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延安整风运动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风运动论文,延安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延安整风是五四运动以后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党内一次空前深刻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它锻炼和培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的前进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它的历史功绩巨大，现实意义深远。值延安整风60年之际，拟以此文，将学术界近十年(1992-2001)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情况作一分类概述。
延安整风的原因和目的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关于它的原因和目的，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党内“左”、右倾，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从思想上进行彻底清算，致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歪风依然侵袭着党的肌体，干扰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中共党员由4万人增加到80万人，大批新党员缺乏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有许多人思想上并没有入党，需要进行整风教育；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军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解放区遇到很大的经济困难。因此，整风的目的是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达到全党思想统一。（注：张星星：《延安整风及其历史经验》，《国防大学学报》1992年第8期。《改革开放与执政党建设——纪念整风运动五十周年座谈会发言提要》，《毛泽东思想论坛》1992年第2期。）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上述看法“只注意其思想性，而忽略其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他们指出，整风运动直接起因于1941年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系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基本目的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摆脱共产国际干预，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而发动一场重大政治斗争。其根据是：首先，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经确立，就公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和“洋八股”。其目的就是要在组织上尤其是在思想理论上剥夺国际“代言人”王明等人的发言权，这是提出摆脱“国际指挥中心”的开始；其次，经过皖南事变，毛泽东觉察到自己同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难以再按共产国际的意见行事。为了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清除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遂着手摆脱国际干预，组织高级干部讨论学习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把斗争锋芒对准王明，进而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以便在全党范围内扫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并进一步破除人们对共产国际这个指挥中心的迷信。由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再次，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空前高度。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并被授予对处理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可见，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摆脱国际干预以及确立和巩固自主的政治路线的目的达到了。（注：鞠健：《延安整风运动的直接起因和基本目的探析》，《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延安整风运动的准备时间
关于延安整风的准备时间问题，史学界存在着这样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准备时期大体分为两段：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六中全会为前一段。在此期间，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策略和战略战术，并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为全党整风准备了有利的哲学思想武器。从六届六中全会到1942年2月为准备的第二阶段。这时期党内克服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统一认识，为1942年2月开始的全党整风创造了条件。（注：王秀鑫：《延安整风与延安整风研究》，《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另一种观点则把1938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为整风准备阶段的开端，直至1942年2月全党普遍整风学习，历时3年多。这时期，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作了充分的准备，使全党和全体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一致，对整风学习也进行了充分的思想酝酿。这样，1942年初，整风运动就水到渠成地由准备时期发展到全党干部普遍进行的时期。（注：刘昌亮：《党史上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求是》1992年第3期。中共中央彭真传记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的联系和区别》，《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潘望喜：《延安整风运动史论》，金陵出版公司1993年10月版。）
第三种观点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从解决党内路线问题入手的。因此，他们认为准备时期是从1940年9月中央召开会议开始，到1942年2月。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更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解决问题。许多党的干部，还未能深刻认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王明的影响还有市场，特别是1940年3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原名《两条路线》）在延安的再版，对党产生了严重恶劣影响。为了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及其影响，1940年9月，中央召开会议，回顾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全面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为在思想上对党进行整顿作了准备。（注：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也有的学者认为，整风的预备阶段是从1941年5月到1942年1月，是延安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1941年5月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整顿作风的运动，标志着整风预备阶段的开始。（注：金东禹：《延安整风运动对我党思想建设的启示》，《新长征》1992年第7期。）
延安整风运动与延安审干运动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隐蔽手段，训练奸细潜入解放区，特别是在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进行特务活动。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派遣特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同时，延安整风普遍开展以后，党内出现了一些宣扬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言论和错误倾向。鉴于这些情况，为了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党中央决定审查干部。审干运动由此开始。
关于审干运动与整风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审干运动是在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为了从组织上扩大、巩固整风成果，加强党的建设而进行的。审干运动是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注：秦生：《延安“抢救运动”的失误和教训》，《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薄一波：《整风、华北工作座谈会和党的七大》，《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黎辛：《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经历的审干与“抢救”运动》，《纵横》2001年第10期。）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均为党的十大政策之一。二者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历史事件。其根据是：首先，内容不同。延安整风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整风运动，其基本内容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斗争性质属于党内斗争。审干运动实际上是反特斗争。党中央作出的审干指示和《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明确指出：“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其次，方针方法不同。整风运动是解决党内矛盾，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审干运动是解决敌我矛盾，采取的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审干运动虽然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发生的，但其错误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归之于延安整风运动。（注：中共中央彭真传记编写组：《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的联系和区别》，《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其他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延安整风运动与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通过整风，使党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整风运动使一度严重危害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大歪风受到涤除和整肃，使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植根于广大共产党员的思想深处。通过整风，在党内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三大作风。在这三大作风中，理论联系实际是整风运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整风运动所采取的基本方式；而群众路线在整风运动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其中，整风中所采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后来毛泽东把它总结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这么一个公式。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仅是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学者认为，中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在延安时代，通过对自身历史的正确总结和不断的自我革命、自我教育中逐步形成的，是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不彻底批判党内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就树立不起来；不彻底批判党内的宗派主义，就不能实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不结合党的历史，不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深刻地自我反省，真诚坦率地互相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就形不成。总之，不彻底清算存在于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树立不起来。（注：侯伍杰：《延安整风与实事求是》，《党史文汇》1992年第11期。栾雪飞：《延安整风与思想解放》，《新长征》1992年第9期。袁宝华：《延安整风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思想革命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郭必选：《延安精神与整风运动》，《延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二、延安整风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整风运动的直接结果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空前高度，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巩固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延安整风运动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破除了党内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及把共产国际指导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一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使全党把掌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整风运动中全党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对整顿三风的学习，分清了是非，分清了功过，分清了我们党的历史上正确路线同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根本对立，从而大大提高了同志们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统一了党内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提高了路线觉悟，基本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当整风运动即将完成，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时，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全党已承认毛泽东是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代表，是全党的思想领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注：《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张星星：《延安整风及其历史经验》，《国防大学学报》1992年第8期。温济泽：《纪念延安整风运动五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3期。岳思平：《托起新中国的太阳》，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郭涤主编：《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
三、关于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以中央党校为重点开展起来的。集中了一大批党的高中级干部学员的延安中央党校，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整风学习的基本经验，至今对加强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整风运动开始标志的《整顿党的作风》，就是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演说。为了在党校教育中贯彻整风精神，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决定停止过去规定的课程，学习党的路线。4月8日，毛泽东修改并批准了中央党校关于政治教育的计划，这个计划总结了党校成功的教学经验，对于保证党校的整风学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5月11日，中央党校又作出了学习整风22个文件的计划，将22个文件纳入学习过程。中央党校先后进行了学风、党风、文风的学习以及关于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由于中央党校集中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是一个重要的点，实际上是全党整风学习的一个缩影。中央经过这个点的实验，取得了经验，运用这些经验指导全党干部的整风学习，因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还由于中央党校的学员多是高级领导干部，他们能否学好，是整风运动成败的关键。他们学好了，又去领导更多的干部进行学习，因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注：王仲清：《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党校》，《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四、关于延安整风与中共党史科学的创立关系问题。学者认为，党的整风运动掀起的全党学习研究党史的热潮，对中共党史科学的创立起了关键性作用。延安整风时期全党对党的历史的学习与总结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史料、范例和轮廓，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科学的创立，促进了党史科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党史研究有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原则；党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党史研究成果，为如何科学研究中共党史作了可贵的探索和示范；中共党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这时均有了明确的结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这时也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总之，经过延安整风中全党对中共党史的大规模的深入研究，中共党史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得以创立起来，并且一开始便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党性、现实性等鲜明特色。而中共党史科学的建立，全党对党史的深入研究与总结，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推动了党的建设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胜利进程。首先，对党史的研究，是这次整风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之一，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弥补了泛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缺陷，使得广大党员和干部把对马列主义的掌握与对中国实践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其次，全党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和反省起了很强的思想解放作用，从而极大地端正了党风，统一了认识，从根本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注：陈前：《延安整风与中共党史科学的创立》，《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五、延安整风对国民党的影响。有的学者在这方面作了研究。延安整风，不仅在共产党内发生了巨大作用，对当时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也产生过影响。蒋介石政府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成功的。它使中共养成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办事方法”，并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和作战。1947年9月，蒋介石公开向国民党高级干部提出研究延安整风运动和改造国民党的任务，并同时印发了整风运动中的三篇文件，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随后，国民党举办了一些干部训练班和军政干部会议，教育国民党各级干部，学习共产党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培养起来的“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办事方法”，号召从根本上改革本党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风气，变颓唐萎靡为蓬勃奋发，变自私自利为勇敢牺牲。退居台湾后，国民党仍借鉴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试图解决以下问题：用三民主义武装全党；反对派系组织活动加强国民党的团结统一；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腐败作风，培养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新作风。但结果均不理想。这是因为一个政党的作风，归根到底是由该党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国共两党的阶级性质不同，所以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经验，从根本上讲，国民党是学不到手的。（注：王续添：《延安整风运动对国民党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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