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后期沪港间资金流动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年代论文,资金流动论文,沪港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4-0008-13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使香港岛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上海辟为通商口岸，这一转折使得两个城市的近代历史具有更多的共性和关联。由于上海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所以租界内的政治制度与香港差别不大，英美等国的洋行多将总行设在香港，在上海设分支机构，但随着上海通讯设施的完善及广阔的腹地和在埠际贸易中的中心地位，设在上海的外商企业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香港。源于贸易和企业往来所引发的资金流动对沪港两地的冲击不大，人员流动更不显著，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香港还没有正式的上海人团体。正如金斯伯格(Anna Ginsbourg)所言，对香港历史发展有突出影响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事件，如义和团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都使得内地的人口和资金逃避到香港，从而促进了它的成长。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香港百年历史中出现了第一次繁荣。①而抗战胜利后的沪港资金流动与以往的资金流动相比，规模和频率都远胜于前，对沪港两地的影响更巨大而深远，甚至可以说这次资金转移使上海与香港的经济局面出现逆转，上海没有恢复战前的繁荣局面，而香港却比战前更加繁荣。香港在60年代以后迅速完成工业化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资金和人力的挹注功不可没。有人强调“来自上海的资本、实践经验和事业心是香港初始发展的强心剂”。香港当局承认香港有幸得到“来自上海的实践经验和资本的注入”，使它比许多其他亚洲国家提前10-15年开始工业化进程。②
目前所见研究沪港经济关系最具影响力的成果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黄绍伦教授的《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一书，对上海棉纺织工业家移民香港的原因及其在香港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和作用有所研究，重点通过访问资料探讨上海企业家在棉纺织工业领域集中和繁荣的原因及工业企业家精神。此外，张晓辉教授的《抗战初期迁港的上海工商企业》(《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对抗战初期的沪港经济关系有专门研究，他在《从香港华商的兴起看海内外华人经济的交融(1840-1949)》(《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中对上海资金移港有所涉及，但所占篇幅很小。
本文在对1940年代后期沪港间资金流动的资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其原因、方式、途径、出路及对两地发展的影响。
一 资金流动的条件和原因
近代以来，上海与香港的经济地位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即都是贸易、汇兑和航运的中心。上海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在近代以前航运和贸易已相当发达，1843年开埠以后贸易更得以迅速发展，1850年对外贸易的比重已超过曾居于独占地位的广州，1861年外贸占全国比重已超过50%。1931年，上海进出口总值达13.79亿海关两，占全国的58%以上，1946年进口占全国的85%，出口占全国的62%，1947年进口占75%，出口占60%，1948年进口占79%，出口占71%。与之相应，上海亦是国内埠际贸易的中心，1936年时埠际贸易值占全国的75%，1940年上升到88%。③贸易的发展必然引起大量而频繁的金融周转业务，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已成为完全的金融中心，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和社会货币资本的集中，金银外汇的储备也占绝大比重，随着大型银行在全国金融网络敷设的完成，全国的利率和多种金融资产行市也以上海为转移，各类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使得上海成为资金集散的中心。据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估计，“全国银货之可称资金者，不过6亿元左右，而上海一埠即占全国资金总量的76%”。④而香港作为远东贸易的重心，承担着远东贸易“转运站”的职能。与之相应的是以其中心形成广阔的汇兑网络，成为我国侨汇的集散地，在我国新式银行未发达前，侨汇几乎全部经香港汇回国内，这也是香港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航运方面，1928年上海港的吞吐量为世界第14位，香港为第12位；1931年上海升至第7位，香港升为第8位，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⑤上述因素都为沪港间频繁的资金流动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条件。
除上述相似性外，上海与香港相比，经济功能更加完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作为全国贸易、金融、交通运输、通讯的中心，而且是全国的工业中心。而工业的发展是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重要体现。据统计在1933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已达11亿元以上，超过了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⑥1947年有工厂7 738家，占全国十二大城市总数的60%。⑦工业发展需要吸纳大量的资金，对于减少游资，稳定金融市场，有利于使上海的经济优势持久保持下去。这方面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兹不赘述。
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上海经济发展的进程，导致了沪港资金流动的第一个高潮，一批富商携带资金逃往香港避难，部分工厂也开始在香港开办起来。张晓辉教授在《抗战初期迁港的上海工商企业》对此已有研究。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工厂纷纷回沪，准备在和平环境下重整旗鼓。但是国民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国共内战的日趋激烈，使他们复业和发展的理想破灭，积聚在上海的资金再一次选择了逃亡，沪港间资金流动的规模和频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主要有：
(1)国共内战的爆发，不仅使国内时局不安，而且使经济发展失去保障，一方面是军费的巨额开支，一方面是经济的萧条与税收来源的减少，财政的维持出于滥发货币一途，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工商业无法维持生产。抗战胜利之初，美金黑市价格最低时为法币600余元，到1946年底即达4 300元，与之相应的是物价的飞涨，1948年1月份-8月份的物价指数平均每月增长65.4%。在此通货膨胀下，金融机构难于吸收存款，也不肯向企业放款，市场上游资充斥，而资金追逐高利润的特征使得大批资金逃往香港，套取港币和黄金外汇。这一恶性循环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而无可收拾，导致上海经济的崩溃。
(2)美国货物的倾销，使国内的厂商无法与之竞争。据刘鸿生回忆：“虽然我的水泥厂装备好过美国机器，仍然无法开工。即使短短的开工也无法和市面上大量倾销的美国水泥竞争，美国水泥五十公斤一包只售一元八角。我们自己的水泥成本都达三元。然而这时我们的码头生意却大发其财。栈房里堆满了美国水泥、毛纺、面粉等物资。最后，我们的水泥厂只好关了门，变成了一爿仓库，专存美国的剩余物资！1946年下半年以来，沪市工厂行号倒闭者已达1 600余家，大量工人失业。如果从生意人的角度说，那几年我确实是赚了一笔钱。但是从一个搞实业的人来说，我的企业在那几年中几乎全部停顿了。因为当时只要生产，必定赔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投机。由于币制不稳定，市场上的风暴很大，每天拿起电话来，可能赚进几十万，也可能赔成个穷光蛋。”⑧连刘鸿生这样的大企业家也无法与之竞争，遑论其他。
(3)租界和各国治外法权的废除，使外商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不能享有特权，只有香港依然是自由贸易港，外国对华贸易由原来分散于上海、天津和汉口等地租界而趋于向香港集中，形成香港为独一无二的对华贸易基地，而上海对贸易的管制使中外出入口商人更趋集中于香港和广州。1947年12月16日，沙逊由港抵沪，并着手计划撤走部分在沪企业，将部分在沪企业移至华南，如广东等地。据他介绍，到华南各地发展实业，并非他个人独创，目前英美各国及华侨巨商均在展开积极的计划与研究。沙逊还认为，中国最大的困难是通货膨胀。1947年据合众社香港25日电：“最近9个月内在中国经商之外国公司，向香港登记者，已有225家，其用意乃在开一后门，倘中国经济情形过于混乱时，可以有所趋避，其中多数皆为在中国经营合法商业已有多年之著名英美公司，登记之范围极广，包括各美商行在内，且皆与发展上海及其他商港之事业有关，如茂泰洋行、怡和洋行、上海自来火公司、怡和纱厂、上海公和祥码头公司、业广地产有限公司、安利洋行、礼查饭店、华懋饭店、上海总会、上海曲球总会、上海加来丁橡皮公司(译音)、上海借款及投资公司(译名)、字林西报等。”⑨
与之相伴的是由贸易关系而发生的汇兑或资金移动也以香港为重心，香港在金融方面的作用大为扩展。战前国内经济情况较为安定时，国内各地资金的运用比较固定，资金的移动或逃亡并不繁兴，即使资金有逃亡意向，也可以采取存款的方式经上海等地的外商银行而潜逃。但战后上海等地的外商银行不能经办存放款，外商在沪银行存款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1946年8月上海外商银行在各类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所占比重降为10.1%，汇兑业务也受到限制。⑩因此国内资金的逃亡必以香港为渊薮。
(4)国民政府一系列经济措施的失当，是刺激资金逃避的直接原因。1947年2月，国民政府从战时开始推行的黄金政策也陷于破产，资金南流的情形更加严重。国民党从1944年4月起，运用出售黄金的办法回收法币，收缩通货，稳定物价。抗战胜利后，这一政策仍继续推行，自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止，中央银行用抛售黄金的办法回笼法币的数量约为一万亿元左右，有效缓解了物价的涨势，囤积居奇的现象也有所减少。但这一治标之策终究无法挽救因滥发法币和军事颓势所造成的混乱局面，1946年底随着全国各地游资麇集上海，黄金成为投机的标的物，中央银行如果不大量抛售黄金，则金价日高，刺激物价上涨，如果全力与投机者相搏，则牺牲更大，至此国民政府运用抛售黄金调节市场的政策彻底失败，而充斥于上海的游资也继续南下寻找出路。(11)到1947年5月，上海和广州的游资逃往香港的每月竟达3 000亿元，尽管这笔资金不完全来自上海，但其占有很大份额当无疑问。(12)
输入管制政策使某些行业生产所需的进口原料渐告枯竭，如橡胶、火柴、搪瓷、硫化元等业，大部分已告停顿。外汇分配不合理，需要的得不到，不需要的却配给过多，以致造成投机。(13)后来推行的外汇移转证申领制度，又造成外汇移转证的投机买卖和物价飞涨。因为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助长了投机，法律禁止黄金美钞买卖，却不禁止外汇移转证买卖，收囤外汇被誉为维持汇率，以货物运穗变换现金转港笨重，以外汇移转证发去轻巧易为，外汇移转证成为囤积货物的形式和逃避资金的媒介。投机者如醉如狂，哄抬价值直线上升，旬日之间由40余元而直至120余元，立即引起工业原料涨风，转而酿成物价全面狂奔，造成整个社会之动荡不宁。(14)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令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法令，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收兑人民持有的金银外币，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整理财政、加强管制经济。人民手中的金银外汇被搜刮一空。而对于工商业打击最大的是8月19日开始施行的限价政策，硬性规定各类商品价格一律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上，而不管其生产成本。随着金圆券发行量的失控，物价日益上涨，生产销售就意味着亏损，大批工厂被迫停产。据1948年末至1949年初对全市87个重要行业的调查，13 647家民营工厂中，开工的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余都已停产。(15)
一方面是流向上海的资金不断增加，内地人民预料上海将恢复其在中国货币市场的领导地位而将资金大量外调，国共关系的恶化也使流向上海的资金大为增加，竞相在投资方面寻求出路，一方面是上海缺乏积极疏导和利用资金的有效途径，这势必引起游资充斥，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最终使上海成为资金外流的主要场所。与此同时，香港政府的措施却为资金的进入提供便利。具体表现为：
(1)香港成为英国与美国竞争远东贸易权的基地，英国加强了香港的经济措施，采取严厉的统制政策，在汇兑、贸易、物价等方面限制美国货、争夺美汇，因为英国战后重建需要从美国大量输入机器、建筑材料、棉花粮食和燃料等，都需要大量外汇，所以对美洲侨胞经过香港的汇款设法吸引。
(2)英国统治者为增加香港在财政上的自立，以免消耗英国的资源，积极复兴香港的工商业。战后即设立建设司，拟订计划，对于符合其计划中的工厂予以官定外汇、厂基地址、银行借款、订购机器等方面的便利，设法吸引资金到香港设厂。在劳工管理方面，采取对资本家有利的措施，工人若有任何罢工举动，香港政府必然全力扑灭，使工人不得任意要挟资方。香港政府还将英军占领区内的日本工厂列举其内容送于有资力者参阅，如有人想经营其中某行厂，香港政府即可代为拆装至港，并予以种种便利。(16)
此外，香港入境限制较松，是除台湾以外可以自由进入的唯一地区，而且作为历史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居民90%以上是中国人，交流的障碍小。从距离上来讲，当时从上海飞香港仅四五个小时的航程，是资金逃避的最近地区。
由于上述条件和原因，上海本地的资金和外地流入的资金不断地逃往香港，这一过程从抗战结束后即开始，随着国内政局动荡和经济形势的恶化而愈演愈烈。
二 资金流动的方式和途径
资金流动的方式大致划分为汇款、运货、购买股票等，资金流向的主要途径是由北向南，东北平津的游资群集于武汉，上海武汉走向广州及香港，而广州游资又集中于香港。也有从上海携带现金赴港、通过上海外商银行购买港币、在上海购买外国股票等途径转移资金，但所占比重相对较小。更有经汕头与侨汇交替而达到逃亡目的，广东省东江一带侨汇颇多，均集中于汕头各批局，潮汕商人与上海颇多联系，因此上海的逃亡资金，经汕头批局毫无踪迹地逃到香港，侨汇也由此而丧失，通过这种途径逃亡的资金数额巨大，据非正式调查，汕头大的批局随时可拨动现款超过千亿，反而比国家银行充裕，如此巨额的现金显然与资金的逃亡有关。(17)
1.汇款
抗战胜利之初美金黑市价格最低时与法币的比值为1∶600，而到1946年12月最高已达1∶4 300元，法币持有者的损失如此巨大，而港币的币值比较稳定，因此人们千方百计地将法币汇往香港，通过转办申汇的行庄结得港币。1946年3月，庆丰纱厂的总经理唐星海即接到他的朋友张启明发自香港的信，声称“沪上企业公司近更在港纷设分公司，推进南洋业务及办理套汇事务，若贵公司亦有意来港设办事处，则弟处写字间电话等皆可应用”。(18)由此可见上海企业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已颇成气候。据统计仅1946年9月下半月有数可计的逃港资金上海就有法币75亿元。截至1946年10月21日，国内资金逃港总数逼近千亿元，上海一地至10月13日，逃港资金已达法币300亿元。(19)
1947年10月上海的游资更大量涌向广州，中央银行广州分行最多的一天吸引外地汇穗款项达七八十宗，每宗均在2亿元以上。上海当局虽已发出禁令，限制资金南汇，但实业界人士想方设法通过汉口等地转汇去穗。据悉，由于法币大量涌入，广州市港币狂涨，达到1.44万元法币兑换1港元。(20)据1948年4月估计，广州游资竟达16万亿之巨。逃港的资金大部分经过广州，这从内汇汇率上亦有所反映，各地汇入广州汇率特别高，从广州汇出各地的汇率特别低，甚至补贴30%以上。(21)若从上海对各地内汇汇率观察，更足证明各地资金流集广州，中央银行1947年5月31日的调查见下表。(每千元汇款实付金额)
通过上表的比较可见，上海对广州的汇率最高，其次是对汉口及长沙，对平津反而需贴水，这正说明国内资金由北而南集于广州，而逃往香港，上海对外汇款的途径是直接往广州，或经由汉口或长沙转往广州。
1947年中秋节过后，由于国内战争日益扩大，华北华中大量游资向南方上海广州香港逃亡，拼命搜购美钞美汇转美作为存款，及之新版大钞发行与10万、5万元大钞之谣言，造成金融物价的狂风暴雨，更为激烈，9月1日至11月底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广州黑市美钞已由4万元涨至15万元，黄金每两278万元涨至965万余元，港纸由7 000元涨至3万元，米每市担由20余万元涨至90余万元。物价与外币不断的狂涨，其反面就是法币价值不断的惨跌。(22)为了稳定市场，财政部推行广州限制汇款办法三项：(1)重申前令任何行庄不得承做港汇，违者除勒令停业外，并依法严办。(2)穗市全体行庄，每日解付地方汇款总额，包括买入汇款在内，不得超过金圆券500元，违者勒令停业。(3)如有正当用途，须解付汇款超过前条规定者，得详具理由，送经中央银行广州分行核准后承做。(23)但上述规定无法有效控制巨额资金追求利润的势头，沪汇穗率尽管有短暂的下调，但1948年3月份起又大幅提高，表明由上海汇往广州的汇款更加汹涌，1948年初沪汇穗率的汇率如下：(24)
据估计，截至1948年6月底，流入华南的资金达20万亿元，广州的游资在30万亿元左右，其中60%来自天津和上海，大量游资的充斥增加了广州的经济危机。(25)而香港无疑是此巨额游资再度转移的重要地区。
1947年汇款的最普通方式是抛出申电收入港币，这从上海外国银行在票据交换所差进的数字，可以看得出，1948年情况更严重。1948年上海外商银行交换差额如下表：(单位：亿元)
外商银行差进的数额反映了上海资金流港的严重程度，而这只不过是转移的方式之一。香港申汇的变动则是衡量上海逃港资金规模的另一重要指标。1948年前6个月的香港申汇行情如下：
香港申汇变化固然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供求关系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1946年香港申汇买卖平均每天50亿到100亿元，以港币计为100多万元，1947年每天约100亿至200亿元，只值港币70多万，1948年申汇成交每天有一千几百亿元，但只值港币三四十万元。(26)考虑到香港货币发行量增加的因素，则申汇的实际价值更低。1948年7月18日《金融日报》报道：香港各银行通货的发行，年来亦已有显著之增加，据一般估计，1938年2亿3 000万元，而至1946年底即已达4亿8 000万元，增加在100%以上，至1947年达6亿7 200万元，增加185%。《远东经济评论》1948年6月25日在讨论中国游资避港一文中称，据估计香港华人存款之总额约为15亿元港币，合美金3亿5 000万元，虽此数字较战前之数高160%，然而由于生活费用高涨，收入提高及贸易价值扩大等因素，故存款之总价值较战前为低。
侨汇的逃港对于资金的转移影响更大，成为当时最严重的金融问题。据美国商务部估计，1945年侨汇汇往中国为2 400万美元，经香港的2 460万美元。1947年3月，中国银行所收理的侨汇法币170余亿元，而通过民信局及私人汇往香港的达法币600亿元以上。1947年4月份的侨汇逃港数额激增至1 500亿元。(27)
2.运现
汇兑逃避之外，直接由上海运现钞至香港或广州也是一种方式，香港金融市场上有时期钞与现钞相差无几，亦为大量运现的证明。
直接由上海运现钞至港在抗战结束后即已开始，在资金的数量上更难于估计。抗战胜利后不久，康元制罐厂创办人、总经理项康原，为逃避汉奸的嫌疑而携带资金转移到香港。(28)新亚企业集团经理许超(原名许冠群)，于1945年12月携带大笔资金到香港，与弟许冠英共同经营香港新亚药厂，另外还合办了香港中国工业银行和香港新亚联合地产公司。(29)
到1947年3月，工厂倒闭的比例几达70%，原来的生产资本流入市场变为游资。大量游资的存在使得投机成风，也再度导致了大规模的资金转移，现钞南流成为一种重要的资金转移方式。1947年6月以后，上海游资集中过多，且头寸极松，而广州头寸紧，商人每带100万现钞南下，即可赚得30万汇水。由于有利可图，现钞的走私极为猖獗，他们采取以货物蔽护、利用特殊势力封条包运、借军队迁移护运、绕道检查站回避检查、化装偷运等方式规避管制。(30)
3.运货
首先是以出口原料和制成品的形式抽逃资金。棉纱、棉布出口是资金逃避的大宗。1947年起，上海出口棉纱、棉布量较抗日战争前激增。如以1936年的出口值为100，以棉纱言：1947、1948、1949年都4倍、5倍于1936年；以棉布言1947、1948年则更高达13倍与22倍，1949年虽稍有下降，然仍5倍于1936年。正在纱布外销开始好转的时候，1947年下半年，美国扶植日本经济复兴，开放日本对外贸易，于是原属不准出口的日产纱、布继走私输往香港后，开始明目张胆地向南洋市场倾销。中国外销纱布大受排挤。但是1948年上海纱布出口记录，棉纱的输出值并未减退，反而增加。在此期间内，纱布出口的输往地60%以上是仅到香港。其实这种输出并非实销，而是假运出纱布以逃避资金所致。假借纱布出口以逃避资金出国的现象，到1948年12月份为最突出。在12月份1个月内，上海出口的棉纱、棉布高达1947年同月份出口的3.79倍和3.82倍；仅此1个月的出口量占1948年全年出口比重棉纱为32.1%，棉布为35.4%。这种反常情况，更足以说明这决不是国外有实销，而是逃避资金出口。(31)1948年末有35 000包棉纱进口到香港。上海解放后，估计又有100 000余包棉纱从中国涌入香港市场，导致棉纱价格下跌。(32)1947年，申新九厂决定在香港设厂，逃避资金的方法，主要以棉纱、棉布经广州办事处出售后汇港，计约棉纱6 450件，棉布约55 000匹，估计港币约600万元，以黑市帐内付款，装广州套汇。抛售空头栈单也成为资金转移的方式，本来抛售空头栈单是申新各厂——特别是荣鸿元所直接支配的鸿丰、裕中、申七各厂经常使用的投机方式之一，而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便成为逃避资金的主要方法。他把抛售栈单所得的货款立即结成美元或港币，然后汇往香港，大元纱厂就这样开办起来。(33)
其次，国内的机器和在国外订购机器的转移。1946年3月外汇市场开放后，许多工厂向国外订购机器设备，以上海的民营纱厂为例，1946年向国外订购的纱锭和布机最多，计达纱锭224 704枚，布机300台，事实上订购的设备应该更多。(34)但后来由于进口许可证申请的限制，许多纱厂订购的设备无法进口，便将设备转运到香港。据统计自1947年下半年以来，已在港开设或正在筹设的纱厂，共有10家以上，纱锭总数约十八、九万枚。最主要的原因是向国外订购的机器无法进口，因此只得改运香港，作权宜之计；其次是原棉的缺乏，环境的不安全，以及花纱布管制的种种阻碍束缚。申新一厂在国外订购的机器，解放前未运到的还有3万余锭，其中一部分由王云程运往香港与美商合办南洋纱厂，另一部分则运往台湾。(35)信谊药厂总经理鲍国昌，1946年秋在美订购了多种新式制药机器设备，准备运回上海进一步扩大生产，适逢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市场呆滞。1948年又因国民政府强制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政策，信谊存货被强令按限价出售，在此沉重打击下，信谊元气大伤，鲍国昌无意继续经营，以采购原料为名，将资金抽往香港等地，并迁居香港。(36)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48年1月起就在广州筹设新厂，4月份将上海积存的美国进口烟叶也陆续运往广州。后因战局紧张，南洋烟草公司又将上海等地的大量资产，包括资金、成品和原料转往广州，再转向香港疏散。1948年以后，大东南烟厂亦逐步将企业南移，是年冬随着战区南移，即将上海的流动资金及产品陆续流入广州和香港，计卷烟8 721箱，约合72万美元，现金50万美元，两项共计122万美元。除去后来汇回上海作为厂内开支所用的15.7万美元以外，净计流出资金106.3万美元。(37)刘鸿生企业集团的章华毛纺织厂已逃走外汇和运出原材料、成品等约值500万美元，中华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和上海水泥厂共计已逃出约200万美元的资金。1949年5月初，章华毛纺织厂总经理程年彭和襄理华尔康带着大批外汇和家属，逃往香港，再没回上海，吞没了价值500万美元的全部外逃资金。(38)
此外，通过在香港开设分行和联号转移资金成为进出口行和银行钱庄等逃资的重要方式。早在1947年，上海华商民营进口行，眼看业务不能开展，有很多就拨出资金，去香港开设分行；有的出口商因需有香港联手，也到港开设分行。据报道：自输管会华南分会公布进口商须重新登记，并须具备直接与外国厂商交易证件方得申请后，上海商人已纷纷在广州、香港设立分行或办事处，以便进行申请，因为上海商行在抗战爆发后大都与外国厂商有来往，容易提出证件。民营进出口商，有的有香港或国外分支机构，有的有香港或国外熟稔客户和交往多年的国外银行，对于逃出外汇，具有方便条件。(39)这一方式从建国后仍在上海有行号的进出口行的国外股东所居地点，亦可看出进出口行资金逃避的主要地点是香港。在统计的53家进出口行中，有75名股东居住在香港。(40)
三 资金流向香港后的出路
如此巨额的资金涌入香港，给香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但由于缺乏消纳如此巨大资金的渠道，游资的充斥对香港市场也是极大的压力。资金的流向除开设工厂外，还购买原料、黄金、股票和外汇，也有部分流向房地产业。由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也曾出现过资金回流上海的情况。
1946年，流向香港的资金除开设分号外，最大的投向为购买印度的棉花运往上海，因为印度棉花进口数量很大，上海无从结得外汇，而香港与印度同属英镑集团，结汇便利，因此大部分印棉的交易都以香港为集中地。据海关统计，抗战胜利后棉花的供应几乎全赖进口，1947年棉花出口量为4担，而进口量为1 212 357担。(41)其消耗的资金数量可见一斑。此外，工业原料及染料的采购，也是游资投向的目标。可以说，这一阶段转移的资金中有相当大比例以商品的形式流回了上海。
1946年，即有报道称“每月逃港资金数在百亿以上，而且目前上海之各大银行钱庄，均已先后纷纷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更有不少进出口洋货及贸易公司等，迁港营业，并闻九龙最近创立棉织工厂，大部分亦系粤沪方面工业家所投资经营，且国内不少富商巨贾，统携巨款赴香港作寓公，据本市金融界非正式统计，近数月来国内资金逃避总额约近千亿元”。(42)1947年开始，由于许多工业面临无法开工或无利可图的处境，工业资金南逃规模扩大，在香港开设的工厂数量逐渐增加。据《远东经济评论》所指出，1947年国内各地迁港工厂数，计有50余家。1948年1月至3月，香港中华厂商会登记准予入会之工厂有13家，香港、九龙两地向港政府注册的新工厂共62家。(43)但此3个月间，香港所增加的工厂，实际尚不仅此数。因为除获准注册的工厂外，还有在申请登记中，或登记而仍未审核完成。据香港有关方面所发表的统计，截至1948年3月底，过去注册合格的工厂总计为952家，另有191家登记而未审查完毕，85家在申请登记中。这些新设工厂中，虽未必悉由国内迁往，但由国内尤其是上海迁往者必占大多数。据《经济周报》称，上海纱厂迁港者有申新二厂2万锭，申新九厂2万锭，大华3万锭，庆丰3万锭。大公报更有如下之统计：
在迁港工业中，规模最大且最活跃者为纺织工业，先后开设或筹设中之棉纱厂，资本额即达到10 800万港币，纱锭总数则为15万至20万枚。(44)而据黄绍伦教授统计，1978年上海人在香港棉纺织工业领域所占比重为78%，此前所占比例更高。(45)
迁港的搪瓷厂中，新华搪瓷厂乃上海新华珐琅厂迁往，设于九龙塘尾道，拥有两个烧窑，每月产搪瓷品约2万余打，资金约50万港元，负责人贾瑞生。此外尚有上海顺风搪瓷厂，久丰搪瓷厂，上海扬子公司亦拟在港设搪瓷。当时上海十余家搪瓷工厂，大半有迁港可能。香港益丰搪瓷厂，亦缩小上海厂而扩大港厂。(46)
此外还有织造厂及丝绸厂，上海的景福衫袜厂将香港以前的棉艺织造厂以150万元港币买下。上海丝绸厂迁港亦有二、三家，其中一家新昌丝绸厂，设于荃湾。上海较大规模的印刷厂，如福新、建新、建华、嘉华等也迁往香港。化学工业上海鑑臣公司于1947年在港设立美琪化工厂，负责人李润田。(47)大中华工业社临时制针厂经理、厂长兼工程师尹致中，1948年底将大中公司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香港，在香港又建了几个厂。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馥荪)，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将“浙实”大量资金汇往美国，先到美国再到香港，1950年在香港设立第一商业银行，与国内“浙实”脱离关系，仍自任董事长。中国钟厂总经理王宽诚，上海解放前夕携资赴香港另谋发展，后来成为港商巨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上海解放前夕离开大陆，先到香港后到台北。1951年，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港英当局登记。(48)
除购买原料、开设工厂外，大量涌入香港的游资，主要投向黄金和股票市场，虽然最初曾有部分流向房地产，但由于香港当局对居民私产的保护和需求量的清淡，投资者不敢放手。(49)从1946年7月起，香港开始有墨西哥黄金定货，黄金就成为香港金融市场的重心，成为许多金融性商品中买卖最多的一种。香港黄金买卖颇为便利，因此每天成交数目，最高时达十万八千两，最少也一、二万两，每星期黄金现货交收平均三万两。出入口均较方便，走私也很方便。据香港银业界估计，1948年从香港走私出口黄金，平均每月七、八万两以上。而入口方面，当然不止此数，1947年4月24日香港禁止黄金出入口以后，黄金出入香港虽被禁止，但走私仍有活动机会，走私出入口之数并不少于以前数目。从中国移港资金有不少走进黄金市场。总计从1946年7月间至本年4月间，黄金运入香港已近200万盎司。香港本地的消耗，据金商估计，全港每天金饰及零售销量，平均约为800至1 000两左右，则全年亦不过30万两，其中仍有一部分流入中国。其余的100多万盎司，大部分去路为中国，尤以上海广州两地为最，统计至少占80%以上，最多时每日达七、八千两，最少也在2 000两左右。银业界估计香港偷运中国之黄金，平均每月至少五、六万盎司以上。路透社伦敦1948年6月3日电：经济学人杂志载称“香港方面消息，每星期有约25万盎司之黄金输入中国，大部分系经由马尼拉及香港输入。”(50)
在此期间，资金也出现过短暂的回流。由于国民政府自1947年8月开始采取步骤限制进口，实施严格的金银外汇管制政策，明令禁止黄金买卖和外币流通，提高美元对法币的兑换牌价，国人出境携带外汇限额由200美元减至100美元，成立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控制货物进口方面的外汇开支，强化输入许可制度，实行出口补贴办法，调整外汇兑换率来鼓励侨汇，最初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经过两个半月，国民政府从出口所收到的外汇，比3个月前增加75%，同时侨汇也增加了57%，而许可进口的外汇却缩减了约37%。(51)逃港资金大量返回上海，出现暂时的回流。但是到11月份，资金逃港又趋活跃。国民政府虽然严厉搜捕黑市金融，经营申汇行家采用密电交款，管制仅使正常需要之小额汇款受阻，绝对不能压抑投机套利之买卖。内汇下跌，尤以申汇下跌较后的原因，据金融界人士称，理由有二：(一)沪市银根远较其他各地为松弛，资金出路因管制严，更较狭窄，除开逃避港市，别无他途。(二)沪港金融差价大，以黄金一项而言，沪价每两常较港高达25-30元，从事于投机者，在港抛出申汇，套逃黄金运沪，有利可图，申汇买家挤拥，跌势因是更剧。(52)但对于沪资逃港的出路，在当时难以立即消化，大部分仍以持有港币作为权宜之计，后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股票市场的运转而逐渐被吸收。
四 结论
1940年代后期的沪港资金流动从本质上讲属于资金为追逐利润而引发的资金逃避，其根本原因是上海失去了保障资金安全的政治环境、丧失了使资金以正常途径获利的经济局面。当时上海工商业的经济活动，是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社会的大量游资，不敢也不肯投入正途，为保持财产价值，惟有从事各种囤积，对象是黄金、外币和证券，这种不事生产的局面，蕴藏着巨大的危机，一旦有利可图，巨额的资金便会汹涌而入。
对于巨额资金的流动，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而是在对战争局势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力将上海这一经济重心的财富收入囊中。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政府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也无法有效遏制资金的逃亡。1946年，上海市政府派员到香港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于12月以密电的方式发回经济部。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作了批示，并转知相关部门，商讨对策。(53)1946年底，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诒专程前往香港，与总督府商订办法，设法阻止资金逃港，并拟限制港沪巨额汇款及自由兑换。(54)但香港政府设法吸引资金来港设厂，所以双方的谈判未获成功，贝祖诒回来后即向国民政府请示，决定停止港沪外汇。这一措施引起上海市场的波动，米价随金钞价格而涨至每石105 000元。(55)1947年成立的上海市参议会，也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遏制资金逃避的提案，有的建议采取“乱世用重典”的做法使逃避国外资金实行登记。(56)有的建议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将游资趋于正轨，奖励投资。(57)还有提议疏导游资入于股市，立即减低递交五成保证金，使有合理之归宿，从而根除囤积居奇，抑平物价。(58)上述提议都有利于遏制资金的逃避，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无法推行，最终也只流于空谈。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一旦因资金的逃避变成金融真空，整个中国经济势必陷于枯涸而趋于崩溃。对此严重性，国民政府当局者亦有清醒的认识。行政院长翁文灏曾表示：“游资不断逃港，将使上海变成金融真空”。(59)1948年7月国民政府当局专门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对付游资逃港的办法，积极吸收侨汇，委派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邵增华和外交部的蒋廷黻前往香港，讨论缔结管理中国逃资之新协定。(60)但随后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和八一九限价政策，对上海工商界进行了最为残酷的劫夺，上海经济已彻底崩溃，资金逃避亦成脱缰之马。
随着上海的资金大量流向香港，两者的经济地位也逐渐逆转。一位名叫路德斯的美国人于1946年在香港作了3个月的观察后，认为香港将来要比日军占领前更为乐观，因为从前上海往往夺取香港之生意，现在则正相反。(61)到1947年，《申报》驻香港记者杨慕琦以《香港的畸形繁荣》作了如下报道：抗战胜利后香港不仅很快恢复了战前的繁荣，而且比战前更加繁荣，因为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定，资产阶级不断的来香港，跟着人来的，便是逃避的资金，照可靠的估计，最近从国内逃避到香港的资金，每月总在1 000亿以上，这样庞大的数目，直接造成国内经济的混乱，间接助长香港的畸形繁荣。尽管正当的商业并不景气，香港的银行，却是多如雨后春笋，现在华商银行，已经有了30家，类似银行的银号更无法统计，他们主要的业务是买卖申电，换句话说，就是做资金逃避的媒介，银行的存款已跟着急剧增加，游资多了，没有正当的出路，结果只有走向投机一途。香港的金融市场里，随着“炒家”的动向，时时会引起轩然大波。黄金老是在265元上下周旋，许久没有动静了。目前“炒家”的对象，已移到西贡纸和股票方面。(62)而到1948年，已有人提出中国的金融与贸易中心不是上海，而是香港，上海已降为中转站的地位，即把国内的资金转移到香港的中转站。
面对上海资金向香港的转移，不少人出来劝阻，有的提出“香港的优势并不是天生的，香港的优势也不能保证资产的安全与发展，事实非常明显，中国本部的浊流，已经逐渐把它染污了”。(63)也有认为“香港未必是淘金的圣地。香港的能否繁荣，华南地区，尤其是两广的农村经济是有决定的作用的。如今广西经过了大水灾后，荒芜了的田园，还是人烟绝迹，广东全省人口三千万，待救济的却占了三分之一。香港背后农村经济的破产，使整个香港经济渐渐地患了“贫血”，而一步步地踏上了慢性的萧条。过去比较可以赚钱的工业，如棉纺、橡胶与火柴等，都开始踏上了下坡路，金融业也呈露外强中干的情况，逃避去的资金，也感到淘金乏术了。这事实就在告诉我们，在国内局势没有安定，通货还是继续膨胀的状况之下，要以殖民地做据点，实际上和本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又不能绝缘，而想淘金，实在是等于梦想”。(64)而对于香港在上海衰退条件下的繁荣，人们也开始把怨恨转向香港，有人说“香港实在是中国经济发展之癌，此癌不去，国内经济将受害无穷”。(65)又有人说“香港之殖民地化，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病瘤，遗给我们民族致命的毒素，非将它消除不可”。(66)
无论人们的情绪如何，资金还是遵循着它趋利避害的运行法则，真正约束它的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投资渠道。1940年代末的游资逃避，一半带着商业性，一半带着政治性，在通货自由市场上需要的是安定和利益，仅从取缔黑市和禁止汇兑等入手，决不能填补资金逃避的漏洞。如果政府能提供安全的环境，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逃港的游资依然会回笼。就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根本的办法还应该从平衡财政收支，制止通货膨胀着手。
注释：
①Anna Ginsbourg,"Hongkong's Century",in The China Journal,pp.70-73.
②黄绍伦著《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张秀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版，第1-2页。
③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8页。
④“张嘉璈讲话”，《中行月刊》第5卷第3期。
⑤金立成：《上海形成全国航业和远东航业中心》，《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⑥黄汉民：《1933和1947年上海工业产值的估计》，载《上海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第63页。
⑦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其它11座城市为天津、青岛、北京、南京、汉口、广州、重庆、西安、福州、汕头、无锡。
⑧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C47-2-34，第24页。
⑨《英美在华商行纷向香港登记》，《申报》1947年4月26日，第6版。
⑩洪葭管主编《上海金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11)《银行周报》第31卷第24期，1947年6月16日。
(12)《沪穗游资逃港月达三千亿元》，《星岛日报》1947年5月29日，第5版。
(13)《管制输入不改善，我国内工业半年内崩溃》，《星岛日报》1947年11月11日，第7版。
(14)《请中央于外汇移转证限制买卖》，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参议会案卷，档号：Q109-1-208，第3页。
(15)《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1页。
(16)《上海市政府有关经济部代电上海资金逃避香港情报一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政府档案，档号：Q1-9-9。
(17)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7年版，第10页。
(18)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庆丰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档案，档号：Q199-20-31，第124页。
(19)《人民日报》(晋冀鲁豫)1946年11月9日。
(20)《上海游资大量涌向广州》，《申报》1947年10月6日。
(21)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第10页。
(22)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第5页。
(23)《广州限制汇款》，《申报》1948年10月1日，第6版。
(24)《关于出口贸易行调查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档号：Q264-1-807，第33-38页。
(2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
(26)《关于出口贸易行调查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档号：Q264-1-807，第33-38页。
(27)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849页。
(28)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234页。
(29)《新亚药厂的材料》(1954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63-1-388，第193-194页。
(30)《万元大钞逃港日多》，《星岛日报》1947年6月4日，第5版；《沪钞走私运穗猖獗》，《星岛日报》1947年7月7日，第5版；《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553、741页。
(3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257页。
(32)《大公报》1949年1月9日；1949年8月21日。
(33)(3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5-649页。
(34)王菊：《近代上海棉纺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05页。
(36)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
(37)方宪堂主编《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第267-268页。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3页。
(38)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第111-112页。
(3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315页。
(40)《本业在国外股东》(1956年4月18日统计)，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89-4-46，第52-55页。
(41)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81页。
(42)《资金逃港，上海为跳板之一》，《经济周报》第3卷第17期，1946年10月，第5页。
(43)《关于出口贸易行调查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档号：Q264-1-807。
(44)(46)(47)《关于出口贸易行调查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档号：Q264-1-807，第46-51页。
(45)黄绍伦：《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第10-11页。
(48)《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上)，第274-281、342、562-575页。
(49)《炒金炒地产热烈 沪游资逃港极猖獗》、《国内大量游资逃港 沪帮运用压倒优势操纵金融股份市场》，《星岛日报》1947年7月1日，第5版；1947年7月21日，第5版。
(50)《关于出口贸易行调查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档号：Q264-1-807，第52-54页。
(5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1)，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7页。
(52)《外汇管理办法实行后 游资大量由港返沪》、《华南资金继续回沪》，《星岛日报》1947年8月25日，第6版；1947年9月1日，第6版；1947年11月11日，第7版。
(53)《经济部代电上海资金逃避香港情报一案》(1946年12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1-9-9。
(54)《贝祖诒与港当局商阻止资金逃港》，《新闻报》1945年12月25日，第2版。
(55)《中央银行决定停止港沪外汇》，《星岛日报》1947年2月8日，第5版。
(56)《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七次大会提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敌伪档案案卷，档号：Q109-1-1061，第21页。
(57)《建议中央疏导游资》，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参议会案卷，档号：Q109-1-176，第3页。
(58)《请市府取缔囤积疏导游资抑平物价》，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参议会案卷，档号：Q109-1-177，第3页。
(59)刑广益：《论游资逃避香港》，《银行周报》第32卷第31期，1948年。
(60)《防止游资逃港，中枢拟定计划》、《吸收侨汇有新办法五百万大钞即发行》、《实施管制游资逃港》，《星岛日报》1948年7月5日，第9版；1948年7月26日，第2版；1948年7月30日，第5版。
(61)《香港之地位》，《星岛日报》1947年11月8日，第2版。
(62)杨慕琦：《香港的畸形繁荣》，《申报》1947年5月17日，第7版。
(63)《到香港去？》，《经济周报》第3卷第12期，1946年9月，第4页。
(64)《香港不是淘金地》，《经济周报》第3卷第22期，1946年11月，第4页。
(65)《再论严禁走私》，《经济周报》第3卷第1期，1946年7月，第3页。
(66)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