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代箫韶》的第四种脚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脚本论文,第四种论文,昭代箫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昭代箫韶》是述演杨家将故事的清代宫廷连台本大戏。据《清升平署志略》及《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记载，该剧曾在清代宫廷上演四次，道光年间两次，咸丰年间一次。而在光绪年间大致两年时间里，此剧由慈禧太后亲自授意或传旨，从原昆弋本改编为由本家和升平署所演的各自独立的两种皮黄本，可以说是戏曲史上为数不多的现象。研究《昭代箫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清代统治者的戏曲观赏习惯，窥视清代宫廷戏曲发展的脉络，而且对于清代统治者在京剧发展史的影响的把握也将更加准确，有助于学术史的重构。因此，这四次演出所用脚本即是本文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对于前三种脚本，已故的北京戏曲史家周明泰先生在《〈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一文中已探讨过，现结合笔者目前所见将这三种脚本概略如下。
一、前三种脚本
第一种为昆弋本，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共10本，240出(每本分上、下册，各12出)，以笔者目前所见，其收藏情况为：(1)古本戏曲丛刊本，见《古本戏曲丛刊九集之八》，为10本，20册。其书扉页上注明：“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据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绥中吴氏藏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内府刊朱墨本影印，原书版匡高二零一毫米，宽一四七毫米。”其注文表明，不仅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藏有该刻本，上海图书馆、藏书大家吴晓玲处也藏有此刻本。(2)郑振铎序本。原为郑振铎先生的个人收藏，现由国家图书馆收藏，其序文为：“予欲得《昭代箫韶》者三十年矣，以大价昂不能下手，实亦难遇全本也，五三年来着手影印古本戏曲丛刊，乃亟思获此剧，收入丛刊中，遍访厂肆，适值□参加社会主义改造，清产估价，凡陈年尘封之古本胥得重见天日，乃于来薰阁得此书十册，于遂雅阁得此书六册，于修便堂得此书八册，去此重复，凡得十七册，仅阙七卷之下，八卷之上及十卷之上三册耳，再加探访当不难成一全书也。1956年6月17日。”从序文中可以了解到，郑振铎本是从来薰阁、遂雅阁、修便堂得来，该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善本阅览室及缩微中心库均有原本缩微胶片，为嘉庆十八年内府刊朱墨套印本之残本。从目前研究方法来看，大多研究者将此刻本当作舞台脚本，以剧本中出现的角色、穿关、道具等来探讨宫廷戏曲的规模、体制、舞台形制等方面，如杨芷华等撰《从〈昭代箫韶〉看乾嘉宫廷戏曲之鼎盛》[1]一文，从嘉庆本的舞台装置、服饰、切末等方面来推测乾隆嘉庆期间宫廷戏曲的演出特点。但问题是，这种刻本究竟是否在内廷上演过？道光咸丰年间是否完全按照刻本来演？笔者在这里先存疑。
图1 “皮黄府本”首出书影
第二种为皮黄本，光绪年间抄本，升平署本，共40本，121出。
以笔者目前所见，该种脚本应该为122出。这种抄本原件存于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现存三段三大本，共18出。第八段4出，即《冒名进鱼》《剖露真情》《施药病马》《智赚骕骦》，第九段6出，即《诓困六郎》《孟良突围》《截援困城》《盗千里风》《换万里云》《连解双围》，第十二段9出，《计建降台》《首杨郡马》《群英失散》《解诗赐死》《贤王叹景》(两种，另附串关、提纲本)《金阶覆旨》《暗护銮舆》《受降生变》。全部122出本已影印于《故宫珍本丛刊》“乱弹本戏”专辑，①[2]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将该种抄本全部抄录过一份，近年点校后于2012年12月出版[3]。周志辅(明泰)在《《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中谈到了这种脚本的由来：
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又取旧日之《昭代箫韶》翻成皮黄，由升平署内学太监与外传伶人合唱，全按旧本次序，但略加删节，随翻随唱，每次只唱一本，每本多至四出，少者只一出，与旧日本数出数大相径庭，已翻至旧本第七本第三出，而新本则为第四十本，历时经两年之久，但第四十本只一出，且仅排而未演即遇联军祸作而中缀，已演至三十九本，共一百二十一出。[4]
由此看来，这种脚本实际上是由慈禧太后亲自下旨改编形成的，由升平署内学太监与外传伶人集体合演，已演至39本，八国联军进京使第40本排而未演，之后也没有再接续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取旧日之〈昭代箫韶〉”，“全按旧本次序，但略加删节”，周明泰并未说明是哪种“旧本”，如果是以嘉庆十八年刻本为参考，在情节的连贯性、回目、本数及名称等的设置上，与这种脚本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因此这里的“旧本”还需要进行探讨。
第三种亦为皮黄本，光绪年间抄本，本家本，这种剧本据说有105出，原藏于周明泰处，在《〈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一文中提到：
在此昆乱两种脚本之外，余又藏有皮黄《昭代箫韶》一种，亦系内廷散出者，只有五本，完全与昆曲本回目相吻合，除第一本首二出未翻，其余自第三出“集鹓班议防边釁”起，逐出翻成皮黄，至第五本第十一出“重义轻身甘入地”为止，共一百零五出，应有尽有，毫无偷减，与前后记升平署演者大异，此则为当日本家所排演，而不属于升平署范围者也。[5]
这说明，这种抄本的特征是：其一，回目、本数设置基本与嘉庆十八年刻本相同；其二，除了第一本首二出没有翻改外，其余都由昆弋改为皮黄；其三，这是由本家排演的本子。这里提到周明泰共收藏了105出，据笔者查阅，周明泰当时应该收藏了26册。国家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存有手抄本《至德周氏几礼居藏戏曲文献录存》，里面记载了周明泰当时所收藏的戏曲文献目录，其中有“《昭代箫韶》四十册，几礼居钞本(升平署排演)，《昭代箫韶》二十六册，旧抄本(与前一种不同，本家排演)，另外又有《昭代箫韶》十卷，二十册，几礼居钞本”②。
《〈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一文还探讨了这种皮黄本的演出特点与形成过程：
在光绪二十四年排演昭代箫韶时，最初数次曾同日演两次昭代箫韶，而上书“本”字或“府”字以别之，“本”字即指本家，“府”字即指升平署旧日名称“南府”而言，有时所演本数不同，有时竟演同本，可知绝非同一词句，其时升平署所演即系一百二十一出本，而本家所演则系一百零五出本也。
余又询之旧日慈禧太后本宫内监中曾列名于本家者，据其所目睹慈禧太后当日翻制皮黄本《昭代箫韶》时之情况，系将太医院如意馆中稍知文理之人全数宣至便殿，分班跪于殿中，由太后取昆曲原本逐出讲解指示，诸人分记词句，退后大家就所记忆拼凑成文，加以渲染，再呈进定稿，交由本家排演，即此一百零五出之脚本也，故此一百零五出本可以称为慈禧太后御制，其所以未能翻完之故，大约戊戌政变以还，又出而听政，遂无暇及此矣。[5]
图2 “皮黄本家本”首出书影
这说明这种脚本实际上是同上述升平署本同时演出的，但这种脚本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由慈禧太后亲自参与制定的，可称得上是太后御制本。当时的改编以嘉庆十八年刻本为底本，由慈禧太后亲自讲解指示，御用文人分记词句，之后由太后身边的太监组成的“本家”班所排演。上文已述，这种脚本在周明泰手中共二十六册，但以笔者目前所见仅五出，《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一文之后附录了一出，即第二本第十五出《头触碑欹心未泯》。另外，首都图书馆藏有封面题为“头本昭代箫韶，一出至四出总本”的本子，即第一出“集鹓班议防边釁”，第二出“联雁序训守家箴”，第三出“围合龙沙驰万骑”，第四出“檄传雁塞寇三边”。从基本特征来看，与周明泰所述相同，应该就是这种脚本。而在《故宫珍本丛刊》“乱弹本戏”专辑影印出版的《昭代箫韶》的前四出与首都图书馆这四出完全相同，实际上两者为同一版本。③所以，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慈禧太后御制本仅这五出。这五出内容在上场人物、念白、场面调度等方面均与嘉庆刻本无大差异，所改动的只是将原有昆弋本唱词改为皮黄腔唱词，一部分唱词也承续了原有词句。
此外，在齐如山编《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目录》[7]中，④所列第15“皮黄安殿本”类中有《昭代箫韶》40册，第26“后台公用本”类中有第39本《昭代箫韶》1册，第28“公用单本”类中有《昭代箫韶》1册，第40“串头提纲本”类有25段《昭代箫韶》1册，第42“公用全本提纲”类中有《昭代箫韶》目录1折。由此可见，《昭代箫韶》还曾为北平国剧学会收藏一部分，“皮黄安殿本”40册应该就是周明泰的40册升平署本，即上文所提到的第二种脚本，“后台公用本”应该也是此类，“公用单本”、“串头提纲本”、“公用全本提纲”不知是哪种脚本。
二、第四种脚本
除以上这三种脚本之外，笔者在《故宫珍本丛刊》“昆弋本戏”专辑中发现有五出《昭代箫韶》的手抄影印本。特征与前三种脚本不同，在手抄本开始的右上角旁边标有小字：“一出太宗朝议、四出奏请伐辽、五出太宗亲征、七出议取东易、八出擒将据州、昭代箫韶头段八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9]查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及《清升平署志略》可知，《昭代箫韶》的第二次演出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十五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初一日，那么，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现的这五出剧本应该就是当时的排演本，这对于研究道光年间的《昭代箫韶》的脚本形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与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进行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五出剧本实际上分别出自嘉庆刻本的第一本第三出、第八出、第十出、第十二出、第十三出。但这五出的内容并不完整，与嘉庆刻本相比，每出仅有贤王德昭一人的念白、唱词，也就是说，这五出本子是道光年间从嘉庆刻本《昭代箫韶》中摘出来的贤王德昭的单角本。咸丰六年(1856)恩赏日记档记载：“七月初一日旨问，杨继业、杨希、德昭谁教的？回奏，杨继业，王麟祥教韩德禄；杨希，长清教李平安；德昭，禄喜教安福，安福教乔荣寿。”[5]272由此可以推断，此时演《昭代箫韶》中德昭角色的应该就是时任升平署总管的李禄喜，也可以进行这样猜想，由于总管之特殊条件和待遇，为了演好德昭这个角色，李禄喜特地命人将自己的单角本抄写了出来。为了方便比较，列表如下：
仔细比较和分析，第一本第一出来自嘉庆刻本的第三出，嘉庆本的第一、二出没有演，第四出对应为嘉庆刻本的第八出，第五出对应嘉庆刻本的第十出，嘉庆刻本的第九出没有出现，从最后的第八出对应的是第十三出来看，也相差了五出。也就是说，道光二十四年所演的《昭代箫韶》舞台脚本是一种经过删节的嘉庆刻本，并非按照原刻本来演，也就是说，存在除以上三种脚本之外的另一种脚本，即第四种脚本。
笔者以为，道光、咸丰年间的三次演出脚本均具有此脚本特征。周明泰所著《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10]卷六中详细罗列了从道光至光绪年《昭代箫韶》的四次演出史料，这包括每次演出的日期、地点、开团场剧目、所演出数和时间等⑤，从其所存道光十七、十八年的全部演出资料来看，笔者统计了一下，全本《昭代箫韶》的演出出数总数相加共有200出，而非嘉庆刻本的240出，删减特征与上述推测是一致的。从演出资料来看，道光、咸丰年间所演均为以段来间隔，每段演6出或8出不等，均为26段，而且各段的出数相同，如所演头段《昭代箫韶》均为8出，可以推断，这三次演出应该为同一种脚本⑥。因此，道光咸丰年间这三次演出所演的脚本并非嘉庆刻本，而是以嘉庆本为底本经过删节和改编后的本子，即《昭代箫韶》的第四种脚本。所以，嘉庆刻本可能仅是一个供案头欣赏的本子，至少在道光年之后，实际上从未在清宫上演过！
第四种脚本不仅是嘉庆刻本的删节本，而且在情节上有所改编。在《故宫珍本丛刊》“昆弋本戏”专辑里可以看到九个散出⑦[11]160-233，这九个散出均为昆弋本，情节完整，角色唱词念白也较为完整，但细节与嘉庆本相异。因此，散出虽未标明年代，但可以视为《昭代箫韶》在道光咸丰年间的演出本，即本文所述第四种脚本。这九出分别为“钦斩四恶”、“木寨招亲”(两种)⑧、“争劫仁美”、“景收岳胜”、“不臣陷主”、“设计救贤”、“教场比武”、“群英被困”。与嘉庆刻本相比较可以看出该种脚本的特征，为了方便对比，列表如下：
与嘉庆本比较，各出均能找到与嘉庆本相对应的一出或几出，如“木寨招亲”为嘉庆本的第六本第十六出，“景收岳胜”(“教场比武”)为嘉庆刻本的第三本第二十出至二十一出，“设计救贤”为嘉庆刻本的第五本第四出至第五出。但这个脚本并非只将原有出目合并，而是经过了顺序调整和删节，如“不臣陷主”(“群英被困”)的开始为嘉庆本的第五本十三出，接下来是第五本第八出、第九出，打乱了昆弋本原有顺序。内容上也有删节，如“争劫仁美”，原为嘉庆本的第三本第二十二出至第二十三出，此本则取消了原本九差鬼拘拿潘仁美魂魄之事。“钦斩四恶”所对应的三本十七出删去了阎君的唱词，使情节更加紧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到的第四种脚本即道咸年间的演出本，目前能见到的脚本有十三出：头本四出“德昭”单角本和九个散出，从中可以概括出这种脚本的特征：应该为嘉庆刻本的改编本，每本出目为精炼的四言式，与嘉庆刻本典雅的七言式不同，这种四言式更能明确体现剧情内容。其改编方法有：(1)回目删减；(2)个别情节内容删节；(3)将有些出目原有顺序打乱重新调整。
三、第四种脚本的成因及意义
那么，既然清内府有嘉庆刻本，为何不按照原本来演呢？清宫演剧变迁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改编的真正原因。道光七年(1827)，道光帝下旨撤销南府改为升平署，裁退了所有民籍伶人，这个举动对清廷演剧规模影响重大。据升平署档案记载，内廷伶人总数由嘉庆末年的560名左右骤减至道光九年(1829)的103名，裁撤了大批伶人，因此，作为需要众多伶人的连台本大戏只能削减规模，将不必要的场面删去，而原本《昭代箫韶》不能全部上演也是势在必然，可以说这是《昭代箫韶》进行删减演出的现实原因。
此外，道光年间的演出是以段为特征的，即每次演出只演6出或8出，两次演出之间也要相隔将近半月，这种现实情况要求全本要分成若干个独立的剧情段落，否则下次的演出会出现情节脱节的情况，因此，改编者将全本分为26段，每次只演1段，每段将其情节内容概括为简略的四字式，使人更方便了解剧情，这也是合乎观赏习惯和演出规律的，这是出现这种脚本的文本原因。
事实上，这个脚本应该就是上文周明泰所提到的“旧本”，也是光绪年间皮黄府本改编的底本。前面所提到的道光二十四年的五出德昭单角本的出名已经改为四言格式，名称与光绪年间改定的由升平署所演的皮黄本基本相同，皮黄本的出目顺序为：“第一本第一出太宗朝议、第二出萧后打围、第三出辽将寇边、第四出奏请伐辽，第二本第一出太宗亲征、第二出威赫辽邦、第三出议取东易、第四出擒将据州”。两者差别仅仅在于：光绪年间的皮黄本将原有一本分为两本，我们也可以推测，实际上光绪年间的皮黄府本是以第四种本子为基础来改的，而不是从嘉庆刻本改来。
在《故宫珍本丛刊》“昆弋本戏”专辑中还有六种皮黄本手抄本，即“得图探阵”、“椿岩揭榜”、“大破辽兵”(两种)、“素真报信”、“玉娥斗法”。[11]235-259经过比较，笔者发现，这六种皮黄手抄本实际上是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的府家本，但这六种手抄本中的几种字迹潦草、涂改痕迹很多，所以，应该是光绪二十四年改编时所用的修改稿。“大破辽兵”一出显得极为明显，甚至在“新水令”之下标注有“改西皮慢板”，“驻马听”之后标注有“改摇板”，“沉醉东风”之后有“改摇板”等等多处类似字样，可以说完整保留了光绪年间改编时的痕迹。另外，也不难看出光绪年间具体是如何进行改编的。从特征上看，“大破辽兵”存在两种字体，一种较整齐的字体主要记载念白和场面调度，另一种较潦草的字体记载唱词，有些地方还有空白。因此，我们也可以借此推测，改编时先由一人将情节框架、念白等写出来，在唱词处空缺，另一人之后再根据情况填写改编后的唱词。剧本完整后再誊写清楚，这应该就是当时改编的方法。
因此，由上可知，《昭代箫韶》的四种脚本实际上是同名而互有联系的同属一个系统的本子。嘉庆十八年的刻本最早，奠定了其他三种本子的基础，但只供案头阅读，至少在道光年之后并未全本演过。道光咸丰年间所演出的《昭代箫韶》乃是另一种经过删改嘉庆刻本后的昆弋腔改编本，这种脚本在光绪年间又由昆弋本改为皮黄府本，而本家本则是由慈禧太后根据嘉庆原刻本改编而来的。其脚本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3 《昭代箫韶》脚本系统关系图
①第680—684册为“乱弹本戏”专辑，第683册第348—436页所存为第二本至第五本，第684册为第六本至第四十本，即为此《昭代箫韶》。另外，第一本“第一出太宗朝议”、“第二出萧后打围”、“第三出辽将寇边”、“第四出奏请伐辽”存于“昆弋本戏”专辑第668册462—476页。
②在该书的前后还有“北京图书馆长乐郑振铎西谛藏本”印章，由此看来，这本目录后由郑振铎所收藏，周明泰所收戏曲剧本是否也为其收藏，不得而知。
③这四出为《昭代箫韶》头本，二本以后从格式上判断，应该是府家本，编者误将本家本的头本放在了府家本之处，而原府家本的头本是在“昆弋本戏”专辑中，即存于“昆弋本戏”专辑第668册462-476页，这四出剧本实际上并不是昆弋本戏，而是皮黄戏剧本，这可以从剧本中所标示的唱腔如“摇板西皮”“慢板西皮”等板式特征看出。“第一出太宗朝议”、“第二出萧后打围”、“第三出辽将寇边”、“第四出奏请伐辽”，出名的格式特征也与府家本相同。
④令人奇怪的是在同年出版的《北平国剧学会图书馆目录》(见参考文献[8])中却未见这些条目。
⑤第一次演出即道光十七、十八年的资料较为完备，第二次演出即道光二十五年上半年档案缺，第三次演出即咸丰八年二月十五日之前(五段之前)演出资料缺，记载也较道光年间简略，第四次演出即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的演出资料较完备。
⑥咸丰八年内务府档案也记载了“二本《昭代箫韶》‘分兵追袭’”、“六段《昭代箫韶》一出：廷让败逃”字样，见参考文献[5]第287—288页。从出名来看，均为四字，这也说明，咸丰年间的演出本异于嘉庆刻本，而实与道光年间为同一脚本。
⑦其中“景收岳胜”与后面的“教场比武”重复，“不臣陷主”与“群英被困”重复，均为异名同本。
⑧两种，前一种标有工尺谱，篇末无标识，后一种篇首标有“总本曲谱”，“排一刻，以一刻二分”，标有工尺谱、排戏串头，篇末标“光绪五年正月廿七日谱板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