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国际移民及其在近代上海文化建构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移民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国际移民在清末上海的移民人口中仅占很小的比例，但其在近代上海文化的建构中却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上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引力，是清末国际移民在上海迅速增长的原因。国际移民对上海城市景观的形成，国际移民引入现代化生活设施与交通工具，国际移民的“心智发展型”特点所构成的清末上海多维动态的知识结构，以及租界社区国际移民生活的示范效应等，都在清末上海文化建构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上海市民意识形成也有着积极影响。从世界范围源源不断地引进各种发展型人才，不仅是清末以来上海文化发展的动力结构，也是今天正在步入新世纪的上海人，重建国际大都市文化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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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近代中国典型的移民城市。在清末上海，移民人口包括来自江浙等省的国内移民和来自海外的国际移民两部分。[1]上海开埠初的1852年，人口数为544,413人，到清末时的1910年，已达1,289,353人。而时年华界人数为671,866人，公共租界为501,541人，法租界为115,946人，由此可见所增移民人口主要在租界。其中国际移民的人数在上海移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却很大。据邹依仁统计列表如下：[2]
年代公共租界法租界合计
1843 26 26
1844 50 50
1846 120 120
1849 175 175
1850 210 10 220
1855 243 243
1860 569 569
18652297460 2757
187016661666
18802197307 2504
18903821444 4265
18954684430 5114
19006774622 7396
190511497
831 12328
191013536 1476 15012
不到七十年，上海国际移民增加500多倍，这在世界大城市的移民史上是罕见的。上海是一个流动人口很大的城市，实际往来的外人数量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如麦华陀曾估计1868年上海有7500名外国人[3]，当然其中很多是途经上海的海员和商人。
邹依仁指出，旧上海国际移民“除了其中少数人由于剥削了我国人民因而发了财就回国去享乐以外，一般是不大愿意回去而是留在上海的”[4]。清末的上海，就象一个巨大的磁力场，吸引了无数远道而来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肤色的国际移民，清末上海作为迁入地的拉力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上海有着举世公认的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它地处中国东部海岸线的中心，是中国最大的江、海、河、湖、陆运输的枢纽和航运贸易往来的大动脉。上海又位于太平洋西环航线的要冲，同西欧、北美的几个主要港口的距离几乎相等，同日本、东南亚的交通更是便捷。上海位于温带地区，港口终年不冻，四季均可通航，因此也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国际贸易大港。
优越的地理条件使上海较早就开始了发展埠际贸易为中心的商品经济。清代中叶的嘉庆年间，上海城镇已有大小街巷60多条，其中既有专卖从粤、闽运来洋货的里、外洋行街，也有专以买卖大豆和棉花出名的豆市街、花衣街，也有以专卖本地区手工产品闻名的竹篾街、芦席街等[5]。由于万商云集、百货荟萃，因此早在康熙时代，上海人婚礼上就“俱用西洋圆镜，大如栌柚，杂于五彩球中，如明星煌煌，缀彩云间，华丽极矣”！民间“有西洋琴瑟之类，俱用铜丝为弦，弹之声甚淫丽”[6]。较早与外商接触的经验，使上海人的排外意识相对来说一直比较淡。这也许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许多外国人从广州迁居上海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开埠前，上海已有了来自各地的国内移民。从顺治到道光的百余年间，上海就有以籍贯为主的各种会馆会所，如关东、山东商人组成的关山东会所；绍兴钱商、豆商的浙绍会所；徽州、宁国茶商的徽宁会馆；福建船主的泉漳会馆；潮州商贾的潮州会馆；宁波商人的四明公所；福建纸商、棕业商的建汀会馆；江西茶商的江西会馆和广东商人的潮惠公所等[7]。由于上海没有属于纯粹本地文化的生活习俗和主流生活方式，因而国际移民较容易在上海长期保全迁出地的文化模式，以摆脱因身居异域所带来的心理隔阂，这也是许多国际移民把上海作为永久定居点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1885年公共租界统计，当时来沪其他省的移民计109,306人，而公共租界总人口只有129,338人[8]。可见外省移民在租界人口中占绝对优势。移民往往较少狭隘的地域观念，各种方言混和杂揉的语言景观，为早期上海“外语热”的出现提供了最佳的语言背景。就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北京等地的士大夫反对学鸟语、竭力阻挠京师同文馆开馆之际，上海的《申报》上却不断出现“教英文课”、“夜教英语”的广告。有统计表明19世纪70年代初，上海开办的各式外语学校有20多所，以实用英语教授口语、写英文书信、记帐单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外语短训班最受欢迎。1874年刊成的曹骧《英字入门》和1879年初版的杨勋《英字指南》等英语实用课本，都曾销路看好。起先还是地位较低下的人或商人家的子弟学外语，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富庶人家、士宦人家也竞相让自己的子弟接受西洋教育了。1881年，中西书院招收的首届200多名学生中，大多数出身于上海富庶之家[9]。这些都表明，上海有着接受西方文化的潜在的读者群体，上海后来成为西方人在华出版业与报业的重心，许多国际移民纷纷把出版机构与印刷厂从南方与周边城市迁往上海，都与此有密切的关联。
最重要的当然还在于租界开辟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利用取得的治外法权，逐步地攫取了独立于我国地方行政系统之外的行政管理权，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在租界这个特殊的移民社区里，他们可以摆脱清政府的严厉控制，可以享受各种货物值百抽五的进口税率和2.5%的子口税率。使他们既有不同于迁出地的独特的经历与冒险的感受，又有着不平等条约保证的安全感。1860年有一位名叫鄂列香特的英国人在笔记中真切地写出了当时在沪英美移民的生活感受：“每日必至跑马场试马，态度萧闲，其有喜作清谈者，则群往黄浦滩，时滩路极宽，长与租界相等，晨间担夫麇集，迨夕阳西下，则洋商士女，联翩徐步，其一种和乐之状，凡随使节（指当时英国驻华公使）东来者，莫不认上海为中国之乐土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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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国际移民的国籍分散是中国其他城市的国际移民所无法比拟的。据邹依仁统计，国际移民国籍最多的时候，曾达到58个国家和地区。公共租界的主要外国人国籍统计如下：[11]
从上表来看，清末国际移民在70年代主要是英、美、德、葡萄牙与西班牙等国为最多，80年代开始日本、印度人明显增加，90年代则以英、美、日、法、德、印、葡萄牙、西班牙为较多，20世纪初英、美、日、法、德、印度、葡萄牙、西班牙则仍有明显地增加，一些原来移民人数较少的国家，如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人数也在迅速地递增。人口的高度异质化，必然带来城市文化的复杂性。移民都是一个个文化载体，国际移民迁居上海，自然也把迁出地的文化元素传入了上海，形成了清末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上海城市文化的消费结构中，饮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上海在19世纪50年代已出现了多家西餐馆，据说后来多达上千家。[12]其中有花色繁多的法式菜，有烹调制作简单的英式菜，有用料不拘一格的美式菜，有侧重酸、辣、甜、咸的俄式菜，有“一生二酸”的德式菜和强调原汁原味的意大利式菜，甚至还有印度咖喱饭，当年曹聚仁就称四马路西口印度咖喱饭店里的咖喱鸡颇不错。[13]1876年葛元煦的《沪游杂记》中有当时西餐馆的描述：“西人宴会之所，开设外虹口等处，抛球打牌皆可随意为之。大餐必集数人，每先期预定，每人洋银三枚。便食随时，不拘人数，每人洋银一枚。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单肉、各色点心为佳，华人间亦往食焉”。[14]“往食”的华人正是在对各种西餐的品味中渐渐认识不同的异质文化的。
上海城市建筑是上海人文景观的最集中的表现。租界内随着国内国际移民的剧增而大兴土木，地价因此暴涨，房地产成了清末上海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不少国际移民开始经营租地造屋的生意。房地产投资的扩大刺激着上海建筑业的繁荣。早在1856年郭嵩焘途经上海，就记述道：“夷房极明爽，四面皆离立，环以窗棂，玻璃嵌之。高或三层，皆楼居”[15]，王韬也不无感叹地写道：“洋泾之滨，荡沟之测，西人构屋于此，居如栉比。旭日初射，玻璃散彩，风景清绝。室外缭以短垣，华木珍果列植庭下。甃地悉以花砖，虽泥而不滑。入其内，则曲屏障风，圆门如月，氍毹荐地，不著纤尘。璚户重阖，悄然无声。碧箔银钩，备极幽静。”[16]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外滩出现了一批高层洋楼，如1900至1911年建造的法国东汇银行，1907年的德国总会，1906至1908年建成的汇中饭店新楼；1908至1911年翻建的大英总会，开创了上海钢筋水泥建筑的先声，这一英国式的古典建筑的入口处和顶部有巴洛克式的装饰，并以拥有长达110.7英尺的东方最长的酒吧而名噪一时。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属于典型的法国古典式建筑，横竖向都有明显的三段式划分，中部是爱奥尼式巨柱。其入口拱门上方有一卷涡状的断山花，显示出巴洛克式的设计手法。[17]
反映上海建筑“万国博览会”奇观的还有花园洋房。这些建筑群体组织、建筑物形体、平面布置、立面形式、结构方式、内外空间组织、装饰和色彩等方面的处理，都带有其迁出地的浓厚特色。于是，就有法式、德式、西班牙式、英式、北欧式、日本式等，有古典式、别墅式、立体式和混合式等。其数量也足以显示相当的规范效应，英国领事许士1882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中记录当年统计的英租界内有外国房屋440幢，美租界内外国房屋330幢[18]。
清末上海国际移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许多外文报刊的创办。众所周知，中国境内最早的外文报刊是1827年出版在广东的英文版《广东纪录》。鸦片战后上海很快取代广东成了近代报刊发展的中心，其发展契机是直接与沪上国际移民的成倍递增有关。上海最早出现的外文报刊是1850年8月3日创刊的英文周刊《北华捷报》，创刊号上即刊载了上海157个外国移民的名单，以及美国商船“望海号”到岸和新近开辟了供外国人使用的公园等消息[19]。随着国际移民从几百人上升到二千多人，1864年7月1日该报亦由周报改为日报，改名《字林西报》，《北华捷报》每周作为附刊。1867年美国人办的英文报刊《上海通信》，也是每期都详载新近来华的美国人名单，表明这些外文报刊与在沪国际移民的紧密联系。
19世纪60年代在沪法人人数似乎不多，但与法文背景有关的国际移民人数不少，1865年有400多位。这是1870年12月5日比埃主编的法文周刊《上海新闻》创刊的读者背景。两年后，该刊停刊，1871年3月21日法文《进步周刊》创刊，以后又有《上海差报》、《上海回声报》等，都分别只出了几个月，似乎正可以解释由于法国移民人数的稀少造成了这些法文报刊的旋办旋停。20世纪初在沪法国移民有了显著的增加，1897年由雷墨尔主编的《中法新汇报》创刊后才维持了三十年。[20]最早在华出版的德文和日文报刊也是在上海。1886年创刊于上海的《德文新报》周刊，主要是为两百多位德国移民传递商业信息，该报于1917年停刊。1890年6月5日在沪创办的日文周报《上海新报》和1892年的《上海时报》，都是短命的报纸，各维持了不满一年。1896年3月27日日文报刊《上海时事》创刊，日本在甲午战争向中国大量移民的同时，也大量办报，其速度甚至超过了英美[21]。这些形式不同的外文报刊代表了各自移民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舆论导向，促进了上海国际移民社区的多元发展，外来词的滚滚涌入，形成了丰富的语言文化的景观，而且在编报的经验和技术方面，带动了上海报业和印刷出版业的繁荣与发达。清末最早的中文杂志《六合丛谈》和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就是分别由英国移民伟烈亚力主编和美查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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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定居上海的国际移民，理所当然地要在上海享受到迁出地已有的各种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煤气、电器、公共交通等，1862年大英自来火公司开始筹建，1864年初购地建厂，排设煤气管，1865年11月1日正式供气。起初煤气仅供照明之用，开始谣言四起，认为会导致“地火盛行，马路被灼”，但最终是“行栈、铺面、茶酒戏馆，以及住屋，无不用之。火树银花，光同白昼”[22]。经过消毒的自来水与自来火几乎同时出现在上海，1883年白渡桥南堍建成的水塔正式向居民供水，每担钱十文。起初用者都为国际移民，本民居民多怀疑“饮之有害，相戒不用”，但现代化设施的优越性毕竟不言自明，最终，上海人用最动人的竹枝词描绘了“饮濯称便”的自来水：“激水筒新机窍连，当檐飞瀑悦天然。客来坐对烦襟涤，疑是珍珠趵突泉。”[23]1882年上海出现了电灯，观灯者熙熙攘攘，万头攒动，欣赏这从未见过的怪物，当时上海道台怕这一奇技淫巧烧坏房子，曾厉行禁止。但上海人最终还是唱出了“沪上真同不夜城，电灯争比月华明。自来火又光如昼，胜似当年秉烛行”。[24]
在沪国际移民为了出行的便利，首先引进了西式马车，19世纪60至70年代，一度成了上海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作用不仅在于载客，也用于邮递、洒水、载物等。1874年3月24日，由日本来沪定居的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300辆人拉的二轮车，并从租界当局处正式取得营运执照，雇佣中国车夫在法租界内拉客。初时为使车夫引人注目，将车辆涂成黄色，于是也被叫作“黄包车”。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包车在沪风行，乘坐者甚多，有钱人还自备包车。黄包车数量剧增，公共租界有9600辆，法租界达一万辆[25]。如果说坐黄包车的大多还是较富裕的中国人的话，那么，1901年匈牙利人李恩斯带到上海的汽车，主要是国际移民的代步工具。20世纪20年代，陈源曾说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车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像我一样在那里立一会，数一数来往的汽车，你就会发见每十辆汽车至少有七八辆里坐的黄头发，蓝眼睛的人”[26]。
1908年1月底，英商电车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试行有轨电车，至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西起静安寺，东至外滩。同年3月，法商电车筹建基本完成，5月4日举行通车典礼。电车初行，上海人又都说电车乘不得，“偶一不慎，就要触电，因此电车最初通行，简直没有乘客，电车公司即在车旁标着‘大众可坐，稳快价廉’字样，以资号召”[27]。电车洋商为打开局面确也费尽了心机，如“许妇女出三等车资而坐头等”[28]。电车比人力车速度快，车资也便宜，从静安寺到外滩车资仅两个铜圆。渐渐上海市民就习惯坐电车了。1908年上海已有载人马车1442辆，独轮小车6661辆，东洋车（即黄包车）8471辆，汽车156辆[29]。到1912年，上海登记的汽车已达1400余辆[30]，电车也达107辆[31]。有人对上海的城市交通作过这样的统计：“上海公共租界街市之繁盛，以南京路之江西路转角处为最，自晨七时至晚七时，各车往来，不绝于道，约计其数，则电车450次，摩托车（汽车）900次，马车1000次，腕车（黄包车）18000次，羊角车（独轮车）1000次”[32]。
国际移民引入的现代化生活设施，改善了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现代交通工具的引入，淘汰了旧式的独轮车与轿子，给上海人带来了现代的动感。张申府在《工具》一文中这样指出：“相隔几十里远的人，在几十分钟内一叫便来到了。在以前没有电话汽车的时候，作得到么？现在一个女子可以不远几千里孤身出去求学作事，在以前没有火车轮船的时候也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行动态度风习的改变，根本完全都是工具的发达所造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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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在上海同样需要延续迁出地的文化趣味和娱乐方式。1850年英国移民在租界成立了上海英人业余剧社，同年12月12日该社在上海新皇家剧院——实质上是一个货栈仓库——演出了《势均力敌》、《飞檐走壁》等西洋话剧。1860年在沪英美移民还组成了上海西人爱美剧社，又称“大英剧社”或ADC剧团。1867年3月1日，该社在刚刚落成的兰心剧院举行首次公开演出，剧目为《银鱼在格林威治》。在沪国际移民还从西方请来了魔术团和马戏团，惊心动魄的“决人头”的表演，曾使王韬惊讶不已。他在《瀛壖杂志》中记述了“术人”登台亮机时，“光鉴毫发，甫下而头落，血花直喷空际”的精采场面。[34]目炫神驰的马戏表演更令上海观众着迷，德国海京伯斑马戏团带来了狮、虎、驼、象、海豹等动物数十头，使上海市民啧啧称奇，余槐青《上海竹枝词》有“欧洲马戏竞称扬，禽兽衣冠孰比方。驯俗能如海京伯，世间强暴尽驯良”[35]。葛元煦称赞西方马戏“备诸变态，绝迹飞行，诚令人目不及瞬、口不能状也”。[36]
在沪国际移民除了大型娱乐活动赛马外，同时也举行大规模的赛球和赛船等游艺活动。19世纪中叶，英美移民在上海就建立了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在沪先后开辟了三个运动场，其中有赛板球、网球等，另外还有健身房，设有举重、哑铃、跳高、双杠、拳击、击剑等运动机械。1907年还建有虹口游泳池，主要供西童公学的外国小移民游泳之用。19世纪90年代起，上海圣约翰书院每年春秋举行以田径为主体的雏形运动会。1895年，一批在国外爱好体育运动的檀香山华侨学生归国进入圣约翰书院，促进了该校网球、棒球、足球等运动的展开[37]。1852年在黄浦江举行过赛船会，1857年又举行赛艇赛船比赛，王韬曾这样记述：“西人以操舟为能事，虽富商、文士亦喜习之。每于夏秋之交，择黄浦空阔处斗舟为乐。其舟皆取一叶小艇，或以帆，或以桨，亦以先至者为胜。出注甚丰，或有骤至千金者。斗时，数十舟齐驾并驱，争先竞进，乘风破浪，捷若飞凫，中国篙工楫师皆仰视愕眙，惊为绝技，自叹弗如”[38]。
令上海市民大开眼界的还有国际移民引入的西洋交际舞。1850年11月，上海租界举行了第一次舞会，1855年举行赛马会舞会，但直到在礼查饭店和卡尔登举行的周末舞会时，“华人是绝对没有的”[39]。但这种新奇激的娱乐方式不能不吸引求新寻异的上海人。1896年11月4日，上海道台蔡钧为庆祝西太后六十寿辰，遍邀各国领事及旅沪商绅，在静安寺马路洋务局行辕中举行盛大舞会。此举曾大受在沪国际移民的赞赏，被认为是“能以西例敬礼西人”的一大进步[40]。尽管当时很多上海人难以接受一双双男女相拥而舞的娱乐方式，但孙宝瑄却说出了一段颇能代表上海文化人对西方风俗的深刻认识：“西国有跳舞之俗，类皆一男一女相抱而舞，我国人鄙之，以为蛮野，不知彼盖有深意存焉。男女相悦，乃发乎自然之感情，不可制也。而既非夫妇，则不能各遂其欲，必有郁结不能发纾者焉，惟听其行跳舞之仪，使凡爱慕于中者，皆得身相接，形相依，于以畅其情，达其欲，而不及于乱，岂非至道之极则乎？奈何薄之？”[41]社交娱乐的丰富，造成了清末上海城市的多样性对话，而广泛对话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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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8年，W·佩特森曾把移民分为守旧型和创新型两类，前者是指“因人类对当时定居地区生活条件发生变化而作出的反应的那种迁移。他们迁移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他们所占有的东西”，而后者是想通过迁移去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行为方式，以改善自己的处境。[42]清末来沪的国际移民属于创新型的迁移，他们大多少年时富有勃勃的雄心和冒险的精神，勇于吃苦和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特别是清末来沪的不少传教士，他们来沪的主要原因是受上海迁入地拉力的作用。他们固然也看重物质上的发展，但更吸引他们的是上海具有让他们的个人价值和宗教抱负得以充分实现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很可以把这种类型的发展型移民定名为“心智发展型”。他们在沪从政、传教、行医、兴学、办报等，其中有不少长期定居上海，甚至两代都在沪活动，如麦都思、麦华陀父子；傅兰雅、傅步兰父子；文惠廉、文恒理父子；卜舫济、卜其吉父子等。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国家和贫富不同的家庭，如麦都思14岁时是英国格老塞斯印刷厂的学徒，而同年来沪的雒魏林却是英国都柏林和伦敦两家医院考试通过而在利物浦行医的传教医师；林乐知是美国佐治亚洲失去双亲的可怜孩子，而晏玛太却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农场主的儿子；傅兰雅出生于英国海德城的牧师之家，戴德生则是约克郡药房老板的儿子。但这些传教士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教背景，或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或早年深受宗教熏陶，不少人少年时就立志到海外传教。他们所受教育的背景不同，经历各异，但在沪的贡献是突出的，麦都思与雒魏林1843年有沪分别创办了墨海书馆和仁济医院，晏玛太在沪传教四十余年，一度出任美国驻沪副领事；林乐知先后在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多种，以后又创办《教会新报》、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主编《万国公报》，所译《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全五大洲女俗通考》在维新运动中影响深远。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28年，先后译成125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译书最多的国际移民，他还在沪创办格致书院与《格致汇编》，晚年定居美国后还支持儿子傅步兰出任上海盲童学校校长，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的盲童教育。他们以自己不同的知能结构、专业结构和素质结构，组成了清末上海文化多层次、多要素的动态知识结构，发挥了“人才互补效应”和“交叉效应”。
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在沪国际移民不仅控制了租界中的一切高级行政职位，甚至中国政府所属管辖的海关、邮政、铁路等等的高级职位也均由国际移民担任，如20世纪海关的港务长是瑞典人卡尔生，上海黄浦江疏浚局总工程师是荷兰人利克，邮政局邮务长是美国人奇而克利司脱[43]。他们在上海俨然形成了一个足以影响租界文化习俗的精英阶层。勿庸讳言，在清末社区文化中，租界是经济、文化发达的高文化社区，华界属于相对落后的低文化社区，前者对后者有明显的示范效应。
据1865年的统计，上海总人口达69万，而租界人口近15万，1910年上海人口1,289,353人，租界人口617,487人[44]，占总人口近一半。租界当局对随地便溺者处以枷号的重罚[45]，从1893至1907年，共建混凝土小便池28座，混凝土公共厕所24座[46]。工部局在注意厕所修建的同时，也关注城市垃圾、粪便的处理。同时，1896年工部局还开始在静安寺公墓内建造上海的第一座火化炉，火化炉是从英国进口，初建成，上海市民火化者寥寥无几，但工部局却不惜工本加以推广，认为“从卫生角度看，应推行火化，传染身亡者尤应推广”[47]。在沪国际移民身体力行，实行火葬，正是由于他们的不解努力，才使火葬在上海市民中渐渐普及，殡葬礼俗也得到了有效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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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际移民在保持与发扬迁出地文化优势的同时，或多或少总会吸收迁入地文化的养料，而迁入地原有的本地居民，也会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吸收和整合外来文化，异质文化互相冲突、碰撞，渐渐融汇为一种独特的上海文化。如上海西餐业有各种地方特色的西餐，如与英式菜系相结合的广东大菜。“西餐中吃”和“中菜西吃”法也出现在一些较西化的上海人家庭中，如颜惠庆就讲自己父亲颜永京家采用“饮食中西参半”的分食制，“我们兄弟在餐桌上，自幼习于分食，对于菜肴的传递伺应，完全欧式。”[48]
在建筑样式上同样出现了中西合璧的例子，如上海的辛家花园，园中有一座西式楼房，楼后凿荷花池，环以水榭、曲廊，炎暑之日可以消夏。宣统年间由姚伯鸿设计的著名园林——半淞园，被郑逸梅认为是“洋化兼着古化，不同寻常”的园林[49]。建筑上中西合璧最巧妙的结合是上海的石库门。这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民居——砖木平房和由平房围成的三合或四合宅院的客堂、东宿舍、西厢房——的基础上，吸取欧洲联排式房屋布置格局而形成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半中半西的近代城市建筑。石库门作为清末上海市民的主要生存空间，上海人正是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逐渐形成了上海人的市民意识。
市民意识是城市居民基于共同地缘情感而形成的对本社区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和共同荣誉的自觉认识。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清末的上海是由两个租界和华界三个不同的市政管理体系构成的。华界又被分割成县城、南市、闸北等区域，所以，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中，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上海居民一般还没有从同乡单一认同进入到同乡与上海双重认同的阶段[50]。在文化上对西方文化从排拒到吸收的过程中，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娱乐方式组合成一连串特殊的文化符号，从租界的市民流入华界社区，并被逐步接受；共同的空间活动和不同文化间的广泛对话，使社区成员在心理上彼此接近，并进而形成共识和内聚力，共同的享受娱乐设施，使不同社区成员的的消费意识、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20世纪初渐渐强化和延续，形成了上海区域的归属感和地区共存感。这种共存感不仅存在于国内移民中，在上海出生的国际移民也有被称为“上海人”与“上海的孩子”。[51]
上海文化是上海这个移民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大都会的产物，上海文化是容纳百川、新奇求变的多元文化的整合。这种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多元冲突、对话与交融的动力结构，使上海自清末以来成了一座具有“魔法”的文化大熔炉和异乎寻常的强大磁力场。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更是汇聚了中外各种信仰和主义的政党、组织、团体和个人，出版了反映各种学说、理论、思潮和观念的译作，发展了不同风格、流派的学术和文化[52]，同时，上海国际移民的人数仍在持续不断地增长，1920年2.7万人，1930年5.8万人，1942年多达15万人[53]。从世界范围源源不断地引进各种发展型人才，特别是“心智发展型”移民，这是上海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之所在。上海应当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本世纪初的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上发表的题为《新上海》的社论中，曾豪迈地写道：
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再出其余力灌注全地球，使全地球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果尔，则全国人民脑智之发达，皆受吾上海人之赐，全地球人民脑力之扩充，皆食吾上海人之福。上海人荣耀，即上海荣耀。上海形势既不辜负吾上海人，吾上海人又安得辜负此上海形势？
世纪初的上海人，面对列强横行的世界，曾经有过如此的自尊和自信；今天，正在步入新世纪、重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人，难道不是更应该有远高于世纪初的雄心和信心吗？
注释：
[1]关于移民的定义，目前学术界仍众说纷纭。笔者这里使用的移民定义，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一书，“指个人或团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地方，凡变换住所已达一定时间的可称人口移动。迁移的人叫移民”，“国际移民”与“国内移民”这两个概念也取自该书界定。
[2][4][8][10][11][43][44][53]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下简称邹依仁书），页90和141，页69，页114和90，页69，页145，页77，页90，页91和141。
[3][18]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页182，页644。
[5][7]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42、512。
[6]叶梦珠《阅世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37、39。
[9]参见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页165～166；204～205；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前揭书，页20。
[12]吴承联《旧上海菜馆酒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13]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页248。
[14][22][36]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30，页38～39，页34。
[15]《郭嵩焘日记》（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1、34。
[16][34][38]王韬《瀛壖杂志》，岳麓书社1988年，页195，页215，页203。
[17]伍江《上海近代建筑风格》，载《东方“巴黎”》，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页124～131。
[19]参阅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页8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2。
[20]参阅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38～139；孙文铄、谢国明《中国新闻界之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页27、7、11。
[21]参阅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3]《续沪上西人竹枝词》，转引自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72。
[24][35]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前揭书，页281，页502—504。
[25]融斋《旧上海的车》，载《上海文史》1992年第1期；《老话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01～202。
[26]陈源《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28年，页121。
[27]钱化佛、郑逸梅《三十年来之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页58。
[28][32]《清稗类钞》（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页6106～6109。
[29]王春涛《上海》，上海青年会1935年，页170。
[30]《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页5。
[31]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页217。
[33]《实报·星期偶感》，转引自《张申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页255。
[37]《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页51、64。
[39]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下），上海图书出版公司1948年，页56。
[40]《上海道台跳舞会记》，《时务报》第46册，1897年11月24日。
[41]孙宝瑄《忘心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964。
[42][德]W·库尔斯著，胡崇庆等编译《人口地理学导论》，重庆出版社1987年，页122～123。
[45]《作践租界荷枷》，《申报》同治壬申十月初八，（1872年11月8日）。
[46][47]薛士全《闲话工部局中、早期建筑活动》，《东方“巴黎”》，前揭书，页52～54。
[48]《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2。
[49]郑逸梅《半淞园往迹》，《历史文化名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页118。
[50]参见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载《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51]参阅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页122。
[52]参阅拙文《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