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低么？——基于福利视角的国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福利论文,效率论文,二氧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前最为热门的关键词之一。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与全球变暖的因果关系也已得到广泛认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甚至认为人为因素的可能性达到90％以上。然而对低碳经济一词并未有统一的认识，较为主流的理解是——低碳经济指尽可能最小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体[1]。由于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甚至汇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无法客观地对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做国际间比较。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低碳经济中涉及“碳”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往往以效率为判断依据，而英国等发达国家则要求绝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评判标准，这样的要求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现实也不道德。尽管争议颇多，但无论是效率导向的增量控制，或者是效果导向的总量控制，低碳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福利。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认为低碳经济的定义是较少的二氧化碳获得较好的社会福利，判断的标准应当是二氧化碳排放与社会福利的脱钩发展。
由于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经济扩张和人口增长，使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并且能源消费总量与结构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改变，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继续增长。国际上对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以及碳排放效率的质疑指责也不断增多，国际能源署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一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是高还是低，变化趋势如何？本文试图从低碳经济的本质福利绩效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对中国碳排放效率进行纵向时间序列的发展趋势分析，并将中国与美国和英国进行横向比较，以期在一个可比框架内衡量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并为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选择路径提供相应的依据。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和相关政策进行了许多研究。如王灿等人研究了1957-2000年中国能源消耗产生的
排放的影响因素，认为能源强度因素是中国碳减排的主要原因，能源使用结构调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也具有减排效力[2]。徐国泉利用平均对数迪式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模型，研究了1995-2004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对于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3]。刘兰翠和魏一鸣等人对中国排放与能源消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排放影响因素，中国碳密集部门排放的演变特征，以及排放政策等进行了细致研究[4]。查冬兰和周德群对于中国工业排放影响因素差异性进行研究，认为工业经济增长效应对排放具有促进作用而子行业结构效应则抑制排放，排放系数效力较小[5]。Dhakal利用完全分解法对中国排放进行估算，得出城乡间能源消耗差距拉大，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是中国城市碳排放增加最主要的驱动因素，而能源结构改变作用微小，城市能源消耗占中国总消耗的84％[6]。张明等人对中国排放进行了研究，在1991-2006年间，能源强度是最主要的碳减排因素，而经济增长则是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7]。何建坤等人则分析了碳生产率指标，提出发展中国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提高碳生产率[8]。
当前涉及低碳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实质是基于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绩效，极少涉及二氧化碳排放与提高福利的关系。狭义的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最小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获得最大的经济产出，而低碳经济最终目的应当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用最小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获得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实现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社会福利的脱钩式发展。本文基于Daly的消费福利绩效概念理论，构建指标体系，研究了福利视角下二氧化碳的排放效率，并采用分解模型，对中国的碳福利绩效进行纵向时间序列与横向国别间包括中美和中英的效率差值因素的分解分析。
三、碳排放福利绩效的分析模型
1.碳福利绩效指数的构建
Daly的消费和福利绩效概念理论基本公式如下所示：
四、实证分析
1.中国、美国和英国碳福利绩效发展趋势
基于福利视角，本文计算了1980-2007年中国、美国和英国的碳福利绩效、碳生产率及经济福利绩效，如表1所示。若以碳生产率为低碳经济的效率衡量标准，那么中国远低于美国和英国。中国的碳生产率指标从1980年的365.40($/ton，PPP)发展到2007年的1113.58($/ton，PPP)，增加了3倍，年均增幅为4.2％。美国从1980年的1246.37($/ton，PPP)上升到2007年的2253.14($/ton，PPP)，年均增幅为2.2％。1980年英国的碳生产率已经高达1820.64($/ton，PPP)，为当年中国碳生产率的5倍，2007年英国的碳生产率达到了3973.72($/ton，PPP)，年均增幅为2.9％。中国仅在增长速率上稍快于美国和英国。根据中国政府对于202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即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相当于2005-2020年的15年间碳生产率年均增幅要维持在3.5％～4％之间。那么假定英国与美国的碳生产率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保持不变，中国的碳生产率增速维持在4％，中国若要赶上这两个国家，自2007年算起，则分别需要32年和18年。
单位：碳福利绩效(1/ton)，碳生产率($ ton，PPP)，经济福利绩效(1/万元$，PPP)。
从福利视角出发，中国的碳福利绩效与碳生产率表现相同，三个国家中，中国的碳福利绩效最高，其次为英国，美国的碳福利绩效排在最后。1980年中国的碳福利绩效达到了0.37(1/ton)，而当年美国和英国的碳福利绩效仅仅为0.04(1/ton)和0.08(1/ton)，为中国的11.7％和22.8％。2007年，中国的碳福利绩效有所回落，降到了0.17(1/ton)，而美国和英国则上升为0.05(1/ton)和0.11(1/ton)。必须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碳福利绩效尽管在三个国家中维持在首位，但28年内表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年均降幅为2.9％，而美国和英国则表现出缓慢增长趋势，年均增幅分别为0.51％和0.96％。低碳经济的本质在于较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者较高的经济社会福利，因此，从经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量，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高于美国和英国。三个国家的经济福利绩效排序与碳福利绩效相似。1980年中国的经济福利绩效高达10.19(1/万元，PPP)，美国和英国仅0.35(1/万元，PPP)和0.47(1/万元，PPP)。这说明了维持一定的社会福利，三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不同。2007年中国经济福利绩效降低到1.52(1/万元，PPP)，年均降幅达6.8％，美英两国的经济福利绩效同样表现出减弱趋势，年均降低1.7％和1.9％。根据经济福利绩效的变化速率表达式(8)，中国经济福利绩效降幅较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远大于美英两国。尽管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均表现出减弱趋势，但中国的经济扩张促进福利增加的效果仍高于美国和英国。
图1 1980-2007中国碳福利绩效因素分解
2.1980-2007年中国碳福利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1980-2007年中国的碳福利绩效因素分解结果如图1所示。除了2000-2005年外，其余年份碳生产率效应对于碳福利绩效均表现为驱动效应，即提高碳生产率有助于增加碳福利绩效。2000-2005年间，碳生产率效应并没有促进碳福利绩效，根据碳生产率的公式(9)，由于2000-2005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快于经济产出的变化速率，2005年中国的碳生产率为1059.04($/ton，PPP)，而2000年时中国碳生产率为1107.36($/ton，PPP)，导致了该时间段内碳生产率降低。其余年份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快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这也说明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是一种经济扩张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之间相对脱钩的发展模式。另一项因素经济福利绩效则始终表现出抑制碳福利绩效增长的作用。由于福利指标人类发展指标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指标，根据人类发展指标的定义经济所占的比重仅为33％，因而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转化为福利绩效，由经济福利绩效的速率表达式(8)，可看出当福利增长速率低于经济增长速率时，经济福利绩效增速必然是负数，换句话说，经济福利绩效一定在减弱。根据碳福利绩效的速率表达式(7)，当经济福利绩效变化速率为负值时，该因素表现为抑制效应。中国碳福利绩效正逐步减弱，主要是因为经济福利绩效效应导致的，碳生产率效应则有利于提高碳福利绩效，当然2000年后碳生产率效应和经济福利绩效效应都趋于减弱。
3.1980-2007年中美，中英碳福利绩效差值因素分析
1980-2007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英国之间的碳福利绩效变化趋势如上文所述，中国尽管数值较高，但存在逐年递减的趋势，美英两国则具有递增的特性。为了进一步考察中美，中英碳福利绩效差异的原因。本文对两两之间进行两因素分解分析，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考察中国与美国之间碳福利绩效差值的影响因素。中美两国碳福利绩效差值从1980年的0.33(1/ton)缩小到2007年的0.12(1/ton)，28年共降低了63.8％。这是由碳生产率效应和经济福利绩效共同作用导致的。
表2中碳生产率效应的贡献值从1980年的0.19(1/ton)下降到0.07(1/ton)，这说明中国的碳生产率快速增长，与美国的碳生产率的差距正在缩小。尽管由于中国国情以及所处发展阶段的关系，碳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然而近些年来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引导，产业升值及能源结构的调整，使得碳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虽然美国的碳生产率也在进步，但增长速率明显慢于中国。而经济福利绩效效应贡献值则从1980年的-0.52(1/ton)上升到2007年的-0.19(1/ton)，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福利绩效减弱速率慢于中国的经济福利绩效，说明经济转化为福利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效果的边际递减性要小于美国。在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美间的碳福利绩效影响因素形成了收敛性的变化趋势。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与英国的碳福利绩效差值变化中，中英之间的碳生产率差值远大于中美之间，因此，两国的碳生产率效应更为明显，碳生产率效应对于碳福利绩效的贡献值从1980年的0.31(1/ton)下降到2007年的0.17(1/ton)。由于英国的经济福利绩效值高于美国，因而经济福利绩效因素对于中英之间的差值贡献值同样高于中美之间的贡献值，从1980年的-0.60(1/ton)上升到-0.23(1/ton)。从碳福利绩效的角度考量，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在三个国家中排在第一位，与技术效率指标碳生产率的衡量标准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其实两者并不矛盾，用技术效率指标来衡量，中国落后于美国和英国，尽管近年来我国发展迅速，但必须要承认无论是科技还是管理水平，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仍然差距较大，这从碳生产率指标的角度即可印证。而碳福利绩效是从人均二氧化碳与福利的关系角度去评价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由于提高福利指标各项因素具有明显的边际效应，198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标仅为0.53，而美国和英国分别为0.89和0.86，28年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标增长速度远快于美英两国。此外对于该效率评价指标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指标的分母，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即便是2007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值也仅为4.6吨，小于英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值8.6吨，更小于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19.1吨。因而从二氧化碳的福利视角得出中国的碳排放效率高于美国和英国是可信的。值得警惕的是，从中国的时间序列变化趋势考察，碳福利绩效表现出恶化的趋势，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正在快速增加，扩张的速率已经超过了福利增长速率，尤其是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排放水平。全面的比较中国、美国和英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福利(HDI)，二氧化碳排放()以及经济扩张(人均GDP)的关系，有助于识别中国低碳发展的路径。
4.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选择
对于经济与福利的关系，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报道。本人认为在低碳经济中同样存在经济增长是否等同于福利提高这样的命题，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有利于理解低碳经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含义。如图2所示，中国、美国和英国经济发展均正向作用于提高其福利水平。以平均购买力价格衡量，中国的人均GDP低于美英两国，而福利的斜率变化趋势远大于美英两国，因而经济福利绩效最大，美国和英国的经济福利绩效变化较为平缓。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经济扩张仍将继续促进福利的提高，但福利的增长速率有所减缓，福利门槛①并未出现。从经济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而言，如图3所示，三个国家表现并不一致。从人均角度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美英两国差距极为显著，并且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扩张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人均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也表现出同步增高的趋势。考虑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经济发展仍将继续保持高速的发展趋势，因而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会增高。美英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从图3中可以看出，英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高反而受到抑制，表现出绝对脱钩的发展趋势。尽管美国也表现出了经济扩张而二氧化碳排放量维持在某一水平上下浮动，但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水平远大于英国。若图3代表着狭义低碳经济的含义，即经济扩张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那么图4则体现了广义低碳经济的本质，即福利提高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中国的福利指标HDI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发展趋势仍然表现出正相关性。而对于英国而言，福利增高的同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趋势则出现减弱的趋势。美国则表现出波动性，整体而言英美两国福利指标与二氧化碳排放表现出脱钩性。中国未来的碳生产率发展路径应该以英国模式为参照，通过各项政策手段，从能源结构调整，能源效率改进，到产业结构优化以及碳汇的技术应用着手，实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8.6吨的峰值，而不是依照美国模式的19吨峰值，力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达到8.6吨后，出现福利增高而二氧化碳保持稳定或者出现降幅的状态。
图2 三国经济发展与福利的关系
图3 三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
图4 三国碳排放与福利的关系
五、结论
本文基于Daly的消费和福利绩效理论，建立了碳福利绩效模型，从福利视角比较了1980-2007年中国、美国和英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同时运用LMDI分解模型计算，分析了驱使碳福利绩效变化的碳生产率因素和经济绩效因素。最后给出了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通常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是指经济扩张增长而二氧化碳减排，而广义的低碳经济本质应为福利增长而二氧化碳减排。因此，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可以在福利目标的框架下进行评价，并且这种福利视角的效率指标应当成为中国的政策制定目标。
第二，从福利视角比较中美英三国的二氧化碳效率，中国高于美国和英国，即中国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对于福利的贡献，远远大于美国和英国。而从技术视角而言，中国的碳生产率水平与美国和英国的差距仍然较大。然而中国的碳福利绩效表现出减弱的趋势，尤其是2001年后，趋势更为显著，福利指标HDI并未随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增长而同比增长，而英美两国尽管数值上低于中国，但发展趋势则逐年增加。
第三，中美英三个国家的碳福利绩效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碳生产率则有利于碳福利绩效增加。同样在中美和中英间碳福利绩效差值影响因素效应分析中，经济福利绩效效应是国别差距扩张的主要原因，而碳生产率效应则有利于缩小国别差距。
将三个国家的发展趋势对照后，认为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应当参照英国模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目标定在8.6吨，而不是美国的19吨。当前中国应当从本质上思考低碳经济发展，不只是强调提高碳生产率，也应当考虑如何大幅度提高福利，力争当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进入福利与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的发展路径。
注释：
①福利门槛是指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福利增长出现了临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