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间管理控制模式与机制研究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模式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09)10-0047-07
一、引言
管理控制研究是会计学和管理学相结合的产物，而管理控制系统是指控制者用来影响被控制者行为的一组机制或者流程，其目的是令被控制者采取行动来实现组织的战略和共同目标。在传统的研究框架下，管理控制中的控制者和被控制者都处于组织内部，管理控制系统与机制被认为是组织结构的内部组成部分。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企业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战略联盟、外包、供应链管理等组织变革或创新形式迅速发展，组织的存续和发展越来越依赖对组织间关系的有效管理。然而，由于契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传统的契约关系无法完全解决组织间目标不一致、利益分配、监督与激励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Otley(1994)和Hopwood(1996)都认为，适用于组织内部科层体制的管理控制机制应拓展运用于自治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管理控制的讨论不应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还必须跨越企业边界。
在这一研究方向下，国外顶尖会计学期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探讨自治组织间管理控制问题的论文。从内容上来看，这些论文主要论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管理控制模式，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考察组织间管理控制模式的选择及其决定因素，并论及不同的管理控制机制及其组合，如正式控制机制、非正式控制机制、契约机制、契约外机制和信任机制等；二是具体的管理控制机制和管理控制手段，但没有把这方面的问题纳入某类理想的管理控制模式和机制中加以研究，如信息系统、信任机制、激励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等。
二、组织间管理控制模式及其决定因素
组织间管理控制系统，可以理解为特定组织为了影响其他组织(或个体)行为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标而制定的一整套流程或机制。特定组织用于组织间管理控制的系统应与组织所处的环境、组织的战略目标相适应；同时，组成该系统的具体管理控制机制之间应当相互协调。概括地说，管理控制系统的具体目标主要涉及行为(过程)控制和产出(结果)控制，而在组织间则主要是通过交易双方的信息共享与利益分配机制来实现上述两种控制。现有的组织间管理控制系统研究主要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根据信息共享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差异来研究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组织间管理控制系统的模式划分与界定，二是特定组织选择不同管理控制系统模式的决定因素。
(一)组织间管理控制系统的三种模式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纯粹的古典契约机制(市场)和纵向一体化形成的科层机制(企业)是一系列不同类型契约和制度安排的两个端点，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中间组织形式。许多研究在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把组织间管理控制模式概括为基于市场的管理控制、科层制管理控制和第三种管理控制。
1.基于市场的管理控制系统
在不同的研究中，该模式有不同的称谓，如基于市场的管理控制(market-based control)、市场控制(market control)、边界控制(boundary control)、基于市场的控制模式(market based pattern)、古典合同(classical contracting)和新古典合同(neo classical contracting)]等。相关研究提到的上述管理控制系统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组织间交易所涉及的活动和产出可标准化程度高；价格包含所有与交易治理相关的信息；专用性投资水平低，如果交易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可以无转换成本地选择其他交易对象。
研究表明，这种管理控制系统适用于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水平较低、任务可程序化程度和产出可计量性较高、任务互补但不相同且可由不同交易主体独立完成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价格提供了组织间控制所需的全部信息和激励(利益分配)手段，因此，市场机制是有效的，不需要其他特殊的组织间控制机制，而只需对交易主体绩效进行计量和评价。
2.科层制管理控制系统
科层制管理控制系统与基于市场的管理控制系统是两种极端的管理控制模式，相关研究常用基于科层制的控制范式(bureaucracy based pattern)、科层制管理控制、科层制(hierarchy)、双边关系(bilateral relationl)等不同称谓。科层制管理控制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管理者运用详尽的合同条款来监督被管理者的活动和业绩，在交易关系中基本上根据实际活动和实际产出来对被管理者进行支付。在这种情况下，组织间可以采用具体的规则、标准和业绩目标等手段，通过类似于科层制组织监督和业绩评价等管理控制机制来实现交易主体的共同目标。
要在组织之间采用这种类似科层制的管理控制系统，至少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相应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使组织自愿(或被迫)实施合作性行为，二是组织间的信息共享水平要接近科层体系内纵向信息传递水平。已有研究一般认为，科层制管理控制系统适用于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中等、任务可程序化程度和产出可计量性高、重复性程度较低或中等的交易，或者交易主体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谈判地位不对称、交易一方可以要求对方公开治理所需的各种重要内部信息以达到控制目的的情形。
3.第三种管理控制系统
市场型和科层制管理控制系统都不是管理会计文献讨论的重点，而有别于前两者的第三种管理控制系统则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但不同研究对第三种模式的界定和所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
Van der Meer-Kooistra和Vosselman(2000)以及Langfield-Smith和Smith(2003)认为，除了市场型和科层制管理控制系统以外，组织间还存在以信任为基础的第三种管理控制系统。在这种控制系统中，以直接监督为基础的行为控制基本上不发挥作用，而正式的产出控制则建立在分享私有信息的基础上。这种管理控制系统适用于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环境风险程度高，交易主体具有高信誉、丰富的网络经验、对称的谈判地位和风险分担态度的情形，主要依靠私人关系和密切沟通等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来发挥作用。Sartorius和Kirsten(2005)则直接从契约的角度把组织间管理控制系统区分为古典合同、新古典合同、战略联盟和双边关系。前两者分别对应组织间管理控制的市场型与科层制模式，而战略联盟和双边关系则属于第三种模式。Hakansson和Lind(2004)所界定的商业关系或合作则强调组织间的协作和战略匹配。他们认为，在交易活动性质不同且互补的情况下，交易主体应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基础上，相互匹配其战略目标以共同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Spekle(2001)将市场和科层制之外的管理控制系统定义为探索性控制(exploratory control)系统。在交易的不确定性较高，各交易主体的贡献很难在事前界定，且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专用性的情况下，交易应该在有限数量的交易主体之间进行，并可以通过对比相对业绩来评价交易绩效。
(二)组织间管理控制模式的决定因素
如前所述，组织间管理控制系统的模式应与组织所处的环境和组织的战略目标相适应，但是，现有研究大多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更多地强调组织间交易的特征，对组织战略目标与组织间管理控制系统的关系论述较少。如Van der Meer-Kooistra和Vosselman(2000)将组织间交易的特征概括为交易本身、交易主体和交易环境的特征因素。其中，与交易本身有关的特征因素包括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产出和活动的可计量性、合同期限、任务的可程序化程度、信息不对称程度等；与交易主体有关的特征因素包括交易主体的风险态度、谈判地位、差异性和转换成本、可信任程度等；与交易环境有关的特征因素包括交易主体的数量、价格所包含的信息、不确定性、社会嵌入性等。在这些决定因素中，源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三个决定因素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始终是各相关研究最关注的决定因素。
由于研究角度和理论基础不同，已有研究所考察的管理控制模式的特征和决定因素不尽相同，因而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例如，Van der Meer-Kooistra和Vosselman(2000)以及Langfield-Smith和Smith(2003)认为，市场型管理控制模式适用于资产专用性较低和交易重复性较高的情形；Spekle(2001)认为在中等资产专用性水平下适用市场型管理控制模式；而Sartorius和Kirsten(2005)则认为交易频率较低的情形适用市场控制。在Caglio和Ditillo(2008)看来，造成研究结论不一的原因主要是这些研究在讨论管理控制模式的特征和决定因素时采取了静态观点；一旦决定因素发生变化，管理控制模式就会从一种类型变化为另一种类型。因此，上述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管理控制系统本身是不同管理控制机制的复杂综合体，有限的类型划分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的管理控制系统；二是决定因素与管理控制模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当决定因素发生变化时，管理控制系统的变化可能并非简单的模式间转换。我们认为，除此之外，即使在静态观点下，第三种管理控制模式所对应的实际上是两个端点(市场与科层制)之间的无数状态，将其笼统归入一种模式难以概括其复杂性。
三、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研究
正是由于组织间管理控制模式研究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许多管理会计文献避开管理控制模式，直接讨论具体的管理控制机制及其相互关系。如前所述，组织间管理控制主要涉及信息共享和利益分配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的问题既可以通过正式的行为控制与产出控制，也可以通过信任机制等非正式机制来解决。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组织间地位不对等所导致的锁定状态，组织间管理控制的目的是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任务协调，促进双方实施合作性行为以获得更好的合作绩效。现有研究主要讨论不同管理控制机制的特征及其关系、特定机制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以及控制机制发挥作用的调节因素等。
(一)正式控制机制与非正式控制机制
按照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可以将其分为正式控制机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正式控制机制是指包括契约约定在内的正式的产出控制和行为控制机制。其中，产出控制机制是指组织间关系所要实现的产出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监督机制。产出目标的设定不仅为业绩评价提供了标准，而且还能明确关系各方的预期并提高目标一致性，尤其是在奖惩措施与目标实现挂钩的情况下。行为控制机制是指对关系主体的行为以及实际行为与事前约定行为一致性进行监督的机制。在交易具有目标不一和绩效模糊特征的情况下，行为控制能发挥重要作用。非正式控制主要是指社会控制(socialcontrol)和关系治理(relational governance)，这些控制机制主要依靠激发关系主体的自我约束和利用信任关系来发挥作用。
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的这种二元划分在许多研究中都有所体现。Dekker(2003)认为，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和组织间任务协调既需要正式控制机制，如产出和行为控制，又需要非正式控制机制，如合作伙伴的非正式选择和信任机制等。Mahama(2006)的研究则选择了正式控制机制中的绩效评价和非正式控制机制中的社会化过程，考察了两种控制机制的作用机理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但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对正式控制机制的考察并不是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在组织间交易中，契约机制是最重要的正式控制机制，但基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正式契约并非组织间管理控制研究讨论的重点。
如前所述，组织间管理控制介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主要关注正式契约无法完全解决的组织间关系治理问题。因此，现有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组织间非正式控制机制上，包括交易主体的非正式选择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激励机制、信任机制等，这些机制通常通过共享规范、价值观和信念来发挥作用，并通过内化目标来引导行为主体采取组织间联盟所期望的行为。这些控制机制通过相互沟通、争端协调、行为准则、领导者态度和行事风格、惯例等来发挥作用。例如，Ittner等(1999)对加拿大、德国、日本和美国汽车和计算机行业249家企业的问卷调查表明，供应商的非价格选择机制和日常非正式会晤能显著影响供应链的绩效水平，如供应链利润、产品质量、长期供应商比例等。
在非正式的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中，信息机制和信任机制是讨论最多的两种机制。由于合同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合同执行过程中交易主体间的非正式信息沟通非常重要，这种信息沟通机制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组织间管理控制手段。交易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和沟通机制是监督交易主体绩效和能力的有效手段，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交易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提高交易主体监督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
除信息机制外，信任机制是管理会计文献讨论最多的管理控制机制。Merchant(1985)认为，在任何一种管理控制机制下，信任机制都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作用，即各利益主体在没有监督或只有部分监督的情况下会选择使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在组织间关系治理方面，信任机制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交易关系建立之前，基于能力和惩罚的信任是建立交易关系的必要条件；而在交易过程中，初步合作收益和交易对象采取的合作行为(值得信任的信号)会增强基于正面行为预期的信任关系；当合作收益及其分配机制趋于稳定时，信任关系会逐步取代部分正式管理控制机制，如以更灵活的事后协商和口头约定来取代事前严格而细致的合同约定。
(二)不同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替代关系。从现有研究看，对正式控制机制与信任机制关系的讨论最为集中。虽然一般观点认为，信任与控制是两种相互替代的机制，但更多的管理会计研究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从功能上看，正式控制机制与信任机制的作用重点有所不同。如果组织间管理控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目标一致性问题，那么，信任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正式控制机制；如果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任务协调问题，那么，信任机制就很难替代正式控制机制。此外，信任机制除了用于保持交易主体的目标一致性以外，还能够提高交易主体管理知识开发和学习过程的能力，而正式的控制机制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正式控制机制和信任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由它们在组织间关系治理中发挥的多重作用所决定的。Coletti等(2005)的实验研究表明，如果正式控制机制，尤其是激励和反馈机制能够有效提高合作水平，而且合作各方能够观察到合作水平的提高，那么，合作各方之间的信任水平就会提升，进而还会提高合作水平，这说明正式控制机制和信任机制并非简单的相互替代关系(Coletti等，2005)。
Tomkins(2001)讨论了在信任与信息沟通这两种重要的非正式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信任和信息沟通是两种降低不确定性的手段。传统上，人们认为信任程度与信息需求具有简单的负相关关系，忽视了建立信任的动态过程和信息在其中的作用。Tomkins认为，在关系发展的最初阶段，信任程度和信息需求之间呈正向关系；随着获得信息的增多，信任程度也会上升；等信任程度达到较高水平时，两者开始呈现负相关关系；随着信任水平的上升，维系关系的信息需求量则趋于下降。
(三)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的决定因素
对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决定因素的讨论也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但涉及多个因素。Kamminga和Van der Meer-Kooistra(2007)将管理控制机制的决定因素分为交易特征和关系特征两类，前者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产出可计量性等因素，而后者则包括信息不对称程度、谈判地位、信任程度等因素。其中，资产专用性、环境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会影响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任务不确定性、交易主体间的相互依赖性、谈判地位等因素会影响交易主体间的任务协调需求。
动态地看，不同因素对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选择的影响往往会发生变化。例如，随着交易关系的发展，交易主体间的相互依赖性可能会提高，这会进一步影响组织间的信息需求和信任水平，从而影响对控制机制的选择。除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研究讨论了信息技术等外生因素对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的影响。如Frances和Garnsey(1996)发现，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管理控制机制有利于加强组织间的联系，降低整个价值链的运营成本(Frances和Garnsey，1996)。
除探讨单个因素或变量对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选择的影响外，也有研究者试图讨论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Das和Teng(2001)建模将不确定性、风险和管理控制整合在一起。他们发现，低产出可计量性和高任务可程序化程度一般伴随着关系风险①的发生，但可通过行为控制来治理；高产出可计量性与低任务可程序化程度伴随着绩效风险②的发生，必须通过产出控制来治理；而在产出可计量性和任务可程序化程度都较低的情况下，两种风险都较高，则应该采取社会控制(Das和Teng，2001)。
(四)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的绩效与调节因素
管理控制机制对组织间关系管理和绩效至关重要，而组织间关系的失败大多归因于关系治理问题(Ireland等，2002)。实证研究表明，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的有效应用不仅能够影响合作绩效，而且还是跨组织关系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Dyer和Singh，1998)。但是，很多研究表明，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对绩效的影响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这种影响既可能受到供应链管理模式等调节变量的影响，也可能通过影响信任水平、合作程度等中间变量来进一步影响最终的合作绩效。也就是说，管理控制机制、信任水平、合作程度与合作绩效这些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
Ittner等(1999)研究发现，供应商选择机制和监督机制能够提高供应链绩效，但这种关系受到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影响。在合作水平更高的伙伴关系模式下，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Baiman和Rajan(2002)以及Coletti等(2005)都认为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通过影响交易主体间的信任水平来作用于合作绩效，但不同的是，前者认为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是通过改变交易主体的谈判地位来改变两者间的信任水平，而信任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励共同投资，从而提高合作绩效；而后者则认为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充分有效并导致组织间合作，而且反馈机制能够保证交易主体观察到合作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交易主体间的信任水平，而信任水平的提高能进一步提升交易主体未来的合作水平和合作绩效(Coletti等，2005)。Mahama(2006)则研究发现，正式管理控制机制和非正式管理控制机制都会对绩效产生影响，但必须经由交易主体间的合作水平来实现。
四、未来研究展望
近年来，随着各种形式的组织间联盟的迅速发展，组织间关系治理也日益受到重视。从本文梳理的管理会计文献看，对企业处理组织间关系的能力、行为和后果进行管理、控制与评价，是管理会计在跨组织关系管理方面最重要的功能。将组织间关系管理问题纳入管理会计的研究框架，无疑能拓展管理会计的研究范畴和应用领域，而组织间关系管理提出的新问题也必然对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提出新的要求。
但是，从已有文献看，管理会计对组织间管理控制模式和机制的研究尚不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组织间关系治理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应对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资源基础观、组织生态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进行相应的整合，为组织间关系治理研究构建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二是对具体的研究概念没有进行准确的界定，研究结论模糊。为了避免由于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概念而导致的混乱，应以具体的组织间管理控制问题为导向开展相关研究。三是对组织内与组织间管理控制机制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有待加强，如组织内信息系统与组织间信息系统的对接与整合问题，以及组织间管理的平衡计分卡研究等。四是需要进一步加强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证研究，如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正式管理控制机制与信任机制的关系等问题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管理会计文献中，对组织间关系与管理会计应用问题尚无有代表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这与我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实践和组织间关系管理实践的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环境中，我国企业也采用多种复杂手段来治理跨组织关系。因此，借鉴西方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对我国特有的组织间关系治理模式和管理会计工具的应用情况进行观察、分析和归纳，是目前国内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注释：
①Das和Teng(1996)所定义的关系风险是指不能实现令人满意的合作水平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由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所致。
②Das和Teng(1996)所定义的绩效风险是指不能实现组织间合作目标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与交易主体的合作水平无关，而是由外部因素(如市场环境变化)和制度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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