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壮族地区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壮族论文,儒学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云南、贵州、湖南等省部分地区亦有分布。壮族系由古代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其先民在周秦时期称为西瓯、骆越，汉唐时期称为僚、俚、乌浒，宋以后有僮、俍等名称。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
秦汉以后，儒学逐渐传入壮族地区，并在壮族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儒学还经由壮族地区传往今日的越南，成为彼邦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儒学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历史及其对壮族社会的影响作用，对于了解儒学的发展演变史，对于正确评价儒学，都会有所裨益。
一
儒学是春秋末孔子创立的学派。战国时期，儒学在中原已广为传播，成为显学。在岭南壮族与中原汉族人民的交往过程中，儒学随着中原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南传而逐渐传入壮族地区。
壮、汉民族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尉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进攻岭南。前214年，秦军战胜西瓯人的武装抵抗，统一了岭南。秦王朝在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郡，派遣官吏进行统治。接着，从中原迁来大批汉人与越人杂处，带来了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汉民南移活动，意义非常重大。此后，中原汉人陆续移居岭南，汉民族与百越民族的交往与融合日益加强，壮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
从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汉文化在壮族地区的传播由局部而广泛，由简略而深入，由微小而扩大。即以文字而言，壮族过去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一直都是使用汉字。也就是说，讲的是壮语，写的是汉文。唐宋时期，出现了一种古壮字（又称土俗字），仍属于借用汉字的形、音、义结构创造的方块字。古壮字无统一规范，使用面不广，历代壮人多用汉字。1955年，创造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壮文，至今尚在推行阶段，壮族人民群众普遍使用的仍是汉文。可以说，汉文是壮族占主导地位的通行的文字。相当多的壮族人，除了讲壮语外，兼操汉语。汉文化对壮族影响之巨大，于此可见一斑。
从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汉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因此，传入壮族地区的汉文化，自是以儒学为其主要内容。壮族所吸收的汉族思想，主要也就是儒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壮族的传统思想文化，除了本民族的固有成分外，儒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史书的记载，秦王朝攻取岭南后，即实施向岭南大举移民的政策，从中原迁来数十万人与越人杂居。其中，有少数是秦朝派遣或谪贬的官吏，其余多为商人、逃亡者、赘婿、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罪犯。他们与越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生产劳动中，潜移默化，浸润熏染，对汉文化的南传，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公元前207年，秦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驻守南海郡的秦将赵佗，击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王国，自称南越武王。赵佗原系河北真定人，其思想行事，颇受儒家影响。称王后，本着“和为贵”的精神，实行“和集百越”、“南北交欢”的政策，鼓励汉族与越族通婚，推广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使岭南出现了较长时期的安定局面。连汉高祖也称赞他治理岭南，“甚有文理”（《汉书·纪高帝》）。黎
的《安南志略》谓赵佗“稍以诗礼化其民”，黎嵩的《越鉴通考总论》则说他“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赵佗在位七十一年，大力宣扬儒家的诗书礼乐。他对儒学在岭南包括壮族地区以及在越南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岭南设苍梧、郁林、合浦、南海等九郡。前106年，汉王朝又划分全国为十三州刺史部，总领各郡。岭南地区属于交趾刺史部。汉人迁来岭南陆续增多，壮、汉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儒学对壮族社会的影响也更加广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原来十分落后，经过秦的开发，汉的治理，始渐开化，步入文明。《汉书·贾捐之传》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后汉书·循吏传》说：“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后汉书·南蛮传》也说：“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上述记载，容有偏见或夸大的成分，但骆越民族当时文化习俗比汉族落后，是不能否认的。汉王朝任命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南蛮传》）锡光和任延都属于儒家，任延尤精于《诗》、《易》、《春秋》，他们不但教民生产，而且教民礼义。所以史书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汉书·循吏传》）两汉时期，来到岭南的官吏，大都宣扬儒家思想，以儒学为其施政行事之本。如汉高祖派来劝说赵佗臣属汉朝的陆贾，学本儒家，且时时在高祖面前称说《诗》、《书》，曾提出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见解，受到汉统治者的重视。所著《新语》主张贵仁义、贱刑威。他劝说南越内附汉朝的思想武器，就是儒家那套理论学说，并且取得了成功。汉灵帝时担任郁林太守的谷永，也是一位经学家，精通京氏《易》，他曾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并且教以冠带礼仪，化民成俗。
三国时期，岭南地区分别属于吴国的荆州和交州管辖。从东汉末至三国鼎立的数十年中，中原处于战乱状态，岭南则相对稳定，因此中原又有大批汉人南下避乱。无论是在壮族地区任职的官吏中，还是在移居壮族地区的知识分子中，都有不少热心传播汉文化和提倡儒学的人。他们或注释经典，著书立说；或开馆设坛，收徒讲学。步骘、刘熙、程秉、虞翻、薛综、陆绩等，就是当时在壮族地区传播汉文化和儒学的代表人物。步骘“昼勤四体，夜诵经传”（《三国志·吴志·步骘传》）。任交州刺史时，政绩显著。刘熙为训诂学家，所著《释名》是汉语语源学的重要著作。他常往来于苍梧、容县之间，授生徒数百人。程秉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博通五经。虞翻为今文经学家，治孟氏《易》，因谏谪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薛综少时避地交州，从刘熙学，曾任合浦、交趾太守。陆绩当过郁林太守，而“意存儒雅”，“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三国志·吴志·陆绩传》）郁林地处僻远，俗不知学，陆绩迪以诗书，士慕其风，乐其教，皆舍里而从游。
在南下汉人的影响之下，两汉三国时期壮族地区出现了不少儒生文士，其中有些人学术造诣颇高。西汉苍梧广信人陈钦，习《左氏春秋》，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曾以《左氏春秋》授王莽，著有《陈氏春秋》。其子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陈钦、陈元父子都是古文经学派，尤精于《左氏春秋》。汉光武帝时，陈元反复与今文经学派辩论，争立《左氏》博士，获得胜利。太常选博士四人，陈元名列第一。“元以才高著名”。他的儿子陈坚卿，也是一个学者。（以上见《后汉书·陈元传》）东汉末年，苍梧广信又出现了一位古文经学家士燮。士燮“少游学京师”，“治《左氏春秋》”。灵帝时任交趾太守，三国时归附孙权。他在交趾四十余年，死时九十岁。学问渊博，精于《左氏春秋》，《尚书》则兼通古今文。当时人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炼精微。”“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三国志·吴志·士燮传》）可见士燮的学问，不但在岭南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也得到中原学术界的推重。越南封建统治者和史学家对士燮也极其尊崇，称之为“士王”，以为他设立学校，传播儒学，使交趾成为通诗书、习礼乐的文献之邦，堪称“南交学祖”。士燮先入越南帝王庙，后改入孔庙。此外，相传为《理惑论》作者的牟子，是东汉末年苍梧人，原为儒生，后由儒入佛。但其书中广引《老子》和儒家经书，论证佛教与儒、道观点的一致，可见作者仍深受儒学的影响。郁林人养奋，博通坟籍，为一时名儒。荔浦人徐征，通书传，明律令。苍梧人申朔，性廉慎，举孝廉，为九真都尉。苍梧人顿琦、丁密，俱以学问节操名重当时。
从秦始皇统一岭南到三国鼎立，是儒学在壮族地区的初传时期。儒学逐渐在壮族社会中扎根并产生影响，壮族本身开始出现了一些儒生文士。上述陈钦、陈元、士燮、牟子、养奋、徐征、申朔、顿琦、丁密诸人，我们今天虽无法确定其族属，但他们都生长在壮族地区，这是史有明文的。而史书上没有留下姓名的大部分儒生文士，必有许多壮族子弟。像刘熙、虞翻那样，门徒常达数百人，其中壮族学生一定不少。
二
如果说隋代以前儒学的南传主要是通过私学即民间讲学途径的话，那么隋唐以后，除了私学以外，官学的创办也成为传播儒学的重要途径。
隋王朝统一岭南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选派有政治才干而又有文化素养的官员到壮族地区担任行政首脑。隋文帝委派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而且授予他便宜从事可以自行任免刺史以下官员的权力。令狐熙是敦煌人，博览群书，尤明《三礼》。他到岭南后，推行儒家的“恩信”之道，对少数民族首领人物采取信任和团结的政策，感化他们相率归附。他又积极派遣人员往各地“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激，称为大化。”（《隋书·令狐熙传》）教化所及，一些少数民族改变了“好相攻伐”的不良习俗，经济文化发展都较快。桂东壮族地区，“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中原人）。”（《隋书·南蛮传》）在令狐熙之后担任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的侯莫陈颖，也“大崇恩信，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附。”“在桂州有惠政，为南土所信伏。”（《隋书·侯莫陈颖传》）
唐王朝重视教育，实行科举制度，兴办官学，并把文化教育列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广西先后创办了柳州府学、桂林府学、容州府学，一些县也相继创办有县学。这一类官办学校，以儒家礼、乐、书、数为教学内容，为科举考试作准备，为巩固封建统治培养人才。不少壮族子弟因此有机会入学读书，成为掌握汉文化的知识分子。
当时在壮族地区任职的官员，大都注意兴办学校，传播文化。例如，韦丹担任容州刺史时，“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结果“仁化大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新唐书·韦丹传》）。所谓“仁化大行”，就是促进了孔孟思想的传播。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谪贬柳州，担任柳州刺史，政声卓著。他所实行的释放奴婢和兴办学校两项，尤为人们所称道。他到柳州后，“动以礼法”，“大修孔子庙“（韩愈：《柳州罗池庙碑》），重修柳州府学，提倡经术，当地与外地从游之士甚众。《旧唐书·柳宗元传》称：“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新唐书·柳宗元传》也说：“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在柳宗元的倡导传授之下，当地崇道向学，蔚为风气。柳宗元在他所写的《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满怀欣慰地说：“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服。”“至于有国，始循法度。……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中州之士，时或病焉。然后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这段话很可注意，它说明了三点：一是当时的学生中有许多当地壮人；二是学习的内容是儒家经书及仁义学说；三是当地学生进步很快，有些人甚至超过了中原人。柳宗元对他们的进步给了充分的肯定。因此，后来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称赞他说：“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悌长，入相慈孝。……柳民俱皆悦喜。”柳宗元热心办学，开一方人文之盛，对壮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风俗习尚的进步，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马平县志》记载：柳宗元在柳州，“兴学宫，崇圣教，稍稍诱以经术，悟以文章，而乔野朴陋之风一变。”柳宗元死于柳州，当地居民建立罗池庙（后改名柳侯祠）及柳侯衣冠墓以为纪念。直至宋代，汪藻在《柳州修学记》中还满怀深情地说：“昔唐柳宗元尝为此州而新庙学矣，被其教者，至今为可观。故大观之中，士之絃诵者至三百人，为岭南诸州之最。”柳侯祠、柳侯衣冠墓及与柳宗元有关的柑香亭、思柳轩、牌楼等遗迹，至今仍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参观瞻仰的人络绎不绝。
史书记载，唐太宗在大宴百官时，曾令南方高凉郡壮族土官冯智戴赋诗，可见当时一些壮族首领的汉文水平已相当高。另以广西上林县保存下来的两块唐代石刻碑文来看，也可证实这一点。碑文分别题为《大宅颂》和《智城碑》，作者韦敬办、韦敬一系当地壮族首领。碑文夸饰自身文治武功的成就，赞颂大宅得天时地利人和之美，“人皆礼义”，“民众益欢”。碑文用骈体文和诗写成，词藻华丽，对仗工整，有六朝文风的余韵，反映了当时壮族上层人士的汉文修养及其所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宋王朝崇尚理学，在壮族地区重视兴学宣教。官学继续得到发展，广西府学增至八所，还有为数可观的州县学。南宋时期，壮族地区开始出现书院，共兴办十一所。其中的清湘书院、宣城书院，还得到宋理宗所赐亲书匾额。在壮族地区任职的政府官员，大都热心教育，“以齐鲁周孔之教而为政先”（余靖：《浔州府学记》）。有些官员不仅积极兴办学校，而且亲自执卷临坛，传道授业解惑。此外，还有不少内地知名文人学者，如苏东坡、黄庭坚、秦观、范成大、张栻、张孝祥、方信孺等人，由各种因缘来到壮族地区；他们学问既深，且热心传播汉族传统文化及儒学。黄庭坚和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中的两位，贬官流寓广西。黄庭坚羁管宜州，年过花甲，生活困苦，甚至向邻里借米度日，但仍孜孜矻矻讲学读书，“日与州人士讲学讽咏其间”（《宜山县志》）。黄庭坚死在宜州，州人在其衣冠墓侧建立祠堂（山谷祠），又在祠旁建立龙溪书院，以为纪念，弘扬文教。秦观在横州设馆课徒，挥汗讲学，教诗书，传礼仪。张栻是南宋有名的理学家，著有《论语解》、《孟子说》、《太极图说》等，与吕祖谦、朱熹被称为东南三贤。他在担任静江知府、广西经略安抚使期间，重视人才培养，倡导办学兴教，正礼俗，明伦纪，崇先贤，起旧典。以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恶行其政，并将它们书写在治事厅壁上。继任静江知府詹仪之于淳熙甲辰年(1184）又将《论语问政章》镌刻在城东普陀山弹子岩崖壁上，至今犹存。张栻还亲自为桂林、宜山、钦州、雷州、柳州等地开办的府学、州学撰写学记，以示鼓励。他在《宜山县修学记》中说：“建学于此，使为士者知名教之重，礼义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又说：“秉彝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间远近？”认为只要认真教学，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可以培养出奇才，这是很通达开明的见解！朱熹在为桂林静江府学所写的《学记》中，以为张栻“其学近推程氏，以达于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为主，明理为先”；他的教学，“莫非明义返本”之事。汉文化和儒学的传播，使壮族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史籍称“衣冠礼度，并同中州”。
在壮族地区，科举制度兴于唐而盛于宋。有宋一代，广西中进士达二百七十余人，其中有不少壮族士子。区革、韦安、韦经、韦民望、韦安雅、区文焕、韦文虎、韦弥高、覃良机等，都是史乘留名的人物。区革与黄庭坚交游甚密，黄很看重他的文才。融县的覃光佃、覃庆元、覃昌一家祖孙三代先后考中进士，传为佳话。覃庆元在文学方面受到西昆派首领杨亿的重视，覃昌则著有《祭酒文集》。武宣县的谢泽、谢洪兄弟于同一年高中进士，被称为“谢家双凤”。如无深厚的儒学修养，岂能榜上题名。至于榜上无名或不务科举的壮族文人，那就更多了。如上林县韦旻，隐居于大明山罗洪洞，博学多才，读书极富，时人目之为“书笥”，号白云先生。他曾与贬居宾州的龙图学士许德言讨论修心养性之学，属于隐儒一流人物。
元朝统治广西的时间虽然较短，但也曾积极提倡孔孟之道，兴办学校。胡梦魁在《桂学建大成殿记》中认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者，学孔孟者也。”张九垓在《横州学记》中也鼓吹：“夫子之道，万世而不息也。夫子之道，何道也？三纲五常之道也。”元代壮族地区的教育，特别突出三纲五常的理论。
明太祖强调“治国以教化为先，教育以学校为本”，明王朝非常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将兴教办学列为检查下属工作的首位。所以，地处边陲的壮族地区，兴教办学的风气比往昔浓厚，成效也更显著。正如柯善《天河县修学记》描述的那样，“虽遐陬僻壤，亦莫不建学立师，以教育贤才，移风易俗”。偏远的桂西地区，府州县学也相继建立，并逐步完善。思恩府土官岑瑛，曾要求“于其郡建学立师以服行孔子之教”（万节：《思恩府学记》），得到明政府的嘉许。政府对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子弟的入学和出贡，也给予一定的优待和照顾。明代，广西各地新建书院六十四所；另外新出现的社学和义学为数不少，均得到政府官员的鼓励和支持。
王守仁在广西的活动，值得一提。他奉命率兵镇压壮、瑶民起义，一面以武力“破山中贼”，一面以文教“破心中贼”。他认为土司闹事和人民起义，是“理学不明，人心陷溺”的结果，所以在南宁办起敷文书院，撰写《敷文书院记》。延师设教，亲临讲坛，传授儒家经典，宣扬孔孟学说。还提倡和支持各府州县办学校，修庙宇，引进师资，解决经费。王守仁所为目的是“用夏变夷”，“破心中贼”，消弭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意识，为巩固明王朝统治服务。不过在客观上，对壮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也起过较大的促进作用。至今，南宁市共和路敷文书院旧址还保存有“王文成公讲学处”石碑，市郊青山有阳明洞，人民公园内有“王阳明先生遗像”石刻，均为明代遗物。其他地方尚有一些遗迹。王守仁在广西的言论行动，有功有过。
明代科举考试已十分普遍，壮族子弟中进士、举人者更多，有的还成为知名学者。万历年间，宜山壮族周文父子、叔侄、兄弟，一家五人先后参加乡试中举人，被称为“五桂联芳”而传为佳话。武缘人李璧，正德进士，曾到金陵讲学，搜集三礼经传，考订钟律，著有《名儒录》、《明乐谱》等书，被当时学者推崇为“今之胡瑗”。宜山人李文凤，嘉靖进士，博识书传，著有《月山丛谭》等书。
儒学在当时壮族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可以从袁衷《贺县学记》中的一段话看得出来：“孔子之道，天下万世所共仰者。师而事之，可以修改，可以立事，可以化民而成俗。故中州遐壤，岭海内外，莫不惟孔子之道是尊。”
综观秦汉以至元明，儒学在岭南壮族地区逐渐传播，范围日广，影响日大。其传播的途径、方式有种种，而历代汉、壮文人学者的热心倡导传授，在其间起了主要和关键的作用。清代史家说：广西古为藩服，今类中州。“盖由张栻，吕祖谦之道化被于桂（林），范祖禹、邹浩之正气行乎昭（平），柳宗元之文声著乎柳（州），冯京、黄庭坚之德誉动乎宜（山），二陈（陈钦、陈元）、三士（士赐、士燮、士壹）之经学启乎梧（州），谷永之恩信、陆绩之儒业播乎浔（州），马援之约束布于邕（州），蹈义泳仁，月异而岁不同。”（《粤西丛载》）这样的概括是符合历史的，评价也是中肯的。
三
与以往的历史相比，清代壮族地区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在这一大背景下，儒学的传播进一步扩大和深入。
首先，各类学校的设立更加普遍，而这些学校又以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传授孔孟思想。广西五十一个府、州、县，在清代共设立书院八十五所以上。连历来落后的桂西壮族聚居区，也创办了凤岗、屏峰、云峰、安隆、敏秀等五所书院，镇安府学、泗城府学等十五所府州县学，一百三十三所社学，以及为数甚多的义学和私塾。1700年创建的南宁北仓义学，有碑铭云：“邕郡千里，士子来萃。踊跃欢呼，吟诵相比。从兹砥砺，邹鲁何遥。卓尔文行，起凤腾蛟。维宪择人，维公惠民。”当时的教育宗旨、教学内容与精神风貌，于此可见。
其次，出现了众多的壮族文人学者，产生了大批文化学术著作，清代有壮族作者一百余人，专集数十部，综集五部。至于散见于各种志书报刊的作者和作品，则不计其数。总之，清代壮族文化学术斐然成章，大有可观。其中多数文人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各地除大量刻印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还撰写了不少注释儒家经典、宣传儒家学说的著作，如韦景儒的《四书串讲》，蓝芳的《敦宗睦族论》，黄定宜的《孔子年谱辑注》等等。
清代壮族学者，大多服膺儒学。下面所述，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
上林人张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举人。潜心于程朱理学，甚至立祠以祀朱子。终生闭门授徒，著有《家训》、《女训》、《童蒙训》等书。其诗大都宣泄尊孔慕道的自得之趣，是理学家语录的韵律化。其笃于道学的流风，在上林、武鸣一带潜移默化，颇有影响。（见《壮族文学史》、《历代壮族文人诗选》）
武鸣人刘定逌(1720-1806)，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为权贵所排挤，辞官归里，闭门授徒，潜心于穷理尽性之学。先后主讲秀峰、宾阳、阳明、葛阳诸书院，历时数十载，在壮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名节学问，倾动岭峤，被称为广西“第一名流”。他通过教学活动向壮族地区传播儒学，促进了壮族社会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的发展；同时，又通过自己的研究探讨，对儒学有深刻的理解和阐释。著有《刘灵溪诗稿》、《四书讲义》、《读书六字诀》等书，散体文《三难通解训言述》、《重修武缘县儒学碑记》等。刘定逌终身崇信孔孟之道，他为桂林秀峰书院撰写对联云：“于三纲五常内，力尽一分，就算一分真事业；向六经四子中，尚论千古，才识千古大文章。”《有悟》诗云：“本来面目认真吾，四子六经是楷模。白日青天放眼孔，斩钉截铁做工夫。”可见，他是以四子六经为准绳，其思想没有超出三纲五常的范围。《写怀二首》之一又云：“万仞山头万仞山，层崖绝壁小心攀。要从万仞峰头立，细把工夫问孔颜。”以层崖绝壁万仞高山比喻孔孟之道规模宏远，理论高超，须居高临下，俯视全景，刻苦研习，才能真正领会，学有所得。他提出的为学志向是：“追踪濂洛关闽之学，直窥《大学》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真传。”（《重修武缘县儒学碑记》他是以研习和实践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的。在《隆安江上遇梁生乔楚赋赠》其二中，以简洁的诗句概括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体会感受与理想志趣：“时温《论》《孟》两三句，日课童蒙四五人。莫谓山中无事业，等闲教读即经纶。”认为偏僻山区的平凡教读生活，就是经世济民的宏大事业，这种胸襟，何等开阔！他确实以数十年的教学生活，实践了自己的信念与认识，为发展壮族文化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三难通解训言述》中，刘定逌发挥“读书穷理”、“学做好人”的命题，主张做一个“宇宙间有体有用之完人”。造就一个“完人”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读书穷理，以明其志。循规蹈矩，以习其义。一日之内，自旦而暮、而夕、而定，立足课程，循序渐进。读正经之书，习正经之学，存正经之心，交正经之友，行正经之事，讲正经话。毋畏难，毋苟安，毋因循，毋姑待，毋旁杂，毋间断，毋妄语，毋多言。”具体的学习内容，则是：“其事貌言视听，其性仁义礼智，其情喜怒哀乐，其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文《易》、《诗》、《书》、《礼》、《乐》、《春秋》，其功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其施自身而家而天下。《大学》所谓明德新民、止至善者是也。”刘定逌堪称十八世纪壮族大教育家、大儒家，当他八十高龄时，重赴鹿门宴，得到很高的荣誉。稍后的壮族学者韦丰华，也笃信理学，他在《今是山房吟余琐记》一书中评论刘定逌时说：“欲知先生之全量，当于理学中求之乃可。”这很符合实际。
与刘定逌齐名而年龄稍幼的张鹏展，上林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授翰林院修纂。后任太仆，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在视学山左（今山东）时，编纂《山左诗续抄》。后辞职归里，先后担任秀峰、澄江、宾阳书院山长。编定《峤西诗抄》，著有《女范》、《离骚经注》、《谷贻堂全集》、《读鉴绎义》、《兰音山房诗草》等，其中一些著述阐发了儒家经义与伦理道德。
平南举人黎建三（1748-1806左右），在甘肃省任知县二十年，甚得民众爱戴。著有《素轩诗集》，系壮族诗坛上的大家。从他的为官施政、立身处事当中，可以看出他崇奉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继承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余绪。他的作品，高扬了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黎建三参观了陕西县大佛寺之后，写了一首《游邠州大佛寺》的诗，以儒学为思想武器，批判崇拜神佛的迷信。诗歌先以“彼法证彼”的逻辑方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按照佛学义理来诘难人们对神佛塑像的迷信。接着正面推崇儒学，抬出孔子来压倒佛祖。“中国圣人十尺九尺耳，神明至今真不死。浩然气塞天地间，丈六金身何足比？世间大佛不止此，金石土木均多事。”这是说，中国的圣人孔子长的不过是和普通人一样的血肉之躯，然而他的思想精神却是不朽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被称为“丈六金身”的佛决比不上他。这首诗对崇拜神佛的迷信思想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强调道德人格的儒学进行了肯定和赞扬。
郑献甫(1801-1872)是象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授刑部主事。后致仕还乡，先后在广西庆远、桂林以及广东广州、顺德、东莞等地书院讲学近三十年。门徒众多，著述宏富，是一位蜚声岭表的经师和思想家。已刊行的著作有《四书翼注》、《愚一录》、《补学轩诗集》、《补学轩散体文》、《补学轩骈体文》、《补学轩文集外编》。还纂《象州志》，编《东营百八叩答说合编》。郑献甫博学多识，通经学，明考据，善诗文。研究者认为，他“是壮族的大诗人，也是十九世纪中国诗坛的灼然大星”（梁庭望：《略论壮族古代文人诗词的内容》，《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在岭峤壮族古典诗人中，是卓然独立的大家；即使置于十九世纪中期的整个中国诗坛，也是一颗光华灼灼的大星”（《壮族文学史》），郑献甫信仰儒学，属于儒家，但他不满于程朱理学的教条主义和科举制艺的死板僵化。严厉声讨它们流毒社会，贻害人民，是束缚思想的枷锁，剥夺自由的监狱。他主张抛开程朱陆王，返归于孔子。他写过一篇《人性物性论》的专文，阐述自己的人性论观点。提出“愚窃信荀子而疑孟子”，赞同荀子的性恶论，而对孟子的性善论表示怀疑。实际上，郑献甫把荀子的性恶论推向了极端，反复论证人比动物还要恶数倍。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郑献甫的论证方式和某些论点，和近代学者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的论证方式和论点，颇为相似，值得注意。
以上简要地论述了儒学在壮族地区传播的历史过程，传播途径、方式及其特点。至于儒学对壮族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文中已略为提及，但实际远不止此。这种影响表现在政治思想、哲学观点、伦理道德观念、民族心理素质、文化艺术、风俗习尚诸方面。约产生于明末清初的民间伦理长诗《传扬诗》，共20章，2000余行，被称为壮族的伦理教科书。该诗阐扬了勤劳、节俭、正直、诚实、重礼、好客、尊老、爱幼、团结、友爱、和睦、互助等伦理观点、道德规范、生活准则，其中有一些思想观点，明显地受儒学的影响。壮乡历来被看作“礼仪之乡”，壮族自古及今保持着睦邻友好、热情好客、谦抑重礼的民族性格，助人为乐、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尊师敬长的风俗习惯。甚至在普通民众家庭吃饭的座位和次序上，也有一定的规矩。这些，与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宁明壮族文人崔毓荃著有《崔氏省身百咏》一书，以诗歌形式专门阐述儒家的修身之道，共有《正心》、《修身》、《齐家》等100题，于民国六年由大同印书馆排印出版，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而对壮族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是儒家大一统理论，它成为壮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思想基础。壮族自古以来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具有强大的内聚力与向心力，自认为本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本族聚居区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不闹分裂，不搞“独立”。从史籍记载中，找不出壮族闹分裂、搞“独立”的理论主张、人物事件。相反，壮族人民与汉族及其他兄弟人民共同合作，生死相依，并肩战斗，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人物事迹，却是史不绝书。明代田州土官妇瓦氏夫人率领数千壮族土兵奔赴江浙抗击倭寇、杀敌致果的英雄事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证。在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壮族人民曾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百折不回，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重大牺牲，立下了丰功伟绩，表现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壮族的民间文学和文人著作中，爱国主义是它们着重阐发和反复吟咏的一个主题。如清末赵荣章、黄焕中等人，一腔热血，许身报国，不仅写下了大量爱国诗篇，而且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抗法战争和抗日战争。赵荣章直到晚年还喊出：“只因报国身先许，杀贼雄心事未完”的诗句，壮怀激烈，不忘忠悃。黄焕中的“异日倘能容羽化，愿将精卫填海平”，爱国情感，生死不渝。这类名句，足以传诵千古。壮族文人的爱国诗篇，比起同时代的所谓“宋诗派”、“汉魏六朝诗派”来，其思想价值要高出一筹。
儒学对壮族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一问题，当另文专门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