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正教论文,北京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976.2
北京，这座矗立于世界东方的古城，多少年来在欧洲人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神奇的魅力，商人们要来谋利，基督教则要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它。用基督教文化征服中国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打开向中国传教的大门是许多基督徒追求的梦想。俄国东正教也曾经加入了这一事业，留下了一段在北京传播的历史。
1 元朝时北京的东正教
东正教也称正教或希腊正教，是在基督教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教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东派的安提河、亚利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等地区在罗马帝国的东部，教会在神学思想、礼仪制度、习惯等方面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具有一些不同于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教会的“东方”特色。东正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力，除主教外，其他神职人员可以结婚。东正教有自己的崇拜仪式，但是宗教教义与天主教基本相同。16世纪末期莫斯科设立大主教以后，逐渐形成了俄罗斯正教。一般习惯上把东正教称为“东派教会”。
东正教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元朝。13世纪，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强大起来，在持续20多年的战争中，蒙古大军驰骋欧亚，一次又一次地西征，大败以基辅为盟主的俄罗斯各国的联军，“按秩序一个个包围并毁灭俄罗斯的城市——梁赞和莫斯科，苏兹达勒和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和科维尔，‘俄罗斯成了屠宰场’”（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第13页。）。蒙古铁骑直抵维也纳城下，对欧洲基督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俄罗斯和格鲁基亚各部首领纷纷归顺蒙古帝国。一些信仰东正教的士兵成了蒙古大军的俘虏，其中一部分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籍士兵随军来到了元大都，有的还参加了元朝推翻金朝和南宋的战争，元朝政府还在大都设置了专门管理俄罗斯籍士兵的机构。当时的“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即俄罗斯）军士”（注：《元史》（卷34·文宗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459页。）。俄罗斯的东正教主教和都主教与元朝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当时已经成为元大都的常客。“在那里，他们受到隆重的迎接，往往与东道主互赠礼品”（注：[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0页。）。 元朝的疆域十分辽阔，俄罗斯的国土属于元朝版图的一部分，如《宗教史》所述：“俄罗斯的全部国土从13世纪30年代末期处于蒙古帝国的统御之下长达240年之久。”是时，俄罗斯传教士、商人、工匠、 以及学者等各种各样的人纷纷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随着他们的到来，自然也把东正教的信仰一起带到了北京。元朝政府对东正教教会及其传教士以礼相待，其原因主要有二点。首先蒙古人奉行原始的多鬼神崇拜，因此对俄罗斯东正教所崇拜的天主一样尊崇，对东正教的神职人员自然竭诚相待。其次，东正教教会规劝俄罗斯人民不要与蒙古人作对，要俯首贴耳地服从他们的统治，毫无怨言地缴纳一切贡赋。所以元朝政府对东正教教会的政策同其他宗教是一样的。在蒙古统御时期，教会的物质状况和政治地位，都有改善和提高。蒙古——鞑靼的统御尽管使人民惨遭蹂躏，但对教会和传教士却是有利的。俄罗斯教会在这一时期，在其对外关系中经常在蒙古帝国、王公政权和拜占廷牧首公署之间玩弄手腕，以达自身的发展。（注：[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0～352页。）由于东正教只注重与元朝政府搞好关系，忽略了人民的作用，所以东正教最初传入北京这一阶段，从客观效果看其影响与作用不大，在北京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随着蒙元帝国的覆亡，东正教同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其他教派一样随之销声匿迹了。
明朝末年万历年间，基督教再次传入北京。但是从整个明朝官方资料的记载来看，只有天主教在北京活动情况的记载，没有关于东正教在北京活动的史料。直到清康熙四年（1665年），才有了东正教再次传入北京的记载。
2 清朝时期北京的东正教
17世纪60年代，一个杀人劫财的罪犯因为受到俄罗斯当局的追捕而逃到中国，并纠集一伙匪徒在中国领土雅克萨盘踞下来，东正教亦随之再度传入中国。这一匪徒是俄籍波兰人尼基弗尔·罗曼诺维奇·切尔尼戈夫斯基，他率领众匪徒在雅克萨修筑了四方形的城堡、塔楼和粮仓。与其同来的叶尔莫根是东正教修士，为了进行宗教活动，在修建城堡的同时又修建了一座“基督活堂”和一座“仁慈救世主修道院”（注：参见：文献[3]，第179页。）。这就是东正教再度传入中国的历史事实。不难看出，清康熙年间东正教的传入是一段极不光彩的传入，它是伴随着一伙歹徒非法侵入中国领土，强占雅克萨而传入的。由于这伙歹徒在中国为非作歹，经常四出骚扰百姓，公然抢劫，造成中俄两国边界纠纷。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的完整，迫使清政府二次出兵雅克萨。清军在1683年至1685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进行的自卫反击战中获得了全胜，俄罗斯匪徒纷纷投降，其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侵略据点、教堂和修道院被拔除与焚毁，清军俘虏了近百名俄罗斯入侵者。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底，“其中41人被安置在盛京（沈阳）， 其余59人被解到北京”（注：参见：文献[5]，第25页。）。 在被押送北京的俄罗斯战俘中有一位名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的人，是东正教神父，他还随身带来了米尔库斯克主教圣·尼古拉斯的圣像。于是，东正教再度传入了北京。这59人到北京后，被安插到八旗兵镶黄满洲第四参领军十七佐领（十七牛录）处，当时他们驻守在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注：俞正燮：《癸巳类稿》（卷9）。 ）清政府对这些俄国俘虏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政策，不仅允许他们与中国人通婚，而且对俘虏中的军官，清政府还分别赐授正四品至七品官衔，并发给他们土地、房屋和津贴。致使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双方勘定疆界，释放战俘时也有不愿回俄罗斯去的，而在北京定居下来。对这段历史，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记载说：“闻俄人俘虏，久留北京，归化满清，视为旗人，清末陕西总督升允即裔云。”（注：参见：文献[6]，第939页。）康熙皇帝十分尊重这些俄国人的宗教信仰，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清政府为了满足他们宗教生活的需要，还把胡家园胡同（今东直门内的羊管胡同）内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为临时祈祷处所，北京人称其为“罗刹庙”或“北馆”，俄国人自己称为“圣索菲亚教堂”或“圣尼古拉”教堂。并让东正教司祭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主持宗教活动，同时康熙皇帝还授给他七品官衔，列昂节夫作为东正教第一位来华的神父，在北京居住了25年之久。清政府的这些安置措施引起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关注。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托博尔斯克教区都主教伊格纳蒂·李姆斯基·哥萨阔夫托来华商队给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司祭送来承训圣索菲亚教堂的证书，还带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被俘虏，这对神圣的事业是有利的，因为基督的正教信仰要依靠你们来加以传播。你不单要为沙皇祈祷，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传播正教的立足点。”（注：参见：文献[3]，第181页。）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对北京的圣索菲亚教堂也极为关心，在他执政期间，曾多次派遣东正教的神父与商队一起来中国。他是想利用这个教堂作为据点，来窥视清朝政府的政治动向，以便有利于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彼得一世曾经表示，必须占有对俄国未来发展异常重要的黑龙江口。为此，他还颁布特谕：要认真物色西伯利亚都主教人选。俄罗斯正教会要把研习和通晓汉、蒙语言和调查中国情况提到国家利益的高度。沙皇政府出于向远东扩张的需要，始终关注着把东正教传播到中国的所谓“神圣事业”，并于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底，沙皇彼得一世通过使节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在北京建立一所俄罗斯正教教堂的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1711年（清康熙五十年），沙皇彼得一世派代表来中国，并向清朝政府提出：“希望中国方面准许俄国派遣修士大司祭来北京接替已经去世的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司祭的神职工作”。清朝政府接受了沙皇政府这一要求（注：图理琛：《教务记略》（第3卷）。上海：上海书店， 1986年，第1页。）。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 沙皇彼得一世派遣以修道院院长、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即伊腊离宛）为首，率领由7名学者、一名辅祭、一名神父共10 人组成的一个传教团来到北京（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这个传教团就是第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士团。传教团到达北京后，受到清朝政府隆重的礼遇，清朝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待遇十分优厚。俄罗斯传教团到北京后就住在北馆（即罗刹庙），并在北京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宣教会。
1727年（清雍正五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东正教在中国的权益得到清朝政府的承认。其中第5条规定：“在京城之俄馆， 嗣后仅准前来之俄罗斯人居住。至俄使萨瓦请求修庙一节，由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协助于该馆内盖庙。现在京喇嘛一人住该庙，又按请求再准补派三名喇嘛，俟其到达后，照先来喇嘛之例，供以膳食，安置于该庙。凡俄罗斯人等，可按其规矩前往礼拜念经。再将萨瓦留于京城念书之四名学生以及通晓俄罗斯文、拉丁文之两名成年人，亦准住此庙，并以官费养之。”（注：李刚己：《异域录》。见：[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3）。）
根据以上规定，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取得了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权益，同时还取得了在北京东江米巷（东交民巷）建立新教堂的权利。1732年（清雍正十年），在北京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东江米巷（即东交民巷）建造了一座永久性的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圣玛利亚教堂），即著名的俄罗斯南馆。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随之由胡家园胡同的罗刹庙（北馆）迁入东江米巷（东交民巷）。至此俄国东正教教会终于实现了在中国政治中心建立传教据点的愿望。
3 不传教的传教士团
东正教传入中国在北京建立了教堂后，东正教的传教士们却不积极传教和发展教徒，反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收集中国情报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实质上是俄国政府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它名为“传教团”，实则“负有供给俄国使臣情报之秘密任务，甚至暗中参与密谋”（注：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书馆，1949年，第61页。）。它执行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工作内容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实际上是沙皇手中直接掌握的工具，它完全服务于俄罗斯帝国的利益。确切地说，它相当于俄国沙皇政府派驻中国的外交使团。事实上，驻北京传教士团最初是由沙皇政府西伯利亚事务衙门领导，自从1809年以后，又改由俄国外交部直接指挥的。俄国外交部直接指挥传教士团的工作，“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著：《沙俄侵华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282页。）。俄国国库还为其提供了大笔经费。 起初每年拨付6500卢布，从1820年起增至16250卢布（注：参见：文献[5]，第34页。）。“传教士的经费由俄国政府提供，也接受政府给它们的指示。俄国政府的意图是通过传教士，来促进在华的政治利益。出于这种考虑，官方一再向东正教教会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在布道方面小心谨慎，并不止一次地禁止他们在民众中间传播基督教。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上帝的旨意受到了阻碍，受洗的人数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8页。 ）。传教士不传教而把精力主要用于搜集中国的情报上，这是东正教在北京活动的主要特点之一。
从1715年到1917年，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总计18届。有关材料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确实是并不以传教为主，而是为沙皇俄国政府夺取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而尽心尽力。特别是在1840年至1860年期间，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直接参与了沙皇俄国的侵华活动。在沙俄侵略军即将出兵黑龙江之前，东正教教士在伊尔库次克附近的教堂上居然悬挂着这样的标语：“拿下阿穆尔，守住这边疆！蒙古，勿开口！中国，莫争辩！对于俄国，北京也并非遥远的地方！”这是多么狂妄的侵略叫嚣！（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俄国沙皇政府侵占了我国黑龙江流域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俄国驻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的传教士们经常向俄国政府发送有关时局的报告。俄国政府不仅要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的情况；而且还要清朝宫廷内部和中国气象的情报。“第13届传教士团随班学生叶·斯卡契科夫……是一个盗窃其情报的能手，仅在1853年一年内就向俄国天文台提供了长达231 页的中国气象情报”（注：《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见：随卡契科夫的北京“日记”，第17页。）。东正教传教士在北京的行为与他们的信仰是背道而驰的，他们不但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上帝的福音，反而给中国人民带来许多灾难。
4 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汉学研究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为了更好地搜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从其客观效果看，激励了俄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和汉学的研究。俄罗斯早期汉学家中，以俄国东正教传教士为多。东正教传教士为沟通中俄两国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对中国文化和汉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原因是俄国沙皇政府对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允许俄国传教士传教和发展信徒。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沙皇政府援引1860年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有关条款，于1861年直接由俄国沙皇政府外交部派公使进驻北京，无须再以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充当公使之职，并将驻北京的传教士团公然划归俄罗斯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直接领导。俄国政府居然将传教士团所驻的东江米巷南馆改为俄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令传教士团迁回北馆居住。俄国大使馆在北京进驻后，自1878年时起，由第16届传教士团开始，传教士团的作法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从原先的以参与俄国外交活动为主，转为以传教事务为主。自此，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传教士进一步开展了对中国文化和汉学的研究。为了传教的需要，一些东正教的传教士开始将传教书刊翻译成汉文。第16届传教士团翻译和出版了《圣经》《福音义解》《教理问答》《升天指南》《正教祈祷仪式讲解》等神学著作。但是总的来看，俄国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主要是以翻译满文与汉文书籍为主。至今在俄罗斯汉学研究事业上仍然有一定影响的是北京传教士团中的阿·列昂节夫，他曾与人合作编译了《异域录》《八旗通志》《大清律例》等书，目的是研究少数民族的满族是如何征服民众土广的汉族的。传教士俾丘林尤有建树，他曾将《四书》《资治通鉴纲目》《北京记事》《蒙古札记》《西藏记事》《大清一统志》等译成俄文。这位传教士兼汉学家以“何先生”自称，出入北京的大街小巷，是一位熟悉中国社会民俗的人物（注：参见：文献[3]， 第221～225页。）。俄国传教士雅金甫在汉学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据俄国学者供认，俄国的汉学家是根据“俄国政府提出的目标……研究中国内部局势的”，他们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注：马尔坚斯：《俄国与中国》。第35～45页。）这些俄国传教士对汉学的研究，开拓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事业；同时也沟通了中俄两国文化的交流，这一客观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传教士不传教，而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和汉学，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北京活动的又一特点。
5 东正教在北京的消亡
俄国大使馆进驻北京以后，由东正教驻北京第16届传教士团开始，传教士团从原来的以参与俄国外交活动为主，转变为以传教事务为主，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892年时，信仰俄罗斯东正教的中国籍信徒总计有495人，不过其中还包括俄罗斯人的后裔149人。在其余310名中国籍俄罗斯东正教信徒中，约有250人住在北京城内，有60人住在北京安定门外东安定村内。从1861年到1889年，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管辖的机构，除圣索菲亚教堂外，还有在南馆的奉献节教堂，以及位于北京安定门外东安定村的圣伊尔库茨基·英诺肯提乙教堂。同时还辅有修道院，以及教会办的男女学校等。
1889年，以修士大司祭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为首的第18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到达北京不久，义和团就进入北京。义和团反洋教运动使东正教的活动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在北京的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约有200余人被杀，其中包括司祭一名， 诵经士一名和几个教会执事人员。北馆的圣索菲亚教堂、图书馆，以及属北京传道团的男女学校、养老院等，还有在张家口的教堂、北戴河的祈祷地，也都被义和团烧毁（注：参见：文献[3]，第250～252页，第254～255页。）。 东安门外传道团的墓地也被拳民挖开刨平。东北境内中东铁路沿线的所有俄国东正教教堂、祈祷厅也被当地群众全部焚毁（注：参见：文献[5]， 第34～42页。）。值得深思的是，俄国东正教并没有因为义和团运动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借助1901年清朝政府被迫签订的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获得了一次发展的机会。1902年，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回国述职，被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晋升为主教。当他再次回到北京时，却带回了几十名神职人员和技术人员，使第18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规模大大扩大了。不仅如此，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还从庚子赔款中获得了13.8万两（1两＝1／32kg）白银的赔款，除了修复已经被毁的教堂外，又修建了许多新教堂。如教众归天堂、圣母堂、英诺肯提乙堂，以及钟楼、图书馆、男女修道院、男女学堂、神学院、坟地教堂等，还设立了面粉厂、牛奶场、养蜂场、织布厂、工艺厂、印字房、订书房、养蚕室、果园、菜园等。不少中国人为了谋生，开始信仰俄罗斯东正教。随着俄罗斯在华势力的增大，俄罗斯东正教也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例如：北京西山地区、通县、涿县、房山、永平、古北口，天津、北戴河、上海、汉口、广东、浙江的乍浦、东北的沈阳、旅顺、大连、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满洲里等地，俄国东正教在这些地方也设立了教堂。据统计，到1906年时，在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信徒总计为3万多人。仅1906年就有725名中国籍信徒受洗，1907 年又有1300多人受洗入教（注：参见：文献[3]，第254～255页。）。东正教在中国各地设立教堂37座，神学院一所，男女学校各20所，气象台一座，企事业机构共46家。由此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后是俄罗斯东正教进入北京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大批沙俄军官、官吏、资产阶级、地主、贵族、皇族和俄罗斯东正教的各级神职人员纷纷逃到了中国新疆、哈尔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教堂。其中，不少流亡者成了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的东正教教会对刚刚建立的苏联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立场。与此同时，以原基辅都主教安东尼为首的一批流亡教士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也建立了一个“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这个“国外临时主教公会”一时成为各种反苏维埃政权势力的中心。1924年，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正式改称为“中国东正教会”，在北京设立总会。它下辖北京、上海、哈尔滨、新疆、天津等教区（注：参见：文献[6]，第943页。）。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担任中国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中国东正教会”在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主持下，对苏维埃政权十分仇视，并进一步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他们把偷运到中国的八位沙皇尼古拉二世近亲的遗骸长期保存起来。其中除尼古拉二世的婶母因为是英国皇室成员，尸体不久被转运英国外，其余七口棺材一直被停放在安定门外东正教墓地教堂里，直到1956年才被埋葬。每年“中国东正教会”都要为这些沙皇皇亲举行隆重的亡人祈祷仪式。早在1922年时，在中国的东正教会就已断绝了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区的隶属关系，而归属于设立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洛齐的“俄罗斯东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的管辖。因此，在1930年，“俄罗斯东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晋升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为都主教。确认了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对中国各教区的统属地位。
在中国的东正教会北京教区，直属北京总会管辖。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最后一任大主教是列昂尼德·维克托尔。列昂尼德·维克托尔早年毕业于俄罗斯正教神学院，后应征入伍，并成为沙俄军队的军官。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由新疆逃亡到北京做了修士。后一路升迁，直至出任北京总会大主教。这样的经历，使他反对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十分坚决。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列昂尼德·维克托尔大主教同日本人在反苏反共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并取得了日本政府对他的支持。据《满洲宗教志》记载：日本人认为“考虑到白俄的将来，为使他们的存在具有意义，为执行这方面的政策，对于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在满洲地区的俄罗斯东正教，日本政府和满洲当局，应给予相当大的关心”（注：参见：文献[7]， 第211页。）。“俄侨防共委员会”遂即成立。 列昂尼德·维克托尔大主教与“俄侨防共委员会”关系十分密切，并直接参与了“俄侨防共委员会”的活动。奇怪的是，这位大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苏反共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居然不顾东正教教会中不少人的反对，于1946年公然宣布：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和俄罗斯东正教国外临时主教会会议断绝了关系，归属莫斯科牧首区管辖。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曾试图阻止列昂尼德·维克托尔大主教这一行动，但是没有成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当时北京只剩下了一所教堂，即北京总会所在的北堂。北京地区有东正教教徒300人左右， 有司祭13人（注：参见：文献[8]，第327页。）。列昂尼德·维克托尔仍为大主教，继续主持北京总会的教务。1950年，在莫斯科牧首区牧首阿历克赛和其他五位主教主持下，举行了晋升杜润臣为主教的神品圣事仪式。杜润臣是俄罗斯东正教传入中国以来，所升圣的第一位中国籍的主教。杜润臣晋升后被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同年，在北京总会又升圣了十几位中国神职人员。1956年，在莫斯科牧首区同意中国教会取得自主地位的情况下，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成立，由姚福安担任大主教。中华东正教会下辖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新疆五个教区。 1966年以前，这些教区都进行过一定规模的宗教活动。
由于苏联政府宣布流亡国外的白俄可以无条件地加入苏联国籍，因此在中国境内的俄国侨民纷纷回国，致使中国境内的东正教信徒迅速减少。“中国很少有人信奉东正教。后来，苏联在北京东正教教会会址盖了苏联大使馆，东正教北堂被拆除”（注：姜文勋，富丽，罗志发：《边疆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72页。）。
北京教区和其他教区自1956年以后完全自主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宗教活动。不过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北京地区的东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所不同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道教的宗教活动纷纷恢复，但是北京地区已无法恢复东正教的宗教活动了，原因是北京只有一名年迈多病的东正教神职人员，而没有东正教的信徒了，所以无法恢复东正教的宗教活动。据调查，“文革”结束后，全国范围内只有新疆和哈尔滨等少数地方恢复了东正教的活动。目前我国东正教教徒总数据统计也超不过一万人。这些信徒多为俄罗斯侨民或中国籍的俄罗斯族人。正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东正教在中国之所以难以立足，有几点原因值得探讨：
1）东正教传入中国后，从一开始就过多地和政治纠缠在一起。 过多地借助政治势力来谋求宗教的发展，其结果必受政治制约，而损害东正教长期发展的潜能。
2）东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长达240多年中，自始至终没有能够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未能摆脱“侨民教会”的性质，实无法与佛教、天主教和新教相比。
3）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传播，其成功与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教者。正如近代中国天主教史专家徐宗洋所言：“天主欲创一大事业也，往往兴起一二德才出众之人，为其工具，使其成功”（注：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印书馆，1938年，第216页。 ）。早期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大多都是品性高洁，持身严谨，知识渊博之士，为信仰的传播打开了通道。而俄国东正教在选派传教士时，则忽视了对人选道德与素质条件的要求，致使一些传教士在中国行为不够检点，缺乏利玛窦、汤若望那样的兢兢业业的传道精神和才能，因而造成了中国人对东正教的拒斥心理。
4 ）东正教传教士所代表的俄罗斯民族利益同中华民族利益的冲突是东正教在中国难以发展的一个更本质的原因，这也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在北京消失的原因、影响，以及它引发人们的思考却没有同历史一起消失。
收稿日期：199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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