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争鸣】
编者按:强调科学研究的服务社会(唯用)功能,不意味着科学研究的知识生产(唯真)属性要被置于从属地位。事实上,“唯用”与“唯真”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要走出当前学术研究中因功利主义导致的碎片化和实用主义导致的创新障碍,科学研究过程中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知识创新”两条腿走路,其中厘清“问题导向的研究”内涵尤为重要:“问题”,既包括实践问题,也包括理论问题;“研究”,既要重视解决实践问题的应用研究,也要重视科学知识创新的基础研究。
“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续)”之“旅游研究的唯真与唯用”
肖洪根,谢彦君,保继刚,马 波,王 宁
肖洪根 :旅游是应用型学科。在“理论-实践”关系的驱动之下,目前的旅游学术共同体,以唯用主义者和唯真主义者为绝大多数。追求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学术的实用价值、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唯用主义的表现。与此同时,旅游研究者也竭力“求真”、探索旅游现象的本质,摸索旅游活动的规律、不断提出新理论并试图提出具有普适性解释能力的大理论。在实际工作中,“唯真”与“唯用”会自相矛盾吗?倘若出现冲突,如何取舍?
保继刚 :《地理研究》上有一期刘云刚主持的笔谈,当时陆大道院士的文章是第一篇,我是第二篇,我们两个人的观点差异很大。他更多强调地理学要为国家战略服务;而我说的是当然要为国家战略服务,但是地理学本身一定要有知识贡献,不要一味强调所有的地理学家都去做应用服务。
马 波 :科学要为国服务,也能够为国服务,但科学的前提是客观中立,追求真理。科学以知识生产为体,以服务社会为用,体用关系不可倒置,也并不对立。
谢彦君 :对,科学的根本原则是价值中立,为国家服务都是运用那些科学知识加上自己的判断。
肖洪根 :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学术价值中立之说,还是存在不同观点、有不同看法的。参照Lincoln与Guba的描述,越发遵循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m)的学问,就越发价值中立;“批评理论”(criticaltheory)以及解说/建构主义范式之下的学术,则包容甚至认同著者(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或价值载荷(value-ladenscholarship)。知识报国、学术报国的理想,既有追求科学研究的实用/唯用的一面,也有价值观/意识形态不同乃至对立的内涵。最近,我们有一篇关于政府智库与旅游发展政策的文章,从英文期刊对该稿的评审过程与盲审意见来看,我们可以隐约地感受到国际旅游学术界也不都是那么价值中立的。
马 波 :在一些人文性较强的领域,比如伦理学,的确有先验性传统,如同洪根所说,研究者并不回避价值载荷。但这似乎并不会否定科学的求真本质。大众对职业的理解往往一针见血。比如教师是教书育人的,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学者是做学问的。学者以知识生产为天职,否则就是舍本逐末,就会流于平庸,甚至有害。从事文化地理研究的人大都知道,在纳粹帝国兴起之际,德国曾有一些学者大肆宣扬气候决定论,以之证明日耳曼民族的优越,实质上做了希特勒的帮凶。近年来,世界上仍有一批学者信奉“经济至上”,罔顾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对科学决策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王 宁 :这种狭隘的实用观会妨碍中国科学的发展,比如中医看病,几百年来依靠的都是祖先传下来的经验,没有从学理上深入细微地分析,没有开展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和实证研究。我对中医以及中医历史没有研究,但是凭以往的看病经历,觉得中医所依据的理论,过于笼统。我感觉它就是一种模糊医学。所以,一旦遇到以分析和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西医,它就相形见绌了。
谢彦君 :其实有些人误会了中国传统中的“经世致用”,误读了孔子的《论语》。他们从孔子的《论语》当中读到最多的就是“该怎么办”,于是把“经世致用”当作所有学者的一种使命和责任了。其实,整个《论语》就是一部伦理学著作,由于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论语》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了中国学术几千年。但是,孔子之所以能明白地说清楚君、臣、民等应该怎么做,是因为他先已透彻了解了当时的社会形态、事实、规律、因果关系,比如礼崩乐坏这一事实。正是基于那样的社会现实,他才提出了后面“经世致用”的思想。《论语》里没有呈现很多科学结论,大都是伦理学或者价值论,但这些规范性的知识都一定是基于科学实证的结论,基于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只是孔子及其弟子把这些科学认识置于后台,隐去了。隐去了,不意味着它没有。但这种将科学知识隐去而直接提出“经世致用”主张的学术态度,却误导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始终不能摆正知识的“体用关系”,始终处理不好“科学知识”与“对策建议”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知识界的认识论态度和学者个人的认识论态度的关系,不明白爱因斯坦到底是应该满足于构建他的E =MC 2还是他必须也去指导制造原子弹。今天,有些人极力强调中国学者的治学方向都要“经世致用”,否则,就说是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可是,如果还没弄明白现实的情况,没有发现事物运行的规律,就在那里指手划脚,这显然是错误的做法。拿我自己来说,现在我还真不敢指导企业家该怎么做,或者告诉人家乡村旅游该怎么发展,除非我能像继刚那样在喀纳斯或者其他村子跟踪了很长时间,才能够给当地提对策,否则的话,我只能告诉他,旅游就是体验,让那个地方的乡村旅游有好的体验就可以。这是一般的科学常识,但要具体到怎么体验,只要我没到那个地方,我是肯定不敢提意见的。
肖洪根 :其实,学术研究的实用或“经世致用”,与科学创新不无关系。
保继刚 :关于创新,我们归纳过两点,一个是功利主义导致的碎片化,会阻碍宏大理论或者系统化知识的产生;二个是过于实用主义的导向也会妨碍创新。五年前,我们说优质的文章还不够多,现在文章已经有很多,但我们发现它们具有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出现系统化的知识,比如没有出现几本大专著。实用主义的思潮,过去存在,今天还有市场。
全球化妆品市场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化妆品行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我国本土彩妆行业的发展却面临巨大挑战。巨大的行业竞争下，本土化妆品牌需要向专业化发展。因此，本土化妆品品牌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了解我国消费者的痛点，提供差异化产品与服务。
谢彦君 :它是功利主义。
①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8，8.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8/t 20170803_69444.htm.
王 宁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美国化的特点。美国化的社会学就是高度的问题导向,注重解决问题,并且问题很细小,研究也偏向实证。但是欧洲就不同了,欧洲比较喜欢超越和解放,所以很多理论是源自欧洲而不是源自美国。中国现在学习的主要对象是美国,特别是社会学界,总是开展实证研究,喜欢一点一滴地推进,经常倡导救国救民或是经世致用。
此外，脂溶性维生素、血清白蛋白、前白蛋白、镁、视黄醇结合蛋白、脂蛋白等实验室检查指标有助于反映患者的营养吸收情况，可间接提示PEI的存在[29-30]。
肖洪根 :批判旅游学也是在欧洲出现的,不是在北美。前几年,圈里曾有人风趣地说,“travel research”是典型的北美风格,与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的定量风格一致,挺“西装革履”的;“tourism studies”代表欧洲/英国风格,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做派相同,有点“不修边幅”。其实,这与国际化或知识创新有一定关系。
马 波 :早些年就有人问国际化到底是什么,是美国化、英国化还是土耳其化?这几十年来我们国人通常说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是简单的美国化。
王 宁 :主要是美国化,但不同学科不一样,有的学科是欧洲化。
肖洪根 :看待国际化,还有一个视角或出发点的问题。欧美的学术社团曾经检讨自己不够国际化,因为会员都是欧美背景的,缺少其他国度或文化背景的成员参与。都到2009年了,Graham Dann还在感叹,国际旅游科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不够国际化,因为欧美(英语)以外的会士太少。与此相反,亚洲地区的社团或会议,往往以吸引众多欧美成员作为国际化的标准,对其他国家的成员,缺少相应的重视。外界都说香港国际化程度很高,其实这种思想也很严重。
保继刚 :有次因为写东西,就查了下新殖民主义到底是谁提的,结果发现最初是由非洲的总统提出的,后来经过法国学者总结和发展。确实欧洲与美国不一样。
通过对资源财政税收预算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及时转变人员观念；高效使用预算资金；实现财税科学管理，希望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国土资源财政税收预算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从而促进我国国土资源的有效利用，使其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按照评审主观性的思路,我觉得现时的旅游研究当中很多已经发表的文章,都有“结论质量”或“知识取向”的问题。不知道社会学的期刊发表,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谢彦君 :我觉得“问题导向”还需要澄清。如果说“问题导向”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那它是没有多少学术意义的,在中国的学术现实中也不太值得去谈。我感觉现在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导向”或多或少已经成了一种说辞,有时还成了一种武器,它可以用来攻击理论研究,于是造成了科学理论研究目标与科学知识应用目标之间的混淆和割裂。我想说,所有的研究,包括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宗教研究、对策研究(规范研究)、实证研究,都应该是“问题导向”的。没有问题,不朝向问题,研究什么呢?没有问题,那就不需要研究,不需要做任何性质、任何类型或形式的研究。研究都是冲着问题去的。现在应该强调的是,这“问题”是实践问题,还是理论问题?或者说,这问题是“技术问题”,还是“科学问题”?这两者是不一样的。纯粹的科学的使命是发现,创新的是理论;技术的使命是发明、创造,创新的是实用工具或物件,是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种区别好像任正非就搞得很清楚。美国后来兴起的“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式的问题导向的研究,其实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总体上对应的是应用研究、对策研究,路径上往往是多学科的或跨学科的,类型上多属于工程类的,是技术性的研究,或者叫做技术研发。比如制造宇宙飞船。在旅游学界,则是那些旅游规划之类的研究。这些研究本身基本不带有创新理论知识的诉求,因此,不是科学研究,只是科学理论的应用。一艘宇宙飞船能够被制造出来,起点是“实践问题”,但条件一定是要有充分的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宇宙学等学科的科学理论知识做支撑。这个领域我不懂,说不好,但觉得道理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美国式的“问题导向”的研究,其实是美国人崇尚应用研究的表现,是躺在欧洲人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占便宜的表现。但是,我们今天说“问题导向”的研究时,应该警醒的是,这种导向不应该成为排斥理论研究的理由,原因是,科学研究,既有“实践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也有“理论问题导向”的科学知识创新的基础研究。很显然,没有理论研究,应用从何而来呢?我们应该明确,科学理论的知识创新,其问题来源是实践,但科学的特点是善于把这种实践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进行研究,获得科学结论——即理论认识或者叫做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然后,再将这种科学结论用于指导实践。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要注意,其实“问题”有“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两类。理论研究应该是“以理论问题为导向、以实践问题为依据”的,应用研究应该是“以实践问题为导向、以理论问题为依据”的。搞应用研究的人要善于学点理论,搞基础研究的要能够创新理论,但他们都要有问题意识。
马 波 :我同意彦君对“问题导向”的批评。我看到很多人打着“问题导向”的旗号,却干着反智主义的勾当,只图眼前,不顾长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地鸡毛或可容忍,强词夺理则着实令人头痛。但是“问题导向”在西方理论与中国情境际遇的语境中是合理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对话还是要回到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总纲上来。毋容置疑,在当今阶段,中国社会科学者若想真正给世界知识体系做出点贡献,首先要深入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当然,他也可以研究日本、加拿大、荷兰,这都是自由,但相对来说,熟悉中国特殊情境是中国学者的比较优势,以此为基,对源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加以修正,哪怕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也是了不起的创新。
保继刚 :刚才我们谈的这个问题,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就要求我们非常了解中国。我做的案例地研究连续调研最长的是10年多,其他几个长期跟踪的都是5年以上。我发现有了3年以上连续的数据就开始看出趋势了,到了5年趋势就很明显了。比如河南省栾川县的重渡沟,我们有5年的资料,所以这个案例地的说服力就非常强。其他学者关于重渡沟发了一些论文,我们的团队一看他们的论文,就觉得他们了解得不够全面和深入。我经常用这个例子给学生讲课,你所看到的世界是世界的本身,还是你认识到的世界本身?我们所做的研究都是我们认识到的世界,绝大部分都是在不断地逼近更全面的本质。同样一个地方,我们做了5年的跟踪调查,尽管论文还没出来,但是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现在不断发论文的这些学者。有些发论文的人可能只去了几天到一个星期。我们有一篇文章就critically(批判性地)评论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容易出现的不足。其中提到,目前有一类西方学者是“远观人类学”,他到中国走了一圈就回去写文章了,或者他完全依赖于某个学生的调研,这类学者对中国了解太少。我们在文中批评他们这种做法,他们反驳说有些东西不需要深入调研,认为我们的批评是不对的。
王 宁 :并且只有跟西方不断地互动才能提升我们的能力,比如现在我们会做文献回顾。有一次我到某学院做讲座,那个学院的书记告诉我:“我第一次听说写论文要有文献回顾,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剪刀’+‘浆糊’。”
我们长期跟踪了一些案例地,对案例地了解越深入,就越会发现某些文章对现象把握不够。实际上,有些访谈和问卷是比较肤浅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宣称在案例地前后调研超过一年,甚至学会了当地方言。在这篇文章中,他批判管理机构、中国学者等,在做规划时不考虑社区参与。这样的文章在西方很容易发表,因为批评管理机构、批评中国的学者没有人文关怀。但是我对这篇文章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作者说在案例地待过一年,这会使审稿人特别相信作者的陈述和判断,可是作者真正了解案例地吗?知道当地村民每年分到的旅游门票收入吗(村民一般不愿告诉调研者他们的实际收入)?该案例地的规划针对三个村编制了三种不同的社区参与方案,管委会根据三个村的门票收入给村民分成。或许村民告诉你他们从来没有拿过钱,这有他们的目的,但应该去跟管委会核实一下到底有没有分钱,多方互证才能得到事件真相。可以看出,尽管调研时间很长,但如果了解到的情况不全面,也会得出错误的判断。所以说,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是真的需要深度地调研,从中抽象出问题,进而抽象出理论。当然也要避免把这句话简单地解读为全部要做实用研究。
肖洪根 :可能很多现在已经出版了的,包括在很好的杂志上发表了的旅游研究,某种程度上都存在这个问题。
谢彦君 :什么问题?
肖洪根 :就是田野研究不够透彻和深入。
谢彦君 :能不能再明确表达一下,什么叫不深入?
肖洪根 :在案例地待的时间比较短。例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常要求研究者在案例地待上一年,才可能看到这个社区一年当中开展或进行的活动。当然,访谈的覆盖面或深度也不完全取决于在案例地逗留时间的长短。还有就是调研工具(诸如问卷、访谈问题切入点)的信度与效度等问题,这又关联到研究方法了。
谢彦君 :访谈的覆盖面是技术问题,访谈的深度是过程问题,到底论文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还是没挑明。
保继刚 :刚才我举的例子,要得出“中国政府不关心社区居民的利益”这个结论,就需从多方利益主体获取信息来求证。如果作者仅在案例地针对农民群体做一年的访谈,因为农民告诉他,旅游发展很快,一年有很多游客,管理部门收入很多,但自己一分钱没有得到,就得出结论说社区居民的利益被忽视,这种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有偏颇的。有一次王宁老师举例说,现在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是诗词填空,一首诗才给出两个字,有人就把后面的信息说了出来。有些人能答对,也有人会答错。答错的这部分人也是通过局部推出整体,但是推出来的整体是错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调研不够深入。
谢彦君 :这属于方法论上的问题:出现了研究结论过度概化或者叫区位谬误的问题。
保继刚 :再举一个例子,假如想了解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过去15年的发展历程,如果仅对所认识的一年级本科生进行访谈,访谈了200个样本,尽管访谈数量不少,几乎全覆盖了,但是了解的只是一年级本科生对这个学院的认识。如果又找到了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的本科生,得到的就是所有本科生对这个学院的认识。如果能再找到研究生、找到老师、找到院长,分别了解研究生、老师以及院长对这个学院的认识,那么这时候,访谈样本涉及院长、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等不同群体,基本上就很全面,推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完整。现在的很多调研,尽管调研时间有一年,但是这一年如果只是接触到部分利益相关者,而没有通过其他群体对信息交叉验证,就很可能出现信息失真的现象。在刚才的例子里,作者认为对社区居民的了解已经很全面,但实际上,他获得的信息只是对社区居民访谈得到的信息,而有些信息是从他们这里获取不到的。居民可能出于某些目的,比如希望有人帮他们说话,要更多的钱或者出于其他目的,就没有告诉研究者,政府每年给每个村民分1万元钱。这样的话,最后就可能推导出刚才的那个错误结论,还可能会上升为“这个国家、这种制度、这种产权安排下,政府一般不考虑村民利益”的结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不仅是说待够一年就可以,还要注重调研的质量。
肖洪根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通过调研对变量关系或现象形成认识,进而通过文字描述或图示,来完成诠释、抽象与理论表达,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这不仅涉及调研的广度与深度,还与作者对研究素材的把握与判断有关,甚至还可能直接涉及语言表现或表达能力。那么田野调查究竟要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很有自信地说自己了解了这个现象?很自信地认为能够用一篇文章把这个现象说清楚,且有自信去发表?其实很多人在发表文章的时候都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些问题。另外,同行评审类文章的发表还是一个互动与共建的过程。通常,评审提出意见,作者回应并修订文稿,编辑协调这一互动过程,直至一篇论文从“不那么好”、历经几轮修订,最终到“可推荐/可建议发表”的程度。现在的期刊一般都有两到三个人评审一篇稿件。
但是,无论几个人评审,一篇“被推荐发表的期刊论文”在质量上就真的没有任何问题了吗?社会科学的发表,尽管在结构性与过程性方面,学术期刊有大致可控的标准,但在结论的质量与知识取向上,往往是带有主观性的。不同的评审针对同一篇稿件所提出的问题通常是不大一样的。一篇稿子如果在结构设计或方法过程上有问题,通常是不易被发表的。如果一篇文章所谓的“缺陷”是属于主观范畴的,不同的评审对这个所谓的“缺陷”,完全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研究是一个向“真实”逐渐逼近的过程。在某一个领域做长期跟踪的研究者,对该领域内的问题通常会有更深的认识,其知识生产更接近问题的本质,更逼近实证科学的真实。
辐射环境监测工作，在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的整个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阶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方面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要充分的重视起环境监测方面的工作。为了辐射监测能够更好的应用于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当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王 宁 :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问题导向,另一方面还要有终极的知识创新,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直到不能再深入下去。任何知识只要是新的,最终都是有用的。但我们过于停留在表面问题的解决,不注重深层次的研究,所以我们对基础研究不够重视,更多的是应用研究。日本是工艺创新,全世界照相机的制作工艺最好的是日本,但是照相机是美国发明的。中国是模仿式的创新,由于缺乏想象力,就没办法做原创性的创新,比如发明触屏手机。
王 宁 :这存在偶然性,关键是看由谁来评审。如果拿给一个不是很专业的人去评审,就肯定把握不准。评审似乎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从我做editor的经验来说,高水平的reviewer,评审意见会比较中肯,篇幅也比较多,从总述到分述,并指出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不过,近些年国外的评审人也开始不耐烦了,评审意见不像以前的评审人那样深入、详细了。
肖洪根 :同行双盲匿名评审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确保知识生产的质量。匿名评审同时又是一项繁重而无偿的学术社团服务。这次为了评职称,梳理材料过程中,我才发现,过去七年我竟有平均每年完成50余篇期刊稿件(含修改稿)的评审记录。但随着期刊数量与投稿量的增加,这项“服务性的任务”变得越来越严峻。近几年,学术期刊经常苦于找不到高质量的评审。过去几年,期刊曾使用过象征性的奖励措施(例如,开源访问电子期刊半年、颁发优秀审稿人证书等),但这些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随着审稿量的增加,被邀评审开始产生抵触情绪,时常拖延稿件评审的回复,甚至直接回绝了审稿邀请。这些年,我编辑处理稿件过程中曾经遇到的“最严重”的情形是,为了评审一篇稿子,我得先后连续邀请多达20名同行,经过很多、近乎是司空见惯的回绝(decline)/没空(unavailable)之后,最终赢得两名同行愿意评审并基本按时交回评审意见。当匿名评审成为“负担或恐惧”的时候,意愿都是问题,更别说伦理与水平了。我感觉,在旅游知识生产过程中,匿名评审这一环节,问题不少且严峻,需要有更好的做法或对策。
马 波 :我同意你们二位的观点,像刚才所讨论的现象,如果说出现方法上的缺失,包括过度概化、饱和度不够、区位谬误等问题,那是研究者自身的问题,并不是说学界没有研究方法的指引,只是研究者没有严格应用(王:研究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评审也有可能存在一些伦理问题。当然不能保证发表的东西一定就是正确的,因为论文重在提出科学假设,而假设是需要进一步验证的。尽管如此,研究也至少要符合他这个领域的伦理要求,符合方法技术的相应要求。比如一个人研究西双版纳,那么就只能在西双版纳的范围内得出结论,不能说在所有民族地区都适用这个结论。比如要研究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就要全面了解各个主体的观点和诉求,这就像法庭上有被告、原告双方,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回到上面的那个例子,假如只做社区居民的访谈,那么这种研究就有可能是错的,这只是单方面的研究,只有将控方和辩方放到一起,才能形成扎实的证据链。
王 宁 :刚才这个例子很明显地违背了三角检验的学术规范。在这个案例中,三角检验是问过居民后,还要问开发商,不同群体要相互检验。结果他就问了一边,另一边没问,于是就偏信了。
谢彦君 :我想到的是,这篇文章最终的结论就是中国政府不关心农民的利益?
肖洪根 :这是其中一个结论。算是旅游研究的“求真”吗?
保继刚 :他不一定会把这个结论提到这么高的层面,他会说本地政府在这个case里面没有考虑到原住民的利益。
谢彦君 :这可能不是个例,而是涉及一类研究。其实,这样的结论属于事实性的结论,并不是抽象结论,也就是说他陈述的最终还仅仅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抽象的事实,甚至也不是一个抽象的规律。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论文难以实现理论化。去年我检索了一下中国知网,发现国内的论文题目中带有“旅游”的一共有72万篇,但是其中能有多少篇具有理论抽象结论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呢?很多论文常常都停留在满足于对单一事实描述的水平上。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没有走向理论化”。艾尔·巴比那本书上的例子特别好,虽然简单但很地道。他为了回答人为什么信仰宗教,就到教堂门口看看什么样的人会来,观察来教堂的那些人在性别、年龄、财富、身体健康情况以及学历等方面有哪些特征。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研究,最后都只是指出,信仰宗教的人是男的多或者女的多,或者说有病的多。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单一事实性的结论,没有走向理论抽象。在艾尔·巴比看来,这5个变量共同说明了一个结论,人之所以信仰宗教,是因为在男权社会里面女性没有社会地位。最终,巴比提出了“寻求慰藉”这一理论结论,它的解释力就大了。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马 波 :这也是前面说的碎片化的表现。
PISA项目在国际教育评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思考.PISA的评价理念、评价方法以及评价内容等给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提供新了一种参照.本文分析PISA2012数学测评题和2012年南京市中考题的异同，由此得到一些启示.
谢彦君 :事实上这涉及我们下面要谈的理论范式的问题。从这个例子中,我想到的是,大量的论文没有理论化的过程。当然,刚刚提到的区位谬误、过度概化等问题也确实存在,但真正带有普遍性的、值得我们做集体性反思的是,大量论文,尤其是个案诠释性的论文,往往停留在单一事实或具体事实的描述层面,没有理论抽象。前边说的关于人为什么信仰宗教,艾尔·巴比最后抽象出来的是寻求慰藉的理论。如果马克思也采用同样的方法,也蹲在教堂附近去数,那么他们得到的数据是一样的,这说明他们的研究过程都是采用科学方法。但是最后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马克思的结论是,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艾尔·巴比就没有从这个角度想,马克思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是因为他骨子里带有阶级意识,他采用的是批判范式。从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就可以看出他有这样一种主观色彩,而艾尔·巴比有另外的主观色彩。这说明了,任何理论,即使是再科学的理论,在理论化过程中,又都会带有一些个人的主观成分。
1.2.3 实施专家咨询 研究人员通过专家座谈、书面邮件和电子邮件函询的方式发放咨询表。共进行2轮咨询，每轮咨询都有具体的填写说明。第1轮的咨询结果通过研究组员讨论分析后，将修改结果及专家修改意见反馈给咨询专家，进行第2轮咨询。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旅游学术界的科学研究,主要还是以论文数量为主,缺少走向理论抽象的动力和自觉,大多还停留在呈现单一事实的层面。回到继刚的那个例子中,中国政府或者是村委会没有照顾好农民,这个结论里并没有通则性的东西,没有能够拿出来作为理论观点的东西。
肖洪根 :我个人感觉,实体空间的描述与抽象属于地理学者的“求真”(一个文本对应一个事实),关系空间更像是地理学变革演进中的“求美”(多个文本对应一个事实)。这样说,不知是否确切?
从实体空间向关系空间的演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体空间基本上说的是单一事实或者几个事实,而关系空间促成了理论的进一步发育。这也是理论抽象的一个例证。艾尔·巴比在《社会研究方法》中,讲到归纳和演绎的时候,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慰藉理论,另一个就是竹内在夏威夷大学做出的社会约束理论。
谢彦君 :这些都是能反映理论化过程的典型案例。
马 波 :彦君的这个观点直指学术本质,可以广泛扩展。保老师是地理学大家,我是地理学爱好者,我觉得地理学对于“空间”的认知很有意思,值得在此一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理学中的“空间”是一个实体容器,无论某个城市还是某个地区,在研究者眼里只是一个需要描述其结构、特征、功能的实体。后来受哲学家的启示,地理学界对“空间”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与其说在研究空间容器,不如说在研究关系空间,注重的是要素之间的联系,空间不再僵硬和固化。我认为把研究对象从实体空间转化为关系空间,促进了彦君所说的理论抽象,与此同时,理论的解释范围和解释能力也相应提高。
马 波 :按照一般的感知与心理,人们通常把空间想象为一个“容器”,认为空间是一种实体,事物存在于其中,静止地占据着一个位置或通过运动改变自己的位置。但是,哲学家意识到,空间并不是独立于物体和事物的空虚实在和实有,不是事物的外套及其存在和运动的场所,而是要同关系和广义的场的概念融合起来,抽象地描述事物和个体整体关系的一部分的用语;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质上就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没有个体就没有空间,任何东西对空间的影响,都是个体对个体的影响。以此来论,“关系空间”的提出与应用,实质上是进一步逼近真实。当然,其中也闪烁着“简约即美”的思想光华。
可见，国际商事法庭能克服国际仲裁的一些局限性，两者具有互补关系。中国建立国际商事法庭源于国际商事仲裁弊端频现，国际商事法庭是中国健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举措。
王 宁 :可能有些研究也发表了,但是都是描述。
谢彦君 :而且还停留在非常单一的事实层面,就像刚才我说的,信仰宗教的人,女性多、有钱人多,结论就到这儿为止,其余的就没有了。
王 宁 :有一次黄松山在中山大学做讲座,其中就讲到,国外编辑对国内投稿论文的普遍印象,就是太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常是一大堆的描述,但是so what?一篇论文上升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变成一种知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了解知识是什么。知识有两种,一个是经验的、描述性的常识知识,一个是概念化的知识。科学追求的是概念化的知识,以实现对现象的高度概括。比如银行排队现象,就可以概念化为“交易成本”。描述性的内容只是形成知识形态之前的状态,是前知识状态,只有赋予这些内容以概念,才能成为知识。当然,我们也鼓励人们做一些田野调查报告,因为科学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有人做报告,有人基于报告提出概念,大家分工合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研究都只要做描述,还是应该有上升到概念的能力。
概念既涉及抽象和概括的能力,又涉及与存量知识的关系。每个研究都必须能够提出增量的知识,哪怕是在某个知识体系中提出一个小变量,并使它概念化,这都是知识贡献,都是在一点一滴地增加人类知识。比如有人做了一篇描述性的研究,以前大家都没有做过,他做了,也确实有贡献,但是能不能再往前一步,将它概念化为一种知识?现在整个社会科学界都缺乏自信,认为概念化一定要西方人来做,国内学者只在概念化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进行概念化。中国有很多特殊性的东西可以概念化,任何特殊性都可以与它们的上位概念发生关联,比如强关系与弱关系,它们就有一个上位概念叫做“关系”。中国讲的是强关系,西方讲的是弱关系,原本两者属于不同类型,但“关系”就可以把它们关联起来。所以说,任何知识都会与普遍性发生关系,所有的特殊知识在知识树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内学者需要认识到,中国的知识在整个世界知识树上同样具备不可替代性,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国内学者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谢彦君 :这是个自信心的问题。
谢彦君 :我觉得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就好像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
马 波 :在关注某一种类型的特殊性之后,学术探索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普遍性上。比如研究中国旅游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如果有足够的抽象,其结论就有可能加入到原有的旅游知识体系里,从而实现创新。这就是普遍性的回归。
对求解域进行划分，形成若干三角形单元e，然后设单元节点为1,2,3，则单元中某点温度可用节点温度进行表示，即：
马 波 :我有同感。基于中国现象、南美现象、非洲现象等,林毅夫在建构解释力更强的新的经济理论体系。
王 宁 :社会学教授彭玉生说过,有时候大家会把变量值作为概念,其实变量才是概念,比如身高是一个变量,其下有三个变量值,分别是高身材、矮身材和中等身材。国内通常只谈一个变量值,比如矮身材,而没有发现这个变量值之上还有“身高”这个变量(概念),于是就没能上升到普遍。“矮身材”只是一个变量值。
马 波 :这个比喻很好,碎片化也在这里有所体现。另外,质性方法非常强调两组概念的连接,并且每组概念都有两端。
谢彦君 :这涉及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深度,真正能体现认识深度的地方不在于研究过程、研究方法,而在于理论化的程度。理论化的结论可以是一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命题。比如“旅游是体验”,这就是个命题;再比如我的学生在毕业论文里提出的“具身障碍”,她认为工业旅游体验的最大影响因素,就是“具身障碍”。如果能够实现理论化,那么就能在任何场合推广,以后就用“具身障碍”这个概念。我们应该唤起学术界对理论化过程的自觉。就像你说的,是期待,也是雄心。
保继刚 :刚才讲的内容需要我们继续重视。20世纪70年代英国地理学家约翰·特瑞·科波克(John Terence Coppock)曾经讲过一段话,说如果今后旅游地理的研究在概念上没有突破,那么不论发表多少文章,也只不过是案例的增加而已。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归结为,这5年有很多进步,但是在概念化和理论化方面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提升。这个问题可能又会延伸到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一代中,已经有人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那接下来就会考虑,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很多年,并且困扰的不仅是旅游研究的学术圈,还有人文地理的学术圈。
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凤凰卫视梳理过改革开放的一些成就,也请了很多人去讲。我当时就在想,这40年来,地理学中有哪些概念化的或者理论化的进步和成果,能影响中国人,甚至影响世界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只有提出这样的东西,才能说拓展了全世界或者全人类的知识。同样的道理,旅游研究要想取得更高的进步,就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有很多,那我们后面是不是可集中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去改变这个问题?
谢彦君 :刚才王宁说到创新能力的时候,归纳出来几个原因。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讲,是因为我们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发散思维能力以及逻辑能力。
王 宁 :这些都可以通过课程体系来提升,比如抽象思维能力。社会学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好,是因为第一批社会学学者大部分都来自哲学系。当时南开班的成员也有来自经济系、历史系的学者,但是哲学系的最多。哲学系的学者,已经读过黑格尔、尼采、康德等人的理论和思想,抽象思维已经得到训练,再到社会学这边,跟经验学科一结合,概括能力就很强。但旅游学科中,从哲学转过来的人很少,来自历史和地理的多一点。
保继刚 :很多,历史、地理、外语,甚至也有中文。做休闲(leisure)的有一些哲学学者。在我看来,创新的实现,需要一个国际化过程,来帮助我们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这里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两弹一星”受表彰的科技工作者中,只有一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叫于敏,他没有出过国,其他的“两弹一星”元勋都是从欧美获学位回来的。回归到教育领域,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再学习一些国际上的东西,来改变现有的教学方式和研究方式,并且这个过程不应该被放缓,甚至还应该加快。
王 宁 :巴基斯坦的、非洲的、越南的……
另外一个就是学术与事功的区分。中国古代对这两者还是分得比较清楚的,类似于西方所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做成一件具体事情,并不意味着学理上就有所突破,顶多说有可能引发学理层面的思考升华;学理已经通了,也并不等于完全照搬理论就能把事情做好。
总的来说,我认为国际化和本土化一定要放到一起去谈,“学”和“事”有时候需要作出区分。如果后面我们讨论中国的旅游业与旅游学,就会涉及这两点。我点个小题,最近几年,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概念甚是流行,实践活动热闹非凡,政府投入很多,也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进入,当地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但在我的一系列实地调研中,感受到诸多担忧。一些项目看似恢宏,但若“理”不在,“道”不存,未来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保继刚 :最近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人才不仅没有加快,反而将原来一些已取得不错成效的项目砍掉了,如我们的“2+2”和“3+1”项目。一方面,现在国家需要培养有能力到国际组织工作的人才,这种闭门造车式的人才培养是很困难的。“2+2”之后再读个研究生,就是“2+3”。现在我们前几批送出去的学生已经有人读完博士回国了,这些人才至少是多样化人才的一部分,将来就可以从中选拔到国际组织工作或在大学任教。我们的学生在国外任教,有任教一段时间后回国的,也有留在国外继续任教的,这些不回来的人也能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现在有一种观点,从教育部到一些好的大学,觉得我们大学的教育水平已经很高了,现在是要更多的外国学生来中国留学,用的也是中文的教材。
通过选定一个幅值作为第一阈值,过零点作为第二阈值,则回波信号在D1点首次到达第一阈值,将D1点后第1次到达第二阈值的点记为D2点,即回波信号的特征点。测量S1点到D2的时间T:
(二)政策补贴不断下调，将压缩企业的盈利空间，倒逼产业技术进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行业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产业的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继续保持和巩固光伏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谢彦君 :可以检验一下来中国的外国学生有多少,这些学生来自哪些国家。
马 波 :对的。比如中国现在关注乡村振兴,不能忘了只有城市化到了一定程度,才有乡村振兴的提出,不能单独谈乡村发展,谈乡村发展一定是因为城市化到了一定水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城乡之间呈现良性互动关系。同样地,谈中国特色也好,或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形象也好,都是因为我们的国际化水平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不能认为,提倡本土化就是反对国际化(谢:不能这样),我们的学习是无止境的,双向交流也是无止境的。正是因为国际化的背景才凸显了学者的本土化意识,而本土化研究仍然要回到国际化的世界潮流之中。
建设智慧校园旨在推动下一代数字技术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创新应用，改造和优化现行校园网络环境，构建高速泛在、智能灵活、开放共享、安全可靠的校园信息环境。2015年以来，学校启动了智慧校园建设，并将智慧校园建设列入学校“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设立智慧校园建设专职系统集成、软件研发和推广团队，保障智慧校园试点项目顺利实施。
保继刚 :这种思想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国际化,虽然今天中文已经成为联合国的语言之一,但在国际事务当中可能还是英文用的更多。我在国际活动当中发现,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政府官员的英文水平普遍比我们中国官员的英文水平高。所以,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输送,就很难在国际事务中发声,去了之后都是哑巴。
哥们儿朝洛蒙在厂里大小是个头目，自认为是“准白领”阶层，和出力的民工不同。就没有进巷子里去。他到专卖店里给媳妇挑了件棉丝内衣，然后就带着媳妇去路边的烧烤店吃烧烤。哥们儿朝洛蒙要了几串烤肥腰，烧烤店的老板呲着黄牙朝他笑。他想起来，这个烧烤店老板他认识。烧烤店老板是他们新居的邻居。他们新租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房东是一个房东，只是中间一堵砖垒的墙把一个院子割成两瓣，东三间西两间，烧烤店老板住东三间。十天前他来郊区看房子时，烧烤店老板还当着房东的面夸赞过房子住着舒服来着。
王 宁 :现在有一种“厉害了我的国”的心态,简称为“厉害国心态”。
马 波 :自己说厉害,不如他人说厉害。谈国际化,一定是我的国和别的国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本土化是因为别国的东西已经到来了,只是有些水土不服,所以要提倡本土化。假如没有他国的东西进来,哪里还会有什么本土化?
王 宁 :有些东西拿到中国来是不适用的。
马 波 :或者说这个模型在中国要适度修正。
保继刚 :我有一个学生的论文就是对历史城镇的创造性破坏模型进行修正,这篇论文获得了文化和旅游部的一等奖。文章的结论是,中国的行政干预力量很强,行政干预会避免历史城镇进入最后的毁灭阶段。这就是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我也曾验证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结果发现,它作为解释模型已经很好用,不需要修正。当然作为预测模型也跟西方一样,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它的拐点问题没有解决。不过,作为解释模型,好像不需要修正就可以应用。
王 宁 :本土化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说要从国学中提炼中国化的概念,把西方的概念全部替换掉。这种观点比较极端和边缘化。另外一种是说,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现象,国内学者可以找到一些原有理论忽略的变量,或者把模型修改一下。这其实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叫它国际化也好,普遍化也好,本土化也好,实际上就是效度化,即研究要有效度,对现实要有解释力。现在大家最反感的是,拿一个模型来生搬硬套,切割中国现实。但这种“食洋不化”现象其实是由研究者的不合格造成的,这种不合格不能成为大家拒绝与国际对话的借口。所以我们要避免两种做法,第一种是“食洋不化”,就是用外国的东西来生硬地切割中国现实。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讲究效度,要结合中国的情景。第二种是“食土不化”,就是描述了很多内容,但却不知道本身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如何。我老是觉得中国要有世界主义的自觉,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要有比较的视野,不要孤芳自赏,不要老是“厉害了我的国”。中国真正的特殊性没有这么多,可能有很多东西与国外相同,比如现在90后的AA制,已经非常普遍,跟国外是一样的。要避免“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关键就是要回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效度化、科学化、真理化。
马 波 :基本理论往往是跨时空的。
谢彦君 :你说的第二个是“食土不化”,还要加一个“食古不化”。
王 宁 :对,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了解古代的东西?不要说古代,就连近代的很多东西,包括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年轻人都不知道。有人说用古代国学的知识来解释今天的现象,哪里能解释得了?“五四”以后的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人,对我们祖先的东西有多少了解?我们是不是对西方的了解比对我们祖先的了解更多?用“五四”之前的中国典籍来解释当今的中国人,最多只能解释一部分,不能充分加以解释。“五四”以后的中国人,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西化了。比如,今天哪个中国人不懂民主、法治、人权、女权?事实上,“五四”以后,很多西方的东西已经融化到我们的血肉中了。一些人还企图回到“五四”以前,把“五四”以前的中国当作今天的中国,用“五四”以前的中国典籍来解释“五四”以后的中国现实,这是典型的刻舟求剑。过去中国人还吃狗肉,今天你要吃狗肉,得静悄悄的,不敢声张。为什么?在保护狗权上,很多中国人已经西化了。你还用古代中国的理论来解释今天的中国人,行得通吗?
谢彦君 :我们有时候过度强调我们的特殊性。
王 宁 :所以这种“厉害国心态”需要修正,避免孤芳自赏。
马 波 :这其实是不了解世界。讨论到此,我觉得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基本线索就很清楚了。
Random Thoughts on Tourism Studies:A Dialogue amongst Five Scholars(II)
Chapter Five-Theoretical versu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Tourism Studies
XIAO Honggen,XIE Yanjun,BAO Jigang,MA Bo,WANG Ning
Abstract: Part V of the dialogue focuses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tourism research.The practicality,or practical use of research to support the industry and to serve the state,is first discussed.In addition,the dialogue also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r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in contemporary tourism studies.Issues that enable or otherwise prohibit such breakthroughs or innovations in tourism knowledge production are then reflected.These include factors such as particularity of China (tourism)problems,internationalization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as well as perspectives of indigenous knowledge.The discussion shed lights on the complexity of theory-practice relationships in tourism research.
Keywords: theory-practice;internationalization;indigenous knowledge;China tourism
作者简介: 肖洪根,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彦君,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保继刚,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马波,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 2019-09-20
标签：theory-practice论文; internationalization论文; indigenous论文; knowledge论文; China论文; tourism论文;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论文;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论文;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论文;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论文;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