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学的南流北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南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文学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中国各族文学的总和。作为中华文学主流的汉文学，又是各地域文学的集汇融合。一方面，各地域文学在自己特殊的地理人文、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有的地域文学在时过境迁之后消失不见了，有的则在历史长河中保持发展着；另一方面，各地域文学又互相渗透、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甚至互相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共同造就了统一的中华文学的伟大遗产。
中华文学中最基本、最持久、最富特色、也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地域文学就是南方北方两大地域文学，它们分别由生长于南方北方（传统上以淮河汉江为分界线）的两大作家群及其作品所代表。
北南两大地域文学的源头，可以分别追溯到《诗经》、先秦散文与楚辞。《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其中精华，它是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及汉水流域十五国的民歌，这些国家除少数外，都在北方。国风描写爱情，歌唱劳动，叹息战争的离乱，抒发阶级的不平，贯穿于其中的主要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
世传《诗经》为孔子所编定，此说不确；但是，孔子十分赞赏《诗经》是无疑的，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充分肯定的是《诗经》方正康健的思想内容，这正是他所强调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是鲁国人。在春秋诸国里，齐国由于管仲率先实行法治，霸权建立最早，并大大推动了其他各国文明的发展，以至于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政》）及至战国，在各国之间合给连横的斗争中，诸士游说，百家争鸣，发达的齐鲁以及附近地区人才倍出，主要成果就是诸子散文。《史记·货殖传》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宣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作为整体，齐鲁文化是理智型的，注重教化，缺乏文采，给予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诸子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最为著称，儒家积极入世，道家消极避世，而又以儒家影响较为深远。
就在齐国称霸之际，楚人刚从苗并入华夏；当北方进入政治上的法治主义、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之时，荆楚许多地区却还处在氏族部落与巫术占卜的阶段。北方的知识进步固然可喜，可是悄悄地付出神话的丧失作为代价。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把“夔一足”刘成是“像夔这样的人一个就足够了”。长沙楚墓帛画可以证明孔子错了，夔确是独角兽而不是人，孔子否认神怪，楚人则以凤夔入画祈求升天，这一事实说明，较为原始的人民具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他们的心灵较少受理性的束缚，而在对地万物作大胆推测、神奇想象、盲目崇拜或莫明其妙地恐惧的时候，他们更多地保存以至发展了远古以来的中华神话体系。
屈原就生活在这巫风大作、神话流行的文化氛围中，而当时楚国又处于外有强敌压境、内有党人当权的政治形势下。因此屈原既有楚民的原始激情与丰富想象，又有士具的责任感和历史感。他的作品《诗经》一样正视现实，象先秦散文一样关心政治，但是由于特定的时代北景与个人际遇，他的作品更多爱国精神和悲怆色彩。在艺术方面，楚辞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诗经》中的作品多为集体创作，具有民歌谣曲朴素清新的的特点，而楚辞为利用吸收了民间文学形式的个人创作，它感情充沛、文辞华丽、富于个性；庄周散文也多神话，但是大都用于寓言说教，而楚辞是作者本人进入虚构世界之中，将神话与现实、议论与叙事、抒情与写景诸方面融为一体。屈原之后的宋玉没有屈原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强意志，然而较多“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的孤高气质，他继承了屈原将情感客观化的手法，发展了借助自然景物抒写内心生活的技法。
将分别作为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源头的《诗经》、先秦散文与楚刮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各自的侧重之处。前者关注社会生活，较多集体意识，后者描写作者际遇，较多个性色彩；前者长于哲学思辩，较多理智，后者富于艺术魅力，较多情绪；前者热烈、质朴，多阳刚之气，后者凄清、委婉，多阴柔之美；前者真实再现，后者大胆虚构；前者爱作历史分析，后者擅用神话传说；总而言之，前者以现实主义为主，后者以浪漫主义为主，它们成为中华文学的两大基本主流。各有所长，也就各有所短；过行入世常常变成道统，过于出世容易导致冷漠，太注重教化会流于议论，太精心文辞就丧失深刻，如此等等。优秀作家能够吸收南流北派中的精华，抛弃其中糟粕，同时有意无意地保持发扬自身流派的特色，这样也才能为中华文学作出真正贡献。事实上，屈原正是这样一位开路先锋。
直接继承楚辞遗风的是汉赋。汉赋是楚辞的发展，主要是在抒情言志的同时增加了状物叙事的成份。汉赋大家中有贾谊、班固、张衡、枚乘、司马相如、杨雄等人，前面三位是北人，后面三位是南人。贾谊与枚乘的作品较早，代表着楚辞向新体赋的过渡，贾谊的作品在精神上接近屈原，更多忧患意识，而枚乘的七体长于铺陈，有为文而文的倾向；其余四人竞相著之大赋，其代表作如相如的《子虚》、《上林》，杨雄的《羽猎》、《长杨》，班固的《二都赋》、张衡的《两京赋》；他们的作品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为人却是很不相同，相如、杨雄一风流一淡泊，有南方文人潇洒的特点，而班固编著史书，张衡研究科学，更具北方文人严肃的态度。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五七言诗先后发展起来，集大成者有曹氏三人、陈渊明、谢灵运等人。三曹是北方人，虽然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等诗歌的意境并不完全相同，但确贯穿着世人所谓“建安风骨”，即一种情辞慷慨、意气刚健的风格；陶渊明偶有“刑天舞干戈，猛志固常在”的意志表露出来，但还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情致作为主调；至于谢灵运，他是世家出身，虽然心中怀有“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的冲动，但实际上过的是吟唱“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山水生涯。陶渊明、谢灵运是南人，他们的田园山水诗与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之间，存在着思想上出世与入世、风格上慷慨与冲淡的巨大区别。
中国诗歌的顶峰是在唐宋，唐诗则以李杜作为代表。李白长在巴蜀，这里本是“天府之国”，内有峨眉之秀，青城之幽，外有蜀道之险，峡江之雄，田肥民殷，人杰地灵，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墨客，有汉代的司马相如，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直到现代的郭沫若、巴金，巴蜀文化成为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得天独厚之地，孕育了一种超凡脱俗，意气风发的艺术风格；与李白同时的杜甫生于河南，更多地得到中原文化中忧国忧民，脚踏实地的思想传统的熏陶。如果说李白的诗充满了道家仙风，那么可以说杜甫诗中贯穿的是儒家正义。李白一生大部分时间仗剑去国，壮游天下，没有也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以他之才，不难谋得高官厚禄，但他却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不然，他赴两度科举，制三大礼赋，任四次下官，长期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并且一再上书，向达官贵人、甚至直接向皇帝请求施舍一官半职。然而李杜二人性格方面的高下，却也正是他们思想方面劣优的补充。李白虽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定胡沙”的政治抱负，但他较多考虑的是个人意志，他虽有济世之心，便更爱自由生活；杜甫相反，他“致君舜尧上”，更是为“再使风俗淳”，他自己长期身处逆境，却始终“穷年忧黎元”，直至自家茅屋为秋风所破，他还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李杜二人的重大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不过两者的侧重不同。“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的立身之本，“穷则独善其身”，这又是道家的修身之道，然而李杜二人又把各自追求的目标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李白在达时也独善其身，而杜甫是在穷时更兼济天下，当然，他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完成自己的追求，而并无法改变现实。在他们身上，中国文人的长处与弱点，以及南北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从艺术风格上看，李白的诗篇仿佛信手拈来，想象奇丽，潇洒自由，是飘逸的；杜甫的诗篇经过千锤百炼，感情悲愤，严肃工整，是沉郁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李白主要生活在大唐极盛时期，而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的苦难年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南北文学传统的差异；或可以说，他们二人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与所在地域的文化氛围孕育的天才。
宋词中两大家苏轼、辛弃疾又分属南北方人。苏、辛二人同属豪放派，但也有很大不同，苏轼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而辛弃疾“相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苏轼对如画江山、如梦人生作哲理的感慨，而辛弃疾为剩水残山、仓皇北顾作现实的叹息；二人诗歌内容不同的原因，一是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苏轼生活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而辛弃疾则经历了南宋国破山河变的苦难；二是两人性情修养不同，苏轼对人生世事比较达观，他也曾屡遭宦海风浪，但是始终能够泰然处之，就在被贬黄州期间，他还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豪放的诗篇，超然世外的道家思想，无疑给了他摆脱尘世恩怨的精神力量，辛弃疾亲身参加过抗金的战争，尽管后来解甲归田，甚至自号“稼轩”，但他始终心怀报国之心，孤愤难平，常常“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比较一下苏辛二人内容相近的两首词《定风波》与《西江月》，就可略见各人性格一斑，同是醉饮之后，苏是“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辛则“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苏酒后清醒，看透人生，自我解脱。而辛保持醉态，以酒浇愁，愁则更愁。苏轼有旷达的胸怀，辛弃疾有沉重的思虑，他们二人与李杜的情况十分相似。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宋词作为中国诗歌的顶峰，还应放在一起考查，进一步认识南北文学之异同。唐诗中既有歌颂边塞风光的北国诗人，也有描绘春江花月夜的南方吟者，但就人数来说，名家之中北人居多；宋词的情况恰恰相反，著者之多为南人。这种现象首先与唐宋两朝的地理政治有关，唐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北方文化发达，故诗人多，南宋只有江南半壁河山，少数民族统治北方，故词家多属南；但这只是部分原因，因为北宋建都汴京（河南开封），然而著名作家中，也几乎全是南人。个中原因，也许是唐末宋初中国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转移有关；但是，下述文学样式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也许是更重要的。
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唐诗是中国诗歌中形式最为严谨因此同时也是最有力量的，唐代诗人将社会与个人、理智与情绪、现实与幻想、道家与儒家等千种思考、万种感受，都收束在唐诗所具有凝炼、坚实、规则严谨、音调铿锵的形式之中，以最紧凑的形式表达最博大的思想，正是在内容与形式的最大张力中，唐诗达到了最高的成就。词生于唐中叶，当时作家都以诗为正统，用诗言志，而词不过是抒发闲情逸志的左道旁门。宋是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开始，宋时诗已过于正经，而词能更好地表达此时此刻人的感情，因此词的成就超过了诗。与严谨的诗相比，词更洒脱一些，新的形式适合新的内容，它就繁荣起来。宋词的内容是什么？这与唐诗一比就清楚了。宋在追求理想方面，没有唐人那么挚着，在反映现实方面，没有那么严峻，在瞻望国家前途方面，没有那么乐观，在对待人个生活方面，没有那么认真，总的来说，宋人在现实面前比唐人消极，而心灵深处比唐人平静，唐诗中那种雄健的笔调，逐渐演变成为宋词中超脱的风格。在北京诗家慷慨高歌于文坛之后，南国词人也来一番潇洒吟唱，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伟大民族的文学一定是风格复杂多样而又统一互补的。
元代杂剧大家都是北方人，不少是大都（北京）人，这是因为元杂剧兴盛之时，宋金元尚在对峙之中；南方作家在吟诗填词之际，北方舞台上已经紧锣密鼓了。自宋南渡后，南方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所在，宋以后的文人以南人为主，这与唐及以前的情况正好呼应。元是特例；东南沿海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级在经济上的不断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上的苏醒，使得戏剧这种特别需要经济与文化条件支持的艺术大为发展，明代传奇戏剧作家又全是南人了。而分别以元杂剧和明传奇为代表的南北戏剧，也反映出南北流派的不同风格。元杂剧以关汉卿为代表，以严峻的现实主义为主，明传奇以汤显祖为代表，以热情的浪漫主义为主，二者差异十分明显；也许用王实甫的《西厢记》与汤显祖的《牡丹亭》相比较，区别更加清楚，因为二者内容主题相近。《西》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性格，矛盾冲突曲折、具体、合情合理，《牡》细腻地刻划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故事情节是虚构的、《西》以不妨碍儒家正统的大团圆方式结尾，《牡》却暗示了男女青年的爱情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可能实现；《西》写人的爱情，《牧》写鬼的相思；《西》以叙事为主，《牡》以抒情为主；《西》中是个男性世界，张生联吟、请兵、琴挑、越墙直至应试，处处生动，《牡》中则是个女性天地，杜丽娘游园、伤情、病逝、梦寻以及还魂，不断追求。不难看出，北人的《西厢记》较为现实主义，而南人的《牡丹亭》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它们分别承继并代表着南北文学传统。
到了清代，出现了中国戏曲的两大杰作《桃花扇》和《长生殿》，其作者分别为孔尚任和洪昇，又分别属于南北两地。两剧都以社会动乱，江山易主的危亡时代作为背景，以男女情人的有离合悲欢的命运作为主线，并以得道或升仙一类那个时代仅有的理想前途作为结束，二者都既有对严峻现实的揭示，也有对无常人生的叹息，“然而，孔尚任想要“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而洪昇则是“念情之所钟”“写钗盒情缘”，一是辨离乱中的忠奸，一是唱传奇式的爱恨，一是充满了深刻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一是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感伤情调。
明代小说首属《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作者罗贯中与施耐庵又分别为北南方人，《三国》讲述汉末群雄蜂起直至三国归晋的百年故事，接近历史真实，而《水浒》中的人物情节则以虚构为主，虽然也有历史点滴在内。应该说二者都以现实主义作为主要风格，但是也有差别，《三国》的主导思想是封建正统，而《水浒》中充满了江湖义气。
明中叶出现的两部长篇小说《金瓶梅》与《西游记》，作者兰陵笑笑生与吴承恩又分别为北、南方人。《金瓶梅》写城市家庭，风格是自然主义的，《西游记》写海外妖仙，完全是神话故事，南北文学流派的差异在这里呈现出最为鲜明的对照。
到了清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问世，作者曹雪芹祖籍汉人，但是早已附金归满，曾祖、祖父及父亲三代世袭江宁织造，曹雪芹本人则生长于南京北京两地。在他身上，既有汉族血统又有少数民族身世，既有南方文明的熏陶又有北方生活的经历，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使他具备创作这部巨著的深刻思想认识与完备审美眼光的基础。《红楼梦》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曲范，一方面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油灯尽”的封建末世社会生活图画，一方面是“堪叹古今情不尽，可怜风月债难偿”的痴男怨女爱情婚姻戏剧，一方面是贯穿始末的日常生活细节，一方面是提挈全书的太虚幻境之梦，一方面是千百俗人，一方面是三五神仙，一方面是“辛酸泪”，一方面是“荒唐言”，……两两对立，相辅相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也许，贯穿几千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中华古典文学的历史，只能由这样一位身受南北多种文化影响的作者创作的这样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巨著来结束。
综上所述，中华文学南北两大流派主要体现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体裁样式的盛衰，以及著名代表作家和作品之中。
形成中华文学南流北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在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例如孔孟散文与屈楚辞的出现，唐诗与宋词的交替，元杂剧与明传奇的消长等等，都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社会历史对于南流北派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社会历史发展本身就与自然地理环境、生活劳动条件有关，应该说，自然地理环境、生活劳动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孕育南流北派发生的土壤。
南北两地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很大。北方山河壮丽，戈壁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草原天苍苍，野茫茫，幽燕长城饮马，古戍盘鹏，三秦黄土地，红高粱；南方风光秀丽，吴越湖光山色，楼台烟雨，淮扬春江水，花月夜，大江孤帆远影，碧水东流，小园花落去，燕归来；北方气候严峻，塞外“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关内“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南方气候温和，都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苍明朝卖杏花”，乡村“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当然给予人们不同的感受，影响着人们的性情，直至在文学艺术中促进各种风格流派的生成。
生活劳动条件不同。北方生活条件艰苦，南方生存比较容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传》中就已指出，“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不待贾而言。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沂泗以北，宣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胡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
总的说来，北方文明与土关系密切，南文文明与水关系密切，也许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土文明与水文明。北人善用兵马，他们的生活和马拉大车一样，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劳作，南人长于舟楫，他们的生活更象乘风之船，一日千里，颇具征服自然的快意，北人必须经常面对严峻的现实问题，而南人多少留有产生无心幻想的余力。
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的差异：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一起，带来了人们生活感受与审美意识的不同，因此，具有不同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的南流北派应运而生；文学流派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传统，在存在着差异的自然环境、劳动条件、以及历史氛围中，它就一直延续下来。
当然，提出中华文学存在南流北派这一论点，并不等于说不存在特例，也不等于说南人一定比北人浪漫或北人一定比南人现实。一般说来，南流北派的存在可以从同一时代同一样式作家的比较对照中发现，时代不同不可比，样式不同不可比。例如，初唐的南人陈子昂就比晚唐的北人司空图更具现实主义，而北人马志远的戏剧《汉宫秋》要比北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浪漫得多；至于反例，当然存在，最明显的如清代仅次于《红楼梦》的两大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从书名也能看出风格大概，一为浪漫的志异，一为现实的写史，而蒲松龄是北人，吴敬梓是南人。当然，反例的存在并不影响本文主要论点的成立，相反，如果没有反例倒很奇怪，因为这是在讨论文学艺术，而文学艺术本身是极其复杂的。
自宋以来南人统治文坛的趋势，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中达到了顶点，列入文学史的著名作家，几乎清一色的是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情况有了转变，虽然南方作家仍然人多势众，但北方作家也可分庭抗礼。中华文学的南流北派，又可以在沈从文、郁达夫与老舍、赵树理的小说，朱自清与杨朔的散文，以及闻一多与郭小川的诗歌里见出。这种流派消长盛衰的原因尚待研究，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演变，古往今来的这两大基本流派南方北方文学传统一定会延续下去，为丰富中华文学宝库不断作出贡献。
标签：文学论文; 南方与北方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诗经论文; 读书论文; 诗歌论文; 楚辞论文; 李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