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精神与市场经济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奉献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纵横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在集中力量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大力培养和宣传时代先进人物，各行各业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实践奉献精神的优秀典型，如孔繁森、张鸣岐、李润五、韩素云、徐洪刚、李国安、徐虎等。他们的崇高品质，影响和带动了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艰苦创业。实践证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大力弘扬奉献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高扬奉献的旗帜。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却认为，市场经济以效益为核心，讲究等价交换，与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相互排斥、水火不容的，讲奉献已经不合时宜。有的甚至提出要以利己主义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对于这种错误的人生价值观，我们必须及时加以澄清。否则，就会造成我国精神生活的极大混乱，导致市场经济的发展偏离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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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要讲等价交换，要尊重价值规律，要正视货币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否认等价交换，否定价值规律，抹杀货币的地位和作用，就只能意味着倒退和僵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是这种经济评价，促使人们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与物质和金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成为激励个体生产行为的一种心理动力。对于这种心理动力，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必须看到，由于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行为所关心的只是商品价值、交换价值，因而容易产生拜金主义思想和利己主义动机，诱发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正效应，防止其负效应，就必须把经济评价与道德评价、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结合起来。因为经济活动的结果不仅产生经济效益和物质产品，而且产生道德关系，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和道德观念。因此，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道德实践的过程，是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以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如果我们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经济行为，就不能揭示经济行为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和精神价值，不能揭示作为实践活动之一的经济活动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只有辅之以道德评价，才能昭示某种经济行为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及其对他人与社会的意义，才能判明经济行为对社会成员的发展以及社会的整体进步所起的作用。这是就经济行为本身而言的。进一步说，经济生活虽然是社会的基本生活，但它并非社会生活的全部。在经济生活之外，人们还需要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这些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无疑要受到经济生活的制约和影响，但却不是从经济生活中引过来的，不应当也不可能完全被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原则所吞噬。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等价交换原则及金钱的作用也并非无限，事事灵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倚仗经济手段，而且要倚仗道德手段；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且要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不仅要完善经济运行机制，而且要完善道德运行机制。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反对以抽象的道德观念为基础来评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和体制，从来不离开经济生活来理解和对待社会道德生活。我国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关系，这是一切关系中最深层、最基础、最具有决定性的关系。我们的道德生活，是以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并受制于和反映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个人同国家、集体一样，都是社会利益关系的主体，个人的正当利益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每一个劳动者并非与社会、与市场绝缘的单个人，而是处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之中，在社会生活中既是服务者，又是被服务者。因此，个人利益的实现，必须始终贯注社会利益原则和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倡导对国家和人民的奉献精神，使之向着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从而获得外部动力和社会支持，确保追求自我价值活动的正确方向。所以，马克思说：“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有在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 才能使自身也达到完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7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无私奉献为核心的集体主义精神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必须贯彻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徐虎身处市场经济浪潮滚滚的大上海，依然能任凭风浪起，高唱奉献歌，十年如一日地为人民服务。他在“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实践中凝炼出一句朴实的“名言”：“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奉献，你也索取我也索取向谁索取。”这种崇高品质生动地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弘扬无私奉献精神是并行不悖的。有人认为，讲奉献是计划经济的反映，发展市场经济应该倡导“合理的”利己主义。这种观点把经济体制混同于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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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奉献与索取的关系问题放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就不难发现，追求奉献不仅深藏于人类不断探寻自身精神价值的努力之中，而且凝结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生产实践和寻求解放的斗争进程中。
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座标在哪里？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始终引起人们的反躬自问，它体现了人类对人生意义的深切关心。人类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正是在这种“改变自己”的过程中，人类的主体性被凸显出来，它将个体发展的有限责任融入了人类发展的无限视界之中。在这里，并不存在“等价交换”、“一分钱一分货”、“斤斤计较，两两计较”的问题，人类的道德完全是超功利的。有位学者曾打了个比方，比如爱因斯坦为救一个老人而牺牲了自己，并且这正是在他要写完相对论的时候。从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看，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而这种牺牲也是毫无价值的。但从人类道德的主体性原则出发，这种牺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应该的。个体存在的道德价值、人类意义正在这里，它显示了人不同于动物的尊严和无与匹敌的精神力量。爱因斯坦用自己的话为这个比方作了最好的注脚，他说，在人的一生中，为人类牺牲将成为一种无法替代的美德，并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第68、69、71页）在这里，人类的道德价值取向与社会实践已经达到了一种不分彼此的契合程度，人类的奉献意识也就完全摒弃了外力强加的阴影而成为一种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自觉行动了，并使自身成为了社会道德价值中带有确实意义的范型。悠悠岁月，万古长流。人类的社会实践已反复证明，在历史的座标系中，任何物质存在都是有时间性的，只有靠思想、行动而体现出来的精神的存在才具有跨越时空的意义。那些过分强调个体而藐视群体的言行，不仅不能累世长存，即使在当时，也会为时尚所不齿而在瞬间成为过眼烟云。只有那些高扬民族大义，为社会积极奉献的懿意嘉行，才可能流芳百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民族、人民的需要。以这种需要作为道德取向基础，其价值已超越了个体的暂时存在而进入到一种永恒的境地。它不但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褪色，相反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焕发出更富魅力的生机。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生产实践和寻求解放的斗争进程中，凝聚起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其精髓之一就是重视人格修身、讲究整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把全局的利益看得高于局部的利益，把整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体的利益，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服从大我，以牺牲个体和局部利益去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的独特品格。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和追求“廓然大公”的高尚境界，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这些都显示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献身精神。如果从中西伦理道德传统对比来看，强调奉献精神，应当说是中国伦理道德传统区别于西方伦理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儒家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认为要“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主张“义然后取”。在这里，“义”主要是指整体利益，“利”主要是指个人的自私自利。对于一般的利，不但不反对，而且主张国家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就是儒家传统在人生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在任何一次危机存亡之秋，凝聚人心的从来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四万万人齐蹈厉，一心一德一戎衣”的牺牲精神和奉献意识。许多仁人志士为了美好的理想，为了民族的生存壮大，义无反顾，舍身赴死。正是这种道德追求以及由此而提炼出的人格力量和生命激情，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在和平时期，又有多少人舍弃个人和家庭的小利益，在平凡的生活中塑造了自己完善的人格。从雷锋到徐虎，都体现了我们追求奉献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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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要在全体人民中增强奉献意识，在全社会进一步高扬奉献的旗帜，必须着重抓好两个主要环节。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其先进性不仅应当表现在执行现行政策的坚定性上，而且要比一般公民有更高的道德觉悟，无论何时都应以共产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物质利益原则对共产党人同样适应，党员参加社会活动并从中获得一定的报酬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在党内通行的始终应该是体现工人阶级先进性、无私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党性原则，它所要求的价值判断准则是国家利益和集体主义精神，即使在经济活动中，也要重视道德人格和精神力量的作用。在对待党的事业和党的工作问题上，决不能像做买卖那样讲价钱、讲条件，拿党性原则作交易。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牢固树立热情为民、甘于奉献的公仆情怀，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自觉实践党的根本宗旨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从而以实际行动充分展现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风貌。孔繁森说过一句十分质朴而又令人永远难忘的话：“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这种爱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应当肯定，在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都能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浓厚的感情，乐于为人民造福，在发扬奉献精神方面起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但不可否认，确有极少数党员干部不但不是处处想着人民，一心一意为了人民，反而把“公仆”的身份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把自己的业绩和功劳变成向党和人民索取、交换的资本。因此，江泽民同志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中郑重指出：“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和战争年代大不一样了，毛主席这些话是不是过时了？没有过时，应该说更有现实性。”（《人民日报》1996年1月17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了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关系，反映了奉献与索取的关系。
其次，必须充分发挥舆论环境的导向作用。道德生活中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同是一个人，在不同的道德环境里，不仅道德素质会或快或慢地起变化，而且行为结果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道德环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舆论环境，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戏曲、歌曲等。它主要是通过树立道德典范，提倡某种价值观，营造出某种价值氛围，使人们生活于其间，呼吸其空气，在观念和行动上受其制约，从而在道德价值取向上发挥主导作用。为了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树立了不少无私奉献、立党为公的道德典型，如雷锋、焦裕禄等。这些典型的道德精神曾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它们仍然是具有宝贵价值和伟大生命力的价值导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思想宣传战线特别是新闻媒介在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方面，责任尤其重大。最近几年来，新闻媒介比较集中地报道了一批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敬业爱岗、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构成了一幅新时期的“群英谱”。他们的先进事迹和思想在社会各个方面广为传播，一个学先进、赶先进、做先进的热潮正在兴起，社会风气开始改观。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把它作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重要途径，精心组织，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增强整体效应。在全社会形成甘于奉献、乐于奉献的强大声势，以他们的崇高品质，去感召和激励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献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使人们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宣传舆论工作对典型人物要有科学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宣传，不要故意拔高和神化。过去一段时间，在如何看待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先进人物问题上，曾有一个理论误区，即认为这些先进典型是排除了个人需要的人。毋庸置疑，他们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为了他人的幸福，能够自觉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生命。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都是具有正当的个人利益需要的人。宣传舆论工作应注意典型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似性和亲近感，要宣传模范人物的成长道路，增强人们学习、模仿的信心。同时，还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及时树立和宣传新典型，扩大先进典型的队伍和影响，使奉献精神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闪烁出更加耀眼的生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