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上论文,决议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纪念建党80周年，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纪念历史决议通过20周年。
中国共产党有两个历史决议，一是1945年七大以前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于我们更加切近，我们这里讲的就是这个决议，它基本完成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系统地开始的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推进了以那次全会为标志的伟大的历史转折，进一步开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意义十分重大。这个决议在建党60周年时通过，对它的学习和研究，是那时对建党60周年的最好纪念。现在，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时候，纪念这个决议通过20周年，从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来说，基本的思路就是：坚持历史决议，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
这个决议来之不易，是积建国32年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制定出来的，是在付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沉重代价之后制定出来的。要非常地尊重它。强调坚持历史决议，就是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后退。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淡化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的结论。我想，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那些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不能采取回避开、淡化掉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记取它。不这样就对不起我们为这些错误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有可能以某种方式重犯这些错误。还有一种情况，是另一个方向的后退，即淡化和否定历史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肯定，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似乎建国以来什么成就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由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基本成就，不能采取无视它、否定它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这也就是尊重人民，尊重历史。否定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必然导致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全部历史。
历史决议到现在20年了。历史在前进，理论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前进。是否有必要固守历史决议的结论？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这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具有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另一个层次是在肯定历史决议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对于建国以来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进一步有所深化、有所发展。这样的深化和发展，当然是历史前进和认识前进所必需的。
首先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历史决议以后的著作，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多次谈到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言简意赅，鲜明生动，都是在坚持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在这个方面、那个问题上又有新的深入的阐发和概括。
从十二大到十五大，党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都是历史决议以后的文件，指导了20年中我们党前进的方向，作出了许多理论上新的概括，在回顾历史时，也作出了许多新的阐发。
比如说，十四大报告，专门有一节“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也就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又一个历史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决议。它向前延伸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
这里面包括几个重大理论观点上的前进。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历史决议提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没有展开；没有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讲实行计划经济，辅以市场调节。后来党的文件在这两大问题上都前进了，这不能不加深我们对历史经验的理解。十五大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历史经验这样概括，是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论述为指导的，在历史决议里面还没有这样写。
这些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历史的新认识，它没有否定历史决议，而是在历史决议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都有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除了十四大、十五大两次报告以外，江泽民同志还有多次重要讲话论述党的历史，特别是他代表政治局常委总结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年的历史，更是向前延伸了十四大的十四年总结。他提出和论述“三个代表”的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对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
我们要随着党的脚步的前进而前进。上述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在纪念建党80周年、纪念历史决议20周年的时候，应该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的。
下面就几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理论界、党史界的同志们切磋。
一、邓小平理论——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历史决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解释毛泽东思想、重新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决议，又是邓小平理论（它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邓小平理论如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一个中心和改革开放、四项原则的提出为形成的起点，那么，历史决议中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明确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归纳为十点，应该说，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第一次归纳，虽然那时还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提法。经过十三大关于十二个理论观点的归纳，经过十四大关于九个方面九大问题的归纳，到十五大，在邓小平逝世的情况下，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所创造的两大理论成果。这是20年来我们对党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的最重大的前进。
199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邓小平理论——新中国五十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归宿》。现在是又过了两年，总共52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面27年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从毛泽东逝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两年过渡，加起来29年。邓小平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之下，是邓小平理论的现实的和实践的基础，大概没有争议。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是五十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归宿”，把前面那29年的总结也包括进来，说成是邓小平理论的来源呢？是不是把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功绩给否定了？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探索的行程，是“始于毛，成于邓”。“始于毛”：新中国的成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这些都功不可没。但是，毛泽东没有完成这个探索，并且在几个重要时刻走上了歧途，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歧途。这就使得我们在继承他领导下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还得纠正失误，总结历史，重新思考，重新探索，因此才有新时期、新道路、新理论，这就是“成于邓”。
建国以前民主革命的历史，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了总结，《毛泽东选集》四卷作了总结，没有重新总结的问题，原则上、基本上没有。建国以后29年的历史则不同，过去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科学的总结。前17年中，毛泽东作过一些正确的总结，如《论十大关系》等，后来有些总结则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对前十七年的总结，九大林彪报告对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是错误的总结。十一大报告做的，也不是基本正确的总结。对这29年历史的是非进行系统的拨乱反正，作出科学总结，这件事情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党章中讲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首先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面的经验……”所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对建国以来29年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这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成功和失误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综合，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和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的综合，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
当然，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建国以来29年历史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这二十几年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经受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三大历史关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80年代末90年代国内国际的政治风波中，邓小平逝世以后）的严峻考验；这二十几年的成就是不寻常的，在继承过去成就的基础上，写下了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的辉煌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邓小平著作，十四大十五大两个大会的报告，是对这些经验这段历史的系统的科学的总结。
所以，邓小平理论是以建国五十多年历史经验为基础和内蕴的，在近二十多年中经历了三大历史关头的考验的，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胜利证明了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长期探索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成果。
二、一脉相承和两个阶段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
一脉相承，承的是什么脉？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之“脉”。有的时候人们就讲一个世界观，如果这个世界观包括了社会革命论，包括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那也可以；如果这个世界观只是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那就还要讲社会革命论。世界观是讲你怎么“观”这个世界；社会革命论，则是指你观察和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朝着什么政治方向。如果世界观不延伸到社会革命论，不延伸到科学社会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仅仅是一个哲学学派了。一个纯粹的学院的哲学学派，能对历史发生多大的影响？从哲学延伸到社会革命论，从社会革命论延伸到社会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又发展到巨大规模、世界规模，那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这就是相承之一脉。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没有这个结合，那就是教条主义，难以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毛泽东倡导了这个结合，邓小平也强调这个结合，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领导我们党搞好这个结合。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相承的一脉。
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相承的一脉，思想的相承在实践中体现为事业的相承。
两个阶段，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前面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个开创和胜利的阶段。再一个阶段，邓小平理论这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开创和胜利的阶段。不是枝节的发展和补充，而是开创了新时期、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所以强调它是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里讲的是历史决议重新界定的毛泽东思想。在历史决议做出重新界定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都被称作是“毛泽东思想”，九大党章、十大党章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主要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十一大党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能够跳出这个窠臼。历史决议做的最重大意义的理论工作，就是把作为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纠正过来。所以对毛泽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而言，我们必须讲继承、纠正和发展这样三重关系。
这个“纠正”，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个“纠正”，还是像九大、十大那样，乃至像十一大那样理解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继续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这个“纠正”，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邓小平理论，也很关键。因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错误，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契机。如果没有这个纠正，就不可能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机和困境中走出来，就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和认识毛泽东思想，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历史的新时期、实践的新道路和理论的新阶段。当然，这个“纠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离开这个基础。如果离开这个基础，否定毛泽东思想，那也同样不可能从危机和困境中走出来，并且必定会陷入新的危机和困境。
所以，对“纠正”这重关系，要如实地、恰如其分地讲清楚。既不可以夸大，夸大到否认历史的继承，否认对毛泽东思想、对我们事业的继承，夸大到把纠正错误变成“纠正”和否定社会主义，那不行；也不应该过分地淡化，淡化到否认历史的大转折和新开拓，淡化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讲一脉相承，除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之“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脉”，还可以讲一个“共同语言”之“脉”。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运用于中国实际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形成一套大家熟悉的范畴、概念、语言。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建立了这样一套共同语言，比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等等，全党都熟悉了，都认同了，在共同奋斗中就认识一致、步调一致了。邓小平理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语言来讲问题的。我们读邓小平著作，如果对毛泽东的基本著作都没有读过、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语言都不熟悉，那是读不懂、懂不透的。当然，共同语言也经历过曲折，一些错误的东西，比如“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度也变成“共同语言”。后来经过实践检验，经过拨乱反正，经过历史决议，对曾经被认为属于共同语言的东西进行一番筛选，剔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语言，重新界定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那三条，独创性理论那六个方面，都是今天我们全党还要运用的共同语言。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共同语言，邓小平理论都继承下来了，当然又有新的创造，改革开放、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这些成为我们党新的共同语言。对这些共同语言，从十四大到十五大，都作了概括。总之，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套共同语言，由毛泽东思想奠定的，邓小平理论用的是这样的语言，又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增加了新的语汇。
那么，怎么看待“邓小平理论的大部分思想在毛泽东思想里面都有了”这种“早已有之”的观点呢？这里存在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的确“早已有之”，但没有贯彻始终，后来发生偏离，出了乱子，经过拨乱反正，又重新确立，并在新形势下有新发展。比如实事求是，就是如此。邓小平拨“两个凡是”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用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这个最光辉的语言，用这个语言，大家都能接受，并且重新唤起延安时期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那种觉醒，那种认同。但是，拨乱反正并不就是简单地回到已有的东西。总结了经历过“乱”的历史教训和没有总结“乱”的历史教训，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一方面由于总结了“乱”的教训而增加了新内容，一方面针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而增加了新内容，从正反两方面增加了新内容。黑格尔说，同样一句话，由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中说出来和由饱经风霜的老年人口中说出来，其内部的蕴涵和份量就很不相同了。
还有一种“早已有之”的情况，就是毛泽东著作或者谈话中的一些思想火花。新时期我们党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后来一查，这些新思想在毛泽东哪次谈话里已经有过那么一点意思。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十三大以后查文献，同志们发现1956年冬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过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一点资本主义。文献档案中的这几段话送给了中央的同志，又介绍给学术界。并不是说因为毛泽东他们讲过这么一些话，我们党才制订现在这样的政策，即使毛泽东他们没有讲过，我们党根据实际的情况和需要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策。但是在制定和实施这种决策的时候，知道毛泽东他们曾经有过这么一点考虑，对于启发我们的思考，统一人们的认识，还是有价值的。不过，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公有制为主体下放开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经济，如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倡的那样，在毛泽东思想里都“早已有之”，那就不合乎实际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也是这样。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过，社会主义可能要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不发达阶段，一个是比较发达的阶段。这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的说法，从字面上一看，是一样的。毛泽东那个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思想火花，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是有它应有的地位的，与我们党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相通的。但是，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毛泽东那里早已有之， 那就不合乎实际了。 毛泽东在1959年、1960年之交讲那段话的时候，他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首先是批评苏联教科书中“彻底巩固”集体农庄的说法，认为这就是不前进了，不想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在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的影响下，当时在我国自己的实践中还在积极探讨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向基本社有过渡的部署，甚至还有预期20世纪末中国整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漫设想，可见那时的思路跟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路还有多少距离。
所以，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两个阶段，不加分析地说早已有之、没有新意，是不符合历史的。
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建国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历史决议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已经多年不提少提，恢复它是恢复历史的原貌，恢复历史文献的原貌。与此同时，决议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广泛。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联系是什么？新民主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首先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两者的联系。新民主主义之“新”的所在，它区别于旧民主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从《新民主主义论》就讲明了这个联系、这个前途。至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能到达的还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判断，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认识到的。以前对于我们经过过渡进入的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分阶段，分哪些阶段，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什么阶段的社会主义，怎么从这样的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规划我们的发展，还没像现在这样明确地提出和思考过。
“新民主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不同，还是本质相同？”
两者有本质相同的一面，这是指从革命性质的大划分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有了全新的性质，由这个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从社会制度的大划分上看，也就有了全新的性质。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摆脱了那个旧世界，不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而成为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大层次上，在这个大划分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的不同，而同社会主义社会有本质的相同。
同时，两者又有本质不同的一面，这是另一个层次的本质。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混为一谈、并作一步一样，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只是有量的发展，而且由量的发展引起了质的变化，这质的变化的标志，就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在城市和乡村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什么叫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过去的理解，就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那时突出这个唯一性、纯洁性。现在我们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
建国初期我们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取得主导地位，现在我们的国有经济也还是起主导作用，既然如此，可不可以把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叫做社会主义社会呢？或者把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社会呢？如果联系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来具体地考察问题，而不是离开历史抽象地考虑问题，回答应该是：不可以。
关于前一个不可以，不可以把新民主主义就叫做社会主义，胡乔木说过：“在1949—52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这不能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资产来解释，因为这个口号不但在1948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已经明确宣布，实际上《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部分即已援引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而宣布了（‘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如何能说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还如何区别？同样，1949—52年所进行的民主革命，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这样规模空前的民主革命，也不能解释为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注：《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 159页。但那里误为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是胡乔木 1981年5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时所说的话。）
关于后一个不可以，即不可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叫做新民主主义社会。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束得过早了。对这种观点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同意结束得过早了一点，同意按原来设想的时间来完成过渡也许要好一点，那么，原来设想的时间也就是十几年嘛。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因为这种新制度刚刚建立，还不巩固，要维护和巩固这个制度，从来没有谁设想过新民主主义搞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嘛。有什么理由说建国五十多年了，我们还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呢？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不是回到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进行改革，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
那么，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两大不同。一个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今天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尽管建国初期国营经济在现代工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大，已起主导作用，但是今天的国有经济同建国初期的国营经济比起来，无论是量还是质，无论是形成的体系还是达到的水平，无论是所起的作用还是所占的地位，都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再一个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都已确立。建国初期是国营经济在城市、在工业里头已起主导作用，在广大农村则还没有公有制经济，或者说很少。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在乡村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那时主体地位就几乎是唯一存在。改革以来，农村经济有很大调整，但是公有制还是占主体地位，包产到户，土地还是公有，土地是农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还是公有制。这两条，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是不存在的。
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
不论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70年代末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奋斗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大胆探索，两个不同阶段的探索。
社会主义改造有成就，就是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有基本的重要意义的成就；有教训，就是那时候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社会主义改造所要达到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某些影响，以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唯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的计划经济，这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很多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过，这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来总结历史。当时的人们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有了前人的经验，又有了前人的教训，还有了许多新的探索。社会主义改革以来二十多年新的实践，证明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过去要清醒了。当然，现在还在探索，现在的认识还要在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和丰富发展。看问题要有历史观点。从中国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总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探索的两大阶段，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意思是早知现在搞改革，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当初何必搞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看问题就离开了历史观点。如果没有“当初”的实践，怎么能够“早知”现在？
“现在的改革是不是对过去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不是。改革对社会主义方向并没有否定，对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并没有否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占主体地位并没有否定，但从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公有制的唯一性要变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要多样化。改革只是否定过去对公有制地位和形式的某些僵化观点，而不是要把整个公有制改变成、恢复为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再探索，这个探索，比50年代探索的历史起点要高，它继承过去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基本成果，又总结过去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失误的教训，它不是完全否定过去的东西，只是否定过去那些不正确、不清醒的东西。
一方面，不能赞成用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来否定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同样不能赞成用50年代指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观点来否定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国是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明确宣布和实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但又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我读到林蕴晖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将1953年确定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和对社会主义实质的理解作这样的历史定位，既不是要苛求前人，更不是如有些人所指责的是要否定历史。因为任何人的认识，都不能不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有其难以超越的一面。以邓小平命名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总结原有认识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如果今天还不能正确地认识到过去存在的历史局限，那就既不能对历史的经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负于中国人民长期付出的过于沉重的代价，更不能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从而坚定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迈向21世纪。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举起右手拥护邓小平理论，又举起左手着力维护1953年对社会主义及其模式的固有认识，这就不仅在理论上陷入无法解开的矛盾死结，而在实践中必然对中共十三大明确的，十四大、十五大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发生动摇。”（注：林蕴晖：《一九五三年的历史定位》，《中共党史研究》2000第5期，第85页。 ）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五、关于时代主题
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是历史决议之后，我们党对历史和世界的认识的一个重大前进。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后来又说过“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对这些论断怎么认识？
我认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讲“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完全反映了历史的实际。20世纪的上半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革命中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欧、亚洲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又在革命中诞生。中国是这批国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对内对外长期革命战争的结果，是民族解放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交汇的产物。无论是从中国来看世界，还是从世界来看中国，这真正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
说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并不是说那时就没有不打仗、不爆发革命的时候和地方，但是那时影响整个时代、影响世界全局的，的确是世界大战，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大潮。
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的判断，从巨大的历史跨度和长远的历史进程来说，也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信念的。当然，这同“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的判断不是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的，而且这个历史进程不是径情直燧的，而要经过历史的曲折，不是指日可待的，而要经过很多的世代。对于这个过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我们现在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我们经历了前人没有经历的历史事件，总结了前人那时不能总结的经验。但世界终归要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最后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⑤这是我们今天对“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胜利”这两个决然的理解，我们今天已经不把这两个决然看做是在一个不长的革命和战争的时代中就可以实现的了。
在从社会主义产生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这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世界的形势和时代的特征，并不总是可以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来概括。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平和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邓小平对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的这个论断就在酝酿之中，虽然没有见诸现在发表的文献中。到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依据邓小平的论断，党的十三大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当做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十二个理论观点之一。两大主题也就是两大主要问题、两大主要课题。
这样来表达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或两大问题，并不是说当代已经没有任何战争，发展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但是，成为全球性、战略性问题的确实是这两个而不是别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和把握正确与否，极大地影响于我们党的国内路线和战略。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也是如此。邓小平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得出新的结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注：《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关于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同我们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就必须努力反对以霸权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旧秩序，争取建立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内建设和对外开放争取有利的环境。
这里有三个问题，一个是当今时代主题，一个是国家外交战略，一个是历史发展趋势，三者相互联系，而讨论的范围和角度又有所不同。
80年代末国内国际政治风波，西方七国对我实行“制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升级。这时，邓小平一方面提出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不信邪，不怕鬼，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一方面又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面对国际国内对世界形势变化议论纷纷，邓小平指出：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这就包括当代世界主题的提法在内，虽然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他不赞成把形势看成一片漆黑，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他认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对国际形势的这些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和判断，指导我们党在国内国际政治风波中经受住考验，把握住机遇，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向前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正是根据邓小平这些战略思想，党的十四大继续确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并且作出了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论断。
党的十五大再一次确认了这些论断。
科索沃事件和我驻南使馆被炸以后，国际形势又出现新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指出天下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又指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判断没有变，十五大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判断仍然是站得住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再一次肯定：“世纪之交，和平和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综合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主导因素。”
1999年三大斗争（科索沃我国使馆被炸，李登辉“两国论”，法轮功事件），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牵扯了我们不少精力。但有一条，中央领导思想上十分明确，就是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繁重，越是斗争尖锐，越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坚定不移地朝着党的十五大确定的跨世纪发展目标前进。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变。
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正指导我们党在这“多事之秋”，头脑清醒，目标明确，敏锐地把握住世界局势大转折提供的伴随严峻挑战的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我们在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事业。
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在规划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阶段新任务时，中央又一次肯定：总的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时代的主题。2001年以来的许多中央文件都重申了关于时代主题的命题。
由此可见，对于经过长期的深入的观察、分析、总结、检验而作出的关于时代、关于全局、关于战略的一些基本判断，一方面要不断敏锐地把握多种现实的变化，细心地进行理论和对策的研究，另一方面不可以有风吹草动就随意地怀疑动摇。对基本判断作出否定的评价或根本的变动，那是要有充分的根据并经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程序的。至于和平和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难以一致也不必一致。将来时代主题会不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更是难以预测也不必预测。重要问题在把握好当代世界的主题，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分析和判断时代主题并据以确定自己的任务、战略和策略。
不是从当代世界主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个很大的历史跨度来说，人类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社会主义从开始到全世界胜利，要经历多少年？社会主义的开始，有人主张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算起，有的主张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如果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再过一百年会是什么样子？二百年会是什么样子？三百年会是什么样子？胡绳写过一篇文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收在他最后的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里面有个说法：
“在20世纪初期的世界上，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深入总结自己的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中国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和更下一个世纪取得更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这个三百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说，表明其作者是一个很有信心的社会主义者。
党史是一门科学，以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习和研究党史，必须把党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要的就是这种统一。党性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一是党的组织纪律，即遵守决议，服从中央；一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尊重实践。这两方面必须统一起来，只要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党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出了问题，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果不顾党的利益，不讲党的纪律，不遵守党的历史决议，不是正确态度，就会偏离方向。同样，如果违背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党性。延安整风时，讲实事求是就是党性，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党性包含着尊重事实、尊重实践的思想路线。当然，党性与科学性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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