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态中心管理范式？——对绿色管理研究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走向论文,生态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7）04-0098-04
在当今环境风险日益凸现的社会背景下，一些组织管理理论家认为，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传统管理范式以人类利益为中心，以生产和财富为导向，无法应对日益凸现的环境风险，因而，他们倡导一种基于生态中心主义的管理范式。那么，如何评价这种生态中心的组织管理范式？这种新的管理范式是否可行？本文对这种基于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做了批判性分析，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作为新管理范式之思想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面临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其二，生态中心管理范式缺乏践行的有效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绿色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新的建议。
一 生态中心管理范式的提出
生态中心管理范式的提出建立在对传统管理范式的批判之上。在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看来，传统管理范式的主要局限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它是导致大多数环境破坏行为的主要根源[1] [2]。他们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强调人类独特性、惟一性、重要性和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它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主张人类是世界的中心和主宰，自然只具有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工具性价值。Purser等研究者（1995）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在现代管理和组织科学中体现于两个方面，即技术知识观和利己主义导向[3]。
所谓技术知识观指这样一种观点，即强调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是分离的，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获得有关客体的“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知识。这种观点推动管理研究者寻求真实的实在，掩盖了知识背后的价值问题，结果是提倡自然内在价值的主张被看做主观感觉，难以获得“知识”的地位。利己主义导向表明现代管理科学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支持关于人类行为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观点，把人和组织看做是理性的和满足自我利益的经济实体。这样，个人对自然资源的“财产权”、污染环境权利的“自由市场交易”、组织决策的“经济理性”和企业理论的“非自然化”等成为现代管理学科中理所当然的信条。
根据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环境并不被看做是具有道德地位的利益相关者，相反，自然环境是组织管理的资源，组织正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探索和利用来实现利润、增长和进步。据此，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认为，人类中心的管理范式要么含蓄地鼓励了企业组织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要么出于工具价值角度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是被动的和渐进的，无法从根本上体现对生态价值的关怀。因此，放弃传统管理范式成为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的基本选择，他们主张从人类中心管理范式转向生态中心管理范式。
建立在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基础上的生态中心主义所传达的思想是，个体和组织是复杂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环境具有独立于人类价值判断的内在价值，并且，人类对于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健康具有伦理责任。Purser等研究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是完全不同的范式，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家所追求的是把自然生态系统从传统的不当管理和过度开发中解放出来[4]。为了能够从更深层和更完整的角度理解自然，生态中心主义要求从根本上转变人类的伦理、价值观和态度。
对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而言，自然环境是其管理理论的焦点，“将自然放置在管理和组织关怀的核心是我们所提出的生态中心管理范式的基本特点”[5]。因此，他们主张生态中心管理范式应当把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道德义务当作组织底线（bottle line），把组织目标放置在生态可持续的规范内，把管理者置于环境保护的位置。总之，生态中心主义要求对管理和组织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界定，Shrivastava提出的生态中心管理范式对组织目标、价值观、产品、生产体系、组织设计、组织环境、乃至企业组织的各种职能作了与传统管理范式不同的界定，如表一所示。
表1 传统管理Vs.生态中心管理
传统管理 生态中心管理
经济成长和利润 可持续和生命的质量
目标股东福利利益相关者福利
人类中心生态中心
价值观 理性和包装化知识直觉和理解
家长式的价值观 后家长式的女权主义价值观
以职能、风格和价格为设计标准为环境设计（DEF）
产品奢侈的包装 环境友好
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低能源和资源的使用
生产体系技术效率环境效率
层级制结构 非层级制结构
自上而下的决策 参与式的决策
组织集权式的权威分权式的权威
高收入差异 低收入差异
统治自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环境环境作为一种资源加以管理资源被认为是有限的
污染、废物是外部问题消除和管理污染、废物
营销目标是增加消费 营销是为了教育顾客
财务目标是短期利润最大化财务目标是长期的可持续成长
企业职能审计侧重于传统成本 审计侧重于环境成本
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是增加劳动生产力 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是使工作更有意义，并且工作更安
全和健康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1]第1131页。
二 对生态中心管理范式的质疑
生态中心管理范式的提出对管理理论和实践而言都意味着根本性的变化，尽管这种新范式还不是主导的管理范式，不过它逐渐地引起人们的兴趣。因此，对生态中心管理范式，我们有必要作出深入辨析，本文对生态中心管理范式提出如下两点质疑。
（一）生态中心主义能否作为管理行为的前提？
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激进的环保主义，它有关自然及其内在价值和权利的思想存在理论上的困境。
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做了浪漫主义的理解和拟人化的修辞，自然被看做是创生万物，具有独立价值和生命力的“母体”，人类只不过是其产物之一。由此，该理论抛开了人类作为价值圆心的地位，而把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和稳定当作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人类对自然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但是，生态科学知识表明，生态系统的根本特征是不稳定，处在流动变化之中。如果不以人类基本利益为尺度，生态系统变化成何种“稳定”样态是没有意义的。
生态中心主义强调自然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理由大致有三：第一，因为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它的价值；第二，自然具有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体现了自然的目的性；第三，生态系统内物种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与人类评价无关的价值关系。但是，自然的“内在价值”概念是对价值概念的泛化[6]，价值概念表达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需要和满足关系，这是一种与表征自然界客观规律之存在论完全不同的关系。
生态中心主义强调自然及其物种具有权利，因此它主张物种之间的平等。这实际上等同于把自然关系拟人化，把自由主义思想扩大到了自然界。然而，自然当中的物种只有生存竞争关系，而没有伦理关系，正如狼要吃羊是不会顾忌什么权利和平等的。
造成上述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困境的原因在于生态中心主义混淆了存在论的“是”与价值论的“应当”之间的区别[7]，从“是”直接推导出“应当”，其本意就是用自然取代人类，把自然当作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尽管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一再辩解生态中心主义并非用“天道”吞噬“人道”，但是，混同体现自然规律的存在论与考察伦理道德的价值论表明生态中心主义缺乏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理性基础，只能借助于信仰，因此，Hanna（1995）将生态中心管理范式称为“宗教”。再者，以自然的名义来判断人类行为仍然留下了没有解决的问题，即谁（人）可以成为自然的代言人[8]。
本质上，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了人类通过技术和管理等理性手段解决自然环境问题的能力，而把解决之道归于自然的演化过程。尽管我们不能盲目信任技术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但是，技术方法相比于依赖自然过程缓解环境危机要现实和可靠得多。生态中心主义相信，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决定了“增长的极限”，但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并不能设置人类发展的限度，人类的技术能力使得人类的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柔性。实际上，管理者正应当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人，探索恰当的技术选择应当成为其管理任务。
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已经成为绿色管理研究当中的基本矛盾，生态中心主义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彻底批判中似乎也陷入了二元对立的境地，即任何保护环境的“善”的行为都归属于生态中心主义，而任何破坏环境的“恶”的行为则归属于人类中心主义。而且，在生态中心主义看来，组织层面任何保护环境的行为一旦建立在人类利益的基础上都是值得怀疑的。不过，生态中心主义如上所述的理论困境说明它难以在实践层面成为可行的选择，相反，如果人类中心主义建立在整体人类利益（代内和代际的平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不难得出人类利益和生态平衡是紧密一体的逻辑结论。毋庸质疑，超脱人类中心主义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二）如何实现范式转换？
在生态中心管理理论文献中，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没有就如何实现生态中心管理范式的问题做出明确回答，也就是说，缺乏一种范式转换的有效的实践机制。因此，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往往借助于“必须”或者“应当”等词语来陈述其主张。例如，Shrivastava（1995）说：“对任何一个管理理论而言，其支持者必须反思性地识别生态中心主义的意义。”[9] Newton将之称为“传播福音式的修辞”。[10] 我们也同样“必须”质疑的是，是否仅仅因为某些研究者认为“必须”，管理范式的转换就能够实现。Newton从社会学中的相互依赖的网络观点对这种创建新的生态秩序的可行性提出质疑[11]。
根据社会学的网络观，人类行动由权力关系来界定，在权力关系中，参与其中的行动者相互博弈，彼此控制，因而他们是相互依赖的。这意味着，在长期内，很难有某一方行动者实现全面控制，进而完全决定历史，任何结果都是无数个体利益互动的产物，在人们有意识互动的背后是无意图的相互依赖。社会学家Bauman指出，“对秩序的管理通常是不完全的，很少能够达到完美。存在很多外部依赖条件和解释不清的人类目的，以及其他和管理者设计相伴随的动因。计划和管理部门差不多像建立在移动的沙丘上的房子。……至多，我们可以说秩序的小岛（暂时的和片段的），它处在不能计划和设计的混乱海洋（事件流）之中。”[12] 环境破坏是典型的网络现象，实现一种新的生态秩序不是任何某一个行动者可以做到的。这不是消解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而是说他们的行动必然在相互依赖的网络中被修正和改变。此外，Newton（2002）指出，随着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化，任何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生态秩序的意图将受到全球参与者的网络活动的影响[13]。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将组织目标、价值观、乃至整个生产体系转换至新范式所面临的困难。
Kemp，Schot和Hoogma（1998）对可持续交通技术的分析很清楚地说明了技术体制（technological regime）转变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过程。这些作者指出，从以内燃机为主导设计的汽车技术体系转向环境友好的替代性技术体系（比如，电瓶汽车）不仅是一个新技术走向成熟的“技术”过程，而且还是一个新产品和工艺在很多社会制度条件和利益相关者影响下适应现有世界的过程。这些方面包括用户的偏好、法律框架、支持性技术和基础设施、公众对创新的争论和评价等等。这些复杂条件构成了一个所谓的社会技术体制[14]。尽管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投身于环境友好技术的研发过程中，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一种替代性技术取代内燃机为主的汽车技术体系。对于企业组织而言，这些组织内外部的相互勾连和彼此强化的因素使得环境创新和生态变革过程并不是“想当然”的简单事情。
总之，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在指出组织目标、价值观、各种管理职能等“应当”转变的同时，很少注意到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流行话语等构成的网络形制下哪些方面能够发生变化。因此，这种忽视使得建立在生态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管理范式流于美好的空想，成为空中楼阁。
三 批判的绿色管理研究
“组织管理和自然环境”在当前环境革命时代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生态中心管理范式的提出正是这种学术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认，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对传统管理范式，以及当下流行的环境管理范式的批判暴露了它们忽视自然环境的“非自然”特征，但是，由于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因而这种批判缺乏对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其结论往往是说明性的和缺乏历史背景的，最终如上所述，缺乏实践性。我们认为，为了走向一个环境可持续的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地理解企业组织、利益相关者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绿色管理研究的焦点应当放在现有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之上（人类中心的），例如，拥有强势权力的跨国公司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社会，富裕的企业家和低收入的穷人的冲突，而不是抽象的、一元的“生态”之上（生态中心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为此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
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理论，它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理论必须批判压迫性的社会体制，并且提出一种解放人类的替代性选择。从批判理论的视角出发，管理被看做一系列嵌入在不对称权力关系中的实践和话语，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将某些群体的利益和观点置于统治地位，而将其他群体的利益边缘化。批判理论具有解放旨趣，努力探求“理所当然”的假设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根据Alvesson and Willmott（1992）的看法，企业和管理除了创造产品和服务，也创造人。也就是说，它们塑造和推动需求、愿望、信仰和特性。管理在影响员工、顾客和市民生活方面的能力太大，从而不能被狭窄的、工具性的理性形式所引导。当然，也不能被幻想的、乌托邦式的生态中心逻辑所引导[15]。
批判理论还给绿色管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Welford强调[16]，批判理论是不同于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的研究方法，它既强调了主观和客观的研究方法，又强调研究结果的目标是创造变革。以批判和带来变革为目标的研究方法意味着以冲突为导向，重点在于识别妨碍进步的结构，即指出改善环境状况的障碍。同纠缠于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从一个极端批判另一个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相比，批判理论的研究关注各种社会行动者、制度和权力结构的矛盾和冲突。在批判理论看来，知识从来不是独立的和中性的，而是从根本上与掌握权力的人和机构（比如企业）相连，Welford认为解释主义和实证主义通过分裂知识（事实）及其如何应用（利益）没能对现存体系加以挑战，反而强化了现状[17]。例如，大多数企业环境管理研究不仅复制现有的结构和功能，而且它实际地使它们更具有稳定性。大量有关环境管理体系和生态效率的论文仅仅把这种方法变得更有效。批判研究通过揭示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发现压迫性社会结构的存在，从而给我们指出变革的重要性，带来变革是批判研究的基本目标。Welford说：“批判方法不同于其他研究方法的地方就在于他明确地承认自己的解放旨趣。它试图把人们从所有形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给出某些研究终极目标（自由、平等和理性）的答案。它寻求找到更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即那种更可持续的，能够更好保护传统上受到压制的人群的组织形式。”[18]
本质上，人与自然的矛盾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背后隐藏着人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除非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经济背景和有关企业组织的作用及其在社会中的经营条件得到研究者的全面思考，否则环境恶化的状况就难以实现彻底改变，企业组织的根本变化也难以实现。如上所述，批判理论能够使我们认识到当下统治性的技术主义管理范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环境管理范式的意识形态背景，进而指出变革的重要性。与此相反，生态中心管理理论家不是始于思考重构政治经济和放弃传统概念（比如竞争和消费）的大量困难，不是试图从政治上重构现代生产模式以满足生态限制，而是设想乌托邦式的管理范式，并借助于修辞性的变革理性，实际上，它支持的是对环境问题的非政治、非社会和非制度的解决方法。总之，批判理论构成了一个绿色管理研究的另类视角，尽管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的绿色管理研究仍然很少，但是它提供了开展绿色管理研究的有效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