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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维新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之一。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抨击封建专制，鼓吹维新变法，为推动改革事业竭尽全力，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为此，在他逝世以后的80多年里，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1899年1月，谭嗣同刚殉难4个月，梁启超就在《清议报》第4册上发表《谭嗣同传》，大略勾勒了谭嗣同的一生，但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且许多事迹是虚构的。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又陆续写了一些纪念谭嗣同的文字，将他描绘成是一个标准的改良主义者；与此相反，一些革命党人则把谭嗣同说成是反清志士，发表文章宣传谭嗣同在《仁学》中的反满意识。自然，这些都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仅仅是借谭嗣同来表达各自的政治观点而已。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铅印了《谭浏阳全集》，这是第一本谭嗣同文集，虽称全集，实际搜罗却很不齐全。三、四十年代，一批研究谭嗣同的论文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有谭丕模的《谭嗣同论》，杨荣国的《谭嗣同的仁学思想》等。由于这一阶段正处于抗战时期，因此人们着墨较多的是介绍谭嗣同的生平和爱国主义精神。
从建国以后到“文革”前夕，谭嗣同是史学工作者较为关注的历史人物之一。三联书店、上海出版公司于50年代先后出版了《谭嗣同全集》和《谭嗣同真迹》，《湖南历史资料》也发表了一批谭嗣同的未刊书信，表明人们在资料整理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这一时期，各种报刊共发表谭嗣同研究论文50余篇，涉及到他的政治属性、哲学思想、经济主张、生平活动等方面。1957年，杨廷福先生的《谭嗣同年谱》问世。之后，杨荣国的《谭嗣同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论著相继出版，形成了谭嗣同研究的良好趋势。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这种趋势被人为地中断，寥寥可数的几篇文章也都反映出“左”的倾向。
“文革”结束后，谭嗣同研究迅速复苏。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蔡尚思、方行编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由徐义君著的《谭嗣同思想研究》和邓潭洲著的《谭嗣同传论》。前者较系统地论述了谭嗣同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后者则先概述谭嗣同的一生，再就他的思想进行专题评论。1986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又在“近代人物评传”系列中推出了李喜所著的《谭嗣同评传》，该书对谭嗣同的毕生思想言行按三个阶段进行绘饰，并分析了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除专著外，近十余年来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共发表了谭嗣同研究的论文约90篇，它们除继续探讨谭嗣同的哲学体系、政治思想、经济观点外，还涉及到谭嗣同的教育伦理思想、逻辑思辨形式、就义前的心理状况等方面，并对他的生平事迹作了更详尽的考证与推敲。这些都表明人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争论历史人物的政治属性、思想派别，而开始从社会、心理、道德、逻辑等各种不同的新角度，更全面地剖析历史人物的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从而大大拓宽了谭嗣同研究的视野并增加了研究的深度。
在港台方面，谭嗣同研究也颇受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自50年代至今，港台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谭嗣同的文章数十篇。令人欣喜的是，谭嗣同这位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还引起了许多国外学者的关注，尤其是日本学者一直对其怀有浓厚的兴趣。仅据粗略估计，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日本学者就发表谭嗣同研究论文近40篇，其中，竹内弘行所撰《谭嗣同的〈仁学〉和清末的仁思想》（1984年7月《东方学》第68辑）一文详尽分析了谭嗣同所提的“仁”这一概念的内涵、来源及其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深刻影响。他认为，谭嗣同所持的“仁的人偶说”，是在清朝考证学者们批判宋学和复兴汉学中所形成的，也是清末变法所共有的学说。有的日本学者专门研究了谭嗣同的语言文体对中国近代文学诗歌所造成的影响，这对中国学者是有所启发的。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因而他的生平活动、政治属性、哲学体系等等众多方面都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对象。下面就各部分作一简略的介绍。
一 谭嗣同的生平事迹考证
在谭嗣同的生平事迹中，引起学者最广泛注意的是相传由他作的《狱中题壁诗》。该诗流传不久，梁启超即诠释诗中所言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一是指康有为，一是指大刀王五。以后萧一山、唐才质、邓潭洲、曹典球、贾亦斌、刘广志等纷纷表示不同的意见。谭氏后人谭训聪和学者何泽瀚则认为“昆仑”即昆仑奴之称，意指罗升与胡理臣两个仆人。
以上观点，虽然对“两昆仑”的解释不同，但都确认这首诗是谭嗣同所作。而许多学者则对这首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早在1955年，李泽厚就表示“此诗真伪，尚可细究”。台湾学者黄彰健、高阳也认为这首诗是经人窜改的伪作，作伪者可能就是梁启超。之后，傅剑平又撰文从分析诗中典故入手，对该诗详加剖析，得出和黄彰健相同的结论。（《谭嗣同〈狱中诗〉真伪考辨》，载《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这首诗是伪作的还有连燕堂等人。（《谭嗣同狱中绝命书当系伪作》，载《读书》1985年第5期）。
除狱中诗的真伪问题外，邓潭洲在题为《关于谭嗣同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对多年来几成定论的若干有关谭嗣同身世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从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1885～1894)的10年间，谭嗣同并不在南北各省游历，而主要是忙于参加科举考试；谭嗣同既没有在被捕前仿父亲谭继洵的笔迹与信责备自己，也没有在狱中写血书给康有为等（《求索》1988年第4期）。杨同甫在文章中指出：谭被害后由王五收其尸埋葬的传统说法不确切，事实上是由仆人罗升、胡理臣等扛回会馆，然后归葬的（《谭嗣同生平若干事实商榷》，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迟云飞还在《湖南时务学堂考实》一文中提出：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时务学堂是谭嗣同首办的，其实，当时务学堂开办时谭还远在江苏，他自1898年返回湖南后才直接参与这一事务，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二 谭嗣同的政治属性
关于谭嗣同的政治属性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徐义君等人认为谭嗣同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思想上政治上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轨道。张德钧、邓潭洲、王俊义等则认为虽然谭嗣同和康梁一样进行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但他又赞同革命，主张推翻君主专制，肯定平等学说，所以应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张德钧：《谭嗣同思想述评》，《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86年，李喜所又在《论谭嗣同的阶级属性》（《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谭嗣同是正在成长壮大的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观点。近年来，由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仅给一位历史人物划定政治派别、阶级属性的简单作法，故讨论谭嗣同政治属性的文章已渐渐少见。
三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除众多的论文外，几乎每一部哲学史著作都有专章或专节讨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对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渊源问题，因为谭嗣同在《仁学》中有一段明确的自我表述，所以人们较一致地认为主要来源于儒家早期经典著作、明末清初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佛学、基督教神学思想。但对其中何者最为重要却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西方的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及明末清初的民主主义思想是谭嗣同思想来源中最主要成份。另一种观点认为，明末清初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佛教哲学思想是谭氏思想来源中居统治地位的因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谭氏哲学有不同阶段，各阶段的主要思想渊源不统一，例如有人认为在1896年之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1896年之后则主要是佛教思想。此外，少数研究者认为，多种成份在谭氏思想中犬牙交错，各占一定地位，很难说哪种成份更重要一些。
讨论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渊源问题必然要涉及到他哲学思想的分期问题。绝大部分研究者赞同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分为两个时期，即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为界线。也有少数学者主张以甲午战争和谭氏1896年1月北游访学为两个分界点将他的思想一分为三。
在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研究中争论最激烈、分歧意见最多的问题是他哲学派别的从属问题。杨正典等认为无论在自然观、认识论、伦理思想，还是历史观诸方面，谭嗣同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谭嗣同思想研究》，载《光明日报》1954年11月3日、19日）。孙长江、张玉田等却认为，谭嗣同哲学的总体倾向应属唯心主义（孙长江：《试论谭嗣同》、《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10期；张玉田：《论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光明日报》1956年5月16日）。这两种截然对立意见的焦点出于对“以太”概念的不同理解。前者认定“以太”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物质概念，后者则力图证明“以太”是一个精神性概念。李泽厚、李喜所等许多研究者则认为，谭的哲学体系是复杂的，既带有唯物因素又带有唯心因素。近来，夏甄陶又发表文章强调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充满着矛盾，其中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又有物活论、泛灵论的色彩，而就其本质来说则是唯心主义的（《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2期）。此外，也有部分研究者持谭嗣同的哲学属二元论体系，其中唯物论与唯心论成份互相匹敌，难分主次的观点。
在对谭嗣同哲学思想作具体分析的同时，研究者们还探讨了这种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谭的哲学并没有开创中国哲学史上的新局面，他的思想不过是东西方多种思想的大杂烩而已，他虽引入了西方文化但并未消化。另一些学者认为：谭适应他所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综合了旧有的哲学思想和新的文化要素，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新阶段，即机械唯物主义阶段。近来，又有学者指出：谭嗣同的哲学接续了中国的传统哲学，同时又使传统哲学走完了最后行程。他是中国近代较早接受自然科学洗礼的思想家，从学术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上，采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论证哲学问题，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陈国庆：《论谭嗣同哲学的学术渊源与学术价值》，载《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人们已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加深对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认识。如有的学者从思辨逻辑学的角度来分析《仁学》的思辨逻辑方法。认为“辨对待”——“破对待”——“无对待”这三个命题的逻辑序列，是谭嗣同在《仁学》中对矛盾问题的基本认识；“柔静之与刚动异”——“静则将以善其动”——“动即静，静即动”这三个前后相续的判断所进行的推理过程中，则展现了他对哲学运动观的思辨分析，既揭示了“动”“静”的辨证关系，又倾向于褒动贬静，以动破静，服务于他弃旧图新的“日新”思想。《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载登吴向红所撰的《维新思潮中的科学理性问题》一文又从科学理性的角度分析指出：谭嗣同的早年作品《石菊影庐笔识》中渗透着直观外推式的思维，暴露出他在逻辑思维上的欠缺；而《仁学》中谭更是把语言的逻辑结构与数学的逻辑结构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他的逻辑水平还比不上二千年前的墨家学者。这些文章都为研究谭嗣同的思想开辟了新的领域。
四 谭嗣同的佛学意识
戊戌前谭嗣同皈依佛门，屡屡宣扬佛教，这种现象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在五六十年代，大部分学者认为他是在政治失望与痛苦之中转而信佛的，因此他的佛学思想是悲观厌世的产物。但小野川秀美则在文章中表示：谭嗣同从佛教中领悟到的是除救人之外无他事之理，而且具有绝对权威的心力可以成为促使实现革新的原动力。因此，他的信奉佛教是为革新服务的，至于是唯心还是唯物不必过于当作问题来讨论。
80年代，徐义君、胡啸、李喜所等又相继就谭嗣同信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谭嗣同之所以皈依佛门是出于寻找思想武器的目的。1895年谭嗣同变法实践连遭挫败，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而当时传统的旧学根深蒂固，传入的西学又极其浅薄，所以他找来了佛学以阐发自己的改革思想。此外，在谭嗣同看来，佛学是提倡勇敢精神的。例如佛学讲灵魂不灭，只要不怕死，充其量是六道轮回而已，他之所以能凛然就义，在心理上受佛学影响很大。（陈章华：《试析谭嗣同之死的主观动因》，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李喜所在文章中还指出：佛教在前五世纪产生的时候以众生平等的思想反对婆罗门的众生制度，这不能不引起谭嗣同的某种共鸣，而杨文会治佛还掺杂以西方的自然科学，更适应了他的情趣（《浅析谭的信佛》，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8期）。近来，麻天祥在《佛学与人生》一书中论及谭嗣同时强调：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带有极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意识。所以，与其说谭的佛学思想是某宗某派，不如说是别开一种冲决网罗的经世佛学，他与纯粹的宗教信徒是有区别的。
五 谭嗣同的经济思想
早在40年代，侯外庐先生即于《中国近代经济学说史》中提出谭嗣同具有重商主义倾向，而赵靖、罗梦虹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则认为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所反映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也有的研究者认为谭的经济观点既不是重商主义，也不完全是经济自由主义，而是由前者向后者转化并偏重于后者。确切地说，是代表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益的混合观点。（何炼成：《谭嗣同经济思想略论》，载《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研究谭嗣同经济思想的学者都强调指出：谭嗣同的经济思想体系建立在对近代资本主义侵略及其经济特点认识的基础上，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他猛烈抨击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主张平等互利地开展经济交往，并提出简化征税手续，统筹管理金融货币，调整商业机构，筹募民资及中外合资办企业，形成发财致富光荣的社会风尚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人们还注意到了和其他同时代思想家所比较，谭嗣同经济思想所具有的特点。李舒瑾指出：谭嗣同当时已看到了西方在经济发达后所形成的种种社会危机，所以认为必须缩小贫富差别，反对一二家垄断利益，这应该是节制资本的先声。尤其不太为人们所注意的是他“以工代赈”的近代赈济思想，谭曾主张开办一些水利工程、公共设施，达到赈济与建设的双重效果（《谭嗣同经济思想简论》，载《经济研究》1983年第12期）。石彦陶撰文指出，谭嗣同在当时就预见到了随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能源危机日益严重，所以必须开辟多种能源，尽量利用太阳能、瀑布能、潮汐能和地热等等，这些都是谭嗣同经济眼光的独到之处。（《谭嗣同的经济思想》，载《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六 教育、伦理与文学思想
80年代以来，谭嗣同的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危亡的时局背景下，学问保国是谭嗣同教育思想的中心宗旨。为此，他主张废科举，兴学校，教授声光化电等西学，还倡言实施义务教育、平民教育，培养与传统人才不同类的新型人才。在谭嗣同的维新活动中，教育实践活动也占了很大比重，他实行了“各占一门，各擅一艺”的教育体制，中西兼备的课程设置，不拘一格的考试方法，注重实习的教学手段，实施学以致用的任人原则。所以，谭嗣同还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和实行家（《谭嗣同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载《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唐凯麟在题为《谭嗣同的伦理思想述评》（《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的文章中写道：从总体上而言，谭嗣同的伦理思想没有超出改良主义范畴，但又有所突破，而且影响比较深远。具体地分析，谭嗣同伦理思想主要有“冲决网罗”的反封建纲常名教思想。“仁——通——平等”的资产阶级道德观，“以太即性”的自然人性论。其中，“以太即性”的人性论是基点。作者指出，这种自然人性论还论证了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要求的合理性，但它又毕竟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所以显得软弱空洞。
关于谭嗣同的文学思想，研究者认为他的诗文较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他所经历的人生道路，记录了他的理想、思辨、学识。人们指出谭嗣同诗文的最大特色，是充溢着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前期诗作多对祖国山河的描绘，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关怀和同情，甲午后主要表现了对亡国之危的伤感和变法的热情。从文体上而言，他早年初好桐城文而转为好魏晋风格的骈文，甲午后又极力赞赏和积极实践“新文体”或“报章文体”，扩大了新文体的影响，他是诗文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关爱和：《谭嗣同文学略论》，《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
从以上所述可见，数十年来谭嗣同研究称得上成绩斐然，但这并不意味着谭嗣同研究已达到了顶点。实际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显现出许多新的问题有待于人们去探讨。以前人们主要集中于研究谭嗣同的思想与活动，尤其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维新时期的活动，而对谭嗣同和同时代人的关系，如与康有为、梁启超在思想观念上和行为方式上的异同点等等，都还少有人论及。此外，人们似乎还应将研究的时段放长些，向前可以探溯洋务运动对谭嗣同思想所起的作用，如据史料反映，谭嗣同早年曾嘲讽洋务派，但1893年东游上海后又转而肯定洋务运动的历史进步性，赞颂洋务人士的创始之功，显然他的维新思想的形成是与洋务运动分不开的；向后可以探讨一下谭嗣同对辛亥革命、辛亥人物等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影响，事实上后来的大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他就极为推崇，而少数人，如章太炎又对他大加批评，个中原因，还少有人加以评析。此外，人们对谭嗣同的思想性格、行为方式之所以得以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特定的文化氛围等分析得还不够。总之，谭嗣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还有待于人们作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