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因素影响下档案学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技术论文,思维方式论文,视角论文,因素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技术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活跃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档案工作逐渐进入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回顾30年来信息技术在我国档案实践中的应用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信息化技术已经全面应用于档案领域并深入影响了我国的档案实践，它不仅在管理层面实现了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处置、管理和提供服务，影响了档案管理的变革、管理流程的优化以及和业务规范的进化；而且，在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档案观念和意识的更新、档案服务的创新、档案学思维方式与研究角度等档案思想理论层面，也引发了深刻的思索和研究。这些发展和变化，都对档案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也引发了档案学领域的拓展和研究的深入。
1 科学技术引发的档案学思维方式变革
“思维方式对于档案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档案工作者从何种角度、在何种层次上，以何种方式去认识、管理、开发档案”[1]。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首要体现在其对人类精神层面的改造。作为精神活动主要内容的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它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维结构，决定了人们对外界的理解水平、深度和广度以及对外界信息的处理能力。我国档案学科恢复建设和发展已有三十年，目前正经历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洗礼。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复杂性系统科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科学等既充实了科学研究方法，也学者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前苏联享有盛誉的哲学家凯德洛夫把科学革命的本质归结为科学家思维方法的转变[2][3]。库恩在其后期的研究中也把科学革命的机制或范式的转换解释为思维方式的变化，即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4]。我国档案学思维方式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系统思维和数理思维的创新运用。
1.1 注重分类、比较、归纳和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是档案学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逻辑思维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又称理论思维。档案学的逻辑思维体现在档案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它对于档案学理论构建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注重对构成档案学的经验要素和理论要素的研究，还特别注重对构成档案学理论体系的结构要素的研究。
在档案学恢复建设之初，我们面临着人才缺乏，理论建设滞后等种种难题。在塑造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的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的成就突出表现为通过对逻辑思维方法(分类、对比、归纳和演绎)的运用，探索中国档案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因此，对于传统档案学理论的重新发掘和对国外档案理论吸收借鉴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档案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法。在冯惠玲和张辑哲主编的《档案学概论》和胡鸿杰所著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等著作中，都对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和结构进行了深度的归纳和总结；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也成为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近些年来，我国档案学理论专著都特别注重对各个分支学科体系结构的研究，它们是逻辑演绎的产物。而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也推动了档案学的合理演绎。
1.2 系统思维和数理思维的运用是档案学者对传统逻辑思维方式的突破与创新
在科学革命过程中，在某一学科的研究突破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将会迅速向其他学科传播，继而向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渗透，最后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思维方式。在信息科学的影响下，包括档案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突破传统学科的窠臼，学者的思维方式有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系统思维和数理思维方法在档案学中得到广泛应用。
档案学者开始突破传统的比较、分类、归纳和线性因果等思维方式，转而关注事物的整体性和多维性，更多地采用扩散型、横向型的思维。首先就整个档案学科来讲，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孤立地研究档案系统内部的运作和发展，而是将之放入更加广阔的社会系统中，从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中考察该学科，从各相关学科，特别是信息科学中汲取养分。特别是在处理文件与档案关系时，档案学者不再纠结于文件与档案的界限问题，而是借助电子文件的影响，将之纳入“一体化管理”的研究范畴。其次，从档案学内部的微观结构来说，对档案历史联系的研究最能体现学者的思维方式从线性因果思维向扩散性、横向思维方式的变化。在档案二元理论实践研究中，将档案这一事物分为实体集合与信息集合后进行二元组合，分别从线性角度和多维角度对实体集合和历史联系记录进行研究，它融合了来源和事由联系，再加上时间联系便构成了历史联系记录的多维坐标。
数理思维是以数学方法为基础，以演绎推理为工具的逻辑理性思维方法，其实质是一种以逻辑为基础的演绎思维方法。[5]数理思维的运用既是档案学定量研究的需要，也是档案学研究精益求精的必然结果。档案学数理思维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信息计量和数学建模方面。信息计量是通过对档案学一定年度区间内不同主题的正文、作者或者引文的分析，来认识档案学研究的主题分布、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当然，信息计量还可运用于馆藏档案、档案利用等方面的统计。实际上，档案统计本身就是档案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在档案研究中运用数学模型思维方法的文献并不是很多(从CNKI文献库所载档案期刊中，以“建模”和“数学模型”为检索词进行检索，仅检出7篇文章)。数学建模思维方法运用于档案馆藏数量统计、档案利用和鉴定工作中，对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也有所帮助。
以系统思维和数学思维为代表的新思维方法的运用，给档案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它们将日益得到广大档案学者的重视和运用。
1.3 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者思维方式的影响常常表现为打破常规
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一种文化思潮，它对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其常常以对现代主流观念持怀疑态度，并对历史相对主义进行大肆宣扬，因而常常受到许多人的误解。但是，后现代主义强调的解构、多元主义和相对性的思维方式却给平静如水的现代科学带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对档案学科而言，后现代思维方式打破了现代档案学对稳定的理论结构和其他一些基本问题(如鉴定标准问题)的纠结状态。我国档案学研究中接触后现代主义当以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由特里·库特所作的报告为标志。库克的后保管鉴定法将档案鉴定从以内容为基础的历史文献框架中解放出来，强调档案的来源和前后关系。“档案鉴定再也不是评价档案所具有的研究价值，而必须对档案形成者产生的社会功能、行为活动及其与公众的相互作用进行宏观分析，然后选择最能反映这些内容的、简洁而具体的档案加以保存。同时，继续按照这种功能逻辑标准，寻找私人或口头的档案材料，来丰富、补充机关档案的内容。”[6]我国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后现代思维方式分析的领域主要集中于档案鉴定领域，但是它对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多少有些影响，如档案信息及需求多元化的研究分析、文件连续体理论的研究等。
2 科学技术引发的档案学研究视角的变革
随着科学思维方式的转变，档案学研究的视角也在不断扩展。传统的注重归纳和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往往使档案学研究局限于本学科及其分支学科范围内的研究中。而系统思维和数理思维将使档案学研究视角突破传统的局限，向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拓展。在学科发展呈现高度分化的背景之下，档案学的研究视角也不应拘泥于传统，而应该力图从不同角度来描绘档案学学科发展的美好蓝图。历史学、管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新思想、新方法，都可以为档案学者所借鉴，以弥补现有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而学者的跨学科交流和研究又为研究视角的扩展提供了条件。档案学科在恢复建设和发展的这30年间，研究方向由档案的整理和价值鉴定，转向从文件到档案的运动过程和存在状态，以及档案信息的全方位管理和利用，其视角的转换经历了从观察性视角到专业视角的回归，而后又在网络环境中获得了全新的视角。
2.1 档案学的研究视角。首先是基于其对历史的贡献所产生的历史学视角
“中外档案学史，论其创建之始，事实上都是一部历史史料管理运用史，档案学与历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7]。档案学之所以与历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在于档案是重要的历史史料，对于历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凭证参考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利用档案编史修志已经是历经数千年的“老行当”：“从孔子、老子、司马迁到章学诚，一个不少地都被我们拉近自己的档案圈子，宣扬他们的档案意识与史料学思想”。而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档案学高等教育，基本是以在历史学下设置档案管理方向为培养模式的，这种培养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档案学研究中的历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然而，从历史与史料的关系来研究档案和档案管理，则易导致档案学科变成历史学的附庸。
2.2 从历史视角到文件运动视角的转换体现了档案学研究从观察性视角到专业视角的演变
事实上，从文件运动的视角来研究档案和档案管理活动，更能体现档案学的“专业视角”。这一视角的发掘和实现，是以对西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为标志的。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出现了对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的研究，但真正可称得上运用文件运动视角进行档案研究的标志则是《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这一学术论著的出现。在这一学术论著中，从文件运动这一全新角度出发，把档案学的三大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源原则与鉴定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现代档案学“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
2.3 从管理学，特别是信息管理学角度研究档案学，是现代科学实践的必然要求
根据信息的一般定义可知，信息是认知主体对物质运动的本质特征、运动方式、运动状态以及运动的有序性的反映和揭示，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状态的描述。通俗地讲，信息泛指包含于消息、情报、指令、数据、图像、信号等之中的新内容。作为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档案是一种原生信息(吴宝康教授称之为“本源性信息”)，具有信息的一般属性和自身的独特个性。它在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功能。因此，档案学经常被纳入信息资源管理的范围进行研究，但它又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特点。档案学者可以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信息管理科学如情报学、图书馆学等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档案管理理论，提高档案工作的实践水平。
2.4 当代档案学的研究视角——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政府信息化管理创新模式，它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数字网络技术和办公自动化技术以及相关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软件技术，对现有的政府组织结构、运行方式、行政流程进行重组和再造，并加强对政府业务运作的监管，使其更加高效地运行，实现政府为公众提供更加优质服务的目的。电子政务既是一场行政效率的改革运动，也可算是一次文档工作的科技革命。
信息理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文件的产生和运行，为行政管理工作的改革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从80年代末政府机关办公自动化算起，到1993年开始的“三金工程”，再到1999年政府上网工程的正式启动，电子政务实践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在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中，档案学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地位，成为参与并领导这次变革的主角之一。2002年，国家档案局颁布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确定了电子文件的形式与管理标准。档案部门作为管理政府文书档案的职能部门，开始行使对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管理权。从电子政务的视角研究档案学，是档案学运用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
2.5 公共管理视角是在网络环境和公共管理学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种全新视角
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更多的是针对一种新型的档案馆——公共档案馆而言的。公共管理从其产生意义上讲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NGO)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公共管理以社会公共事务为管理对象，而社会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分为公共资源和公共项目、社会问题等。公共档案馆所管理的档案信息资源就是一种公共信息资源。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特别是Web2.0时代的到来，公众的网络参与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向。在这种环境和技术条件下，将公共档案资源通过网络向公众开放成为档案学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在这一视角之下，档案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公众所具有的利用档案的权利，以及为这种权利提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支持。而且，通过充分利用信息管理理论和社会对档案信息价值的认同，档案工作者可以从事档案信息资源的收集、挖掘和保管，以此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档案信息资源，充分保证公众档案利用权力的实现。
3 结束语
技术因素对于档案学的变革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深刻地影响着档案学思维方式的变化，并对于档案学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方法的变革产生影响。诚然，在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洋溢着有关技术因素的科学思想，而档案学研究也同样基于自身独特的科技内涵，广泛借鉴了相关学科的技术思想，并在学习和借鉴中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实现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构建和档案技术实践的科学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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