这恰与上题的调查结果相互应证。
（二）关于决策依据
校长们从确定问题、收集信息、设计方案、选定方案到执行决定的决策过程中，总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对影响决策的有关因素必须作出相应的行为。那么，他们开展此类工作时，所凭依的究竟是什么呢？
决策准则是影响决策者评选备择方案优劣的依据。古典决策理论都是从优化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具体的决策准则，而自西蒙以后的现代决策理论则强调满意化的决策标准。在365名答题的校长当中，有66.0%选择“合理成本，获取满意的效益”，有27.7%的人选择“以最少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有4.9%的校长选择了“有多少成本，求多少效益”。可见，大部分校长以“合理成本，获取满意的效益”为决策准则，而持优化决策准则的校长也占有相当比例。一般地，在决策时，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人们普遍认为采取满意化的决策准则，更接近实际。
民主决策是我们社会性质对学校的要求，也是保证决策科学合理的途径。决策过程的信息采集和方案设计等环节，必然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在回答“以什么作为自己决策的主要参考依据”一项时，367名答题的校长当中，54.8%的人选择了“多数群众的反应”，28.6%的人选择了“上级行政主管的意见”，11.2%的人选择了“承办人员的意见”，5.4%的人选择了“少数专家的意见”。由此可见，大多数校长以群众意见为第一位，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对中小学校长的决策也产生了较强的影响。这既说明中小学校长有较强的民主管理意识，也说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校长的决策确实存在较大的影响。
决策的科学合理与否，一要从事实判断，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具有科学性；二要从价值判断，看它是否符合决策目标，满足了某些方面的需要。那么校长们在决策时，优先考虑的决策目标顺序是什么呢？调查发现，“国家教育目标”处第一位，其次是“地方教育需要”，再次是“学校本身绩效，而“个人教育看法”被放在最后。
问卷中我们还设计了一道“当您同时面临三种同样急迫的决策时，您抉择的优先顺序如何？”如果，校长们将“上级的权威指示”放在第一位，“部属的呈请裁决”置于第二位，最后是“自己本身的主动发现”。这一现象，既是“科层体制”在中小学管理中发挥作用的自然结果，也可以说是教育系统长期以来实行“大一统式”的管理，教育局长便是“大校长”的一种有意思的表白。
（三）关于决策程序与技术
西蒙所创立的现代决策理论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决策是一个全过程。它意味着决策不只是一个方案的选择，必然包括着前后有序的工作步骤，这些步骤合理与否，往往直接影响到决策的质量。这次调查，根据规范化的基本决策程序，我们设计了一道排序题，请答题者排列决策的几个步骤，结果，366名答题的校长中，普遍认为决策活动的程序，首先应是“情报活动（认识、界定、分析与评价问题）”，第二步是“设计活动（收集有关资料，建立评价标准）”第三步才是“抉择活动（发展与抉择备选方案）”。这是符合决策的基本步骤的。从理论上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基本合理的步骤，但在具体的决策实践中，还必须考虑到具体情况，灵活变化，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有了合适的决策程序，还不能保证决策者获得科学合理的决策，其中必须有科学的决策技术。为此，我们首先对中小学校长采取的一般决策方式方法作了调查，结果在365位答题的校长中，83.3%的校长选择了“从所有可行变通方案中，经分析比较，以挑选一种最合适的方案”，占绝对优势；其后依次是“在少数可行变通方案中，任选一种可行方案”，“靠经验任意选择一种可行方案”，“凭直觉任意构思一种可行方案”，分别占8.8%、6.3%、1.6%。这一调查似乎与前面大部分校长钟情于“满意决策准则”的结果存有矛盾。但在我们接触的校长当中，一般认为：在设计和评价一个决策方案时，我们不能穷尽所有，也不应求全责备、追求尽善尽美，但在现有的方案当中，我们则应好中选优，追求最好的。（注：根据与校长个别访谈整理得出。）
不同类型的决策，我们理应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与方法。为此，我们根据不同决策类型分别设置了问题对校长们进行调查。
从层次上，决策可分为策略性决策、行政性决策与运作性决策。由于中小学管理有明显的执行性特征，校长们的决策有很大一部分是行政性决策，即为了执行、贯彻上级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规定，而筹措、配置物资的决策。所以我们对校长们在进行行政性决策时最常采用的决策方法作了调查。在回答的366人当中，有69.4%的人选取“创新与修正”，属最多；23.2%的人选取“逐渐的修正”，5.2%的人选择“依循前列”，选取“激烈的创新”的人仅占2.2%。由此可见，中小学校长比较重视创造性地执行上级的工作方针和政策，既重创新，又能务实、求稳。
根据面临的情况是否明确，决策可分为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和不确定型决策。在变化不居的社会里，面对复杂而改革骤起的教育，校长在决策时要面临许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设置了一道“当您所作决策的情况不确定时，通常的作法如何？”的题目，以检测校长处理“不确定型决策”的方式方法。结果，在366位校长中，有69.7%的人选择了“待进一步研究后，再作决策”，有18.0%的人选择了“尝试决策，再作修正”，有9.3%的人选取了“暂时搁置，不作决策”，最少的是“速作决策，免生枝节”，只占2.2%。这一结果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有利于提高决策的合理性，也表明中小学校长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充满着理智的光辉。经进一步分析，发现男女校长在处理不确定性决策的方式方法上又存有差异，见上表：
从表4可见，面对不确定型的决策，女性校长表现得相对比男性校长更果断，更倾向于积极决策，其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一结果，应与女性办事时更多地相信自己的感性与直觉有关。
根据重复程度，决策又可分为程序性决策和非程序性决策。学校里有相当部分的工作，是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属常规性工作，所以，针对校长的“程序性决策”出了一道“当您遇到例行性工作待作决策时，通常的作法如何？”在回答的365名校长中，有51.2%的人选择了“参照前例，修正办理”，有33.2%的人选了“重新评估，再作决策”，有9.0%的人选择了“援例照办”，有6.6%的人选取了“避免因循，求新求变”，属最少。对程序性决策采取参照先例的方式处理，既可以节约时间与精力，又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不失为一种妥当的处理方式，但社会处于变革之中，教育也充满着变革的气息，正所谓“常规之中也蕴含着非常情况”，所以当今之际，当校长们在碰到有些常规问题待作决策时，也不免要“重新评估，再作决策”。
正因为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就导致学校必须面对许多非常的情况，这就使校长会进行更多的非程序性决策。那么校长在处理这类决策时，又会采取什么方式与方法呢？在回答的365名校长中，有42.5%的人选择了“全面评估，再作处理”，有39.7%的人选“参考相关事例，修正办理”，有10.1%的人选“援用类似事例，依据照办”，最少的是“求新求变，因应急需”，仅占7.7%。可见，对待非程序性决策，校长一般能理智对待。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不同学历的校长对待非程序性决策有不同的表现，见左上表：
从表5可知，相对而言，学历越高的校长，更倾向于以创新的思维方式处理“非程序性决策”的问题，且差异呈显著性水平。从前面有关的调查可知，学历越高的校长，期望值会相对较高，成就欲也相对较强，所以可能导致越是学历较高的校长在工作中求新求变的意识会相对较强。
在信息社会里，信息技术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是否能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搜集、分析和处理信息将直接影响决策的效率与质量。为此，我们对校长在决策中使用电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回答问卷的367名校长中，有52.0%的人回答“从不如此”，25.6%的人回答“很少如此”，有16.9%的人回答“偶尔如此”，还有5.4%的人回答“经常如此”。回答“很少如此”和“从不如此”的两项相加占77.6%。可见，中小学校长在决策中还很少利用电脑。经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学历与中、小学校长在利用电脑进行决策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随着学历的升高，校长就越能利用电脑进行决策，且差异达显著性水平。说明学历水平是影响电脑在校长决策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因素，这有可能是因为越是高学历者，越能较快地接受新的事物和技术。
从表7可见，中学校长相对比小学校长更能利用电脑进行决策，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小学校长一般学历较低，而根据上面的发现，学历越低，应用电脑进行决策的机会越少；二是小学的办学条件总体上相对比中学差些，电脑配备不如中学齐全。
二、结论
通过对所获资料的统计分析，我们对中小学校长的决策状况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在学校工作中，中小学校长一般自感有较大的决策权，小学校长感觉拥有的决策权比中学校长的要大。
（二）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集权式管理对校长的决策行为影响较大。
（三）中小学校长所采取的决策方式方法基本上是传统型的，较多地依赖于自己的经验、习惯、判断、直觉与创造性，较多地利用规章和先例等，而现代化智能决策技术还远未采用。相对而言，中学校长更能利用电脑协助进行决策。
（四）学历是影响校长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地，随着学历的升高，校长越觉得自己的决策权有限，也更希望增强自己的决策权；校长的学历越高，越能在决策中进行创新；校长的学历越高，便更能利用电脑辅助决策。
（五）面对不确定性的决策，女性校长比男性校长更易作出决策。
新世纪来临之际，“新教育”观念已渐入人心，如何引导自己的学校倾全力以培养真正的人，是我们每一位校长面临的重要而复杂的决策。也许本文能在校长提拔与任用、培养与提高等方面给同仁们一块砖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