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增长方式与制度结构_新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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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美国新经济与美国股市的长期走牛;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的迅猛发展;日本经济的衰退与东亚金融危机;欧洲经济的低迷;俄罗斯金融危机与巴西金融危机。以上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好与坏截然相反的种种现象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它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拟对以上问题作出经济学的解释。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讨论由知识要素驱动的新经济所引起的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二部分讨论促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因素,我们的结论是,“股权资本主义”优于“银行资本主义”;第三部分讨论增长方式与制度结构演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正面临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一、新经济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世纪之交,一种新的增长方式正在迅速地替代传统的增长方式,这就是由知识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正在取代由资本和其它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革命性变化源于美国的新经济。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从谷底持续攀升以来,到今年2月,已经创下历史上最长繁荣时期的记录。在这期间,美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3.5%, 特别是在1999年7月至9月,其经济增长换算成年率高达5.5%。1999年10 月,美国的失业率也降至30年前的低水平,仅为4.1%。同时, 通货膨胀率也保持平稳。这就是说,美国经济现在正处于高增长、低失业和低通胀并存的理想状态。新经济论由此而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都是报酬递减的。在由土地要素作为驱动力的农业经济时代,土地的报酬是递减的,级差地租的存在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当人们想要扩大耕地面积时,由于好地已被耕种,就只能开垦土地肥力更差的土地,因而报酬是递减的;或者,当人们想要在同一块耕地上追加投资而增加收入时,单位资本投入也会因为产出递减而导致报酬递减。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无论是在由劳动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在由资本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要素的报酬与资本要素的报酬也都是递减的,除非存在规模经济。这是因为,增加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的投入仅仅是一种数量的增加,在工资刚性、资本又需不断折旧的情况下,若没有技术的进步,报酬必然也是递减的。

然而,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则不同,它是报酬递增的。根据世界银行1999年发展报告的定义,知识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关于决窃的知识,那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另一类是关于属性的知识,那就是人们所说的信息。与技术有关的知识可以直接提高生产效率,而与信息有关的知识则可以通过降低经济活动的信息成本来提高人们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当新经济用知识要素取代传统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时,就会因为生产率提高而实现报酬递增(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9~2000》。)。

美国新经济的崛起源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的发生预示着汽车经济时代的结束。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开始了较为彻底的结构调整。那就是坚决放弃传统制造业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已经过时的增长方式。这种新的增长方式就是以硅谷为经济能量聚集中心,通过技术和组织创新,借助于风险资本与资本市场运作,将知识与信息融合为一体的知识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利用这样的增长方式,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从产业经济到网络经济的革命性转变。

网络经济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它带来了一种刚好与重商主义时代方向相反的价格革命。

在重商主义时代,由于贵金属的大量流入,造成了价格持续上涨、刺激投资与需求的价格革命;但是,网络经济所引起的却是价格持续下降、通货收缩的价格革命。因为因特网本身就是一个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程序。使用因特网的人点一下鼠标就可以对价格进行对比、对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进行协调。更为重要的是因特网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大市场,这个市场扫除了商品分配渠道上的一切陈旧做法,即:它不再需要店面投资、不再需要储备、不再需要印制货单、也不再需要部署庞大的销售人员。所有这些不仅加快了要素与商品的流通速度,并使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而且还极大地降低了全社会的交易费用,逆向的价格革命便由此而生。此外,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因特网经济不只是提高了效率、压低了价格,而且它也使得价格变得更加具有灵活性。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专家埃里克·布赖恩乔尔夫森就发现:商人在网上就可以对价格进行即时调整,这只要点一下鼠标就可以了,但是,若要在传统的商店里调整价格时,就必须同时给所有产品重新贴上标签,而这既费时间,又要花费为数不少的费用。(注:引自德国《经济周刊》,2000年2月10日发表的题为“因特网给世界经济带来变革”一文。)

(2)它产生了一种新的财富。

在重商主义时代,人们把财富直接与货币相等同,犯了形而上的错误。自从亚当·斯密纠正了重商主义的这个错误之后,人们的财富观便发生了从重商主义到传统的工业价值观的转变。在传统的工业主义价值观看来,财富只是人们所拥有的实际物质资产的收益,而象股票价格这类东西,至多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前者的名义形式,从而有虚拟资产一说。但是,从当前网络经济的价值观来看,人们的财富不仅取决于人们拥有多少实际物质资产,而且还取决于人们拥有多少数量的信息资产,而且就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而言,由信息资产所带来的财富增值可能要远远大于实际物质资产可以带来的增值财富。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这样一种人们一般都难以理解的现象:投资于因特网的股票,作为实际财富的名义形式,其价格可以几倍、甚至数十倍地超过其所代表的实际物质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究其原因,就在于在投资于因特网的股票价格中,不仅包含着实际物质资产的收益,而且还包含着巨大数量的由信息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注:引自《上海证券报》,2000年3月7日发有的“新财富与财富新规则”一文。)。

(3)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增长方式。

网络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它与传统经济的区别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增长方式。为了对这种新的增长方式能够有比较准确的理解,我们可以借用钱海章博士的一个研究成果,把网络经济下的新增长方式与传统制造业经济下的旧增长方式间的区别列表如下(注:转引自《上海证券报》,2000年2月21日“聚集新经济”一文。):

新旧经济主要特征比较

旧经济新经济

市场性质 稳定 动态

竞争范围 全国性全球性

组织形式等级制、官僚制 网络型

生产方式 大规模生产 灵活生产

成长的主要动力 资本\劳动

知识\创新

技术上的主要推动因素 机械化

数字化

取得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 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创新、市场即

本时应对、成本

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性低、中高

与其他企业的联系 独行 联盟与合作

教育要求

一种技术或者学位终生学习

劳资关系

敌对合作

就业状况 稳定

风险与机会合并

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提出和施加各种要求 鼓励抓住成长机会

从上表所列的内容来看,新的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为:人主要用脑来工作:创新比大规模生产更加重要;投资者购买的不是机器设备,而是崭新的创意或者是能够创造崭新创意的手段;以及追求速度和灵活性等。

时至今日,网络经济还在向纵深发展,其具体表现是:狭义的因特网经济正在向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更加广义的因特网经济演变。狭义的因特网经济只包括因特网本身的建设,以及上网必需的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制造与开发;广义的因特网经济指因特网越来越被用来广泛地完成各种各样的商务活动。换句话说,因特网经济正在向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领域渗透。因此,网络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类生活的影响远未终结。

二、新经济与股权资本主义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企业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工业革命的差异上),欧洲大陆和日本对于外部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反应较英语国家迟钝。在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和美国(准确地讲是美国的新英格兰),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和长期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起主导或推动作用的,始终是市场力量,而且有一大批小企业参与其间。并且,在进行工业化时没有压力,也不必追求特定的工业化目标,因为当时没有先例。英、美工业化的最终结果是产生了高度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股权资本主义”。

但是对于那些以后进行工业化的欧洲大陆国家来说,假如他们不迅速地跟进,就将沦为二、三流国家。对于更晚进行工业化的日本来说,假如不能迅速地实现工业化,那么他便会沦落为西方发达国家初级产品的生产地。出于这些相同的原因,包括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在内的这些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是不能、也不愿坐等单个企业无组织地对市场作出反应,通过慢慢地集聚资本来实现工业化的,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有政府干预的、并由投资银行推动的工业化模式。在这样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银行及产业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牢固的合作关系,从而产生了根本区别于英、美的“银行资本主义”。(注:A·加利·西林:《通货紧缩》(中译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

银行资本主义和股权资本主义作为两种不同工业化道路的产物,它们的运作机理是截然不同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以及市场中介等角度分析如下:

(1)对市场作用的不同认识: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

纯粹的自由市场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过,当然在美国也没有出现过。即使是那些大肆鼓吹放任资本主义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为规范股市、银行和企业行为,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因为它们是市场繁荣发展的保证。在今天的美国,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虽然大大低于大多数其它工业化国家,但仍比过去高出许多。这足以表明,在号称最自由的美国,也存在着一个极其强大的政府(注:雷金纳德·戴尔:“经济学走道终点了吗? ”, 美国《先驱论坛报》,1999年12月3日。)。但是,政府的存在, 并不妨碍我们对各国的经济作出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区分,因为区分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依据并不是政府存在与否,而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与运行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依照上述标准,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英、美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欧洲大陆国家和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则显然是属于国家干预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一些事实中:

英、美等国的政府所作的一切旨在扫除市场有效运行的障碍、鼓励技术与制度创新。例如,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对已经过时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大刀阔的私有化改革;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则采取一系列旨在鼓励创新的放松管制政策,而自克灵顿政府上台以来,又进一步在减少税收和公共开支、支持市场创新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

与此不同,欧洲大陆国家在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几乎大都采取了干预主义的保护留易政策,李斯特干预主义长期为德国政府所接受。作为一份不可拒绝的历史遗产,或者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欧洲大陆国家仍然强调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们看重的是“团结”和“社会公正”,就像法国和德国,政府为了实现以上这些目标,宁可选择效率较低、发展速度较慢及失业率较高的经济模式,它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丧失了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另一种非常相似的模式就是盛于于北欧的“瑞典模式”,近年来,瑞典选择了继续扩大福利制度的发展方向,这种制度所依赖的是高税收,而高税收对于企业创新则是极为不利的。

最后,日本以及紧随其后的那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它们的工业化起步比欧洲大陆国家还要来得晚些,因此,它们比欧洲大陆国家更加强调国家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它们不仅仿效欧洲大陆国家,首先通过银行体系把稀缺的资本集中起来,然后在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投放到特定的工业中去,而且还制定非常详尽的产业政策来替代市场的价格信号,并且形成了非常特殊的政企关系与银企关系,以致于相当多的人们把日本与东亚的资本主义称之为“儒教资本主义”或“裙带关系”的资本主义,与此相应的市场经济则定被定义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注:(美)约翰逊:《政府到底该干什么》(中译本),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由于缺乏结构调整的弹性和制度与技术创新的空间, 其强劲的经济增长终于在1997年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嘎然而止。

根据以上所阐述的事实,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尽管国家干预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有其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在全球化的网络经济时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显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这是因为,因特网经济与国家干预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网上交易不仅使企业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竞争,从而需要更加灵活与自由的市场环境。而且也给政府控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为因特网交易使得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买者和卖者到底在哪个国家,从而也就无法对这个虚拟的大市场加以控制。正因为如此,有人这样说:因特网对行政管理与国家干预来说是噩梦(注:引自德国《经济周刊》,2000年2月10 日发表的题为“因特网给世界经济带来变革”一文。)。与此相反,因特网经济的产生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当然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再出现经济问题,事实是新的经济问题正在频频出现,同时,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也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必须接受同样的经济政策。

(2)微观企业制度:激励相容还是劳资合作

股权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确实是激励不相容的,在股权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充满着劳资对抗。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工资是利润的剩余;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工资是列支在成本中的,而利润是企业销售收入扣除成本支出后的盈余。因此,无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会计学的角度来看,工资与利润是相互矛盾与对抗的。工资与利润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不仅导致微观企业内的紧张的劳资关系,而且还引发了全社会的阶级冲突与对抗。为了缓解劳资间的这种对抗关系,股权资本主义国家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就微观角度而言,股权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企业先后推出了员工持股与利润分享计划;从宏观角度来看,则有转移支付和反贫困计划等。以上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出,对于缓解劳资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微观企业内的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股权资本主义的微观企业制度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变激励不相容的企业制度为激励相容的企业制度。其具体的做法是:以旧时的员工持股计划为基础,进一步推行人力资本(知识)的股权化。在旧时的员工持股计划中,员工持股是以货币资金的投入为前提的。而在今日的人力资本股权化的改革中,知识创新型企业(它们是新经济的微观基础)的所有员工不必投入货币资本,就可凭借其所拥有的知识而成为公司的股东。换句话说,在知识创新型的企业中,员工通过知识换股权就可成为企业的所有者。结果,在这样的新型企业中,员工的总收入是由股权收益与工资两部分组成的。由于工资和股权收益归同一个人所有,企业员工就会倾向于降低工资成本去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借以达到增加企业利润和股权收益、最后达到增加总收入的目的。因此,与传统的股权与工资相互分离的企业制度相比,这种新的企业制度是激励相容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提高股票的市值,增加个人的资产价值,拥有股权的企业员工也更加乐意通过创新来提高企业的价值。

银行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大都属于一种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制度(注:内部人控制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日裔美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提出来的。)。在德国和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企业,特别是巨型企业,都是通过银行与企业的相互持股来运作的。德国早期的辛迪加、托拉斯垄断企业和长期盛行于日本的“法人控股”的企业制度,无不表明,个人股权在这些国家中是没有地位的。银行持股或法人控股的企业制度虽然有助于企业的快速成长,这一点在后起之秀的韩国也得到了证明。但是,这种企业制度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由包括银行在内的法人控股而造就的巨型企业通常都拥有巨大的市场力量,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而这显然是不利于市场竞争的。随着市场竞争被削弱,创新动力也就会趋于衰退。这就是网络经济的创新为什么会首先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出现在像德国或日本这类法人或银行控股的国家里。

其次,法人或银行控股的企业制度必然会走上“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发展道路。这是因为法人或银行控股的企业不存在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也没有个人股东的严格监督,以致这类企业的经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就可联合起来,结成内部人同盟,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产权不清晰的制度缺陷来侵蚀银行存款人和公众法人的资产。所以,德国和日本这类国家的企业所关心的是企业扩张,而不是企业本身的价值和投资者的利益。

最后,在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企业制度中,虽然不存在英、美企业传统制度下的劳资矛盾,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中这种表面上非常和谐的劳资关系,事实上是以牺牲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为前提条件的。

从银行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制度的以上缺陷来看,尽管企业中的劳资冲突是不明显的,但是,其激励显然是不相容的。

(3)金融中介:资本市场融资还是商业银行融资?

在英、美股权资本主义国家里,企业融资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而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银行资本主义国家里,企业主要是通过商业银来融资(详见图1)。

现在的问题是,哪种融资方式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两融资方式的利弊得失加以比较:

图1 股票市场资本化价值对GDP的比例(1996年)

资料来源:(美)A·加利·西林著《通货收缩》(中译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10月。

第一,银行融资具有官方性质,而股票融资则是非官方性质的。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的最后担保人是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的最后担保人则是国家的财政,即当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的风险时,最后总是通过财政的注资来缓解的,这也就是说,银行融资的风险最后总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与银行融资不同,股票融资的风险与政府无关,其风险承担者或是作为投资者的个人股东,或是被敌意收购而赶下台的、平庸的职业经理,即经营失败的“企业家”。即使股市出现崩盘危机,政府最多只会采取托市行动,但政府是绝不会替代个人投资者来承担其资本损失的。

第二,银行融资的官方性质与股票融资的非官方性质,决定了银行融资是有巨大的道德风险的,而股票融资却是不存在道德风险的,除非股票市场本身存在制度安排上的重大缺陷,比如今天中国的股票市场就具有鲜明的官方特征,以致股票市场上丑闻不断,道德风险急剧上升。

第三,银行融资的道德风险根源于它的官方性质,但又与信贷市场的信息高度不对称性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股票市场有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再加上股东大会上的用手投票制度与股票市场上的用脚投票制度的双重制约,从而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对称性和有效性。但是,在以银行为中介的信贷市场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信息披露与交流的机制。结果,在银行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称性的孪生现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银行坏帐;另一方面又存着大量的依靠银行融资的低效企业,它们或者是法人控股的,或者是国家控股的。然而,在股权资本主义国家里,股票市场本身就像一台清扫机,它不断地通过股权收购而把不合格的企业家、甚至是企业本身淘汰出局。

第四,从创新(动态)的角度来看,银行融资是不可能、也不能提供风险资本的,因为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是存、贷款利差。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商业银行的融资存在巨大的道德风险,所以商业银行是不适合从事风险融资业务的。股权融资就不同了,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人行为,即风险是由每一个投资人自己承担其决策后果的,因而就可以通过建立高风险的创业板股票市场来为创新企业提供风险资本融资。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经济总是与股权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股权资本主义具有:市场竞争激烈、激励相容鼓励创新、以及风险资本供给充分等优点。正国为如此,越来越多的银行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考虑对已经过时的银行资本主义模式加以改革,至少在亚洲,从银行贷款到股市融资的势头正在变得越来越旺盛,预计2000年外国人对除日本以外的亚洲股票的净购买量将为184亿美元,而1999 年估计为149亿美元,1998年只有49 亿美元(注:以上数字引自香港《远东经济评论》2000年2月3日的文章,该文章的标题为:“新的构成因素”。)。

三、新经济与通货收缩

同在,我们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新经济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就是通货收缩。

为了深入讨论新经济的这种全球经济效应,我们首先应当给通货收缩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通货收缩简单地讲就是物价的持续下跌。但是,对通货收缩仅仅作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为此,我们必须从以下三个角度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通货收缩与得到控制的通货膨胀是有区别的。受到控制的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增长率的下降,但物价增长率本身仍为正数。而通货收缩不仅表现为物价增长率的下降,且物价增长率本身为负数。

第二,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于控制物价上升是有效的。但是,在通货收缩的情况下,降低利率水平并不会刺激需求。这是因为,在生产能力与产品普遍过剩的时候,低利率不会引致新的投资,也不会刺激消费,其原因在于,当通货收缩发生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价格的变化,而不是借贷成本的变化。

第三,通货收缩可以区分为好的与坏的两种类型。其中,好的通货收缩是由于供给增加而引起的(见图2), 其结果是价格与需求随着产出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这一变化反映在图2中,就是均衡点由E[,1]点向E[,2]点的移动;坏的通货收缩则是由于需求下降而造成的(见图3),其结果则是既有价格的下跌,又有产出与需求数量的减少,这一变化反映在图3中,也是均衡点由E[,1]点向E[,2]点移动, 但是移动的方向则刚好相反(注:参见(美)A·加利·西林著《通货收缩》(中译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10月。)。

进一步的分析是,新经济为什么会造成全球性的通货收缩?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解释:

(1)技术因素:电脑与网络

电脑是通货收缩的主要因素之一。电脑虽然不能像人脑那样进行思维与创造,但是电脑比人脑有更好的记忆与运算功能,从而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包括人类进行创造的工作效率。当人们普遍使用电脑从事日常的、特别是创造性的工作时,工作的效率便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的提高就是成本的相对下降,结果价格的下降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因特网本身就是降低成本的,因为它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商务活动。更加重要的是,因特网还使得社会与商务活动的信息费用和交易成本大为减少了,其减少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们最初的预期。

(2)制度因素:微观与宏观

如前所述,从微观上讲,由于股权收入与工资收入的激励相容,名义工资的增加已经不再重要,人们更关心的是企业的价值和股票权益(收益)。只要名义工资的增长率低于生产率的增长率,那么通货收缩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宏观上讲,新经济的发展是以政府放松管制为前提的,而政府放松管制是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在网络经济还未形成垄断竞争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成本与价格的下降,既不可能出现纳什均衡,也不可能出现斯塔克尔伯格均衡。(注:参见(美)H ·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3)全球效应:好的通货收缩与坏的通货收缩并存

由新经济所造成的全球通货收缩效应,在不同的国家其性质是不一样的。

作为新经济策源地的美国,由新经济所引起的通货收缩在性质上是好的,这是因为,美国价格指数的下降,并不是因为收入下降而造成的,而是由新经济所带来的美国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及产出大幅增加所造成的。新经济的成本递减(报酬递增)效应,再加上华尔街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大为提高了。

但是,在那些尚未跟上新经济发展步伐的国家里,则出现了不好的通货收缩。并且,其程度在银行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又更为深重些,尤其是像东亚这类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是国为,在新经济的冲击下,那些仍在热衷地“制造”,而不是“创造”的国家,几乎完全丧失了国际竞争力,随之而来的出口下降与经常项目的逆差使得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有这些又使得流入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国际资本的实际收益与预期的收益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因此,为规避风险,国际资本纷纷从这些国家和地区撤退。由此产生的结果自然是资产缩水、现金流量高度匮乏、物价指数急剧下降。正象我们在前面所定义过的那样,这种由总需求下降所引起的通货收缩显然是一种坏的通货收缩。

由此可见,今天的全球性通货收缩与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通货收缩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同时存在的通货收缩既有好的,又有坏的。以致本文作者一直在怀疑,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其新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所开出的凯恩斯主义的治理通货收缩的药方,即所谓的需求管理(刺激)政策,是否仍然适合于今天的时代。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当人类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后,旧有的经济学难道不也需要革新吗?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显然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限于文章的篇幅,本文的讨论只能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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