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建设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价值是对主客体之间普遍存在的关系的概括和抽象。作为客体及其属性对主体及需要的肯定和否定的关系，价值凝结着主体的本质力量。由此，价值取向必定成为主体思维导向和实践活动的表现。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度发展的今天，党的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就是稳定、发展、民主、文明。同时，这四个方面的价值所在，正是党的制度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从严治党，总是保持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体现。
一、党的制度建设的社会价值取向：稳定
在新时期，代表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探索稳定、改革、发展三维耦合的政治体系和社会机制，同时党的自身建设开拓了以制度治党的新路子。在近5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既有在保持政治稳定中发展的成功经验，又有因指导思想失误酿成政治动乱使发展逆转的历史教训。如果说政治运动治党方式还基本适应于建国初期的社会环境，为党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作出了贡献，那么，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由政治领域进入经济建设领域，政治运动建党方式日益显露出它的局限。
政治运动治党是一把双刃剑，它与革命战争环境相容，曾以“短平快”的形式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重大的成果。但在和平经济建设时期，政治运动治党方式往往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涉及面广，场面宏大，给社会带来的政治张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政治运动治党方式有时难以划清整肃对象的界限，打击面过大。
制度治党方式克服了政治运动治党方式的缺点，实现了与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和谐、相辉映地发展，成为“稳定治国”的政治逻辑起点，这是因为：
（1）制度治党具有稳定性， 使党的政治权威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党的各项制度是经全党各级代表大会集中讨论、表决通过的。它的制定、修改和终止只能由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其他党的权力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作出决定，不能因领导人的更迭而无效，也不因领导人的个人看法而改变，更不因领导人个人作风而废止。这样，党的制度建设与发展在制度化、法制化和程序化的进程中，被赋予了政治和体制的双向稳定性，使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水平实现良性互动。这是党领导经济建设需要和平、宽松、稳定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客观要求。“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348页）
（2 ）制度治党避免了与政治运动相伴随的大规模政治斗争的泛化，能始终保证党的建设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进行，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载体和保障，它以制度的形式巩固党建成果，以制度的形式把握党的建设方向，并保证坚持服务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样，党的制度建设实质上成为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政治上的诉求，从而在制度完善上进一步巩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从严治党奠定了基础。
（3）制度治党保证了党的建设始终围绕着政治路线展开。 首先，制度建设法律性规范性强，党的一切工作遵循依据实体制度，按照程序制度办事的原则，使党比较容易驾驭局势，自觉遵守并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在制度治党条件下，难以发生秩序失控，冲击政治路线的事件。其次，在划清是非问题上，党的制度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和衡量标准，进一步增强了党的政治决断力的控制力。最后，党的制度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并在实践中日臻完善。制度形成过程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决定了党的建设始终把政治路线作为实践活动的出发点。
二、党的制度建设的经济价值取向：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历史性地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党的制度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更需要我们用新的实践经验、新的理论、去充实、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方式，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靠而又有力的支撑点，促进经济快速、协调、稳固的增长和发展，使党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客观上必然要求包括党的制度建设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深入持久展开。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相对滞后是束缚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这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和党的制度建设的迫切性。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说，党适时地加强自身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充分体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经济价值所在。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影响广大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动。一部分党员干部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蜕变为纯粹的“经济人”，丢掉党性党风，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更有甚者，视权力为魔杖，点石成金，权钱交易，使腐败滋生。对此，我们党要加强对党员干部人生价值观的教育，但更重要的是以良好的制度形式保证积极成果的巩固。思想教育离不开制度建设。“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思想教育要形成经常化、制度化，须以制度保证之。否则，党的制度对于部分党员行为角色的失调难以约束，主观上削弱了党员队伍的先锋示范作用，引起社会经济整合力的减弱，部分政治资源的流失和技能的浪费，使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结合部产生相互抑制、相互抵消的内耗力量。因此，积极展开党的制度建设，时刻维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局，着手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就会逐渐有条不紊地化解经济发展中的内耗阻滞力，造就经济发展顺畅的体制环境。
三、党的制度建设的政治价值取向：民主
回望中国历史，千百年来沧桑的历史流变使历代王朝被无情地兴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始终跳不出既定的历史周期率。对此，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在延安同黄炎培先生的交谈中就已深刻地指出，要跳出这历史的怪圈就必须实行民主，要用民主监督保证党的先进性。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我们的党肩负起国家的兴衰治乱和人民的安危祸福的历史责任，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真正具有了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佳演化方向。同时，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政治，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真正消灭了剥削阶级、消除阶级差别，追求彻底平等和高度民主，成为完成国家民主向非国家形态民主过渡的历史形态，具有创造高度完备的制度文明的广阔前景，更是公民享受的权利最广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最充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最和谐、最稳定、最富有活力的民主政治。
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民主、富强、文明三位一体的基本架构中，尤其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实现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是战略目标之一。但要达到这一目的，须臾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制度建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阐明了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一致性：“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领导、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以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为保障，必须把民主的原则落实为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否则，民主则成为空谈。在确立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后，当务之急是完善民主政治具体制度，这种完善应该按照有利于人民参与政治，反映人民利益要求，实现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有利于加强人民监督等原则设立政治机构及设施，理顺各政治机构间的权力运行的程序，明确不同机构的职责、范围和内容。
民主制度要充分实现其价值目标，即“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要有完整的民主制度结构，并且各制度结构和组织间要有机密切配合和相互作用。就制度层面而言，我国民主制度的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如选举制度、监督制度、法律保障等制度还不完善，各结构间有机密切配合、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有待进一步构建。同时，民主制度运行效率不高，一些操作规程层次不明、界限不清，必然造成办事推倭，官僚主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具体制度层面的原因直接延缓了我国民主的发展。由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完整的民主制度结构，积极推进民主制度高效、有序地运行。目前我们党正在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体制、组织制度为突破口，大力推动以完善党的制度为依托、法制为保障的民主政治生活的运转。这里，以改善党的领导体制的完善为突破口，不仅是因为我们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党的领导是政治制度运行的核心，更是我们党深切地认识到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程度具有决定性影响使然。邓小平论述在我国形成毛泽东提出的“六有”民主政治局面时指出：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我们国家也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如果党内不造成，国家也造不成。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
改革开放取得的足令西方惊惧的辉煌成就，完全证实了邓小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科学论断。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凯歌行进，这一切无不源于党的制度建设在新时期的重大突破。一方面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治理国家的最佳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实践又深刻地推动了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围绕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度发展，展开了全方位的党的制度建设。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6—307 页）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这些凝聚着思想光辉的论断，正是来源于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抓住党的建设尤其是制度建设这个法宝，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总是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为实现这一根本利益而做出的不懈奋斗。
四、党的制度建设的文化价值取向：文明
我国的现代化是以传统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向以商品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转变。它包含着社会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文化文明的现代转型，标志着人在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上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文化现代化或人的现代化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程度，其核心是确立先进的思想道德和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标志是文明。器物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固然重要，但文化现代化将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不可替代的内动力。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择定目标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在深层的意义上，它恰恰是中国现代化目标应当瞄定的文化模式，是走向文明的必然载体。对此，江泽民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模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领导这种文化模式迈向文明社会的执政党，深刻认识并把握了文化的意蕴和要义，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把党的领导置于推进文化现代化走向文明社会为已任的坐标体系中。党的制度建设紧紧围绕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目标，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配套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正在全方位体现着党的领导和制度建设在文化价值上的取向，即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构筑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坚持和完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干部和群众的教育及学习制度。当前，加强思想道德文化教育任务尤其突出。学习邓小平理论必须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形成经常性、长期性的学习和教育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各级党委要认真负责，依靠制度落到实处，摆脱有些地方和部门文化建设“嘴硬手软”的现象，逐步实现由主要依靠宣传、教育的软手段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法规的硬手段的制度化管理模式，使文化建设法制化和规范化。目前，在全党范围开展的“三讲”教育，正是党在制度文化层面的伟大创举，它进一步约束了党员干部严格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依据法律规定办事，充分发挥群众和党员的积极性和民主作用。依照党中央的部署，“三讲”教育要“完善相关制度，巩固学习成果。促进‘三讲’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它是对领导干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浸润和涵养，也是对领导素质的大检阅，从根本上极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道德文化和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坚持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使党领导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一迈向文明坦途的“精神指向”，通过党的建设制度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与此同时，当今中国文化悖谬现象的存在，同样要求我党必须从制度建设层面上构建防范党员干部“失足”的制度规范。先进的思想道德文化和科学文化知识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也是当代中国的规范文化。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当代中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主流文化和不规范文化。在政治领域，还存在着“官本位”、“家长制”、“官僚主义”、“政治信息失真”等政治文化悖谬现象；在经济领域有“寻租”、“平均主义”等经济文化悖谬现象；在法律领域有“权大于法”、“权钱交易”等悖谬现象；在伦理道德领域内有“信仰危机”、“价值失衡”、“自私自利”等思想文化悖谬现象，这些林林总总文化悖谬现象的张力，客观上迟滞了中国文明进程的脚步。为消解文化悖谬现象，我党各部门必须尽快制定和完善各种防范措施和制度。首先要加强建立和完善宣传工作制度，本着弘扬革命传统，倡导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突出持久地宣传主旋律，并辅之以各种各样喜闻乐见寓教于兴的创新手段和切实可行的具体制度和措施。近年来，党大力推动“五个一”工程的评选，对高雅艺术的倡引机制以及“红色经典”的复出措施等，无不体现党对主旋律的文化价值的追求。其次，要建立精神文明工作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考核联系制度。必须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各方面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克服在实际工作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再次，党政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对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单位党组的制度建设工作，要把这些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党和人民的手里，江泽民赞扬“中央宣传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一套宏观管理制度。最后，要切实加强党的条例、规范、章程、决定、通知、意见、决议等制度化、文本化形式，以规范文化和严格制度纠正党员干部文化悖谬行为。对触犯党纪国法者，依法严惩不贷，最终使党的制度建设成为焕发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制度杠杆。
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已不言而喻。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实践的直接产物，同时也是推动文化系统演进最活跃的因素，是走向文明社会的加速器。当今国际间的激烈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发展科学技术，建立催化科学技术创新、发掘睿智人才的培养新体制已刻不容缓。近年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要求科技管理上实施规范、科学的宏观调控运作机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倡导科技制度创新，充分利用国内外条件，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决策制度，运作机制和实施规范，为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奠定了制度基础。
面向21世纪，党的制度文明的提升，将从根本上推动全社会文化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焕发出社会主义强大的内驱力，中国文明进程必将鹏冲九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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