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文化自觉与青少年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少年论文,自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2)04-0043-06
问题的提出：中国人对9·11事件和美国的看法
9·11事件是令人震惊的，而9·11事件后很多中国人的反应也同样令人震惊。世贸中心轰然倒塌后的最初几天里，不少人沉浸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注意，不是悲哀）之中。中国民众，包括中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对9·11事件作出极端反应，同情恐怖主义的，虽然有，但只是极少数；对事件本身和美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做出符合人类正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反应的，虽然也是少数，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良知和理性；对9·11事件较普遍的反应，是既谴责恐怖行为，也认为美国是罪有应得，互联网上的这一段言论应该说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
美国人应该深刻反省，反省他们那貌似文明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像政客们所说的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早就说过，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所有坏制度中最不坏的一个，而美国人信仰的自由，早已被证明是弱肉强食的自由。美国人通过其神圣的民主制度对自己的人民和外民族的人民进行的掠夺和屠杀还少吗？美国人在他们自由的旗号下干的卑鄙勾当还少吗？而他们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的问题，把它们当作不可质疑的信仰。
作为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者和世界经济政治的主导力量，美国人理应考虑整个世界的公平与合理，考虑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和利益，而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美国人从来不屑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自私自利正在破坏着世界经济的健康，并努力将自己的病患转移到别的地方。总有一天，当他们排泄出去的病患积累到不能由其他国家承受的时候，就会反馈给他们自己，而他们将自食其果。（注：摘自《东方》杂志社主编的参考资料《9·11警示》，第158页。）
9·11事件后，我从我国的南方到北方，与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士谈论对此事的感受与看法，发现大多数人持有上述观点，虽然表述的方法和用词或有所不同。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民众对美国的认识有某些方面的偏差，这并不难理解。一般认为，信息渠道的不够畅通和由不恰当的信息过滤所造成的信息的片面性，是造成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误解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甚至导致布什总统在著名的清华大学对我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学生进行了一番关于美国基本制度和美国人民价值观念的“启蒙教育”。清华大学在布什来访前曾通过专门的网络信箱征集对他的提问，排列首位的是：“为什么世界上到处都是美国的敌人？美国政府的做人原则就是‘标敌立异’吗？”（注：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21日第1版“学生准备‘考’布什”。）也许布什的“启蒙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这个问题最终并没有被当堂提出。
众所周知的是，当我国的青少年们在较抽象的层面对美国持批评态度的时候，他们对具体、真实的美国存在着另外一种看法，他们知道美国是富有的、自由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积极地准备着去美国留学。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对记者说，如果有机会提问，他最想问的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留学政策近期有无变化。（注：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21日第1版“学生准备‘考’布什”。）
在9·11事件之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陈生洛通过一项调查已经发现大学生的心目中有两个美国，他说：
在中国大学生的心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美国，一个是令人可恨的霸权主义的美国，一个是让人向往的先进发达的美国。大学生的爱国反美情绪，主要指向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大学生对美国的欣赏和向往主要指向美国的国内环境，以及体现这种环境的价值观念。（注：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21日第1版“学生准备‘考’布什”。）
我曾询问中国科学院的一位人类生育专业的女博士生对9·11事件的看法，她即将去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因为国内缺乏有关的研究条件。她也批评美国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认为9·11事件是由此引起的。我问她，是否考虑过美国之所以能为她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与美国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之间有无某种联系时，她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仅她，似乎所有既向往去美国留学又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人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一样事物（一个人、一个人格化的国家）同时具备“好”的和“坏”的或“善”的和“恶”的品格是不足为怪的。
是否可以仅仅用信息闭塞来解释上述现象呢？
9·11事件后，我国的知识界展开了一场颇有深度的辩论（由于辩论主要在网络上和某些小范围场合进行，所以似乎并未在全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辩论表面上是针对9·11事件，针对如何理解和评价美国在历史和现实世界的所作所为，实质上触及了更深层面的东西。辩论的双方在信息的获得方面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意见的分歧是明显的。因此，我认为，人们对9·11事件的看法和对美国的评价不仅与他们所处环境信息开放的程度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他们的文化背景、心理结构和行为特点有关。
如果说对美国的评价存在又好又坏的二元结构的话，可以假定是评价的主体本身存在二元的行为和思维结构（可称之为二元人格），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种二元人格，就是“说的与做的不一样、想的与说的不一样、公开说的与私下说的不一样”等等，从9·11事件中国民众的普遍反应则可以推断大部分中国人具有这种二元结构。
9·11事件发生在中国即将加入WTO、即将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前夕，对9·11事件的反应暴露出中国人（包括中国的青少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还不能适应世界主流社会。全球化需要全球化的人才，反过来个人只有适应全球化的需要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将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青少年一代，不仅要完善知识结构，而且要在文化心理结构方面摆脱传统文化中与全球化不相适应的一面的影响。
因此，从社会心理和文化的角度研究为什么9·11事件后中国人会有那么一种反应，对我们所关注的青少年发展问题或许会有所裨益。
文化自觉：传统与现实
全球化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当然是经济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然至少伴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传播和碰撞，并且我们也不能否认，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某种主流经济模式在全世界的推广和普及，而与那主流经济模式相关的某种主流文化也会影响到世界各地。因此，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同时，必然存在文化层面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对此有较全面和独到的阐述。他指出，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需软着陆，软着陆的前提是知己知彼，就是对我国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历史定位有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要有文化自觉意识，要在发扬自身文化个性的前提下进行文化调整。他认为“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起源、历程、特色和未来有充分认识。他说：“全球化潮流发端于西方世界，非西方世界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应当通过发扬自身的文化个性对全球化潮流予以回应。”我理解，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用全球化的视角审视自身文化中消极的一面，并寻找扬弃的方法和途径。
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秩序，“孔子的主要教义在使人格适应于社会秩序”（拉达克里希南）[1]（下册，p383）。在使个人适应于社会这一方面，儒家文化无疑是辉煌和有效的，它“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2]；但是，在社会如何保障和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方面，儒家文化无论在价值理念层面还是在制度操作层面都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者说它实质上是以压抑人性为代价换取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虽然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之一荀子也讲“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但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更多地讲的是“君子谋道不谋食”、“舍身而取义”，宋明理学家则明确强调“明天理，灭人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长期浸淫于某种文化氛围的个人必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某种人格结构，并由于得到社会的鼓励而不断强化，当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具有了这种人格结构，它又反过来成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我认为，中国人心理上的二元结构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上述特征是相一致的。所以，无论是中国的文化还是中国人的性格，都具有一个即使不是最根本的也是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含蓄”或者说虚伪。其原因就在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对人的基本需求的忽视。撇开语义色彩上的贬义，虚伪其实就是二元人格的直白表述。如果这样的推理式的论断不易被接受的话，让我们先来听听外国人对我们的评价（以下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孟德斯鸠（法国思想家，1689～1755）：
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1]（上册，p168-171）
赫尔德（德国历史学家，1744～1803）：
……中华帝国的道德学说与其现实的历史是矛盾的……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马上得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仅套住了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他怀着最美好的愿望，通过他的政治道德说教把这副枷锁永远地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1]（上册，p168-171）
黑格尔（德国哲学家，1770～1831）：
……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这种义务的实践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1]（上册，p185-195）
韦伯（德国社会学家，1864～1920）：
儒家谨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持他的外部形态和仪式的尊严这一愿望——即他的“面子”。儒家君子专注于自己的外表，对别人掩饰自己，也认为别人在掩饰他们自己，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就妨碍了所有的信用和所有的企业活动……[1]（上册，p249）
瓦莱里（法国诗人，1871～1945）：
我们迷惘地看着这一怪癖的民族。他们既聪明又愚蠢，既软弱又有忍耐心，即懒惰又惊人的勤劳，既无知又机灵，及憨厚而又无比的狡猾，既朴素又出乎常规的奢华……[1]（上册，p84-85）
罗素（英国思想家，1872～1970）：
我认为贪婪是中国人的最大缺点。生活艰苦，挣钱不易。为了钱，除少数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人外，所有人都犯有贪污罪。为了很少的一点钱，几乎每个苦力都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与日本作战的主要困难是政客们都挡不住日本人的贿赂。这个缺点很可能是因为这个事实的缘故：多年以来，诚实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艰难的。[1]（下册，p107）
上述这些言论听着也许有点刺耳，有的也许失之偏颇，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即使放到现在，其中大部分仍还适用。这让我们认识到，在全球化初露端倪之时，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就已暴露出其偏狭之处，中国人的二元人格已在影响中国融入世界发展潮流。
再让我们看看现实中国的一些人所共知的现象。
钱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恰恰在钱的问题上，儒家文化“重义轻利”思想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随处可见。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某人在做某事之前先郑重其事地声明：“我不是为了钱……”他也许真的不是为了钱，他这么说未必反映了他人格的虚伪，但至少暴露了我们文化的虚伪，文化的压力使他只能这么想这么做。但文化的压力更多的是使人们这么想却那么做，或这么说却那么做，从而逐渐形成二元人格结构。甚至连一个贪官污吏在公开的场合都有一套冠冕堂皇、并且符合社会规范的说词，我相信当他给属下作报告时，他也全身心地沉浸在那特定的语境之中。
中国人在性——这一被弗洛伊德视为人格发展动力源的问题上的虚伪更是严重，我们不知道如何对儿女进行性教育，有关的话题在绝大多数家庭里始终被回避。以研究同性恋问题而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的研究成果刚发表时（1993年），曾被非正式地指控涉嫌色情而遭追查，有关学术刊物被告知不得向公众销售。时至今日，真正的色情业和准色情业已遍布全国，大家都知道它们在事实上是存在的（其存在的前提是有广泛的需求），但在社会主流观念形态上它们是不存在的，因此，人数庞大的“从业”人员就得不到任何的保护。泰国是色情业很发达的国度，但它却是中国公民最早被批准可去旅游的目的国之一。
正如罗素所说，在中国“诚实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公务员如果仅靠工资生活，他将买不起房子，供不起孩子上大学，只能过一种与其同事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的贫困生活，他也将被人看不起；他如果再用一种坦诚、真实、表里如一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他就会四处碰壁，完全丧失升迁的机会。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一直在鼓励和奖励二元人格的形成，并赋予一些赞美的词汇，如“成熟”、“练达”、“沉稳”等等。
毋庸置疑，中国这些年的进步是极其巨大的，伴随着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文化的革新和人性的解放也已达相当的高度。但是，历史的包袱不可能轻易卸去，“安定、团结”仍是社会管理的首要目标，以“秩序”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仍以某种变异的形式占据主流地位。儒家文化固有的缺陷，即对人的基本需求的忽视在被扬弃的过程中有时又走向另一极端。社会上存在普遍的拜金主义，物欲横流，腐败遍地。但同时又如韦伯所说“对别人掩饰自己，也认为别人在掩饰他们自己”，人们对世界主流社会、主流文化总是持某种怀疑态度，总是以自己的二元人格去揣度别人的心思。这样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对青少年一代人格的形成肯定会有不利的影响，9·11事件使我们集中地看到了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的这一代人在人格上尚存在的缺陷，也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不可抵挡的全球化趋势下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
全球化：面向世界主流文化的青少年发展
9·11事件毁坏人类文明、残害人类生命的非正义性是如此的严重和明明白白，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组织或个人声称对其负责。中国领导人则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此恐怖事件的谴责和对美国人民的慰问。因此，很多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此事件的不正常反应，令我们在震惊之余，更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表面上他们似乎是反对美国的某些国际行为，但在本质上，我认为这是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全球化的抵制在今天的延续。这也表明，即使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少年，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准备。对美国的矛盾心理是对全球化矛盾心理的折射。
全球化理论权威、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说：
很多人担心全球化会使他们丧失自己的文化，社会和文化全球化会导致全球同一化即美国化。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全球化在美国出现之前就有了，而我们所称的美国化有一部分是现代化。所有的文化都在变化和依别的文化进行调整，包括美国的文化。[3]
当人们移居美国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公民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文化的特质有关，是因为美国文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某一种族的传统文化，它是世界上多种文化的融合，美国人民的基本价值理论体现了人们的一些基本追求。中国青少年对美国的一些矛盾心理使我们认识到在青少年发展问题上，必须对他们的心灵（人格）塑造予以足够的关注。
信息的畅通当然是培养青少年健全人格的重要条件和前提，很难想象人在信息被封闭或歪曲的环境里能够形成对世界的正确认识。而对全球化的恐惧往往表现为对信息的恐惧，对全球化的抵制首先表现为对信息的抵制，对全球化的矛盾心理则在对信息处理的矛盾上体现出来。我们的媒体，尤其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一些媒体在这方面应该说是有责任的，青少年很难通过它们对外部世界有全面而正确的了解。以媒体对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的报道为例，布什在谈到中国人民对美国有所误解时列举了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影视作品，二是中国的一些教科书，凡观看电视直播的观众都听得清清楚楚，但在第二天的传统媒体的报道中，这些内容均被略去；而在新浪网的所谓“美国布什总统赴清华大学演讲（实录）”中，前一个原因实录，后一个原因则被不动声色地略去。用这种信息过滤的手法对待别人对我们信息传播方面的批评，实在是很具讽刺意味。
我们的青少年不仅生活在信息不完整的环境里，而且是生活在两套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之中。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在一些冠冕堂皇的场合、在青少年所使用的教科书里，存在着一套多年来形成的所谓政治化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而在家庭生活领域、在一些私人场合、在青少年经常接触的流行文化里，则存在着另一套可称之为人性化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这种两种话语体系与价值体系并存的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社会秩序、忽视人的基本需求的特质是一致的。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教化青少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使他们能在这两套体系之间娴熟地转换角色。凡完成此社会化过程的，就能较自如地融入社会生活，其中的佼佼者就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在上述信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适应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应该没有问题；但一旦面对全球化的开放局面，面对世界主流文化，其人格上的缺陷和对外部世界的不适应就暴露出来。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正在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与全球化浪潮的碰撞是扬弃的过程，其积极的一面如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协调、倡导不同文化之间奉行“和而不同”的原则等获得普遍的赞同，人类社会的一些普遍的理性原则也正在被逐渐导入，我们应该以积极的行动加快这个变化过程。在青少年发展领域，我们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使青少年不仅在知识技能方面，而且在人格和人文情怀方面符合全球化对现代人才的要求。
首先，我们应使青少年对世界有全面而正确的了解，包括其历史和现状。这一点看起来不难做到，而且似乎是理所当然最基本的要求，然而恰恰是这最基本的事情却可能是最难做到的。社会各利益集团出于不同的动机希望青少年对世界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或多或少将真实的世界加以遮掩或歪曲。我们还经常人为地自我设置禁区，众口一词地说着谁都在内心里认为是不正确的或是过时的话语。如果我们能够达成共识，承认信息的完整和正确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就有可能在教育和大众传媒等信息传播领域纠正以前的某些做法，尽可能地向青少年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
其次，我们要引导青少年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抛弃，也不可一味崇拜。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正确对待所谓的西方文化。我们常常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如对资源的浪潮、颓废的生活态度、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等等标定为西方文化，然后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中国传统文化未能解决的普遍的个人发展与社会秩序的建立之间相协调的问题，恰恰能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找到答案。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中国人能在海外有很好的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反过来，接受西方教育的很多中国人回国后的优秀表现也能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点，抛弃历史的成见，从全球化的角度客观地对待西方文化，我们就至少能在对青少年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教育改革问题上，不那么缩手缩脚，果断地抛弃教科书中与全球化进程不相符的陈旧内容，不再逼迫青少年为了应付考试而去背诵那些毫无意义的话语。
最后，我们应致力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要让青少年明白，当前弥漫于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的腐败气息并非社会发展的主流，对权和利的不择手段的追求未必能导致人生的幸福，而人类的普遍正义和价值追求是存在的。这一点对青少年人格的发展尤为重要，青少年只有在一个坦诚而不虚伪、普遍信任而不相互怀疑、真善美而不是假恶丑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才有可能形成健全完美的人格，才不至于对下一个什么事件有令人震惊的不正常反应。
收稿日期：200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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