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
徽商兴衰的文化因素探究及其启示
齐春雷*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摘 要 ：徽商创造了雄踞中国商界四百余年的辉煌，但清末民初，渐趋衰落。贾而好儒的文化自觉是徽商兴盛的本质根源，但徽商所崇尚、依附的封建文化固有的内在不足，也构成了其衰亡的必然主因。徽商独领中国商界数百年风骚，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总结、传承；其衰落留下的历史教训对现代企业发展也不乏殷鉴意义。
关键词 ：徽商；儒家；文化；企业主体
徽商是原徽州府籍（今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的商人结成的商人集团的总称，自明朝中叶至清朝乾隆嘉庆时期，徽商创造了雄踞中国商界四百余年的辉煌，其商业资本之巨，经营地域之广，从业人数之众，均为一时之冠，“无黟不成镇，无徽不成商”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大奇迹。但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昔日万贾云集、百舸争喧的盛景，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陈迹。徽商的兴衰成败，其深层原因何在？本文仅选择从文化视角，试图作一探究，以古识今，希冀能对当代企业文化塑造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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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贾而好儒的文化自觉：徽商兴盛的本质根源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实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士农工商”作为固化的阶层排序，“有市籍者不得宦”的世俗偏见，使得鄙商、贱商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根深蒂固。这种社会生态下，徽州人能于一隅山地之中，冲破重重体制、观念的束缚、障碍，独开“商亦为本业”的天下风气之先，成为一支中国商帮劲旅，决不仅仅迫于徽州地理环境恶劣、地少人多的生存危机，而是基于深层次文化自觉的驱动。笔者认为，是徽商文化作为徽商精髓，引领徽商从兴起走向繁荣、辉煌。
在交往中你得知我以前的爱情故事，含情脉脉地望着我，认真地说：“你女朋友已离你而远走他乡，不如我们一起努力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你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但从你的眼神和语气，可以看出你是真心实意，不是随便说说。可是我这个人向来就有弱点，也许是天生的自卑吧，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觉得不能带给你幸福的生活，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吃苦，更不想让你和我一起漂泊天涯，更何况女友还在海外，想起以前我跟她一起相依为命的日子我终身难忘，我不能负她，我要全心全意地去爱她！但我更不能伤害你，我想今生能跟你做朋友，曾有此生早已足够！想到这里，我只能在心里面默默地祝福你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港口！
（一）兴起：接受先进文化，冲破传统“四民观”
明中叶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创立“心学”，提出“致良知”，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在此基础上，他以全新的理念完全颠覆了“四民观”：“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1]既如此，那么“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2]。王阳明学说受到世人极大的欢迎，迅速传遍徽州，形成冲破传统观念束缚、思想解放的潮流，徽商自觉接受了这一先进文化的洗礼，开始大规模、前赴后继地脱农经商。但王学兴起并非独徽州一地，为什么独独徽商表现得如此义无返顾？一方面的确与徽州恶劣的地理环境有关。“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粮食短缺，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正是这种生计所迫的真实写照。但另一方面，徽商在观念的突破上也表现出清醒理性的认识，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
1.治生第一，勇往为先
首先，徽州人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以商业为“贱业”。正德、嘉靖年间歙县人黄崇德，初有志举业，但其父对他说“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即劝儿子从王阳明的学说，将治生（经商）放在第一位，弃儒从贾。黄崇德乃转而经商，终于“赀累百万矣”（2）。徽商首先树立了在当时颇为进步的职业理念：“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3）无论哪种行业，只要勇于去做，成为行业表率、先锋，都是值得肯定的，这就完全突破超越了以往对商业的歧视性观念。
2.以廉服贾，贾不负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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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正统观念引申出“无商不奸”的社会偏见，也使经商者背负着“不义”的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但徽商对此却不人云亦云、因循守旧，能独立思考，并作出自己清醒、务实的价值判断。弘治·嘉靖年间歙人许大兴经反复思考悟出：“予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十一，贾之廉者亦十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4）深刻阐明了经商并不比务农低人一等的道理：古人并非痛恨商人，而是痛恨贪利忘义的奸商。如果耕田者获得1/10 的利，廉洁的商人也只取1/10 的利，那么经商为什么就比务农低一等呢？思想的桎梏一旦被打破，到了明中期，徽州经商蔚然成风，“昔为末富，今为本富”。
3.贾名儒行，贾不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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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贵商贱是传统社会固化的观念，但既然大儒王阳明都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那商人又何必自轻于士呢？所以明中期歙人程季公认为：“籍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5）如果我作为商人，能以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就不比儒士差。徽商胡汝顺则认识更进一层：“端木氏曾不以货值贬，儒奚必青衿乃称丈夫耶？”（6）端木赐（字子贡），是孔子的高足，世人没有因其是大商人而贬低他，司马迁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如此看来，难道非要穿上儒生的服装才可以称儒士吗？言下之意，商人同样可以像子贡那样成为儒士。
贾儒并重，特别重视、崇尚儒家文化，是徽商最根本的文化理念，也是其区别于一般商帮的显著特色。明代徽州学者汪道昆在《太函集》中有论：“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贾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以其大抵也。”对徽商而言，贾儒相通，亦贾亦儒、贾儒结合，才能聚财致富，长胜不衰。因此，他们或由儒入贾，或先贾后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实现了贾儒交相为用的和谐统一。
（二）辉煌：贾而好儒，以义取利
徽商于明清时期在全国十大商帮角逐中独领风骚，其深层奥秘在于其亦商亦儒、贾而好儒。徽州传统文化底蕴厚重，徽商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知诗书，精文墨，好学不倦，因而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道德修养。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能够自觉地以儒家文化来指导商业实践，以儒家伦理来铸造商业规范，这使徽商雄踞商界卓而不群，数百年长盛不衰。
1.崇尚儒家文化
一旦冲破传统观念的樊篱，又在文化上找到了居思想界正统地位儒家学说的强有力支撑，大批徽州人理直气壮地投身商界，就不再是被逼无奈之举，而成为自发、自觉、自愿的行为。因此，明中叶，徽商在徽州人前赴后继、义务反顾的弃农服贾潮流中，迎来其势不可挡的兴盛崛起。
当今，“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很多地方被片面理解为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应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综合协调、统筹发展，尤其是没有文化发展作根基，经济发展也终将失去持续向前的驱动力。因此，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绝不能忽视文化建设，绝不能忽视教育的发展。对一个现代企业而言，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是长远发展的根本要务，人力资本的优势才是当今万舸竞渡的市场竞争中与众不同、脱颖而出的致胜法宝：一方面要致力于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文化精神是企业的凝聚力、创造力以及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否被充分调动、激发的核心之魂；另一方面，人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最具潜能的因素。要放眼长远，舍得投资，致力于企业员工文化素养、工作技能的培训、提升。
2.恪守“诚信”准则
“诚”“信”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真诚是上天的原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没有诚信就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徽商将诚信作为从商业贾的核心道德准则来规范其商业行为。他们不仅崇尚儒家文化，而且将儒学精神提倡的仁、义、诚、信等道德信条切实运用于经商实践，形成了良好的商业道德，树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以“晓诗书、通大义、好贤礼士”的儒商形象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客户的长期信任，营造出和谐的经营氛围，从而能够长期有效地占领市场并取得经营的巨大成功。
“诚信待人”，是徽商的处世之道、经营原则。歙县商人许宪说：“以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6）意即：以赤诚之心待人，别人自然会信服你；如果靠耍小聪明和诈术来驾御他物，那么他物最终会离你远去。歙商梅庆余同样倡导“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7）的经商之道。故二人虽以微薄财力起家，但因以诚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刚到中年便富甲一方。诚信形象的树立并非朝夕之功，而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断信守、坚持、努力。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经商，“贾五十余年，临财不苟取，遇善举辄捐赀为之，名重吴城”，徽商吴南坡经营布料，“四方争趣坡公，每入市，视封识为坡公氏字，辄持去，不视精恶短长”（8）。由此可见，徽商以诚信经营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顾客的充分信任，从而也赢得了滚滚财源、不竭商机，在中国商界享有极高的信任度，“往往藉一言以当质券”，博得了上自天子下至百姓的认同、支持，使经商之路更加畅通无阻，从而谱写出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明万历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首推新安”。清乾隆年间，扬州徽商的盐业资本已达5000 万两，而当时国库存银尚不足7000 万两。乾隆皇帝因此感叹：“富哉商乎，联不及也。”[5]
3.遵从“义利”之道
“义”是儒家最重要的伦理之一。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是人类最安适的精神住宅；义是人类最正确的光明大道。“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离娄上》）把最舒适的住宅空起来不去住，把最正确的大道舍弃在一边不去走，这可真是悲哀啊！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 （《论语·为政》）见到义不去做，就不是勇敢。儒家主张“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要见义勇为，决不能见利忘义。
儒家的“义利观”成为徽商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自觉遵从践行的道德准则，明嘉靖年间歙县商人汪忠富对继业的长子说：“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9)这体现出大多数徽商高度的职业自觉。明嘉靖万历间婺源李大暠总结自己在云间（今上海）、白下（今南京）经商多年的成功秘诀是：“财自道生，利缘义取。”(10)将“道”“义”放在首位，可以说是徽商的普遍行为准则，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既然秉持这一原则，那么徽商经营产品的质量自然是要有充分的保证。近代绩溪大商人胡雪岩在杭州胡庆余堂的大厅里，悬挂一块“戒欺”匾额，提出制作中草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确保药品质量，并在另幅匾额上书“真不二价”。由于胡庆余堂的中药货真价实，在民众中享有崇高信誉。明万历间休宁人汪一龙在芜湖西门外大街，“创立正田药店，垂二百余年”，就是因该店“慎选药材，虔制丸散”“对症取服，应效神速”，所以不仅“四方争购之”，就是“每外藩入贡者，多取道于芜湖，市药而归”（11）。
粗铅是制造铅电解阳极板的主要原料，在生产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工艺操作规程，合理去除有害金属杂质对铅电解的不利影响，采用本文中粗铅熔析除铜和加硫除铜工艺，可确保铅熔液化学成分达到电解生产工艺要求。
二、封建文化的封闭保守：徽商衰落的必然主因
清朝末年，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历史的终结，与此同时，实力雄厚的徽商没有进一步发展实现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型也走向了衰落，这二者之间的同步并非历史的偶然。关于徽商衰落的原因，学界多有探究：清中期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外资的入侵，清政府经济政策的转变，战乱的冲击，市场商品结构的变化，这些客观原因的确不容忽视。但当时中国所有商帮都面临如此巨变，为什么江浙商人、广东商人很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并后来居上呢？笔者认为，是徽商所崇尚、依附的封建文化所固有的内在缺陷，构成了其衰亡的必然主因。
（一）文化观念的左贾右儒
由传统商业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型，是复杂的包括经营方式、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等的系统工程，既要有客观环境、资金储备的基础，更要有文化观念上的准备，而后者至关重要，因为文化是体制之母。而徽商作为儒商，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影响、主导、制约着其行为方式，这种联系的紧密性既成就了其辉煌，也造就了其衰亡。
1.培育现代企业主体
如前所述，徽商的兴起以明初徽州社会对重儒轻商观念的突破为标志，但徽商的核心价值观还是崇儒而非取贾，贾儒相通、贾儒合一的观念还是缘于生存压力的被动选择[6]。随着其经营的成功，一旦摆脱了生存困境，其价值取向的明确定位便以行为方式表露出来。从身份上，他们并非纯粹的商人，或是商人兼地主，或是商人兼官僚，或是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依官傍权，对封建势力有很强的依附性，并没有从思想根源中彻底摆脱崇文重仕的传统观念，并没有树立起作为商人的主体意识。关于徽商的亦贾亦儒，明代大徽商后裔、名宦、文人汪道昆分析道：“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驰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锺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12)这里的儒，是指儒业，即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光宗耀祖，而且“亦贾亦儒”，也如汪道昆所言，“率左贾而右儒”(13)。可见，儒家思想观念是深深渗透影响着徽商，从整体而言，多数徽商还是把“儒”作为首位的价值追求而非“商”，所以表现出以攀附权贵为主要特征的依附性，重视结交官府，通过捐赠、接驾等途径，“行媚权势”，许多徽商或因此封官晋爵，成为红顶商人；或取得特殊地位及垄断性利润，如徽商经营的盐、茶叶，在明清时期，都由国家垄断专卖权，商人只有得到朝廷许可，纳银取得盐引、茶引才能从事贸易，因而是能够产生厚利的行业。徽商的称雄数百年，也得益于官商合一的政治因素。但当清政府把徽商垄断盐业、茶叶的特许经营权收回时，这两种商品的经营也就不存在牟取暴利的机会。
徽州人重视从贾，但更重视业儒，从贾固然可以致富，但业儒入仕取得官职后不仅可以取得财富，而且可以带来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特权及家族声望的巨大提升和长远福泽。但“仕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因此多数徽商业贾是“不得仕而商”的无奈选择。正因如此，在生意场上是官商互济、儒政相通，一旦稍有成就又心向仕途，不惜重金追逐功名，以贾进仕，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声誉、声望），从而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地位，争取到国家的政策优惠和一定的政治保护，获得了极大的无形资产。当国家危难时，徽商的捐资助政也相当可观。据《两淮盐志》及有关资料记载：乾隆六年淮扬水灾，徽商黄仁德等人捐银7 万余两，次年又捐银24 万两。乾隆六次南巡扬州，由徽商江春操办，其接驾事宜，所耗银两不下千万；且江春用于军需、军饷、赈灾、贺寿等花费1120 万两。在乾隆三十八年，江春筹办400 万两军需时，被加授“正一品光禄大夫”，并追封三代、光宗耀祖。
（二）经营观念的固步自封
·品牌记忆阶段，即读者能对这一品牌产生自主记忆或者回忆的心理行为，也就是说读者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过相关活动。
徽商初期进行单纯的内地商品转运贸易促进地区间经济联系加强，取得了丰厚利润，但严重依赖官商互济这一发展路径。清乾隆后，国势日衰，徽商处境也日益艰难，道光年间消除盐运垄断，使徽商中依靠垄断获得高额利润的盐商一蹶不振，而传统典当业也因外国资本的侵入而逐渐式微。清光绪之前，由于国外不谙种茶法，中国茶叶居于国际市场垄断地位。但茶商致富后不能居安思危，改进工艺，因循守旧于原始制茶技术，随着东南亚国家茶叶种植的成功和制茶工艺的领先，出口量逐年递减。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清廷的闭关锁国被列强的炮火彻底瓦解，大批海外商品倾销占领国内市场，更使徽商丧失了优势垄断地位，但其经营观念上的保守落后使他们无法与时俱进，只是抱残守缺，固守传统商业资本却不将其转化为产业资本，以致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江河日下，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宁波商帮在欧美轮船侵入后，见微知著，停止传统沙船贩运业转而组建轮船航运集团。洞庭商帮在外国资本进入后 ，“一叶知秋”，转而开办金融业、买办业、兴办丝绸、棉纱等实业。
究其本质，徽商从来都是为封建文化深深打上封建社会烙印的封建性质的商帮，在封建社会中生长、兴旺，且一直与封建势力共依共存、共进共退。其价值取向，只能是认同、遵循、依赖于封建制度，且相当程度上因其是这种制度的受益阶层而内心对之仰慕、追随，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因而徽商具有太强的依附性而缺乏商人的独立主体意识，其封建保守决定了无法承担新生产力代表的历史使命，不可能具有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由传统商人转化为近代企业家的文化理念、文化自觉。所以作为一个完全嵌入封建制度、文化价值的商帮，当近代中国封建社会无可避免地被历史的大潮淘汰时，其命运也只能是无可挽回的衰落。
983 Effect of referral on intravascular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with large vessel occlusion
三、徽商兴衰对现代企业文化塑造的启示
（一）传承：徽商精神的成功元素
徽商独领中国商界数百年风骚，造就大批商界巨子，书写一段历史传奇，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回味、总结、传承。
1.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
徽商的发展历程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徽州地区人多地少的环境压力、生存压力，迫使徽州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生动地反映了徽州男子如何少年背井离乡，为生计奔波，与命运抗争，矢志千里的胸襟抱负。“水航陆辇，山负海涵”，徽州人率先冲破保守、被动、惰性的自然经济生存模式，为捕捉商机南下湖广，北上京城，西出塞外，东达海滨，甚至漂洋过海，表现出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这些小本生意起家，从小商品和土特产起步、身背肩扛、呼朋唤友的乡民，在并没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发展成为叱咤风云的商界巨擘，必然有其内在卓越的精神品质使然。
对照组给予常规新辅助化疗，给予地塞米松和环磷酰胺治疗，环磷酰胺（国药准字H32020857，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0.2 g，批号：13012321、15041245）200 mg/m2在治疗的第1～4天静脉推注；地塞米松（国药准字H44021890，广东邦民制药厂有限公司，规格5 mg/支，批号：20130919、20150721）20 mg/d，在术后第1～2、4～5、8～9、11～12天静脉滴注。
胡适称徽商精神为“徽骆驼”精神，其可贵之处在于兢兢业业、锐意进取、不畏挫折。出门经商失败、亏损甚至折本是常事，但徽商精神是“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凭着这种“驴上徽州，不死不休”的执著，徽商得以“雄起阡陌”、名振四方，成就数百年商业帝国的辉煌。而这种精神，当前仍不过时，值得大力提倡。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商场如战场，风云变幻，波谲云诡，企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商者面临着更为高端严酷的市场竞争，不畏艰难、奋力前行的勇气，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是任何企业不可或缺的文化灵魂、精神支柱。
徽商身处封建社会，缺乏明确、全面、系统的商业法律规范市场行为、防范市场风险、保护私人财产。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徽商的经营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隐患，因此不得不一方面以诚信的商业伦理严格自我约束，建立自己的诚信体系，降低成本，赢得市场。另一方面，内部也设立了一系列经营制度和运作规划。再者，利用宗族乡情关系，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组成经商团体，以积聚人力、财力、物力来扩大竞争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宗法制度排斥平等、竞争、择优的商业通行法则，其家族式封闭性成为制约徽商发展壮大的体制性障碍。当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国家层面保护、促进、规范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制订、执行、完善。
2.经济文化的良性互动
徽州文化的灿烂辉煌以徽州经济的繁荣昌盛为基础，因徽商对徽州经济的巨大贡献，可以说是徽商的成功铸造了徽文化的辉煌。而徽商的强大显然得益于其相比于同期其他商帮好儒重教的文化优势。从现代企业而言，即是人力资源上的优势。
经商是综合性、复杂性极高的理性行为，市场形势的变化走向，需要判断；商业团队内部关系，需要协调；企业与客户、政府、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经营；千头万绪的问题，需要处理；更不要说随时出现的各种情况需要应对，不期而遇的各种困难需要解决……利弊取舍，是时时刻刻必须的选择，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文化素养高，文化底蕴深厚，思考、分析问题、在大事小情需要做出分析判断时，更能敏锐地抓住事情的本质关键。文化所带来的能力，能一定程度上潜意识地提供类似于先知先觉的前瞻性，从而作出精准正确的决策。徽商与徽文化的并驾齐驱证明了经济与文化的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广泛涉及丰富的政治、历史、经济、管理思想。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廉更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的哲理，对于徽商超越一般商人的急功近利，以较长远的目光规划商业活动，显然大有裨益。作为商业活动的基础要素包括三方面：一是商品和市场，二是资金资本，三是人力资本。商品、市场、地理环境这些客观条件的具备固然不可或缺，但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人的主观因素则更为重要。即使商品生产发达，商品市场广阔，交易资金雄厚，没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仍然难以成就成功的商业活动。而人力资本即商人的文化素质高下是其中的关键要素。“终明之世，流民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流民之中，四处乞讨者有之，为人帮工者有之，甚至或沦为奴仆。而徽人外出，多四处经商，或科举出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显然是由于徽人身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致。”[4]宋代以后，徽州乃为程朱阙里，号称东南邹鲁，是当时教育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从而培育出徽商较一般商人更为深厚的文化素养、底蕴，这使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因人力资本的优势而更胜一筹。
3.“贾道商德”的诚信经营
徽商的儒商本质使其身体力行了儒家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以“诚信为本，以义为利”是“贾道商德”徽商精神核心。他们高度重视商誉，不惑于眼前小利，放眼长远，以质取胜，货真价实，市不二价，童叟无欺，精工细作，以品牌、质量、诚信建立起商业信誉的无形资产，通过长期艰苦努力，涌现出许多深受顾客信赖的老字号商铺。这是当今市场经济发展中尤其应呼吁大力倡导、传承、发扬的传统文化精神。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转型、体制转轨、阶层分化都在动态持续进行。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浓缩完成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迅速累积了在这种发展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种种矛盾、问题。“文革”十年已重伤了国人的传统文化传承，新的价值理念、信仰的建立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多元思潮的冲击下，又变得十分艰难。文化迷失、迷惘的一个直接表征就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模糊、市场经营中诚信的严重滑坡，弄虚作假、贪婪欺诈、偷税漏税等商业不诚信、不道德甚至触犯法律底线的行为屡见不鲜，最显著的事例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国人每日面对、存疑堪忧的“国民难题”，它凸显了三十多年来在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实际践行中“硬了经济、软了文化”的困境。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经并将继续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众福祉造成巨大损害。鉴于此，大力弘扬徽商精神中的“以德治商的诚信经营理念”，并以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社会诚信记录、档案，呼唤道德、复归诚信、重建信用才是现代企业经营的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二）借鉴：培育现代企业主体文化
物换星移，沧桑巨变，徽商帝国的衰落留下的历史教训对现代企业发展仍不乏殷鉴意义。
1.7 枢纽基因验证 使用测试集GSE73731数据对各枢纽基因进行线性回归分析验证其表达量与肾透明细胞癌进展关系。另外绘制各备选枢纽基因ROC曲线并计算AUC，当AUC>0.7时，该枢纽基因被认为对于区分低级别(grade Ⅰ、Ⅱ)及高级别(grade Ⅲ、Ⅳ)肾透明细胞癌有较高的灵敏度及特异度。进一步利用GEPIA 数据库[12](http://GEPIA.cancer-pku.cn/)对枢纽基因与肾透明细胞癌病理分期及预后相关性进行验证。
徽商毕竞是封建商帮，其“好儒”虽促进了理性决策、诚信经营，但儒家文化本身的封闭保守性也强化了其封建意识，进而强化了其对封建制度、封建特权的依附性。徽商中虽不乏商界巨贾，拥资千万金，却始终没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这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也是徽商命运的无奈，其依存、寄生于封建生产关系的生态中，是无法萌生近代企业经营理念的。而今，现代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独立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国民经济发展必须培育独立市场主体，做大、做强、造就一批“顶天立地”“通江达海”的大企业、大集团以起到引领、支撑、带动作用，从中央到地方，概莫能外。因此，应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府对企业不应过度干预，企业也应减少、摆脱对政府公权力的过度依赖。应政资分开，推动各类企业全面走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大浪淘沙、优胜劣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商海浮沉，自能磨炼打造一批商界英豪、企业巨子。
2.弘扬现代商业精神
徽商在早期兴起、鼎盛阶段，经营理念、经营机制、经营方式多有创新，领先于同期商帮，因此占据先机。然而，清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悄然萌芽，外国资本侵入已难以阻挡，外国商品开始充斥中国市场，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少数徽商认清、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投资开矿、创办银行、购买轮船等，自觉进行了转型，但多数仍固守传统的经营格局，丧失敏锐性、进取心，最终被时代淘汰。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动力之源，也是现代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商海瞬息万变，商机稍纵即逝。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更要求企业孜孜不倦、永无止境地致力于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不断改革、改进、完善原有的经营模式，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现代企业家必须以永无止境的强烈进取意识、进取精神，才能以创新为驱动力，促进企业的发育、繁荣、成长、强大。因此，要与时俱进地建设企业文化，创新经营理念、经营模式。积极倡导和实践新徽商经营理念：“勤勉、创新、协作、诚信”，铸造新徽商精神，即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拥有激情、梦想，崇尚勤奋、拼搏，敢于探索、超越。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3.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蒸散发（ET）是地球水文循环以及能量转换中的一个重要环节（Shan et al.，2015；Wang et al.，2017），它联系着陆地生态系统能量和水量平衡过程（Wever et al.，2002），在水资源管理以及有效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影响ET的变量较多且复杂，导致精准计算蒸散发仍存在较大难题。在研究中，常考虑采用参考蒸散发作为衡量蒸散发的重要参数（ET0）（郝振纯等，2013），Allen et al.（1998）将其定义为生长一致，水分充足，作物高度为0.12 m，灌层阻力为70 m·s-1，反照率为0.23，完全覆盖地面的绿色草丛植被。
徽商的崛起，是其不辞辛苦、不惧艰难、勇往直前的“徽骆驼”精神的内因使然，当然，外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经营商品如盐业、茶、木材等获得了政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也是徽商发迹的重要外部因素。但垄断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注定受到严格限制的特例，目前也只允许存在于少数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从长远发展而言，全面放开、公平有序的竞争是激发市场活力的不二法门，也是现代企业变压力为动力的优选路径。长期的垄断性经营，势必扭曲市场结构，破坏市场规律，从而使企业丧失内在发展的动力活力，在全球化市场的残酷竞争中落败，阻碍经济的整体良性发展。徽商衰落的沉痛教训对今天的企业而言同样具有警示意义，作为企业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断通过创新发展，做大做强，着眼于有效应对市场竞争，增强巩固核心竞争力。对于政府而言，应着力构建打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良性市场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使企业和个人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使社会资本得以有效积累，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成长提供外在的体制保障。
注释 ：
(1)周汝登著《王门宗旨》卷十一,明万历刻本。
(2)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五·明故金竺黄公崇德公行状。
(3)歙县《许氏世谱·西皋许公行状》。
(4)《新安歙北许氏东支氏谱》卷八。
在中国封建社会“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下，徽商从商的终极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扩大再生产，而是为寻求价值归属、社会认同，回到“耕读传家”的所谓正途，所以多数徽商发迹后，除追加少量资本用于商业运营外，其资本流向：一是表达对封建权力的支持、服从、渴慕，并期望成为封建特权阶层。因此消耗大量资本接济官府、迎驾南巡、行贿官员，一掷万金、数十万金“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7]“急皇上之所急，忧官员之所忧”。二是以奢华排场，以获取“士于仕宦”的心理满足、社会认同。《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扬州徽商：“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14）这些徽商巨贾对特权阶层纸醉金迷生活方式的摹仿说到底还是内心深处未能成为“仕宦”阶层的心理缺憾的物质补偿,表现为文化上的附庸风雅，园林、古玩、书画、典籍等与商事关联不大的非理性巨额投资，其对商业发展本身已经是损多于益。三是不遗余力地投资教育，以期子孙实现其“业儒入仕”的人生理想。徽商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发展教育，建书院、延名师、设义塾、刻典籍，为培养家、族、同邑子孙，殚思极虑，这些都造成了徽商资本的大量流失，影响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商业规模的扩大，减缓商业发展的速度。其本质根源，不能不说是徽商对封建权力和封建文化积极主动地投怀送抱、依附挚爱，这种发自内心的对农耕文明的拥护，本身就深深烙印着封建文化的落后性。
(5)汪道昆著《太函集》卷52·明故明威将军新安王指挥佥事衡山程李公墓志铭，安徽巡抚采进本。
初始化时所有节点均处于活动状态, 除Sink 节点外的所有节点跳数值设为最大，Sink的节点跳数值为0。同时，通过如下过程来构建基于最小跳数的能耗均衡树：
(6)《孟子》卷七·离娄章句上。
(7)歙县《许氏宗谱》卷三。
(8)汪道昆著《太函副墨》卷4·汪处士处。
王禹偁也继承了韩愈的观点，其《答张扶书》曰：“夫文，传道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57页。 ，强调文句必须“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58页。 。又《三黜赋》曰：“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 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文。”[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三黜赋》，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210页。
(9)《古歙岩镇镇东头吴氏族谱》。
6.2.2.1 贮存、运输、陈列和销售有特殊温度控制要求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应当保持冷链或者热链全程受控，以保证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安全所需的温度特殊要求。冷藏商品脱离冷链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冷冻商品脱离冷链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热熟食脱离热链4小时后报损。
(10)歙县《汪氏统宗谱》卷三·行状。
(11)婺源《王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李公行状》。
(12)民国《芜湖县志》卷五十八。
(13)汪道昆著《太函集》卷五二·海阳处士金仲翁暨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14)汪道昆著《太函集》卷六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15)《清文献通考》卷28。
参考文献 ：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节庵方公墓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41.
[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传习录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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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栾成显.经济与文化互动——徽商兴衰的一个重要启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7）.
[5]曹志.略论徽商、徽文化及其时代意义[J].中央社会学院学报,2005（6）.
[6]汪雷.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J].学术月刊,2001（6）.
[7]李琳琦.传统文化与徽商心理变迁[J].学术月刊,1999（10）.
中图分类号 ：G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310（2019）04-0120-07
DOI：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9.04.23
收稿日期 ：2019-4-3
作者简介 ：齐春雷（1970- ）女，安徽界首人，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教授。研究方向：政党政治和统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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