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与卡尔#183;穆尔之间的债务纠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纠葛论文,债务论文,穆尔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苏共及其执政的前苏联的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研讨已经跨越世纪之交，走过14个年头了，至今仍深深地吸引着一切关注这一历史过程的人们的思考。重温苏共执政之初发生的一件人们很少论及的小事，即同德国人卡尔·穆尔之间的债务纠葛问题，颇多感慨。
取道德国 受人诬陷
致力于苏共和苏联历史研究的学者多年来一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后是否接受过德国政府的津贴？对此，当时一些反动势力始终抓住不放，言之凿凿，煞有介事，几度以此掀起反苏反布尔什维克的“诽谤运动”（列宁语）。而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始终否认这一诬陷并予以坚决反击。
十月革命前，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曾抓住列宁取道德国返俄一事大做文章，指控列宁是“德国间谍”，欲加害于列宁以阻挡十月革命的到来。当然，这一险恶阴谋终未得逞。迄今谁也拿不出确凿的材料证实或澄清这一传闻和指控。而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卡尔·穆尔的特殊关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
苏共的历史档案（《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证明，十月革命前处于困境中的布尔什维克确实接受了外来资助，但这资助者不是德国政府，而是一个德国公民卡尔·穆尔。被外界炒得一塌糊涂的“德国政府津贴”案很可能就是穆尔这笔钱，被人张冠李戴或是移花接木了。此事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中已经确认。当然，作为党内通信，当时尚未公开。至于此事的后续状况和最终结局在苏共历史档案中则有明确记载。
“神秘”人物 提供资助
穆尔何许人也？
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名人。前苏联编撰出版的各种世界名人大辞典中难以找到此人的名字。列宁生前有若干封信提及此人。《列宁全集》第47卷附录的《人名索引》中有简单的介绍，说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协助政治流亡者取得在瑞士的‘居住权’。1917年住在斯德哥尔摩。俄国十月革命后住在莫斯科”。凭借《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六卷的专题说明，使我们有可能对其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卡尔·穆尔，1852年生于瑞士，1870年代末（此时列宁尚是未满10岁的少年，而斯大林或许尚未出世）入党。1889年起住在伯尔尼，在这里他开始关注俄国革命，长期从事俄国革命运动的研究和支援。他曾多次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揭露沙皇政府各种可耻罪行，声援俄国革命运动，及时给俄国革命者提供宝贵的建议。他曾经给予包括民意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国政治流亡者提供过大量帮助。仅1908年他就提供资助金150000瑞士法郎，同时，他还为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革命党人援助了数十万瑞士法郎。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欧洲成立了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给处于困境中的各国革命者提供了重要的援助。1904年他结识了流亡中的列宁。1913—1914年他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委员期间，在受理裁断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关于施米特（莫斯科工厂主，生前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供经济赞助）遗产归属的争执时支持了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遭到奥地利当局驱逐，幸得穆尔担保得以继续留居瑞士而免遭流亡。次年，他还为列宁等延长居留期支付了100瑞士法郎的保金。1917年4月他又资助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从瑞士取道德国返俄，领导新的革命高潮。十月革命前他应布尔什维克国外局之请提供了113926瑞士法郎（相当于当时的33214美元）的资助。作为私人朋友，列宁对穆尔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信任，分居异地时二人的联系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从未中断。
鉴于当时复杂险恶的形势，列宁对穆尔给布尔什维克的巨额援助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专门写信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严肃问道：“穆尔究竟是什么人？是否已经完全而绝对地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同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有没有直接间接地勾结？如果穆尔真的在斯德哥尔摩，如果你们认识他，那么，我衷心地、恳切地、再三地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对此加以最严格、最有根据的审查。在这里，没有即不应当有让人提出任何怀疑、责难和散布流言等等的余地。”（《列宁全集》第47卷第633页、634页）坚持依靠组织审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以澄清是非，排除各种怀疑和责难，粉碎各种流言和诽谤，这对布尔什维克党和穆尔本人都是高度负责的态度。当时的情况是，列宁身边的战友、党中央高层领导由于各种原因对穆尔的认识、评价和态度也是尖锐对立的。有人明确告诉列宁，穆尔是德国政府“用钱收买的代理人”，他提供资金的来源和真正目的都是可疑的。另外有人，如熟知德国情况的拉狄克则坚定地告诉列宁，绝对不能听信并且必须谴责对穆尔的诬陷和诽谤。列宁本人则始终坚持，各种非议在无确凿事实根据的情况下都不可轻信，应以坦诚信任的态度对待这位在艰苦岁月里资助过革命的国际友人。因此，十月革命后在对德布勒斯坦和谈的危急关头，列宁仍然聘请熟知德国情况的穆尔作为自己与德方谈判的特别顾问。1919年3月穆尔应邀出席了由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日子里，穆尔仍以其特殊有利的身份奔走于苏俄和西欧之间。身负特殊使命的著名布尔什维克拉狄克在被德国反动政府逮捕关押期间，也曾得到穆尔的热诚关照和帮助而幸免于难。
列宁逝世后第四年，穆尔最终离开苏俄，1932年逝世于柏林。至死他都是以国际社会党左派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也没有人能以确实的资料证明他是“德国的代理人”，就像无法证实布尔什维克曾经接受过德国反动政府的津贴一样。
索债纠纷 令人费解
布尔什维克与穆尔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表现在，作为处于地下状态和困境中的革命党曾得到过这位异邦友人的巨额资助，而且在于苏共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为结清这笔债务双方又经历过长达六七年的纠葛和不快。穆尔本人则几乎为此而丧了命。如果说前者是令人欣慰的喜剧和正剧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令人费解乃至伤感的悲剧和闹剧。这位德国神秘人物的索债行为，不知是他的正常的经济观念（借款要还）使然，还是由于掌权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他的怀疑、冷漠和伤害所致。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伊始，作为列宁的朋友，穆尔办理赴苏俄的护照就不很顺利，而不得不求助于列宁。1919年在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穆尔首次向列宁提出归还其借款的要求，列宁当即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认同。两年后还是在列宁帮助下他来到莫斯科，正式向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提出要求，归还十月革命前借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的全部款项。由于未得答复，他先后给列宁、莫洛托夫（时任俄共中央书记）写信重申自己的要求。列宁不仅给穆尔回过信，表示亲切的关怀，并允诺“一切事务问题可以来找我”，并明确指示“立即同穆尔清账”。由于具体执行者互相推诿扯皮，穆尔又不得不向俄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关部门“发了无数的信件和电报”，“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1922年列宁病重之后，穆尔要求还款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了。特别是列宁逝世后，他几乎处于无人理睬的困窘境地。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这位可怜的德国人为索还本应属于自己的款项，付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牺牲和代价：在经济上，由于他借出的款项一部分属于他继承遗产所得的私人存款，大部分是有息贷款，因不能如期还贷，不得不向银行抵押有价证券，支付巨额利息和保证金。为此，他蒙受了近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时他还过着困窘拮据的生活。在健康方面，由于物质生活条件愈益低下和俄罗斯恶劣的气候（漫长冬天的严寒和潮湿），年过古稀的老人先后患上了心脏病、肺病、风湿症和哮喘病及神经系统的疾患。由于当时俄国医疗条件较差，又得不到俄国政府的关照，他的多种疾病得不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从而使其健康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
更为严重的伤害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作为一个“在党（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无私的巨大帮助”的外国友人，他理应受到获得胜利后处于执政地位的俄国党和政府的尊重，至少在清欠债款这个问题上他应受到公正的对待。但是，结局却正好相反。特别在列宁逝世后，俄国党和政府既不遵从列宁的指示抓紧时间解决问题，又极其傲慢无理，公开冷漠和厌恶昔日的资助者，干脆将其作为讨厌的包袱，仿佛欠债的不是俄国人而是穆尔。这一切使他的精神痛苦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向俄国党和政府发出了可怜的哀求：“不要让我死在俄罗斯！”
而在政治上，长期滞留俄罗斯使穆尔失去了回国参加大选和在议会工作的机会。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穆尔不得不回过头来向自己国家党内的同志、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克拉拉·蔡特金女士求助。正是由于蔡特金的直接干预，这件长达七年的债款纠葛才得解决。这位50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俄国革命、热情保护和资助处于困境的俄国革命者的“可爱的老同志穆尔”（蔡特金语）最终离开了使他伤透了心的苏俄。五年后他因病逝世于柏林。这期间国际上反苏声浪甚嚣尘上，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伤心透顶的穆尔发表过任何反苏的言论。
推诿扯皮 欠债不还
好在苏共的历史档案留下了上述事件的客观纪录，使得8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能够了解到事件的真相。实事求是地讲，列宁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基本无可指责。他对穆尔借款及其索还的行为表现了一个革命党人处事待人的高度原则性和诚信、正直、公正、负责的态度。由于患病和早逝，使他在生前未能亲自为“自己的朋友”办完该办的事，他无法为此承担责任。关键在于苏共和苏维埃政权的其他领导人（拉狄克和布哈林除外）对此采取了极端不负责、不严肃、不人道的态度。
当年亲自向穆尔求贷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的负责人，十月革命后又在苏维埃政权中担任外交和经济工作的雅·加涅茨基在接到列宁尽快清债的指示后给莫洛托夫的信中竟然说，“还钱”、“清账”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摆脱穆尔的纠缠，不要让他“老呆在莫斯科”。须知，此时这位借款当事人手中还拿着借款的余额。
最可恶的就是10年后被斯大林处死的季诺维也夫。无论在国外极端困难的日子里，还是十月革命前夕取道德国返俄的危急关头，他都得到了穆尔的热心帮助。但是在得知穆尔的还款要求之后，他竟置列宁的指示于不顾，首先是极力阻挠穆尔赴俄，继而又致信斯大林明确表示反对还款，主张将此“大宗款项”交给由他主持的共产国际。当政治局最终决定还款时，他又同斯大林商定要分期陆续办理。反倒是与此事无直接关系的布哈林看不惯这种做法，明确表示要按列宁的指示，马上彻底还清欠款，“不要时不时用几个戈比去打发”这位困难时帮助过党的国际友人。
从表面上看，办理此事的关键人物是时任中央书记的莫洛托夫。不论是列宁、蔡特金还是穆尔本人的信都集中在他手里，由他实施办理。但他却始终拖着不办，因为他很清楚，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总书记斯大林。而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可能正忙于同托洛茨基斗争，根本不愿理会此事。最后，要不是碍于蔡特金的面子，要不是怕多病缠身的老穆尔死在莫斯科，产生不利的国际影响，这件事不知还要拖多少年，而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也很难预料。
应当说明的是，这决非简单的经济问题。因为这笔欠款满打满算不到4万美元。放在普通个人的账簿上，或对处于地下状态的困境中的革命党来说不是小数，但是对于已经取得政权处于执政地位的苏共和苏维埃政府来讲，这几乎是可以忽略的不值一提的数字。
排除了经济因素之后，剩下的只能是政治和道德问题。说是政治问题决非危言耸听和随意“上纲上线”。穆尔的资助虽然是个人行为，但他本人是德国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曾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负责人。用蔡特金的话讲，他是“一生都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无私的忠诚战士。尤其是在最艰苦的时期，他准备为俄国同志付出任何牺牲，在政治上物质上为他们服务”。在全力支持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他想在自己的祖国（和意大利）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和钱财”。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何处理与穆尔的关系，如何评价穆尔对俄国革命的帮助和贡献，涉及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和友谊的问题，其国际政治的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视。何况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把自身的生死存亡和未来命运都寄托在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革命的全面爆发和胜利之上。为了自身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局和根本利益，胜利了的俄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团结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其中包括那些不理解甚至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党人。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使命。如果连诚心诚意关心和帮助自己的兄弟党的朋友都不能团结，要实现这一伟大使命又怎么可能呢？即使仅仅从捍卫俄国革命自身的荣誉和利益出发，仅仅从有助于澄清和驳斥所谓布尔什维克党接受德国反动政府的津贴一类政治谣言来考量，俄国党和政府也应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与穆尔的关系问题。总之，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无论对俄共本身还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大局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政治上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