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增长源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泉论文,中国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49年至今，中国的农业的增长走过了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对于这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相对匮缺的国家来说，保障食物供应的意义尤为重大——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中国几乎处在一种与国际市场脱离或半脱离的状态，食物的自给是国民经济活动的首要问题之一。正是由于基于食物保障的考虑，1949－1978年间的中国农业基本是一种以粮食（包括油料）种植为主的耕作农业，结构比较单一，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传统农业。这种状况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缓慢农民长期处于比较贫困的境地。然而，在这30年里，中国的农业为中国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却是评价多么高都不过份。中国的农业在基础相当薄弱的条件下，不仅基本上保证了4亿多新增人口的食物需求， 而且为中国的工业化资金原始积累提供了大量资金，农业的确在起着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农业获得了高速的增长，农村经济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速度，由改革开放前30年的3.25%提高到改革开放后20年的6.42%，几乎翻番。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种植业与其他各业的产值结构比由1952年的8.8∶1.2；1978年的7.1∶2.9；转变为1997年的5.4∶4.6。农村经济也由单一的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逐步转变为农工商贸趋于平衡的经济结构，1952年中国农村几乎就是单一的农业生产经营，到1997年农业与农村非农行业的产值结构比已转变为2.6∶7.4。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比重也由50年代的几乎100%，降至目前的65 %以下。农业的高速增长，不仅保证了国民经济所需要的食物保障，而且使中国的食物供应由总量短缺转变为结构性过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50年里，农业的增长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走过的历程艰辛曲折。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农业呈向上的趋势，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农业经济政治环境、政策走向和制度安排，主导了农业生产消长的时段特征。
一、计量模型与参数估计
我们设定一个拓展的柯布－道路格拉斯生产函数，来描述中国的农业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并假定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不变，技术进步服从希克斯中性：
式中：Y——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S——耕地
K——农业资本投入
T[,r]——农产品市场化程度
L——农业劳动力投入
h——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参数作出的估计结果列于表1。
表1 模型的OLS估计
变量估计值T检验值 可决系数R[2]F检验值 样本
截距
2.731013
2.859668
劳动
-0.12798
资本
0.9282410.47224
0.976696 429.5896
45
土地
0.206168
2.341795
市场
0.008225
2.446708
责任制 0.0001397 0.088405
表2 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变动
年份总产值劳力资本 耕地集市成交 责任制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额变化变化
1952-1957 0.0518
0.0204 0.0176
0.0071-0.03 NA
1958-1965 0.0100
0.0574 0.0452
-0.0045
0.01
NA
1966-1978 0.0369
0.0104 0.0438
-0.0029
0.03
NA
1979-1984 0.0829
0.0091 0.0548
-0.0038
0.01
98.0
1985-1988 0.0436
-0.0032 0.0429
-0.0039
0.08
1
1989-1997 0.0741
-0.0106 0.0505
-0.0009
0.11
0
1952-1978 0.0338
0.0162 0.0408
-0.00317 -0.04 NA
1979-1997 0.0667
-0.0059 0.0482
-0.00248 0.25
99
1952-1997 0.0480
0.0078 0.0448
-0.00284 0.21
NA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二、农业增长源泉分析
从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分析，1952－1957年间，中国农业年平均递增率达到5.18%，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金的年平均递增率分别为2.04%和1.75%，农业资金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31.2%。 而广义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70.96%。 该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和农业经济的恢复时期，国民经济实力相当弱，农民和农村都相当贫困，农业生产是一种低生产力水平的传统产业，农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投入大量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那么为什么该时期农业生产的效率却达到一个难以置信的高度呢？制度的变迁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民在第一次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同时也改变了其自身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农民真正地成为自己生产性努力的直接受益者，其收入的多寡完全取决于他对生产的努力程度。基于对富裕生活的憧憬，农民自然对生产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劳动的效率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与此同时所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使贫困且缺乏生产手段的农民通过互助共同合作获得生产的必要条件，这使得当时农业资本（农业生产手段）的利用效率也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劳动效率和资本利用效率的共同提高使这一阶段农业的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农业产出增长中占有绝大部分份额。
表3 投入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年限技术进步 劳力的 资本的
耕地的 集市成交 责任制
的贡献贡献贡献 贡献额的贡献 贡献
1952-1957
70.89-5.031.2 2.8 -0.67NA
1958-1965
-235.45 -73.6
417.8-9.3 -0.35NA
1966-1978
-4.06-3.6109.3-1.6 -16.45
NA
1979-1984
41.39-1.461.0 -1.0 0.24 39.91
1985-1988
10.100.9 90.8 -1.8 14.963.18
1989-1997
35.621.8 62.8 -0.3 3.43 NA
1952-1978
-296 -6.1111.2-1.9 32.90NA
1978-1997
32.981.1 66.6 -0.8 9.35 62.78
1952-1997
17.29-2.186.0 -1.2 20.81NA
1958－1965年间我国农业经历了天灾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在1962年以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农业生产已经大伤元气，农业总产出年平均增长率不足1 %。而这一增长的获得主要来源于劳动和农业资金投入的增加，其间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金的投入分别在5.74%和4.52%的速率增长。为什么在要素投入增长较快的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却无法获得同步增长呢？显然由于要素在生产中的利用效率低下所致。“大跃进”的盲目冒进和强制性推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同时，剥夺了农民自主经营的权力，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被扼杀，在生产活动中，劳动与资本处于低效率运行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阶段是我国农业最缺乏效率的发展阶段。
接下来的12年基本延续了一个农业发展阶段的制度特征和效率特征。当中国农业由于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及政策制度上的某些局部微调开始复苏之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荡却接踵而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相对而言，农业所遭受的损失和影响要略小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基本处于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与市场之外的状态，西方国家由于冷战的原因对中国采取一些敌视和封锁的政策。中国人必须能够充分保证庞大的人口的基本食物需求和战略储备。一旦出现农产品生产的意外情况，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的国际援助，整个经济社会就有可能会处于一种无法收拾的地步。因此，农业生产事实上并未因政治运动的干扰而被政府忽视，但由于政治运动和经营制度的原因，农业生产效率根本不可能提高，为了保证全国基本食物的需求，只能通过加大投入来使农业基本保持稳定。在这一阶段，农业总产出的年平均递增率为3.69%，农业劳动力年递增率为1.04%，农业资金投入的年递增率则为4.39%，投入资金增长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达109.3%， 而总要素生产率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为－4.09%，这表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增长只能依靠资金与物质的投入来加以支撑。
自1979年开始，历经波折的中国经济终于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 ）为标志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掀开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篇章。农民和农村是改革开放的最早受益者，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1979－1984年间，农业总产出年平均递增率达8.29%，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相应的农业资金投入的增长率只有5.48%，劳动力增长率不足1%，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率达到41.38%，其中的近40%来自制度创新（HRS）。60%来源于技术进步。
1985－1988的农业三年徘徊使农业增长速度比上一时期出现较大的回落，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率仅达上一时期的一半强为4.36%，而期间农业资本的年递增率为4.29%，农业劳动力年平均递增率为－0.32%。农业资金投入增长对农业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90.8%，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农业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下降到仅占10.14%。 三年徘徊使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的制度原因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由早期的“喷发性”阶段，进入了“整固性”阶段，需要其他配套的制度改革来为增长提供新的刺激。从1985年底开始的以放开农产品价格和政府管制为标志的农产品市场化改革为这种新的刺激提供了可能。虽然政府和农民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放开农产品价格，推动农民自主进入市场，根据市场需求信号来组织安排生产经营，已经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方面起到了良好效果，并为下一阶段农业增长势头的回升打下坚固的基础。
1989－1997年是我国农业重新回到高速增长轨道的阶段。其间农业总产出年平均递增率为7.41%， 相应地农业资金投入的年均递增率为5.05%，农业资金增长对农业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62.8%， 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的贡献回升至35.62%， 而且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
如果将我国农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1952－1978和1979－1997两大阶段来看，前26年我国农业的年平均递增率为3.38%，相应地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年均递增率分别达到1.62%和4.08%。增长主要依靠资金投入的增加，资金投入增长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111.2%。 农业增长的总体效率是低下的，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2.96%。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大二公的经营制度与剥夺农民生产与销售农产品自由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总要素生产率对增长负贡献中的32.9%是由于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由1952年的11%降至7%所致。
1979－1997的18年间，中国农业的年平均速度几乎比前26年提高了一倍，达到 6.67%，而农业劳动力则出现了负增长，年均递增率为－0.59%，农业资金投入的年递增率4.82%， 农业资金投入增长对农业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66.6%，劳动力增长对总产出的增长1.1%， 总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农业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32.98%其中有9.35 %来自市场化程度提高62.76%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其余的约28 %则为技术进步所致。综合起来，资金投入的扩张始终在农业增长中处于主导地位，这种现象符合国际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而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则显然与农业制度安排的变迁紧密相关，总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率提高较快的阶段，总是在农业经营制度发生了有利鼓励农民生产性努力的变化之时，表明要使我国的农业增长保持高速增长，在农业及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等方面进步深化改革，构建有利于保护农民生产性努力和提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具有极为重要意义和作用。而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一旦在农业中建立起了良好的经济制度，那么就需要我们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和增长中的巨大能动作用。
三、未来中国农业增长的几点政策性建议
新中国的农业已经走过了50个年头，总体而言，中国农业取得了今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仅就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2 %强的人民这一点而言，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难以做到的事情。1949－1997年间，中国农业产出年平均以5.29%的速度递增，而这个速度的获得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在前28年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年递增率只有3.88%，而在后20年农业总产出的平均年递增率达到了6.67%，几乎翻番。很好地说明了改革开放对中国农业增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巨大成就。
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均农业资源匮乏的人口大国，50年来耕地一直呈递减的状态，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极度膨胀。因此，农业主要靠投入的扩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来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从中国农业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来看，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平均递增超过7 %）总是与农业经营制度的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农业增长速度的保持和提高是一个经济系统的综合营运过程，需要我们使影响增长的各种因素在系统内部保持一种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综合平衡。
1.保持投入适度增长是农业持续增长的前提 从对我国农业增长的数量分析结果来看，物质投入的增长将在今后一个较长的阶段左右着中国农业增长的速度。根据本研究获得的增长模型测算，如果假定农业劳动力保持不变，而耕地减少的速率与近十年相同，即年平均递减1%， 要在1997－2010年间保持7%的农业增长率， 在总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占35%的条件下，资金投入的年递增率必须达到4.96%，资金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将达到70.83%。 如果能够将总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提高到45%，则资金投入的年递增率为4.2%， 资金投入对增长的贡献仍将达到60%。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今后十年我国人口仍将持续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扩大、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兴建以及小城镇建设等都会使耕地存量相对减少。因此，要使得中国农业在农业资源存量下降的条件下保持一定的速度，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资本及物质要素投入的扩张。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农业投资增加在未来中国农业增长中的重要意义。应该充分认识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或者农业增长阶段的递进实际上是一个农业技术进步过程，而技术进步具有渐进性，同时要求在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储备，要转变增长方式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对于农业这一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更取决于载体（土地、劳动力、设备）的基础物质条件的提高和进步的产业，这种基础物质条件将决定农业对于生产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承载能力。因此要在今后的农业发展过程中，加大投资力度，以保证农业增长的持续与稳定，并为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创造条件。
（1）确定农业投资的区域倾斜政策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农业的增长潜力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已有的资本存量水平和投资水平，同时也就决定了新增投资的效率水平及其增长潜力。因此，在考虑农业的投资决策时，必须从最大限度地提高新增农业投资效率和增长潜力出发安排资金投向，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开展我国农业投资效率与增长潜力的区域特性研究。通过对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已有的资本存量与投资状况、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农业资源与环境状况等的综合评估，将全国农村划分为三类地区，即直接增长潜力地区、未来有增长潜力地区和有限增长潜力地区，根据不同地区的增长潜力来决定资本的投向与倾斜力度。
（2）政府要强化动员社会先行资本投资农业的能力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投资的主体已趋向多元化，尽管政府投资在农业增长与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象过去那样农业投资基本依靠政府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样完全依靠农民自身积累来投入农业也不够实际。为了保证在今后农业增长中得到充裕的资本供应，政府应该强化动员社会先行资本投资农业的能力，通过保护、补助以及其他方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可以考虑采取税收、补贴、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开发性投资领域，而将政府农业投资集中到农业基础结构如水利、推广、农民基础教育等项目上去。
（3）加大农业推广部门的投资与建设的力度
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有效增长主要动因。农业技术进步决非只是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新品种、新技术的创制，核心是指将科学研究所创造的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之中，形成真正的生产力。因此，农业新技术的扩散、推广、应用以及与此关联的农民技术培训、技能教育，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甚至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主导了农业技术进步的步伐。鉴于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在农业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今后中国农业的政府投资应重点向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倾斜，强化各级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建设和推广人员的配置。政府资金重点投向农业技术推广是投资宏观效率最高的项目。
2.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是农业持续增长的保证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中国农业的高速增长时期（1952－1957；1979－1984； 1989 －1997）都与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调整密切相关。制度安排的变迁主导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步伐，是我国农业增长过程特征之一。1979－1997年间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70%要归功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制度安排的作用至关重要。
随着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制度变迁的一些基础因素都处于变化之中。农业生产要素以及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在逐步发生变化；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的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农业技术进步有加速的趋势，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国农业经济制度也应该随之产生修正、完善以至变革，以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为农业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保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这些制度调整的经济背景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农村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的逐步展开以及生产要素与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已经使得现行的农业经营制度和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不适应。当农村经济逐渐步入以专业化、分工、合作、竞争共存为标志的现代经济运行机制以后，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组织制度框架也将会与现代化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矛盾。如果农业经营制度、组织制度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作出相应调整、修正、以致创新，那么农业的增长将势必会停滞。
（1）可以考虑对农业产权制度作出适当改革
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规模经济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以及农村小乡镇发展问题等都曾在农业经济界被广泛讨论。特别是农业规模经营问题，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界和管理部门一直在提倡和鼓励农业规模经营，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资源难以流转。土地的流转困难不仅影响农业规模经营，事实上，在最近几年各地开展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也遇到了大量因土地无法正常有效流转所导致的种种障碍。
土地不能正常流转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农民的社会保障一是土地；二是男性后代。当农民丧失了劳动能力以后，只能依靠土地和男性后代。农民没有有效的社会保障也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度较大的一个根本原因。
为了在制度安排上给农业增长提供新的刺激，加速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经营以及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可以考虑对土地产权制度作出适当的改革，以加快土地的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形成。研究者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思路：将土地所有权重新赋予农民，允许农民自主地处置他们所有的土地，但土地的使用用途要严格遵循《土地法》的有关规定。同时建立国家土地交易保险基金，转让土地所获得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不直接由农民获得，而是直接纳入土地交易保险基金，由保险基金管理并发放农民丧失工作能力或退休后的社会保险。这样既可以使土地流转比较顺畅，又可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
（2）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 从我国农村实际来看， 以户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仍会延续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随着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以户为基础的分散的小规模农业生产逐渐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小规模农户抵御市场竞争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在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中，农民特别容易受到侵害和打击；加之信息闭塞，组织化程度低下，难以准确对市场走向作出正确预测，容易出现生产的盲目性和大幅度波动，时常出现买难和卖难问题；缺乏有效组织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还使生产者在交换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农民的利益在流通过程中大量流失；同时农业经营规模狭小，还给农业的专业化、规模经营及现代化带来许多困难。因此，如何提高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元的小规模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重点解决的实际问题。本研究认为：鼓励和支持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形成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之一。
（3）农业市场化进程仍需加快
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是改革开放以后促进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20年来，农民经历了市场经济的磨炼，增强了市场意识和观念，已经基本能够根据市场的信号来决策自己的生产与经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可喜的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民逐步由一个计划下的产品生产者转变成为一个市场中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农民经济角色的变化对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在农业产品市场化进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政策上和行动上的反复，这种状况在一个转型经济中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但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充分利用市场规律来优化配置农业资源的道路必须坚持。特别是当中国即将进入WTO，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现在， 农业的市场开放度越大，越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增长与发展。
3.加快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持续增长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然而，对于中国今后的农业增长与发展来说，农业技术进步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制定良好的政策措施，来使得农业技术进步的步伐迈得更大，以保证农业增长与发展的顺利与持续稳定。从模型预测中可以看出：要使我国的农业从现在到2010年保持7 %的年平均递增率，如果能把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由目前的33%提高到45%，就可以使农业资金投入的年平均递增率由5.09%降至3.85%，即可以使农业资金投入的年增长下降25%。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减少近2000亿农业资金投入（以90不变价计算）的情况下获得同样的效果。
（1）加大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和政策扶持
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源头在农业科学技术研究，而农业科学技术的创制与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益性的，难以直接成为技术商品，如耕作技术、植保技术、种植技术、灌溉技术、养殖技术等。而这些技术却又是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村经济增长迫切需要且能够创造极大的宏观效益的技术成果。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仍处在发展中阶段，公司和私人投资几乎不可能进入这一些领域，而需要由政府承担。因此，政府在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中担任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性质，政府应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整体资源优化配置出发，加大对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部门的投入力度与政策扶持。在科研体制改革中也应考虑到农业科研部门的特殊性加以分别对待，希望农业科研部门完全自负盈亏，走向市场，是不现实也是不利于全国整体的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增长的。
（2）加快农民科学技术素质提高的步伐
农民是农业技术的接受者，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能否获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示范推广的力度与农民的接受程度和运用的熟练程度。我国农民总体素质比较低下，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的接受能力均不高。加止推广人员缺乏，经费不足，农业科技人员待遇偏低等等综合原因，我国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速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在农民中的普及，强化农民的技术培训工作极为重要。建议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由农业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年联合会共同主持，建立“中国二十一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十年计划”。力争在十年内，使全国3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85%以上接受过农业科技培训。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鼓励农业科技工作者进入农业生产和科技推广工作第一线。由于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比较坚苦、推广人员待遇不高等诸多原因，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比较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偏远地区，这种现象更为突出，长久下去势必会给农业科技进步造成严重的影响。建议在全国农业院校建立“农业推广工作者养成基金”，凡申请此项基金的学生，由基金支付其在校期间的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条件是毕业后必须在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一线服务十年，且工作去向由国家统一分配安排。以保证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在农业推广战线的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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