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网络对搜寻工作的影响——以上海市下岗职工为例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社会关系论文,下岗职工论文,海市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术语，它所描述的是经济学家对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的“侵犯”行为。尽管这种“侵犯”行为的结果是大批富有洞见的新成果的涌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回应与反击。在社会学阵营中，回应的表现之一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经济问题所作的研究日益增多。例如，在美国， 以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经济社会学——在近20多年来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社会学家开始涉足劳动力市场研究领域。与经济学家把非经济性变量从其分析框架中轻轻抹去的做法针锋相对的是，来自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者指出，即使是“搜寻工作”这样的纯经济行为，也与各种社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的目的，即在于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影响下岗工人再就业过程的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网络”——作一简要分析。
一、市场渠道与社会关系网络：求职的两种途径
与经济学相比，社会学研究劳动力市场所持的方法论有很大不同：第一，在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中，劳动者被视为原子化的个体，他与他人的关系、他所处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对其行动及行动后果丝毫不发生影响；社会学则持有一种更为微妙的观点，把劳动力视为一个深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社会成员，其行动受社会现实的制约，但本身也改变着社会现实。第二，经济学把劳动者视为具有高度经济理性的个人，他主要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作出各种选择；社会学家则认为，当个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追求利益时，他也努力在这种互动中获取各种地位、权力以及社交和他人的赞同（Granovetter，1988）。
方法论的差异导致经济学与社会学关于劳动就业问题具有很不相同的看法。新古典主义的劳动力就业模型与经济社会学的劳动力就业模型强调了完全不同的方面。例如，Granovetter（1974）认为， 促成劳动者与其劳动岗位匹配的不是市场的调节，而是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在以劳动力市场为研究领域的众多社会学家中，Granovetter 可谓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看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学中的主流观点。Granovetter的研究发现， 实际上揭示了经济学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不完全性：在一个具体的劳动力市场中，关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信息不可能是完全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借助于某些“非市场”的渠道才有可能实现信息的传递，并使求职者最终与工作岗位匹配起来。对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评论的：“这一发现表明，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美国，就业信息的传递也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反之，亲属关系、社会网络则是传递就业信息的重要机制。”（边燕杰，1999）
就中国而言，上述两个模型的不同其实暗示了制度的差异：成熟市场环境下的劳动力就业与市场转型（Nee，1989；1996 ）背景下的劳动力就业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机制。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运作的逻辑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模型有着很大差距，社会关系纽带（而不是正式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劳动力与其工作岗位进行匹配的渠道。其中原因，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不足有关，因为正如一些研究（Davis，1990；Xie and Hannum，1996）所指出的，中国城市地区尚未有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迹象。基于这一认识，可以断言：在现阶段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求职与通过正式的市场渠道求职这两种方式将同时并存。
二、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中的意义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对求职过程及其后果具有巨大的影响力（Fevre，1992）。这一点， 得到了各种经验研究的证实。Granovetter（1973；1974）的研究表明，在求职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正式的市场渠道）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意义或许更为重大。有关城市居民求职行为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通过关系网络来获得工作（Bian，1997）。对武汉下岗职工再就业情况的调查研究表明，某种可称之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下岗职工能否获得工作岗位具有显著影响（赵延东、风笑天，2000）。就农村居民而言，情况也是类似的——诸多有关当代农民外出找工行为的研究都力图说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状况与找工者的关系网络紧密相关（例如，可参见“外来女劳工”课题组，1995；李培林，1996；陈阿江，1997；“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1997；桂勇，1998）。
何以如此？对于搜寻工作的人而言，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他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某些有助于他求职成功的资源。一般而言，这些资源主要包括“信息”与“影响”两个方面（可参见Bian，1997；Fevre， 1992）。前者是在关系网络中传递的关于工作岗位的信息，后者则指在用人机构作出雇佣求职者与否的决策时关系网络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在个人搜寻工作的过程中关系网络更有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考虑到如下两个因素的话，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第一，在传统上，中国一直是个人情社会；第二，劳动力市场尚未发育成熟，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市场的替代物，承担着使劳动者与其工作岗位匹配起来的功能。
关于第二个方面，可以进行详细探讨。在不同经济体制下，供给和需求两种因素仍然存在，不过整合这两种因素的制度安排有很大不同。在计划体制或半计划体制下，劳动力资源主要通过行政性命令或社会关系网络得到配置；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自由的竞争与交换构成了劳动力与其工作岗位进行匹配的主要渠道。许多研究（李路路，1995；张其仔，1997）都强调了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来，中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原有的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分配资源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效力，而市场关系又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除了交易性的市场关系和授予性的权力关系，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第三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在一个以自由交易为特征的市场中，求职者本身所具有的资源——即“人力资本”——才是他赖以击败其他竞争者的主要手段；而在一个以行政性命令和社会关系网络为动员中介的经济体系中，个人接触权力资源及人际关系资源可能性的大小——即“社会资本”（注：社会资本与经济上的成功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跨越“结构洞”所带来的竞争性优势（Burt，1992）还是参加社团而导致的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加（Coleman，1988），都对经济活动者有利。一些关于经济主题的经验研究验证了这一点（可参见Burt，1998；边燕杰、丘海雄，2000；李路路，1995）。）数量的多少——决定了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鉴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拟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在个人的求职行为中，与市场渠道相比， 社会关系网络的意义并不显得次要，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用次数至少不低于对正式的市场渠道的利用次数；
假设2：从求职后果来看， 社会关系网络与市场渠道一样是有“效率”的，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用次数对求职者能否获得工作有着正面的影响。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设计（注：关于研究设计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顾东辉，2000：第4章。）
1、研究对象的选择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研究选择了上海市下岗工人作为研究对象。理由如下：第一，由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产生时间较短，发育尚未成熟，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尚未出现，缺乏能恰当体现劳动力市场流动状况的群体。而下岗与再就业本身就意味着劳动力的流动，因此下岗职工构成了在目前情况下适当的研究对象。第二，与其他群体相比，下岗职工社会经历较为丰富，其群体的内部差异也比较大。以这样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将能更好地说明问题。
2、资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由论文作者之一于1999年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而成。研究以上海城区街道中1998底登记在册、希望重新被雇佣、调查时未提前退养的下岗职工为研究总体，采用两阶段随机抽样选取调查样本。具体抽样方式为：从全市89个街道中等距抽取17个街道，然后再从抽中街道中各抽取20－40名下岗职工，成功访问438人，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19份。
3、变量设计
在问卷访问中，被访者回答了一些有关求职行为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下岗职工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求职的次数；下岗职工通过正式的市场渠道求职的次数。具体如下：
下岗职工在最近一次下岗后借助于社会关系网络求职的行为：要求夫妻双方父母或子女帮助介绍工作的次数；要求夫妻双方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帮助介绍工作次数；要求夫妻双方老同事或老同学帮助介绍工作次数；要求夫妻双方朋友帮助介绍工作次数；要求邻居或街坊帮助介绍工作次数；要求夫妻双方相识的其他人士帮助介绍工作的次数。
下岗职工在最近一次下岗后通过正式的市场渠道求职的行为：直接根据报纸、杂志、电台或电视的招工广告，向用人单位申请次数；直接根据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免费服务中的岗位信息，向用人单位申请次数；通过电话或写信与可能用人单位联络、或直接去可能用人单位联络次数；不通过上述方式、自己直接参加用人单位面试次数；自己直接进行的、旨在发现工作的其他找工活动次数。
四、研究发现
在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我们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发现：
1、两种求职渠道的利用频率
调查结果表明，在搜寻工作的渠道中社会关系与正式的市场渠道同时并存（见下表1）。不过， 下岗工人对这两类求职渠道的利用也有着很大不同。一般而言，他们利用较多的是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正式的市场渠道。如下表2所示，每个下岗工人平均要求4.16 个与自己具有一定关系的人为自己介绍工作，而这些人为每个下岗工人平均介绍了4.93次工作；每个下岗工人通过正式的市场渠道平均联系过2.49个单位，平均求职2.94次。而且，统计检验表明，在p＜0.001时下岗工人通过关系网络介绍工作的次数超过通过市场渠道求职的次数。这基本上验证了假设1。
表1 被调查的下岗工人通过不同渠道求职次数
统计指标
求职渠道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差
要求父母或子女介绍工作次数419
0.371.13
社 要求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介绍工作次数419
1.111.67
会 要求同事或同学介绍工作次数419
1.091.65
关 要求朋友介绍工作次数 419
1.201.64
系 要求邻居、街坊介绍工作次数419
0.721.43
要求相识的其他人士介绍工作次数418
0.441.16
市 根据报纸、杂志、电台或电视广告求职次数418
0.701.42
场 根据劳动部门或其他机构提供的信息求职次数 419
0.781.66
渠 通过电话、写信或直接去用人单位求职次数419
0.571.15
道 直接参加用人单位面试的求职次数419
0.571.23
自己直接进行的其他方式的求职次数 419
0.350.99
表2 不同渠道中求职总次数的差别
统计指标
求职渠道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差
社会 为自己介绍工作的总人数 4194.164.44
关系 通过社会关系求职总次数 4184.936.19
市场 通过市场渠道所找单位数 4192.493.13
渠道 通过市场渠道求职总次数 4192.943.80
那么，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求职行为发生频率与以市场渠道为基础的求职行为发生频率之间的差异是否有可能是由反映下岗工人个人背景的因素所造成的呢？例如，不妨假设由于性别本身的原因，女性更倾向于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来搜寻工作，男性倾向于利用市场渠道来搜寻工作，而样本中女性的数量恰恰超过男性，这就使得整个样本中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搜寻工作的频次超过利用市场渠道来搜寻工作的频次。
问卷中设置了有关下岗工人的性别、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等方面的问题，控制这些常规变量的统计结果排除了上述疑虑（见下表3）。
表3
控制变量后通过关系网络渠道求职次数与通过市场渠道求职次数的差距（注：计算方式如下：求职次数的差距＝通过关系网络介绍工作的次数－通过市场渠道求职的次数。）
统计指标 控制的变量个案数均值
标准差均值 标准误
小学及以下 6 －0.3333 0.81650.3333
初中 206 2.0583
5.73960.3999
高中及同等学历200 1.9850
5.41590.3830
大学及以上 6
1.8333
3.60091.4701
男183 1.0710
5.90500.4365
女
235 2.69795.09460.3323
45岁及以下 323 2.2415
5.81310.3235
45岁以上
95 1.1158
4.27480.4386
从上表3可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年龄是在45 岁以上还是在45岁及以下，下岗工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找工作的次数总是超过利用市场渠道找工作的次数。在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及同等学历）和大学（及以上）的下岗工人中，情况同样如此。仅仅当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时，下岗工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找工作的次数才低于利用市场渠道找工作的次数。而且，显著性检验也表明，控制变量后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找工作的次数超过利用市场渠道找工作的次数这一事实是可以推论到总体的。这一结果，使我们更有把握认为，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求职行为发生频率与以市场渠道为基础的求职行为发生频率之间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
2、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中的“效率”
不过，并非所有的下岗工人都能顺利地找到工作。在419 名被访者中，成功地获得一份工作的仅占全体的40.6％（见下表4）。
求职人数
求职结果
频次 所占百分比
求职成功17040.6
求职失败24959.4
总计419100.0
那么，对于亟需获得工作的下岗工人而言，与通过正式的市场渠道求职相比，通过关系网络求职是否更有效率呢？可以利用回归分析对此进行检验。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是“求职成功与否”，自变量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次数”与“通过市场渠道求职次数”。此外，模型中还引入了年龄、性别、教育等控制变量。（注：回归中把这3 个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处理，其中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初中及以下学历赋值为0、高中及以上学历赋值为1，45岁以上赋值为0、45岁及以下赋值为 1。）由于“求职成功与否”是一个二分变量，只有“求职成功”与“求职失败”两个选项，因此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下表5与下表6对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作了概括。
表5 整体模型的检验结果
Chi-Square
dfSignificance
139.20 50.0000
表6 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Variable BS.E. Walddf
Sig R Exp(B)
通过社会关系求职次数 0.2228 0.0319
48.64451
0.0000 0.2874
1.2496
通过市场渠道求职次数 0.1501 0.0382
15.41211
0.0001 0.1541
1.1619
性别 0.4624 0.2562
3.2580 1
0.0711 0.0472
1.5879
年龄 0.2226 0.2965
0.5637 1
0.4528 0.0000
0.8004
教育水平0.0594 0.2433
0.0595 1
0.8073 0.0000
1.0612
常数项
-1.9381 0.3429 31.9469
1
0.0000
在此，可对回归结果作一简要解释。在整体模型方面，自由度为5，卡方值为139.205，检验结果表明所引入的自变量有着显著的解释作用。从最终的回归方程来看，男性身份和高中以上学历对能否找到工作都有正面影响，而年龄在45岁及以下则对能否找到工作具有负面影响。不过，在显著度为0.05的水平下，这3个变量都未能通过检验。
通过社会关系求职次数和通过市场渠道求职次数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都是显著的（p＜0.01）。这表明， 无论是通过社会关系搜寻工作、还是通过正式的市场渠道搜寻工作，求职次数越多则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越大。这基本上验证了假设2。不过， 区别也是存在的：在通过社会关系搜寻工作的情况下，下岗工人每多找1次工作， 找到工作的发生比将提高0.2496倍；而在通过正式的市场渠道搜寻工作的情况下，下岗工人每多找1次工作，找到工作的发生比仅提高0.1619倍。 这一区别意味着，就下岗工人而言，在求职这一问题上，社会关系网络可能比正式的市场渠道更有效率。
五、讨论
从上述分析来看，有关假设基本上得到了验证。无论是下岗职工的具体求职行为，还是求职行为的结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个人的关系网络的影响。这表明，运用社会网络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下岗职工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具体分析，将是卓有成效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学研究完全可以与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研究一样，对学术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过，研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上面的回归模型仅仅考察了求职次数与求职成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在问卷设计时未对求职成功的下岗职工赖以获得工作的渠道作进一步询问，使得统计结果的真实解释力有所下降。可以想象，尽管某个下岗职工更多地运用了市场渠道来搜寻工作，他最终获得工作的途径却不一定是市场渠道。对社会关系网络来说，同样如此。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未来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探讨，例如求职过程中强关系与弱关系、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的不同影响等。可以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使我们对社会网络理论的认识得到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