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争端论文,新思路论文,国际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而且也是卓越的外交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冷静观察国际风云变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战略形势，作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著。但对邓小平有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具体研究，特别是对邓小平关于我国面临的国际争端和世界上一些争端的具体情况所提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办法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因此，本文仅就邓小平关于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及其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影响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构想
“一国两制”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乃至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与付诸实践，特别是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的作用，更加充分证明了这一构想对实现祖国统一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从中国看“一国两制”构想为祖国统一提供了最佳的选择，开辟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新途径。它有助于保持港、澳、台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对各方均有利。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是中国大地上的资本主义，可以使我们在本国利用局部的资本主义特区，来促进和加速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港、澳、台的资本主义特区，为我们观察、传递世界最新动态发挥了“窗口”作用。我们还可以利用港、澳、台的特殊地位和条件，从资本主义各国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国际看虽说“一国两制”是为解决中国统一所提出来的，但它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思路，却在当今世界上有着普遍意义。因为当今世界并不平静，各种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和平问题仍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实践，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所以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国家间、民族间的争端，可以消除许多“热点”“爆发点”，稳定世界局势。对此，邓小平早在1984年4月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就指出“解决香港问题将是中英合作的一个范例，这不仅会增强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同年6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注：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0页。）同年7月，他还就“一国两制”模式解决香港问题的国际主义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提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注：邓小平：《我们非常关心香港的过渡时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他还强调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注：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他还特别指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我们想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想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注：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新构想，给合理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这一构想及其实践向全世界表明：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与国家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要双方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考虑到彼此利益，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是不难找到解决办法的。
二、“共同开发”是解决中日两国争端，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办法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后，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因领土、民族、宗教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以中日关系为例，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关系自中日帮交正常化以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从总体上看发展是顺利的，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矛盾，摩擦。其中围绕着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争端一直未解决，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思路和办法来解决国家间争端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注：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这一新的办法，也是从我国与一些邻国，特别是近邻日本存在的领土资源争端实际提出来的，展示了邓小平敢于用前人没有想过，没有做过的方式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气魄。
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明代就被列入了中国的防卫区域内，中国的航海家也数次到达此岛，在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事实如此，为什么中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着争议呢？众所周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和所有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日本投降后，将其占领50年的台湾归还给中国，但却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私自交给美国，并将其纳入军事管辖区域。1972年中日建交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为顾全两国友好关系这个大局，同意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邓小平访日期间，在回答记者有关钓鱼岛问题时说：“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关系，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看来，中日双方争议的主权问题可以暂时放一下，这样可以避免双方激化矛盾。但“搁置”显然不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最终办法，它只是一种缓和矛盾和避免冲突的方法。那么，在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特殊情况下，如何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呢?邓小平经过认真思考后，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共同开发。
“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一个解决中日两国争端的新构想。从国际形势看，进入70年代以来，美苏两极对抗体制已经摇摇欲坠，国际社会已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样，冷战格局下日本对美国的那种从属关系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因此，田中内阁明确表示：“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提出实行“多边自主外交”的方针。为此，日本也在谋求同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从国内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我国既需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又需要别的国家和人员的友谊与合作，更需要一个可能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有利变化，为邓小平用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两国争端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所谓“共同开发”是从经济利益入手，用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双方连接起来，双方共同受益，有利于增进友谊和信任感。
“共同开发”的前提条件是维护国家主权，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注：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在这里邓小平主张的“先不谈主权”并不是不谈主权，更不是放弃主权，而是一个如何选择“谈主权”的时机问题。因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谈主权，往往会把事情弄僵，使自己陷于被动；而在时机和条件成熟的时候谈主权，往往会得到较好的解决。
“共同开发”的途径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邓小平对日本记者说：“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当时我脑子里有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注：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他还强调：“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就是“共同开发”。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两国关系表明，邓小平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是一种用合作求和平，以合作求发展的和平共处的新形式，这一思想顺应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三、“和平协商”——解决边界纠纷，促进周边关系发展的新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同周边国家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突出的问题就是边界争端问题，中国政府奉行睦邻友好的政策，从50年代中期开始，大约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妥善地解决了同大多数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国际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但也仍有一些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好。邓小平认为边界争端涉及到国家的领土主权问题，这是国家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如果解决得不好，就可能导致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也会引起两国间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对于这类争端问题，邓小平主张采取和平协商的方法，合情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从而促进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
关于解决边界争端采取什么方式的问题，邓小平早在1979年二月会见印度外长时就指出：“我们两国的边界争端，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并提出“一揽子解决”的设想，主张双方都让一点。1982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又指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注：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邓小平认为，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争议各方都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邓小平强调：“我们之间最终是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注：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正是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新思路，我国从1981年12月开始，与印度政府官员就边界问题举行了多轮会议，并于1993与印度签署了保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1993年10月19日，中国和越南在河内正式签署了《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的协议》，为中越双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的边界争端奠定了基础。从而缓和了边境紧张气氛，使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邓小平认为，当代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出路是增强和平力量，用和平方式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此，他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新办法，一是尊重历史和现实，“和平协商”，而不用吵架的方法，不用武力的方法，因为吵架、武力的方法不仅无助于边界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可能恶化两国关系。二是双方相互让步。由于边界争端涉及到两国的根本利益，这就面临着各方领导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向各自的人民交待？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求各方政府都做出一定的让步，并且能向各自的人民交待。三是在和平解决边界纠纷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而不采取任何不利于和平解决的单方面行动，甚至使用武力，以创造和平谈判的良好气氛。四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放一放，不影响两国发展正常的外交、经贸关系，促进共同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新办法是从尊重历史和现实出发，着眼于未来的；既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研究新问题的唯物主义态度，又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杰出外交战略家的胆略和开拓精神，必将对世界和平进步事业产生长远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