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冲击与近代东方外交体制的自我调整
陈奉林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 从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王国，东方国家走向近代外交开始，到19世纪末叶，东方封建大国中国、印度王公各邦，东南亚、西亚、中东地区的各个伊斯兰王国，几乎所有国家都成为西方掠夺与奴役的对象，在政治、经济与外交方面接受西方的体制与行为规则。既要看到欧美国家对东方古老社会的解体与变异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又要看到东方国家奔向近代的内因条件。不承认欧美国家对东方国家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是非客观的态度，只承认欧美国家的影响而看不到东方国家走向近代的必然趋势也是非科学的态度。
关键词： 西力东渐；冲突与融合；东方外交体制；自我调整
进入近代以来，所有东方国家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规则与外交体制，社会发展虽然不是像西方学者所说的处于停滞状态，但与西方相比确实过于缓慢，制度、文化、外交行为方式都需急剧调整与变革；欧洲经过工业革命后对东方的冲击空前加速，以至在欧洲的强烈冲击下全面落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最终形成对西方的全面依附。由西方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原则带有相当的野蛮性与残酷性，东西方的矛盾与冲突在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上依次展开，正常的国家关系被扭曲，直到今天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建立起来。
一、西方力量冲击下的东方世界
如果以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公元1500年前后东西方世界的形势发生着一些改变，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改变从13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形成后来东西方国家发展差距的天然分野。这种看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不过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欧洲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以后已经慢慢苏醒，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许多明显的迹象，西方的发展骤然加快，开始了对东方的最初冲击，世界历史的钟摆开始向西方一方倾斜。
2.2.1 女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各指标间相关分析 从表4（见下页）中可以看出，体重与50m跑、立定跳远、一分钟仰卧起坐，BMI与一分钟仰卧起坐共4组变量间相关无显著性外，其余变量间相关都具有显著性。
波磨产生的源头在于钢轨表面存在不平顺，当列车高速通过不平顺钢轨时，会产生高频瞬时冲击载荷。长期以往，最终会在钢轨不平顺处产生接触疲劳。伴随着接触疲劳的是车轮和钢轨之间的接触振动和摩擦振动。
在近代早期冲击东方的几个国家中，葡萄牙是最早来到东方的国家。它的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受到反穆斯林宗教狂热与东方遍地黄金传说的诱惑影响，积极开辟从欧洲到亚洲的航海贸易。葡萄牙人知道，通过陆路贸易从欧洲到亚洲的印度、南洋和中国，路途极为遥远，加上奥斯曼帝国对东西方过境贸易的长期垄断，无法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因此，开辟海上贸易通道成为当务之急。13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内部发生技术的、宗教的和思想上的一些变化，使它们有条件率先参与到地理大发现之中。即使今天，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全球规模的大航海推动了价格革命、商业革命与东西方物种交流，是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发展总是以社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为前提，有人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先导。
西方外交体制的确立与发展是与欧洲近代宗教力量衰落、王权崛起相联系的。1618—1648年欧洲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战争结束时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和约对后来的外交与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开创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同时承认了各国的领土、主权与独立，催生了后来各国建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制度。以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国家力量的兴起，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必然导致教权的衰落，产生以平等为基本精神的国家交往原则，这些原则构成近代西方外交理论框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承认各国领土、主权与独立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今天也是如此。
1876年2月26日朝鲜在日本武力挟迫下，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7月又签订《日朝修好条规附录·日本国人民贸易规则》。通过这些条约，日本在朝鲜完成了外交使节进入首都、开放釜山港口、划定开港居留地、领事管辖侨民、领事裁判权，享有在开港内的旅行、通商与使用日本货币等项权利。［14］日本常驻公使进驻汉城，与中国长期的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开始崩塌。19世纪80年代以后，朝鲜李氏王朝又相继与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向各国列强敞开国门，被迫进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90年代，废除清朝年号的使用，改用李朝的开国纪年，修改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向各国派遣特命全权公使。［15］到此为止，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彻底崩溃了。对于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我们的看法是：
朝鲜半岛以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历来为中国、日本以及欧美列强所重视。中国视半岛为抵御日本向外扩张的屏障，因此自明代起就十分重视中朝关系，加强对其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以防止日本利用朝鲜半岛向大陆扩张；日本视朝鲜半岛为跳板，只有如此，才能向大陆和南洋海洋方向发展。因此，围绕朝鲜半岛的较量首先在东方两个重要国家——中国与日本之间展开，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回首历史上围绕朝鲜半岛展开的大国较量与博弈，以及矛盾与斗争达到的深度、广度与向未来发展延伸的基本走向，作出富有时代感与使命感的抉择，显然是东方外交史不得不做的艰巨工作。［16］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四艘黑船来到日本江户湾，要求与日本建立通商贸易关系。50年代开国后，日本与欧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通商条约。为了办理通商与外交事务，欧美各国向日本派出了外交使节团，建立了外交使节制度。到明治维新前，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普鲁士、意大利、俄国、瑞士、葡萄牙向日本派出了具有外交使节和外交使节性格的领事官。［13］这些领事官主要集中在江户、神奈川、横滨、长崎、箱馆（函馆）、新潟等较早开放的地区。相对于中国，日本接受西方外交体制与原则较中国为早，很快地实现了由传统的外交向近代外交的转变，自觉地接受和利用国际法原则谋取民族利益。
17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衰落，地域广大，无法控制帝国的领土，英、法、奥、俄乘机争夺其领土，形成历史上的“东方问题”。由于奥斯曼帝国控制着横跨欧、亚、非的广大地区，又处于东西方大国力量的交汇前沿地区，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焦点。到20世纪初，整个西亚、中东地区已经被英、法、俄、德瓜分了，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
二、东方国家外交体制的自我调整
人类历史进入到近代以后，西方国家首先在思想、制度与技术方面实现了变革，获得了通向世界、支配世界的巨大力量，开始走出欧洲，开辟海外贸易市场，由世界的边缘开始走向世界的中心，自然而然地把西方的外交行为与原则带到世界各地，使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经过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后，东方各国在西方的进攻面前无一能够保持独立，或者彻底沦为殖民地，或者沦为半殖民地。所以说，西方的外交行为是伴随着武力强权与宗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使非西方国家接触到了一个迥异于本土文明的欧洲文明。18、19世纪以后，世界变化骤然加快。蒸汽船的出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铁路网和贸易网的建立，使得各国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频繁。
教师还可以使用Blackboard平台为每个学生或小组提供作业，学生通过保留框向教师提交作业，教师将收集文件并将其发送给学生。通过保留框，在协作学习过程中实现了最大的数据共享。Blackboard还提供邮件发送与接收的功能，教师可以向班级、各学习小组或个人发送邮件。
西方外交行为的扩展与推进是一个急剧扩张的过程，在中国有几场大的剧烈的场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冲击巨大，中国倍受伤害，自身独立难保。世界总的趋势是西方主导下的各国互动加深，东方国家更多地接受西方制定的国际关系原则，说到底就是传统的朝贡体制与近代西方条约制度的矛盾。客观地讲，由于政治制度、外交制度与理念不同，中国因此与西方产生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西方之凿难入中国之枘。面对西方的冲击，各国的情况极有复杂：有的主张顺势而为，学习西方文明，迎娶西方美人来归；有的习惯于在传统的旧制度内对新的制度施以尖锐的指责，对中国最初驻外使领馆的设立也是如此。他们在外国武力胁迫面前一筹莫展，但抵毁斥骂新事业的本事却是很大的。［5］正是在西方猛烈的冲击下，中国的行政制度、经济形态和外交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又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不平等条约制度全面限制了中国的主权，使得中国近代的外交远不止于处理政府间的关系。”［6］
1858年中国清政府与法国签订的《天津条约》接受了外国使馆常驻北京的规定。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中国放弃了旧有的朝贡体制，按照西方的制度处理外交事务，最终认识到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再自成体系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脱胎换骨的角色转变，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巨大，在一定意义上缩小了与西方国家间的鸿沟。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清政府已经逐渐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不仅要培养通晓外语的专业人材，也要建立建设相应的外交机构，向外派遣常驻外交人员。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到金灿灿的南洋去淘金、到白花花北美去聚银的人增多，与外国往来产生的商务、劳务、财产问题日益复杂。按照当时的说法，凡是处理与外国业务关系的事务一概笼统地称为“洋务”，外交也只是洋务活动的一部分，甚至后来代表国家的驻外公馆也带有“洋务”机构的性质。［7］
第二天一早，在胡马强床上醒来的范峥峥先是呆了一会，然后噩梦醒了一般地坐起来。胡马强早就穿戴完毕，坐在椅子上，手中玩弄着一把雪白的藏刀。对范峥峥说，今后，对外面，你是我的办公室主任，对内你是我的家庭保姆。若想耍什么花招，我老胡手下都不是些好惹的人，嘿嘿。
1861年，清政府建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专事洋务与外交事务，1901年改为外务部。“总理衙门”的设立，使中国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外交事务管理机构，取代了过去由礼部管理外交事务的传统做法，适应了现实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的需要，无疑是对外关系上的进步。如果说“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管理近代外交之始的话，那么1901年外务部的设立全面启动了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建设，向专业化和职业化迈出了第一步。顺便指出，总理衙门时期的驻外馆员大部分长期受中国传统儒学的经典训练，知识结构单一，多不懂外语，国际法知识欠缺，翻译官和公使三年任期一结束就回国了，还没有形成培养外交官的机制。［8］长期以来由中国传统儒家经典训练出来的总理衙门官员大部分是很难适应复杂的国际事务的。
欧洲外交行为与外交制度的扩散，极大地改变了东方国家传统的对外关系模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与移民等诸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东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对东方的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一个需要学习与运用的过程，它犹如一把双刃剑利弊兼而有之。东西方社会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国际体系，“基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以规范其国际秩序，诠释其国际体系的国家行为。因此，若强将西方的国际秩序原理加诸东方，必造成东方国际体系的文化价值混乱，导致国际秩序无所适从。”［17］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东方国家在接受西方外交行为与规则时往往处于弱者与失败者的劣势地位，普遍缺乏使用国际规则与《国际法》原则为自己服务的国力。这就是说，近代的外交行为是西方国家强加给东方国家的，一开始就具有先天的强制性，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加入到这个体系当中。对于大多数东方国家来说，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1877年12月中国向日本派出以何如璋为公使、张斯桂为副使的十余人公使团到达日本；因为旅居日本的华侨人数较多，清朝驻日本公使馆的人数也比欧洲、南洋多许多。1878年清朝在英属新加坡设立领事；1896年清朝在伦敦设立第一个驻外公馆，此后在日本、美国、俄国等国设立了公使馆，在新加坡、日本、美国设立了领事馆。［9］清朝在外领事馆、公使馆的建立使中国外交走上了正轨，也在谋求利用驻外机构为国家服务，在保护海外华侨利益上开始了艰难起步。这些领事馆、公使馆的主要任务是，登记当地华人和发放船只牌照，处理遇难者的善后和对华人的虐待事件，发给归国者护照，给国内发生饥馑和灾害募款，对当地华人的文化教育等等。［10］
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涉交往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外交官的素质与办案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比以前更为深刻成熟，当时已经有人看到日俄战争后各国列强以“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为口号在东亚的争夺与较量会进一步加剧。陆徵祥曾惊呼：“日本的野心最大”，向清朝政府提出防范日本野心的政策建议。［11］在与西方接触、碰撞、融合与融突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建立起基本符合国际外交规则与惯例的外交制度，无疑是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是在极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当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近代两极相逢的时候，外交制度便成为这两种文化所造就的截然不同的制度相互间冲突融合的焦点。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就是在这种冲突与融合的漩涡中发生、发展的，故而呈现了不断演变的过渡性特征。”［12］
东亚地区受到西方冲击相对较晚。1816年，英国海军军舰来到中国广东，8月达到黄海，随后到达朝鲜西海岸，9月16日到达琉球的那霸。对于英国来说，它对东亚国家还相当陌生，朝鲜王国和琉球诸岛在欧洲几乎不被人所知晓。［4］西方与东亚很早就发生了联系，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但是真正构成严重冲击的只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被迫开国以后。英国以其区区四千英军即打开中国国门，占领定海，封锁长江口和珠江，迫使中国割地赔款，随后其他西方国家竞相效尤，参与到分割中国市场的行列当中。此后中国国门洞开，在胁迫与屈辱当中与西方“接轨”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也在“黑船”的压力下结束了锁国时代。
朝鲜与欧美国家接触较中国、日本等国晚得多，长期以来在东亚一隅有“隐士王国”之称，在“隐士王国”的幻像中傲然自得。朝鲜的情况与其他国家情况不同的是，它首先受到的侵略不是来自欧美国家而是来自东邻日本。朝鲜的情况与中国、日本相似，近代外交体制的创立是在旧的外交体制解体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朝鲜在中国主导的宗藩关系下进行外交活动，同时与日本保持“交邻关系”。所谓宗藩关系，实质就是中国王朝君臣关系在国家关系上的反映，朝鲜国王要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奉中国正朔，定期地向中国派遣名目繁多的使节。不论对中国的“事大关系”还是对日本的“交邻关系”，都与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行为发生矛盾。日本要求朝鲜废除与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向日本开放港口与市场。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在朝鲜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与此有关。
在葡萄牙人开辟了东方航路之后，西班牙人也在积极寻找到东方的航线。这个任务是由费迪南德·麦哲伦完成的。1521年3月，麦哲伦率领环球远航船队经过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因征服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被打死后，他的同伴继续向西航行回到欧洲完成了环球航行任务。西班牙人开辟到东方的航路刺激了对东方征服的扩张欲望，1542年西班牙把所有征服的土地命名为菲律宾，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一直持续到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不仅胡椒等香料和宝石被输入到欧洲市场，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印度的棉织品受到很高的评价。［3］
16世纪末，荷兰人来到印度尼西亚从事殖民与商业活动。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由政府支持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展开竞争，17世纪末荷兰人完成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征服。此后，英国、法国和美国相继加入对东南亚的殖民扩张活动当中，到19世纪末东南亚诸国除泰国外几乎都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基本情况是：荷兰占领印度尼西西亚，英国占领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文莱，法国占领越南、老挝、柬埔寨，美国占领菲律宾，欧美国家垄断了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与外交。
可以看出图7中Gw,min=10.5×10-4 m3/s为对应的最小进气量，能使热水器在35 s内能够达到40 K的温升。同理，随着进水流量的继续提高，都应该对应一个最小进气量Gw,min，使其在达到40 K的温升时加热时间小于35 s。通过MATLAB迭代，当进水流量由9 L/min提高至16 L/min时，对应的最小进气量如图8所示。
三、西方外交体制与理论传入的意义
1498年5月28日，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舰队经过10个月的航行后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库特（今科泽科德），开辟了从欧洲到东方印度的航路，它的意义在于使东西方之间有了直接的接触，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结起来了。葡萄牙人开辟到东方航路的目的，就是垄断香料贸易和传播宗教，建立商业殖民帝国。虽然陆上很早就已经有了东西方的交往，但费时费力巨大，从运费来说海路运费只有陆路运费的二十分之一左右。自从开辟到印度的航路并站稳脚跟之后，葡萄牙人在印度的行动扩大了。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占领东南亚的重要商业城市马六甲王国，此后不久葡萄牙人已经建立起自奥穆兹到马六甲的海军基地网的帝国，控制一切海上贸易，勒索所有其他各国的过往船只。［1］在葡萄牙人积极开辟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明代的郑和已经率船队从南海越过印度洋，到达非洲东岸和阿拉伯半岛，对亚洲来说已经是大航海时代的开始。［2］
主权平等、国家独立和常驻外交代表机构制度传到东方，给东方的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和阿拉伯等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一般都是君主、国王掌握外交权力，它的外交体制、行为模式、内容与近代西方迥异，对西方外交体制与理论还需要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近代以前，东亚、南亚和西亚各地，是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西方是以基督教教义文化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基本上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各自的区域。进入近代以后，全球性的人口流动、贸易与争夺使东西方矛盾加剧，出现了许多重大问题，以至留下历史的后遗症。有学者指出：
惟自西力东渐后，以基督教文明为国际秩序原理的欧美国际体系，挟其船坚炮利的优势，带来了规范其国际体系的近代西方《万国公法》，强迫信奉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之“中华世界原理”的东方国家改宗《国际法》。于是，东西国际秩序原理开始接触，因而爆发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其中，中国对属藩的领土主权归属之所以发生纷争，即因《国际法》之“实效管辖领有论”与“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以不治治之论”或“不完全以不治治之论”与“不完全实效管辖”的国际秩序原理之间，爆发根本性法理冲突所致。这就是“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在国际体系相互冲撞下所爆发的统治原理管辖冲突。［18］
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有这样的评论：
本文选用ATmega128L作为主处理器。ATmega128L是基于AVR RISC结构的8 bit低功耗CMOS微处理器，数据吞吐率高达1 MIPS/MHz，可缓解系统在功耗和处理器之间的矛盾。芯片自带128kB的可编程Flash，在本应用中无需外扩存储器。ATmega128L有丰富的接口资源(如SPI，USART，TWI，ADC等)，为本应用提供了重要支持[5-6]。
在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众多实际上独立的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亚洲在进入近代时没有这样一套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是有几个文明中心，周边围绕着较小的王国，文明中心之间的互动靠的是微妙而不断变化的机制。［19］
不过笔者认为，尽管调解有其风险，如果完全否认法庭口译员扮演文化调解者的可能性并不利于沟通障碍的消除。重要的是应该提高各方对于文化调解者角色的认识，并对恰当的文化调解策略达成一致。
西方的外交思想与理论可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在《荷马史诗》中已经有了原始外交的思想，强调传令官的外交特权，推崇能言善辩和对外交往中的欺诈与狡黠的做法。欺骗与狡诈外交在欧洲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马基雅弗利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一般而言，西方的外交理论与原则是以实力为基础的，突出的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和西方科学型文化的特征，与根植于农业文明的国家外交根本不同。西方的外交总是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相联系，贪婪与文化沙文主义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进入近代以后，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国家间的外交使节常驻与制度化势所难免，只有接受世界通用的外交体制与规则，国家的外交才能上升到现代国家的层面，进入到现代国际体系。
参考文献：
［1］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印度通史［M］.第3册，张若达、冯金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775.宫崎市定全集［M］.19，东京：岩波书店，1992.370.
［2］［3］福井宪彦.近代欧洲的霸权［M］.东京：讲谈社，2008.29；40.
［4］巴兹尔·霍尔·朝鲜·琉球航海记［M］.春名彻译.东京：岩波书店，2016.298.
［5］［6］［12］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125；序言.2；序言.2.
［7］［9］箱田惠子.外交制度改革与驻外公馆——以日俄战争后人事制度改革为中心.森时彦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M］.上卷.袁广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25；303.
［8］［11］箱田惠子.外交官的诞生［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158；240.
［10］青山治世.近代中国的在外领事与亚洲［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323-324.
［13］川崎晴朗.幕末驻日外交官·领事官［M］.东京：雄松堂出版，1988.67.
［14］［15］荒野泰典、石井正敏等编.亚洲中的日本史［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234；244.
［16］魏楚雄，陈奉林主编.东方外交与朝鲜半岛问题［M］.导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
［17］［18］张启雄.中国国际秩序原理的转型［M］.台北：五楠图书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10；11.
［19］亨利·基辛著.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世界秩序［M］.北京：中信出版社，1916.285.
The western shock and self-adaption of modern oriental diplomatic institution
CHEN Feng-li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
Abstract： From the early of the 16th Century when Portuguese people occupation of Melaka Sultanate began the modern diplomacy of Oriental countries till the end of the19th Century，almost all the oriental countries，whether they are feudal empire of China，Indian Kingdoms，or Islamic Kingdoms dispersed over Southeast Asia，West Asia and Middle East，have been plundered and enslaved by the West and imposed on western institution and rules in political，economical and diplomatic realm.The interaction calls for analysis not only of historic influence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on the collapse and transformation the the oriental countries，but also of those countries’intrinsic factors and conditions，for which it would neither be objective to deny the western influence on the course of oriental history，nor scientific to turn blind on the irresistible modernization trend apart from the former.
Key words： exertion of western forces on eastern countries；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Oriental diplomatic institution；self-adaption
中图分类号： K3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2019）02-0084-05
收稿日期： 2019-01-18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国家整体崛起趋势下的外交史研究 ”（18BSS047）
作者简介： 陈奉林（1963-），汉族，辽宁朝阳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日本史、东亚史和东方外交史。
（责任编辑：戴 燕）
标签：西力东渐论文; 冲突与融合论文; 东方外交体制论文; 自我调整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