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少奇(1898.11.24-1969.11.12)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活动中，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一
在刘少奇一生中的不同阶段，他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有不同特点的。在青少年时期，传统文化是他学习和信奉的对象，是他为人处世的内在支配力；他深受传统文化的薰陶，培积了丰厚的文化素养。“五四”运动后期，他逐渐走上以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道路。与此同时，他开始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评判和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本身从正反两方面起过推动作用。
在刘少奇成长的道路上，地域文化环境和传统首先给予他重要影响。湖南自古人杰地灵，以楚文化、湖湘文化著称于世。刘少奇的出生地湖南宁乡，经济文化素称发达。宁乡县西部的沩山，是唐代佛教禅宗五家之一沩仰宗的发祥地。与沩山相毗连的官山，葬有宋代抗金名将张浚和著名理学家张南轩的陵墓。这不绝如缕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刘少奇。
家庭和教育影响对刘少奇的成长起了关键作用。刘少奇的父亲刘寿松秉持“老成持重、耕读传家”的祖训，以为专读“四书五经”才是正儿八经的教育。清末农村的私塾，仍是以“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为本的儒家启蒙。刘少奇8岁便被父亲送往私塾发蒙。面对枯燥的“子曰诗云”和私塾先生不求甚解的讲述，年少的刘少奇竟心无旁鹜，忘情其中。私塾内外，加上后来的学校生涯，他读过许多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小说传奇，如《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唐诗三百首》、《水浒》、《西游记》、《了凡纲鉴》、《资治通鉴纲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其中，他对“四书五经”钻研颇深，也偏好史书。读《了凡纲鉴》和《资治通鉴纲目》时，他勤于思考，在书页上批注了许多眉批和符号；对于其中讲到的唐代帝王选贤择能、善于纳谏的治国经验尤为留意。读《资治通鉴》时，他与众不同地注意到其中的经济问题，认为经济斗争是不容忽视的。（注：黄峥、周志兴：《刘少奇同志的读书生活》，《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此时的刘少奇，俨然是一个饱读诗书而又有独立见解的书生。
从1913年到“五四”运动前夕是刘少奇在国内接受学校教育时期。他开始较多地接触西学，也继续吸取古典文化。书本之外，无所不在的文化影响还在广阔的社会里感染着他。他已能在作文时灵活地引经据典，喜欢与同学一起吟诗作对。他巧妙地评改过庙宇的对联，破解出对联“惠止南国，戴如北辰”里出自《论语》和《诗经》的典故。（注：黄祖琳：《刘少奇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5页。）在学习古代文化的过程中，他对班超、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上一些民族英雄和爱国将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17年，他投笔从戎，转学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决心以东汉著名军事家、政治家班超为榜样，“马革裹尸”，以身报国。他在1919年给友人的诗中写道：“岂欲长征班定远，仗策以相随”，（注：朱元石：《伟人之初：刘少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立志学习班超。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在青年刘少奇心中烙下的深印，构成他日后为救国救民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心理铺垫。
“五四”运动前后是刘少奇思想上发生剧变的时期。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交战和痛苦蜕变，刘少奇选择了赴苏留学的道路，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向服膺共产主义的转变。转变的根源应归之于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和深刻变革，但与刘少奇早已有之却朦朦胧胧的对传统的叛逆也不无关系：自小他就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妇女不能上桌子吃饭；读小学时他不拜“圣人”孔子，也不拜神灵菩萨；乡里搞求神、许愿等迷信活动的巫祝被他机智地陷于尴尬境地；他还坚决拒绝家里的包办婚姻，以一走了之来宣告对传统的非自主型婚姻的抵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加深了传统文化危机，使他的叛逆更加坚决。而全新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具有更大的震撼，同时又使他更进一步地背叛传统。应该看到，在蜕去因袭的思想重负时，刘少奇并不像个别早期社会主义者和20年代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试图和过去彻底决裂。如留苏时期，他曾深情地为中国人传统而独特的情感方式辩护：“外国人‘暴露’，中国人‘隐蔽’，实际上，中国人的感情并不是没有外国人深。”（注：《红旗飘飘》第20集，回忆少奇同志文章专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从热衷和信奉传统文化到接受和信仰共产主义，其中的转变是根本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统统变了，以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重新加以审视。有材料表明，还在玉潭学校时期，刘少奇已有对传统文化“区别对待”的初步认识。（注：黄祖琳：《刘少奇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他进一步确立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他在中共“七大”时代表中央的表态，正是他的基本态度的具体表述：“对于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和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和不适用的东西。”（注：安子文：《把我们的党建设好——纪念刘少奇同志》，1980年5月8日《人民日报》。）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取向。
根据这个基本态度，一方面，刘少奇着重批判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因素。他说：“新文化运动是与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的中坚孔教对抗的。它吸收了西欧各国进步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中国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注：刘少奇：《感想与回忆》，《中国青年》1939年第2期。）这段话包含着3层意思：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时代——封建时代的产物；第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新派运用的思想武器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进步的和彻底民主主义的。这是刘少奇明确否定传统文化及其中坚孔教的有代表性的表述。他还指出孔子“道不行，乘桴于海”的消极态度，认为孔子儒学的主要方面已“成了阻碍社会前进的有害东西”。（注：本社编：《回忆少奇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对于封建和半封建的中国，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它“没有任何民主传统”。（注：《红旗飘飘》第20集，回忆少奇同志文章专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另一方面，刘少奇也在批判的基础上，肯定传统文化存在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坚持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在否定孔子思想主要方面的同时，他肯定孔子思想有合理成分。他引用孔子的话“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说明孔子具有民族自卫、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是对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有用的。（注：本社编：《回忆少奇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对于传统文化的具体组成形式和物质载体，如名胜古迹、文物、古籍、中医、戏曲、民乐等，由于其反映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他的肯定倾向和保护态度更为鲜明。即使原属于古代文化的封建主义因素，他也认为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转化，为我所用。例如对联，他认为这本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以这种形式为抗战服务也是完全可能的。当知道山东分局宣传部打算利用注入抗战内容的对联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后，他立即表示大力支持。
当然，刘少奇对传统文化及其影响并非始终有十分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毕竟他离不开中国大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深壤。或许因此他多少受到一点宿命论的影响。他说：“人不能老是行时，在你背时的时候，有人还了解你，就是知己了。”（注：《红旗飘飘》第20集，回忆少奇同志文章专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他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也印有传统的痕迹。毛泽东曾说过：“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注：转引自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262页。）不过，把这些用相当苛细的眼光审视出来的“偏颇”与他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具体做法相比，前者显然是无关大局的、第二位的，无损于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辉形象。
二
刘少奇确立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后，终其一生便坚定不移。在这个基本态度的引导下，他凭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大胆地充分地利用传统文化，为现实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服务。这是刘少奇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带着这个方针，刘少奇参与了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了《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支持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反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要求抗战的文艺大门开得更大些，以容纳更多不同的文艺形式、文化人物和派别，甚至是旧形式、旧思想的作品、人物和派别。他解释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能“切断历史”。（注：李何林：《我的教与学的文学生涯——〈李何林文论选〉代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注重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宽待传统以利于团结抗战的思想，于此可窥一斑。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一直为刘少奇所注意。他深入挖掘一切有利于革命斗争的本土文化资源，使古老的文化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斗争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政治与思想斗争方面
刘少奇善于运用脍炙人口的情节和形象来解释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是中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转折。刘少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也借助传统文化，着力防范和排除来自“右”和“左”两方面对统一战线的干扰，从而使自己和党员干部“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辨别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在领导淮南抗战期间，针对一些同志提出“帮助国民党第五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口号，他引用《孔子家语·贤君》中“徙宅亡妻”的故事（注：复印报刊资料《怀念刘少奇同志资料专辑》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第170页。），教育党员干部要树立独立自主的观念，创立独立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在反对右倾投降的同时，刘少奇也强调在长期的国内武装斗争结束后，全党必须改变不善于对外团结的习惯。他针对有些对此认识不足的干部读过一些古书的特点，对他们讲历史故事：“我看宋江这个人也不错，梁山英雄好汉，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要不是有宋江这样的人，怎么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呢？”（注：复印报刊资料《怀念刘少奇同志资料专辑》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第174页。）以此教育他们要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他还以“刻舟求剑”的故事，启发干部要改变苏区时期打土豪的做法，在新的政治路线下开创新的工作方法。（注：复印报刊资料《怀念刘少奇同志资料专辑》第1辑，第124页。）抗战初期，毛泽东曾指示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发展党组织，并引“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来表明中共的诚意和决心。当时有少数地方仍出现不符合上述精神的活动。如中共某支部积极宣传，以致蒋介石嫡系将领卫立煌也向中共提出入党要求。刘少奇及时纠正这种不利于巩固统一战线的做法，同样借用孟子的这句名言说服该支部负责人解散支部长期隐蔽。（注：伊凌、吴原：《刘少奇》（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在党的建设和共产党员修养方面，刘少奇提出要“学习我国历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实践，集中体现在他于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的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演讲对中共党建、党员修养的理论和实践有突出贡献，影响极为深远。毛泽东称赞它“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注：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连驻延安的国民党人也认为刘少奇“通晓古今中外为人修身之道”，文章“有很多精辟之处”。（注：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演讲中，刘少奇深入探讨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怎样进行修养、党内斗争的原则等重大问题，其间大量穿插古代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中有关“气节”和“大丈夫”方面的格言，如“吾日三省吾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慎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注：均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7-167页。）他对内蕴其中的诸如脱离社会实践的“心性修养”、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的超阶级“道德”等缺点进行反思批判，赋予传统文化在个人修养方面更新更广的内涵。以此为出发点，他充分肯定传统文化所主张的浩然之气和大丈夫精神，从而将传统的个人修身的合理成分同共产党的建设和党员世界观的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2.军事斗争方面
日本全面侵华后，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自发抗战的带有迷信和传统色彩的地方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天门会等。这些武装组织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成分和封建落后因素而容易走向瓦解、流散或妥协结局。这种情况，实际上给中共提出了如何对待这些组织及其传统色彩的问题，说到底是如何在抗战特定条件下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消极面的问题。刘少奇全面客观地分析了这些武装的具体情况，由此提出中共对待这些组织及其传统色彩的策略：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尊重他们的领导者和宗教信仰，引导他们走上自觉抗日、帮助我军抗日的道路。（注：[台湾]李天民：《刘少奇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1页。）后来，许多自发抗战的会门组织走上了靠拢共产党、坚决抗日的道路。刘少奇还直接引用传统文化素材来推动抗战。他主张不要阻止有关八路军领导人朱德是明朝皇帝朱洪武的后代的说法在老百姓中流传，因为“在一些地区，神话故事在老百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注：[美]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而《封神榜》上的土行孙也是这样的神话故事里的人物。在华北平原，刘少奇就以这个“闹得官家无法办”的神话人物来比喻开展地道战的游击战士，引导他们“人人能作土行孙”。（注：伊凌、吴原：《刘少奇》（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76页。）在太岳，刘少奇还将当地的地雷战与《孙子兵法》具体联系起来，用古代兵家理论推动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抗战胜利后，争夺东北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刘少奇受命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主持中共工作。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果断地作出了排除万难、坚决进军东北的决策。秦末农民战争时，刘邦曾在汉中建立基地，奠定后来统一天下的基础。历史的经验可资借鉴。1945年12月21日，刘少奇给东北局发出指示，强调必须把东北建成“有如汉高祖之汉中”式的“能够源源供给前线”的巩固根据地。（注：刘少奇起草的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21日，转引自《刘少奇和他的事业——研究选萃》，中共中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历史证明，刘少奇进占东北的战略决策，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其中那来源于中国历史的灵感闪现，在广义上同样是传统文化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生动体现。
3.文化斗争方面
在革命战争年代，文化总是服务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传统文化为文化工作服务，最终目的也在于对敌斗争。为了改变华中根据地农村文娱生活贫乏的局面，刘少奇指示把散落在农村的“戏班子”淮剧团找回来，演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戏曲。他和陈毅等也都拿着一条小板凳去看这些“老戏”。他深知传统戏曲是农村群众最普遍、最实用的文娱方式，可以唤起和鼓舞全体华中抗战军民的民心士气。在刘少奇的启发、带动下，山东分局的宣传人员也从古代诗歌宝库中发掘了锐利的对敌武器。他们把一些古代反战诗译成日文，配上图画，向敌人散发。如在“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名句旁，画着一个日本少妇正期待着她的丈夫归来；在诗的另一端则画着在中国的原野上，到处是日本人一堆堆的白骨。绝妙的“诗配画”仿佛就是在侵略者心中爆响的威力巨大的精神炸药。
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刘少奇已经在高瞻远瞩地预见和防范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对新时期中共和中国革命的腐蚀与危害。他强调“会道门、帮派习气对我们是一种腐蚀力量、消极因素”，“把这种帮派习气带进党内来也是难免的，但却是不能容忍的”。（注：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他要求文化战线“要积极创造新的艺术，以便压过封建迷信的东西”。（注：葛琼：《“文艺黑线总后台”的罪名必须推倒——为刘少奇同志辩诬》，198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可贵的是，刘少奇在转而强调问题的这方面时并没有忽略或否定那方面。他对马列学院的学员指出：“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显然，面对建设新中国的新课题，历史经验和传统文化仍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刘少奇在工作中始终把握的原则。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历史文化化作推动具体工作的积极因素。
1.政治方面
建国之初，中共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严峻考验。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对传统治国之道倍加关注。建国前夕，他就谈到：“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页。）他对“易得难保”、“得之不易，守之更难”等古人经验之谈产生强烈的共鸣。为了从几千年的历史寻找启迪，1951年初，刘少奇利用党中央批准他到杭州休假的机会，摒弃一切，闭门攻读《中国通史简编》。
在反对和批评党内不正之风方面，刘少奇十分注意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提倡和树立正气。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遇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不健康的社会意识也进一步影响到党内。对此，刘少奇显得十分警惕。1957年，在南巡调查途中，他多次引用《孟子·离娄章句下》中“齐人一妻一妾”的故事，借讥刺那个以说谎来过日子，连妻妾亦为之不齿的“齐人”，谆谆告诫共产党员：“要向党讲真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讲真话最要紧！”（注：《缅怀刘少奇》编辑组：《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页。）随着执政党地位的日益巩固，官僚主义苗头也有所滋长。刘少奇一向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借用孔子的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维纱维肖地刻画出现实工作中不负责任、敷衍了事的官僚主义者的可恶嘴脸。（注：何光国：《人民公仆刘少奇》，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304页。）“卑宫室，居陋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古人格言则经常被他用来教育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另外，刘少奇还巧妙借鉴传统文化的内容，说明党的有关政策，唐朝诗人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有一句是“儿童相见不相识”。刘少奇认为正说明中国古代官吏并不都是带眷属的，借此解释中央对一时无法解决的干部与家属两地分居问题的态度。（注：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参见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43页。）为此，毛泽东还作了一番考证。不管刘少奇对诗的理解和发挥是否妥当，都反映出他对古典文学的熟知和敏感。
2.经济方面
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重大考验，也是刘少奇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一直主张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来抓。在处理经济建设与传统的关系时，一方面，刘少奇批判了传统经济思想的陈旧过时内容。他指出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是封建主义的办法，是超经济的办法。（注：刘少奇：《组织专业公司，减少行政干预》（1963年10月24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他对“重义轻利”、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观点也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刘少奇也不排除传统文化存在重视民生日用的取向。唐朝韩愈的文章《进学解》里曾讲到：“牛溲马渤，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被刘少奇用来指导各地合作社要重视小商品的收购工作。（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为了强调林业方面的有关政策，他借用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以其意义上的全新解释，使对反动统治者任意干坏事并压制人民的形象化谴责，变为对林业部门“烧荒”技术要求的生动说明：只能在统一的组织下“烧荒”，不许有任何个人自发的类似行动。（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30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一些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材料，就是这样令人意想不到地被刘少奇信手拈来，虽寥寥数字，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从而推动了经济工作的开展。
刘少奇对传统文化的利用看似随意，但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传统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内在有机的结合。利用传统文化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是刘少奇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弘扬传统文化的独特的实践，反映了他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不仅对各个时期的工作有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使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
由于刘少奇长期在革命和建设第一线主持实际工作，又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相应地更注意传统文化具体的组成形式和物质载体，如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古籍、中医、戏曲和民乐等。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态度指导下，刘少奇在各个历史时期竭尽所能，为保护和弘扬这些代表传统文化精萃的瑰宝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
1.名胜古迹与文物
名胜古迹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往往保留着古代的文化和艺术珍品。文物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见证。刘少奇历来钟情于名胜文物。1927年夏天，刘少奇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藏书阁等处住过。看来这个文化胜地以及当年的革命岁月，留给刘少奇的印象至深，以致在32年之后，他仍利用庐山会议休会期间重游旧地，在藏书阁前伫立良久。刘少奇对古迹与文物的保护是始终一贯的。不论是山东的一个无名古庙，还是鼎鼎大名的孔庙，还是故乡曾经熟悉的香山古寺；不论是身处高位，还是逆境横来，他都不愿放弃那份历史责任感。1947年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委工作期间，发出《关于禁止毁坏古书、古迹的指示》，指出有些地方在土改时破坏书籍、字画、碑帖、古董、古庙、古迹，“这是中国文化上的损失”，要求各地禁止破坏、出卖或拆毁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79页。）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专门提到“各地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如无人管理而又需要派人管理者，当地人民政府必须注意派人管理，不使破坏。”（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刘少奇于出国访问时抽空参观了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历史文物专题和出土珍贵文物。当他看到属于晋代时期的精致的彩色丝履时，十分高兴地说：这是古丝道上的东西，要保存好。（注：自治区博物馆：《“封建宗教文化吹鼓手”的罪名纯系捏造——驳对刘少奇同志的诬陷》，1980年7月5日《新疆日报》。）那时刘少奇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说这样的话也是“不合时宜”的，从中不难看出刘少奇对传统文化重要价值那份深刻而执着的体认。
2.古籍
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物质载体，古籍的浩瀚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刘少奇十分重视保护古籍。在他主持中央工委时发出的那个指示，保护古籍就是其中重要内容。1952年初，当他得知国家出版总署有人擅自销毁了一批有历史资料价值的旧书时，显得十分愤激。他将之比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严历批评这种行为“是摧残文化的行为”，“是以横蛮态度对待文化事业的暴虐行为。”（注：《红旗飘飘》第20集，回忆少奇同志文章专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1958年，刘少奇造访名闻遐迩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殷殷叮嘱藏书楼的管理人员要好好保护这座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他对前人重视文化典籍和文化传播的事迹也极为敬佩。他称赞唐僧取经的故事，说：“唐僧取经、译经艰苦顽强的精神，博得了各个时代人民的称赞”；“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注：《红旗飘飘》第20集，回忆少奇同志文章专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对唐僧取经的推崇，实际上也含有对唐僧取来的经书在文化史的重要意义的肯定。刘少奇重视保护古籍的态度也是坚定不移的，即使在他被打倒、被剥夺一切权利后，他对抄家、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破坏古籍、文物的反文化行为仍不愿缄默置之。他明确表示：“红卫兵抄家的行为是违法的。”（注：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第254-255页。）身处逆境，他还想着用法律去使古籍、文物免遭劫难。
3.中医
中医是中国古老而独特的医学，特别鲜明地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刘少奇对中医的重视要追溯到他的家庭影响。他的父亲刘寿松临终时再三嘱咐家人要送“九满”（刘少奇乳名）多读些书，将来当个好郎中。建国后，有一段时间医学界有些人对中医显得不够重视。1954年夏，毛泽东多次发表对中医的看法，强调中医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之一。在此前后，刘少奇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医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原来就有自己的医学，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中国医学有它的特点。”（注：《缅怀刘少奇》编辑组：《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95页。）他要求卫生部“要主动团结中医，欢迎他们，给他们以应有的地位。”（注：《缅怀刘少奇》编辑组：《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他还要求“西医也要学中医，不懂得祖国的医学就是一大缺陷”。（注：《红旗飘飘》第20集，回忆少奇同志文章专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57页。）针对传统医学遗产良莠并存的情况，他指出：“传统医学如果没有和近代科学结合，要进一步发展，是相当困难的”，“要整理研究我们的传统医学，就必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注：《缅怀刘少奇》编辑组：《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使中医在现代条件下进一步创新发展。
4.戏曲和民乐
戏曲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反映了传统的美学思想。刘少奇对戏曲有着长期的爱好，并从抢救文化遗产的高度，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尽力保护它的生存和发展。他肯定戏曲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认为“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对于被尊称为“国剧”的京剧，他认为其“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对于戏曲的消极因素，他说：“中国的传统剧目很多，但是其中有宣扬封建道德的、迷信的、色情的内容”，“要进行整理，加工改编。”（注：冯少白：《文艺战士的导师——怀念刘少奇同志》，《上海戏剧》1980年第2期。）他赞成实行支持、帮助、发展的戏曲改革方针。这是历史主义的正确态度，与江青等人否定和打倒一切历史题材的戏曲的做法是根本不同的。60年代初，江青插手文艺工作，大批传统戏、历史剧。刘少奇、邓小平、周扬等与江青等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毛泽东曾严厉批评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30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仍竭力为戏曲辩护。他不同意简单理解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指出：“能表现现实生活的，就演现实生活的戏。不适合表现现实生活的，就演历史剧。让大家看看戏，好好休息，也是鼓舞社会主义劳动热情，也是为政治服务。”（注：黎之：《回忆与思考——“大写十三年”的大争论及其背景》（上），《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他坚持要对戏曲一分为二、具体分析。他说：“历史戏也可以演，有些历史戏是好的。”（注：葛琼：《“文艺黑线总后台”的罪名必须推倒——为刘少奇同志辩诬》，198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保护戏曲的顽强努力是刘少奇自觉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结果。它与反对极“左”错误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不仅反映了刘少奇对传统戏曲艺术的正确态度，更折射出他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捍卫真理的坚定立场。
民乐带有独特的中国风格，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刘少奇较早就对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有一定的认识。小时候他给家里放牛，“不是吹笛子，就是读书”。（注：王光美：《刘少奇的青少年时代》，《党的文献》1994年第6期。）他还自己制作过一把二胡和一支竹笛。华中抗战时，新四军抗敌剧团缺乏打击乐器，曾把中药铺里舂药用的铜盅借来代用。刘少奇看了该团的演出十分高兴，赞扬他们“搞这些土乐器也很好听嘛”。（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四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建国后，在一次舞会上，谈到西洋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有人说各有各的优点，刘少奇毫不掩饰他对民乐的偏爱：“我看还是民族音乐好。”（注：伊凌、吴原：《刘少奇》（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页。）
刘少奇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是他热爱祖国、重视维护民族文化延续和传播的生动体现，是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
总的说来，就刘少奇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而言，上述刘少奇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和保护，是在确立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后的逻辑展开；而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是利用的必要前提；对传统文化的充分利用则是对它有效的保护和弘扬。要之，不论是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还是利用、保护、弘扬的具体做法，都贯穿着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准确把握和坚持，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今天，刘少奇极富特色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