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与邓小平的发展观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之论文,江泽民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一贯重视理论的发展。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1]在“七一”讲话中又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2]在“5·31”讲话中再次强调：“贯彻好‘三个代表’，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3]。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十五大以来，江泽民在许多方面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观。本文试就两人在发展的重要性、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等方面的观点作一比较，以便更好地理解江泽民的理论创新及其对中国发展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
从发展的重要性来看，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观点。在改革初期，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发展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之一，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他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4]。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等等，都离不开中国自己的发展。概括为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5]。这是邓小平基于对战后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也在不断变化。在新形势下，江泽民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着眼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结合党的建设的实际，提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科学论断。他在“5·31”讲话中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6]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再次强调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表明，江泽民已把发展看成是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所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三个代表”的根本所在，集中到一句话：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第一要务”就是指居于首要位置的、必须做的、必须马上做的事情。这既强调了发展的重要性，又突出了发展的紧迫性，在发展的重要性方面，拓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公开提出，这在党的发展理论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面没有的“新话”，是江泽民在新形势下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第一要务”论的提出，对加强党的建设，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从“三步走”到“新三步走”
从发展的战略目标来看，邓小平在1987年接见西班牙外宾时提出了“三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10年时间，以1980年为基数，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即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在21世纪用30到50年时间，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7]。20世纪已经过去，邓小平提出的第一、二步战略目标也已基本实现。在新的21世纪，如何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新的“三步走”构想：第一步，用10年时间，以2000年为基数，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第三步，用30年时间，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8]。显然，“新三步走”比“三步走”更具体、更明确，它将大的“第三步”细化为小的“三步”，将21世纪前50年化为三个阶段，并提出了各阶段的目标。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为我们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
三、从“台阶式”发展到“跨越式”发展
从发展的模式来看，邓小平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思路。他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9]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当时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因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与改革前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上了一个台阶。所以邓小平说：“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台阶，是能够办到的。”[10]“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1]。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出现“过热”现象，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出现过一些问题，需要整顿治理。所以邓小平又说：“看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12]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我国经济是按照“台阶—调整治理—新台阶”的节奏模式，台阶式地向前发展。这一模式，强调通过加速来上台阶，又注意通过调整治理来巩固台阶，既讲速度又讲节奏，完全符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但是，20多年过去了，我国经济总体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改革开放也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会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比如，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的一大特征，江泽民把握了这一时代特征，在“七一”讲话中要求全党“继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特别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世界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十五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世界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二十一世纪，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必将发生新的革命性突破。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13]正因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且呈加速度态势，发展节奏明显快于以往任何时代，所以，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有相应的节奏。于是，江泽民提出了“跨越式”发展思路。他说：“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信息化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14]这就是说，我国工业化水平尚处相对落后的阶段，但是面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我国的发展思路也要相应调整，由“台阶式”转向“跨越式”。这里的“跨越”是指原本生产力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状态的国家，它的发展不再按传统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模式，而是在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交往过程中，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来推动自己现有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实现对传统的跨越，从而接近或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尚处比较落后的阶段，要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就应打破常规，利用世界先进技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超常规发展，即按“落后生产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节奏模式，跨越式地向前发展。这是由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决定的。在过去的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落伍了；在当代的信息革命浪潮中，中国要想避免再次落伍的命运而跻于世界先进行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跨越式发展之路。所以，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15]由此看来，跨越式发展并没有否定台阶式发展，二者都强调加速发展，差别在于跨越式发展是科技含量更高、速度更快的高水平发展。这在发展思路上无疑也是一个大跨越、大发展，为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四、从“改革是必由之路”到“创新是不竭动力”
从发展的动力来看，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动力论”。他一贯倡导改革，认定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换言之，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一旦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它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此时若不变革生产关系，就谈不上发展生产力。于是，解放生产力就成了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和动力。当中国原有经济体制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就必须改革。所以邓小平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6]“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7]“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8]“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19]“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20]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充分说明，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所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与动力。”[21]江泽民在坚持“改革动力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动力论”。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22]这是对国际国内新形势作出正确估计之后提出来的。从国际上看，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以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浪潮，正冲击着世界各个角落，能否在这次浪潮中利用世界先进技术来实现科技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思考并作出回应的重大课题。从国内来看，新一轮更深层次的改革即将展开，能否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体制创新，直接影响到改革的进程。于是，创新特别是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就成了一个关乎民族振兴、国家兴衰的重要推动力。江泽民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及时指出：“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23]“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24]“推进科技进步，关键要创新。科技创新是提高科技实力的中心环节。”[25]“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26]“要宣传和弘扬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运用当代最新知识丰富自己，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27]总而言之，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江泽民的精辟论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为我国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五、从“共同富裕”到“全面发展”
从发展的目的来看，邓小平提出了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的人民利益发展观。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28]，后来又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强调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强调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的。强调从人民利益得失的角度来考察发展问题，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紧密相连，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江泽民在考察发展问题时，坚持了邓小平的人民利益发展观。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29]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30]在“5·31”讲话中强调要把党的先进性落实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不仅如此，他还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他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31]这就既揭示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不断满足和人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既阐明了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又突出了人的素质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目的不仅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且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之，将“人的全面发展”明确纳入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之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这是江泽民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