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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2)05－0004－17
自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西方霸权一直盘踞于体系的中心，非西方国家则处于体系的边缘。显而易见，现代国际体系是一个西方国际体系，反映了西方国家的特殊利益和支配性权力。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认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运动过程是“以100年为单位的世界性权力兴衰盛亡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展开过程”①。随着20世纪的结束，国际体系中的西方世界性权力正在逐渐衰减，东方世界性权力则处于群体性崛起的成长阶段，预示着即将展开的国际体系是一个自1600年以来史无前例的后西方国际体系(post－west international system)。
一 西方的兴起与西方国际体系
“西方”和“非西方”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对地理学概念，实则有着极其复杂的含义。“西方”象征着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一种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制度、一种内在的文化优越感。“西方”被赋予如此特性，滥觞于“西方的兴起”。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美洲，欧洲观念中第一次出现了所谓的“西方优越感”。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的兴起”赋予欧洲文明现代性，“欧洲优越论”通过东西方对照而深深地嵌入欧洲观念之中，即普遍地相信西方是外向的、有活力的和进步的，而东方(即亚非拉)是专制、停滞和落后的。19世纪欧洲经历了更加深刻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大多数亚洲国家却陷入内部衰落，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已经根深蒂固，就连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认为“西方是朝气蓬勃的，目光向前的、进步的、自由的，而亚洲是停滞的、落后的、专制的”。②此后一百余年，这个观念作为东西方分野的一个重要测度标准，左右着欧洲对东方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看法。
现代国际体系滥觞于“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这个现代国际体系显然是一个以西方权力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欧洲人通过把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们纳入到彼此有序的经济和战略联系中，从而创造了第一个全球体系，这一点看来几乎是不言自明的”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就是资本与国家强权合二为一，正是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欧洲向世界范围扩张，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体系，整个美洲大陆被欧洲国家占领和瓜分，它们划定领土界线，通过商业活动把分散的部分连成一个整体；欧洲以武力征服亚洲的帝国和王国以及非洲的部落国家，把它们统统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少数几个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如日本、土耳其等)被迫适应欧洲模式以保全自己。毫无疑问，在欧洲向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征服者不可能领会欧洲之外世界文明的价值及其存在意义，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国家利益和强权塑造了现代国际体系，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广泛、持久地流行的根源。
现代国际体系有几个普遍而稳定的特征。第一，现代国际体系是一个继承性霸权体系。从“西方的兴起”到20世纪结束，国际体系经历了四个霸权兴衰周期，在每个周期，都有一个西方强国充当世界霸主，因此所有霸权均具有继承性特点。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无不如此。荷兰、英国和美国彼此变换权位，如荷兰取代西班牙，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取代英国。在这种继承性的霸权体系下，主要西方强国，包括衰落的霸主和失败的挑战者，自始至终盘踞在国际体系的中心，形成了一个国际统治集团。虽然体系存在不稳定性，即霸主享有对世界的支配性权力，而其他西方大国要么追随霸主分享权势，要么积蓄力量挑战霸主，但是历次霸权衰落和争霸战争都没有导致西方集体权力的坍塌，西方世界作为一股群体性势力一直主宰着东方世界。即使在美苏争霸、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期，这种世界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西方霸权的群体性优势始终是压倒性的。西方对东方、北方对南方的集体统治，一直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个铁律。
第二，西方国际体系的维系有赖于主导单位(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西方国际体系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国际体系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上层建筑，因此西方国际体系的秘密在于国家强权与资本的高度结合。在资本主义国家支持下，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向外围渗透和扩张，直到囊括所有前(非)资本主义地区，在把后者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国际体系就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对称权力结构，即一种全球范围内发展的等级化：工业化的中心地带、部分工业化的半边缘地带和不发达的边缘地带。这种不平衡发展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无论中心地带的权力结构是否随着霸权更替而发生突变，全球范围的不平等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在世界性权力(如霸权)的支配下自我维系和稳定，除非出现新生的干预性变量，否则体系是不可能自行调整和变革的，因为世界的平衡发展与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律相冲突，中心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积累必须依靠全球范围的发展不平衡作为基本条件。现代国际体系中西方世界的权势正是依赖于全球性的不平衡积累，维持现状自然就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霸权体系的权力分配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是体系中心进行空前激烈的霸权争夺，即围绕体系的最高控制权而竞争。德国在欧洲进行了精心的军事准备，企图一举摧毁英国的世界霸权，日本借助现代国际体系的欧洲中心发生反体系战争，趁机在东亚地区蚕食鲸吞西方的势力范围，继而又发动战争，企图建立一个军国主义的亚洲帝国。二是作为整体的西方国家全面控制着边缘地带的非西方国家。二战后，由于美国的超强地位和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西方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有所变化，即体系中心不再上演霸权争夺战，欧洲和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支配性地位，满足于“追随者”的利益。以苏联为中心的非西方国际体系对西方霸权构成了挑战，边缘地带成为美苏争夺和控制的对象。在美国霸权体系下，西方国家形成了整体性利益联盟，至少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西方维持现存体系的集体意识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这种集体意识之所以形成，就在于国际体系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上。美国一直在发号施令，于幕后拟定有利于西方利益的游戏规则，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的国际机制。同时，根据其霸权角色承担了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一方面，它可以据此将自己的意志部分地强加于西方盟友；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国家从美国霸权中受益而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的领导。
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体系变革的解释通常聚焦于新旧霸权的替代过程。也就是说，国际体系变革仅仅被解读为世界支配性权力的大转移。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到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无不认为争霸战争和霸权更替是国际体系变革的标志。但是，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到美国霸权体系，国际政治的权杖只不过在西方国家之间相互易手，霸权兴衰周期并不意味着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或者说，霸权发生了转移，整个体系的统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基本逻辑始终是西方世界统治东方世界，北方国家控制南方国家。换言之，四百年国际体系是一个维持西方集体性权势地位的国际体系。④
为什么说在历史上发生了多次霸权更替的背景下，现代国际体系仍然是一个维持现状的西方国际体系？这里所说的“维持现状”并不是指大国实力格局的稳定不变，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基本规律，大国力量对比的稳定几乎是一个神话，资本运动本身不断地推动着国际经济实力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激发更大规模的资本运动，否则一切资本化的利益冲动都会窒息而亡。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国际政治后果就是新兴霸权的崛起和传统霸权的衰落，乍看起来，霸权更替似乎改变了国际体系的现状，但是如果从更深邃的全球主义视野来看，在四百年间西方统治东方的国际体系格局却没有发生任何的动摇，这个道理显然是公认的，并且可以轻易地从1600年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中得到证实。因此，现代国际体系始终是一个维持现状的西方国际体系。
二 东方的兴起和后西方国际体系
冷战结束后，现存的西方国际体系非但没有因为前苏联挑战失败而趋于稳固，反而进入了一个持续动荡、世界性权力重构的调整期。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体系变与不变的认知和回应有着天壤之别，一方面，历史终结论和单极世界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一超多强和多极世界论也证据确凿，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但“历史终结论”和“单极世界论”似乎更占优势。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际体系演变的迹象才渐渐清晰，其中两个相反趋势的并行发展，印证了历史终结论行将崩溃，国际体系变革时代已然到来。
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两大相反趋势并行发展的情况，即1600年以来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其后果是直接导致一个不平等的、权力失衡的国际体系的确立。一般来说，关于东西方权势的转移，西方学者普遍相信“西方的兴起”的庸俗解释，并且着重于描述西方为何必然取得成功。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存在一个普遍的“17世纪危机”，资本主义是作为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案而登上历史舞台的。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则提出了一对对应的解析范畴，认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后认为，所谓普遍的“17世纪危机”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亚洲从1400年起开始的全球经济扩张至少持续到18世纪中期，当时亚洲居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在1750－1800年期间，这种长周期的上升阶段(A阶段)达到了最高转折点，此后就转向长时间的下降阶段(B阶段)，大约从18世纪末，亚洲走向衰落，从而使当时还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欧洲获得了进入体系中心的机会。弗兰克驳斥了西方兴起的必然性说教，欧洲不是因其优越性和独特性才获得成功的，而是因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即亚洲)发生了危机。世界体系的霸权转移，每一次都主要取决于体系中心发生波及整个体系的危机，而不是取决于原先的(半)边陲地区或其他新兴的领先部门的长期“准备”或可预见的“兴起”。⑤
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正好相反，即东方的兴起⑥和西方的衰落。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说，这是四百年历史上未有之变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经呈现出不可逆转之势，随着东方世界性权力的兴起，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不可避免地朝着东西方均势的方向发展，意味着国际体系即将发生实质性变革。显而易见，这个变革过程将宣告西方国际体系的历史性终结，世界正在进入后西方时代，现存国际体系即将让位于一种后西方国际体系。
(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标志着东方正在回归国际体系的中心
1600年以来，随着西方的兴起，西方国家实现了群体性崛起，而东方国家则出现了群体性衰落。可以说，现代国际体系几乎所有的特征都是由这个变革过程塑造而成的。因此，当代国际体系的真正变革有赖于出现相反的趋势，即东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西方世界的普遍衰落，因为任何单个国家的崛起都无法根本性地改变现存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和运动形式。同样，霸权的衰落仅仅意味着国际体系的权力变奏，只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体性衰退，才能纠正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失衡。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突出地表现于“金砖国家(BRICS)”普遍而快速的经济增长。2001年高盛公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2003年高盛公司发表《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该报告预测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巨变，金砖四国将全部跻身于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即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之列。2009年“金砖四国”首脑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会晤，2010年金砖四国峰会在巴西召开，共商推动金砖国家合作与协调的具体措施，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初步形成。2010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俱乐部。在八国集团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的背景下，由于金砖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总体经济实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欧洲经济陷入困境，美国经济遭受重挫，从全球来看，中期增长主要受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拉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砖五国(BRICS)。中国是拥有巨额财政盈余的国家。“这意味着崛起的金砖国家已经在全球复苏战略中赢得了领先优势”。⑦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金砖国家凭借突出的经济活力而弹射出来，在全球体系中已经扮演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突出。国际分析家预测金砖国家在21世纪头十年结束时在全球产出中的比重不到10％，而实际所占比重是预测的两倍。考虑到大多数七国集团(G7)增长乏力，未来几年全球消费增长很大部分将由金砖国家拉动。此后，高盛公司又提出了“金钻11国(Next 11)”，汇丰银行则提出了“灵猫六国(CIVETS)”。⑧在这17个新兴经济体中，⑨绝大多数成员具有非西方的成员身份。它们的崛起代表着整个东方的兴起。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金砖国家将为发展中国家创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并引领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全球政治的板块构造发生的这一转变，正在重新定义这个世界。
(二)西方大国的群体性衰落为西方世界向东方世界的权力让渡创造了条件
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造成的影响是历史性的。这场危机虽然没有直接导致美国霸权的坍塌和西方国际体系的土崩瓦解，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中力量不对称的格局。冷战结束后，现代国际体系变得更大，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体系，体系变革不再是由外来挑战者推动的，而是由内生的颠覆性变量推动的，一方面，由于这个新变量的特殊性，西方国家不得不倚重于它，并且无法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除掉这个变量，只能任凭这个变量发挥作用，哪怕是逐渐地瓦解这个西方权力体系；另一方面，这个变量所具有的强大正外部性可以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权力，从而在国际体系中自由地发挥着改造体系的作用。
首先是美国霸权的削弱。从短期看，美国作为“全球唯一也是最后一个帝国”仍享有超强的地位，但是所谓“压倒性力量”已经成为一个神话。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了短期负增长，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实体经济虚弱，国际竞争力下滑。美国国债在2011年5月16日触及美国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在美国政府与其参众两院之间险些引发一场政治危机，美元的全球信誉严重削弱。从中期看，华盛顿有可能丧失在全球事务中发号施令的权威，一种可能的趋势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仍然可以维持单独一极的地位。从长期看，美国霸权将逐渐衰落，从而丧失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资源和信誉。
其次，作为西方世界的堡垒，欧洲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陷入债务危机。欧元危机的根源在于：成员国负债过高；若干欧洲区成员国经济缺乏竞争力；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制度设计缺陷。由此可见，欧盟制度才是欧元危机的真正根源。以德国和希腊为例，当两国从事自由贸易时，生产率增长较低的一方通常会发生货币贬值。但是货币贬值实际上不会发生，因为它们使用统一的欧元。在共同货币体系下，希腊在过去的10年中，其单位劳动力成本相比德国提高了30％，这就相当于希腊有效真实汇率升值了30％，希腊政府不得不通过借贷增加财政支出，事实证明举债财政是不可持续的，结果希腊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高达142.8％，成为欧元区负债率最高的国家。意大利仅次于希腊，负债率达到120％。作为欧元区第三、全球第八大经济体，意大利2011年GDP总规模1.55万亿欧元，负债却高达1.9万亿欧元，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债务负担也不小，整个欧元区都存在着塌陷的危险。在不打破欧元货币体系的情况下，如果欧盟政治家不能顺利实现结构性调整，那么欧洲在全球治理中不仅作用降低，而且有可能成为“不负责任的大国”，欧盟内部甚至可能会出现一批“失败国家”。
最后，全球金融危机潜在地破坏了西方的权力，从而有利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权力均势。在八国集团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之际，新兴经济体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平均增速达到6.2％。实际上，金砖国家已经在减缓欧洲债务危机中开始发挥作用，由于全球性需求不足，新兴经济体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在纽约和伦敦的金融市场正发挥着救市的作用，这些资金大都投资于亚洲以外的地区，绝大部分借给了高负债的发达经济体(通常是西方国家)的政府，以平衡其财政赤字。“在全球金融事务中，金砖国家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在创建透明、可预测的金融结构方面，它们迫切要求扮演关键性角色。”⑩未来，金砖国家将发挥更重要的全球作用。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国际体系中呈现出上升态势，如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新加坡等，强劲的经济增长确保它们在国际贸易和外交谈判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平衡力。
(三)世界性权力的东移
在国际舞台上，发展中国家不再是“沉默的南方”。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群体性崛起的姿态展现在国际政治的竞技场。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19世纪东方大国群体性衰落的景象渐渐隐退，世界历史徐徐展现出一幅新的画卷，衰落的古老大国踏上了群体性崛起的征程。显而易见，东方正在找回它们曾经一度失去的世界性权力，重新回归国际体系的中心。2006年，贾汗吉·波查(Jehangir Pocha)提出，“印度和中国在欧洲殖民化之前就是亚洲的支配性国家，在这些竞争者中建立了密切的商业联系，从近期来说，中国和印度创造的经济力量将使日本黯然失色，并挑战美国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影响力。”(11)
现在，对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金砖国家的内部竞争多于战略性合作。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们之间在贸易和金融流动上的互动是有限的，中国在所有方面占有支配性优势，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控制着均势。另一种观点认为，事实有力地表明，金砖的影响力不仅存在而且已经清晰地展现出来，其前景比预期到来的还要快。(12)
金砖国家的世界性权力各有千秋。扮演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角色，需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完善的国家基础设施、无限的人才资源、政府和公司追求成功的意志力、金融准入和国际交流能力。可以说，中国似乎拥有一切，并且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在许多经济领域，中国已开始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多数分析家认为，中国的GDP总值将在202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显然，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已经获得了广泛的世界性权力，其中包括：确保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制度；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全球第二的经济实力；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三大领土；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核武器大国；全球治理俱乐部(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五国)中的话语权；五千年永续传承的民族文化及其凝聚力。可以说，中国不仅拥有一定的硬权力，而且拥有潜在的软权力，在现存国际体系向后西方国际体系转变过程中，中国担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就是竭力恢复其世界大国地位。俄罗斯拥有取得世界性权力的四大支柱，即地理、社会政治制度、自然资源和核武器。仅占世界人口2.4％的俄罗斯拥有10％的世界领土、21％的世界资源以及可以确保容纳4.5亿人口，它可过上高标准的生活，世界上只有俄罗斯可以满足如此程度的“边际安全”。(13)可以说，自然资源是俄罗斯世界性权力的一张王牌，俄罗斯联邦政府在1998年向国家杜马提交的有关俄矿物原料基地状况分析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已探明矿藏价值估计为28.6万亿美元，预估蕴藏量价值为140万亿美元。(14)在自然资源日益紧缺的未来世界，俄罗斯的潜在权力将更加凸显，俄罗斯在后西方国际体系中拥有成为次霸权的潜力。
印度的世界性权力来自经济增长、知识和软件产业、人力资源和核武器。如果说19世纪－20世纪是制造业和机器产品的世纪，那么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基于一个新的事实，即“21世纪是一个智力的世纪。”(15)印度从边缘到中心，主要基于知识的力量。在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印度逐渐在全球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中占领了制高点，已崛起成为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印度在知识经济和服务外包行业的领先地位，还将因其人口优势而得以继续扩大，据有关资料显示，2020年，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都将面临不同程度的劳动力短缺，印度则拥有大量潜在劳动人口(15岁－59岁)，在所有同等国家中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核武国家，但其世界性权力有一定局限性，在后西方时代的多极秩序中，印度难以独自成为一极。
迄今为止，巴西仍然缺乏世界性权力。丰富的自然资源、未来的世界粮仓、地球之肺和后依附时代的政治经济改革代表着巴西的权力。2010年，巴西GDP增长率高达7.5％，已经跻身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而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均居世界第五位。凭借自然禀赋和经济增长潜力，巴西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上升大国。巴西外交政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从全球视角看，巴西注重国际组织、借重全球市场和重塑国际体系，力图为本国和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好的发展环境，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中提供领导力。
2010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这样金砖俱乐部在地理上覆盖了东亚、非洲、东欧和拉丁美洲，其代表性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南非的权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最重要的经济地位。1994年以来，南非经济稳定增长，在2003年至2007年全球增长阶段，南非平均年经济增长率约5％。南非是非洲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南非企业在非洲金融、电力、电信、建筑、农业等行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从种族隔离转向民主政体增加了国家软权力。1994年以来，南非转向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民主治理，开始进入国际舞台，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南非是许多重要国际组织中的非洲代表，曾经是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机制(G8＋5)中唯一的非洲成员，目前则是二十国集团(G20)唯一的非洲成员。三是作为“非洲之门”的战略地位。(16)所谓“非洲之门”，意思就是南非要在非洲事务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南非要成为跨国公司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投资的总部。利用该国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基础设施，协调所有地区性经济活动。很多南非公司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设有分公司，地缘接近，风俗相通，具有信息较充分、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其次，跨国公司可以利用该国相对先进的运输和分配网络。最后，南非可以成为跨国公司的“外包中心”。南非拥有提供后勤服务(特别是运输)和地区分配网络的强大能力。
金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秩序的演变方向。一方面，打破了八国集团垄断世界经济权力的局面；另一方面，避免单个国家崛起导致的霸权紧张状态，未来国际政治体系的逻辑不是中美争夺权力，而是权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传统强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换言之，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或南方)新兴经济体共同发挥国际秩序的稳定作用。世界经济体系出现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八国集团，另一个是金砖俱乐部。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可能单方面主导国际经济秩序，设定国际经济议程，支配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
由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相对权重的增加，全球经济秩序可能陷入某种紧张状态，二十国集团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缓冲器，它提供了八国集团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框架，未来国际经济议程和全球经济治理将由二十国集团来决定。八国集团的脆弱性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事实证明，依靠八国集团走出金融危机是不可能的，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走向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
当今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一系列问题跟随变革而来。后西方国际体系是什么？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世界大国的意图如何？群体性崛起是否导致国际体系的失序？新兴大国是否真正设想过要构建一个西方秩序的替代方案？新秩序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美欧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如何反应？特别是当今的世界霸主是否准备好接受新的世界性权力中心？并不是所有这些问题都能从理论上加以清晰的解释，因为不确定性原理似乎还是国际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概括一些基本的特征。
(一)后西方国际体系是一个过渡性体系
它是西方国际体系向新国际体系演变的过渡阶段，在新国际体系确立之前，我们姑且称之为后西方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体系本来就是一个欠完备的概念，“即使那些对国际体系所做的十分精深的解释，也未能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17)。体系演变已经显示出某些趋势和迹象，同时还出现了新的体系变量，这使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即西方正在失去部分权力，这些权力转向了东方，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正在削弱，并且还将继续削弱，因此，把后西方时代的国际体系称为后西方国际体系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人们一直以来正是从欧洲为中心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与此相伴生的是，非欧洲的‘他者’理解国际关系或组织它们世界的方法得不到认同”(18)。显然，这个概念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二)后西方国际体系将朝着一个没有霸权的国际体系的方向发展
首先，新兴大国的崛起导致后西方国际体系的中心进一步膨胀，中心国家数量增多，过去国际体系中东西方力量高度失衡的现象将有所扭转和纠正，霸权将逐渐从国际舞台上隐退。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自然资源的约束和世界市场的限度，新崛起的国家也不可能获得历史上那种全面的、压倒性的优势。现在，国际体系中心的大国数量持续增加，老牌中心国家有所衰落，但不会沦为半边缘国家，新兴经济体相继加入中心俱乐部，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国际体系全部世界性大国席位的旧格局。19世纪国际体系共有五个大国即英、法、德、美、俄，日本当时是一个候补大国；20世纪国际体系共有七个大国(即美、英、法、德、苏、日、中)，印度是一个候补大国；21世纪初国际体系共有八个大国，即美、中、俄、英、法、德、日、印，巴西是世界性大国的候选者，这说明国际体系中心国家的数量还会增加。中心国家数量越多，霸权或帝国统治世界的阻力就越大，并且它绝对统治的地理范围越来越小，霸权或帝国利用强权取得资源的能力也越来越小，这样就加速了它的衰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强权不可能全面控制经济要素的大规模跨国界流动，并且任何大国都难以垄断世界资源，世界发展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均衡(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因此再次形成霸权或帝国的可能性很小。
其次，历史上每次大国数量的增加，都会引起权力的再分配。虽然权力分配总是不平衡的，但最终结果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渐渐被稀释，因为此前主要权力汇聚于霸主之手，而所有大国都倾向于权威的均等化，所以每次权力再分配都导致霸权的削弱。在后西方时代，体系更加异质化，例如，西方传统大国以民主政体为基础，而新兴大国的政治体制则各有不同。中国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央政府对经济事务拥有决定性影响力，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自然不同于西方政体。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也有显著的差异。在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因为缺乏转向西方式民主的关键条件——强大的中产阶级，导致了国内政治制度的失序，同时，由于俄罗斯以激进方式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俄罗斯几乎变成了一个失败国家。(19)自从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加快进行后休克式改革，国家权力再次集中于政府和精英分子之手，政治转向“国家控制的民主(state－controlled democracy)”。
中俄两国主张强化传统的主权观念和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对这些理念持欢迎态度，问题在于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会构建什么样的国际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发号施令往往不能奏效，军事手段又受到各种环境的限制，于是，只能选择合作与共治，这就限制了它任意挥舞权杖的能力。况且，随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危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全球治理的成本如同无底黑洞，没有大国共同参与治理，霸权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它“心甘情愿”地和平移交部分权力，这些权力将沿着经济和政治两条线渐进转移，每次转移都会通过协调的方式进行。四百年来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的方式确立国家强权的观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显然行不通了。
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两股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第一股力量是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俱乐部(如八国集团)，曾经主宰着世界经济议程和国际事务；第二股力量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金砖五国。现在，“金砖国家”这个概念“已经成为讨论权力从发达的八国集团向发展中世界转移的同义词”。(20)二十国集团则代表着八国集团与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上进行合作并分享权力的一个重要机制。两股势力的此消彼长，一方面有利于南北之间的平衡、协调与合作，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东西方分享国际权力的新型关系，特别是决定全球经济发展议程的权力。实际上，目前权力分配仍然是不平衡的，这说明二十国集团的决策权仍然存在着扩大的空间，八国集团应该让位于二十国集团。在二十国集团的框架下，北方和南方、西方和东方不仅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气候变化、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反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要广泛合作，共担责任与义务，而且还要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共同制定国际制度与规则，共享权力与利益。
(三)后西方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反西方国际体系
在国际体系中，当权力分配不均时，就会出现“极”的身份，“极”代表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权力以及行使权力的独立性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都可以单独构成一极，印度和巴西暂时不具备构成单独一极的条件。极的增加是导致冲突还是和平？新兴的极定然会挑战传统的极吗？就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而言，是否会形成一个反西方国际体系？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绝不能一概而论。历史经验是有用的，但经验并不能完全用于预测现在和未来，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国际体系演变的动力和轨迹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迫使大国通常选择以武力方式实现崛起，即通过争霸战争来重构国际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的当今时代，大国(包括霸主)的战争行为受到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新兴大国不仅可以从经济上实现和平崛起，而且可以在国际体系中和平、渐进地增强其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现代国际体系一直存在着两大紧张关系：一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心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突出表现在霸权和挑战者之间的激烈冲突，其特点是争霸但不反霸，更不反体系。从历史上看，对霸权的挑战都来自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中心，这是因为自主性积累仅仅发生在体系的中心，其中一些国家的自主性积累速度超过了另外一些国家，造成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不利于霸权的重大变化，这时积累更快的国家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国际政治地位，国际体系的紧张状态达到顶点，从而爆发争霸战争。当西班牙行使霸权时，英国联合荷兰对西班牙进行制衡，英国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但公海控制权却戏剧性地落入荷兰之手。英国又联合法国打击荷兰的海上霸权，导致荷兰彻底衰落。此后英法之间爆发了五次争霸战争，其中有四次是由英国方面发动的，在七年战争之后，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殖民地，英国从此崛起。在20世纪初，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企图颠覆大英帝国的霸权，但德国不是选择与法国或俄国结盟，而是选择更容易控制的二流国家(如奥匈帝国、土耳其、意大利和日本等)结成同盟，挑战不仅彻底失败，反而给美国建立世界霸权创造了机会。所有这些挑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家之间进行的，因为历史上只有中心国家具备改变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能力。二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其特点是反霸反体系，而争霸仅限于特例，如苏联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严格地说，所谓反体系运动或革命，仅仅适用于中心－外围的结构性冲突之中，换言之，只有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反抗才具有反体系性质。问题在于，历史上外围反体系运动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外围一直受到中心的政治经济控制，多数外围国家甚至没有实现主权独立，普遍的依附性积累不可能在外围地区造成强劲而持久的经济增长，这就它们就不可能形成挑战现存体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第二，外围的确拥有一种反抗意识，由于霸权力量往往是压倒性的，外围的反体系意识相当模糊，即反对中心国家的集体控制和剥削，争取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而不是反对国际体系中的霸权。第三，在中心－外围关系上，西方国家存在着控制外围、维持现状的集体利益，这就使它们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中心国家的联盟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外围地区。因此，外围的反体系运动或革命从来都没有取得过真正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因摆脱资本主义控制、实现自主性积累而迅速崛起，向美国霸权发起了挑战。美苏争霸标志着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对霸权的挑战第一次来自于体系之外的世界性大国。正如所有反体系运动一样，苏联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由此可以看出，霸权战争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权力中心地带进行的，外围力量对中心地带及其霸权的反体系挑战至今没有成功的先例。
在世界权力结构变革过程中，以军事手段，通过结盟等方式挑战和摧毁世界旧秩序往往酿成悲剧，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的共识。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大国，无论其政治制度有何差异，共同的成长经验也说明：一方面，它们都需要在世界市场上配置资源，因而不可能反抗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交换网络；另一方面，更加包容的国际体系为它们的和平融入创造了政治空间，因为经济全球化有意无意地创造了有利于新兴国家和平融入体系的条件，如全球一体化、相互依赖关系、全球共治、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虽然权力、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广泛地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但解决的方式同样是多种多样的。大国在军事安全上相互制衡，在政治上展开对话与合作，在经济贸易上相互依赖，在文化上相互渗透和包容，这就决定了从现代国际体系到后西方国际体系是一个和平演变的过程。同时，大国的群体性崛起限制了霸主对挑战者进行镇压的意愿和能力，因为一场争霸战争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新兴大国更不可能发动争霸战争，以武力争霸得不偿失，历史上大多数争霸战争大都以霸主和挑战者两败俱伤而告终。现在，争霸战争发生的概率更低，因为主要大国都拥有核武器，避免无限核战争已成为新兴大国的共识。因此，在相互依赖的后西方时代，国际秩序将有赖于实行全球共治的模式，为了维持均势，大国同意相互协调，在全球性问题上共担责任，在国际秩序稳定方面相互承担义务。合作共治将成为后西方时代国际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尽管体系变革带来了混乱，从西方时代向后西方时代的和平发展仍然是大势所趋，国际秩序甚至比过去更加稳定，不仅因为大国之间相互制衡，不再有所谓“压倒性”霸权力量，而且资源是通过世界市场而不是国家强权进行分配的。对于国际体系和平演变的解释，还因国际社会的形成而加强。在西方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国际体系的扩展先于国际社会的扩展，实际上先有国际体系，后有国际社会，在四百年现代国际体系史上，体系的演变规则不受国际社会的约束。具体到现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存在于同一个时间维度上，也就是说，它们的关系是共时性的，这样两者就相互制约，并且主要表现为国际社会对国际体系的制约作用，国际社会中的规范规则、国际制度和机制、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正在形成一种世界共同利益和价值。这就打破了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关于国际体系只有政治和军事两个维度的陈词滥调。过去四百年的现代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战争也就成为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现在由于国际社会日益形成，国际体系不完全是自助的体系，存在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从而对大国之间的战争行为起着制约作用。虽然后西方国际体系中存在着东西方之间的激烈对撞，但是，无论霸主还是挑战者都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交战都将使自己的国家陷于不义，失道者寡助！
(四)新兴大国形成了某种共同意识或利益
新兴大国致力于以和平方式改变现存体系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也是后西方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现在，金砖俱乐部正在“南扩”，(21)南非已经加入了金砖俱乐部，印度尼西亚已经等候在俱乐部的门外，甚至已经有人提出“BRIICS”(22)的可能性。在全球经济中，金砖国家会形成一股群体性势力吗？2009年，金砖四国领导人召开了第一次峰会。在二十国集团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决策中，金砖国家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它给予西方国家太多的特权。2010年，二十国集团达成历史性协议，同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西方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约6％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这一改变使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第三大投票权国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也进入十大投票权国之列。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委员会从原来的五国扩大为十国，所有金砖国家都已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
总之，金砖国家最大的集体利益在于创造一个合作机制，实现共同崛起的目标。大多数金砖国家都是非西方国家(23)，在国际体系中都具有独立行动能力，它们都认识到本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处于非支配性地位。金砖国家已成为现存西方秩序的批判者，它们没有颠覆西方霸权的意图，但正在拧成一股群体性势力，并且已经展现了和平渐进地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的动机、能力和决心。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总规模举足轻重，实已拥有与西方国家博弈的能力，这是任何单一国家所做不到的。因此，金砖国家在多边问题上正在努力把国家利益汇聚成一个整体，以一个声音说话，采取共同的平衡战略。显而易见，金砖国家的机制化或集团化是一个权力倍增器，它将显著地增加东方(或南方)新兴国家的地位和权力。
［收稿日期：2012-03-02］
［修回日期：2012-04-17］
注释：
①Georgi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 Stat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0,No.2,1978,pp.214-235.
②罗伯特·B.马克斯著，夏继果译：《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页。
③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等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④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并不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的产物，在近代早期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之前，国际体系就已经存在，它以地区性国际体系的形式而存在，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进一步使各个地区性国际体系连起来，首先表现在从地区扩展到全球范围，其次表现为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垂直分工体系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包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内的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国际体系是一个500年的国际体系，1500年不仅是从古典国际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变的一个分水岭，而且标志着东西方权力的大转移。也有学者认为，欧洲的优势地位和现代国际体系是从1600年开始的，16世纪的西班牙霸权没有达到统治世界的程度，甚至在欧洲地区西班牙都没能建立“西班牙治下的和平”，17世纪的荷兰霸权更是昙花一现，所谓的霸权与19世纪英国霸权相比简直相形见绌。还有一些学者，以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为代表，认为真正的权力转移发生在1800年之后，当时亚洲从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跌落，政治经济霸权转移到欧洲。因此，西方国际体系迄今为止只不过持续了200年时间。
⑤张建新著：《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⑥这里所说的“东方”，同样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正如“西方”不是一个地理学术语。“东方的兴起”这个概念是相对于16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而言的。在几乎所有西方文献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在内，都把“西方”和“东方”看做是发达与不发达、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地理上处于东亚的末端，其文化和政治制度与欧洲相差悬殊，但日本却被欧洲接纳为西方国家。巴西是从葡萄牙殖民地发展而来的，在种族和文化上跟欧洲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但巴西从未被欧洲视为西方国家。因此，“东方”实际上指不发达的非西方世界。根据这两个概念的特殊含义，所有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都是不发达的，它们都代表着东方世界在国际体系中的存在意义及权力状态。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讨论了世界体系中的二元关系，即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他所说的“东方”虽然主要指中国和印度，但不局限于中国和印度，而是涵盖了整个亚非拉地区。陈燕谷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译本写了一篇序文《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在此文中他对弗兰克著作中提到的“东方”和“西方”两个概念进行了阐释。“世界历史的断裂和质变同时在两个方面呈现出来：在时间性维度上标志着‘现代’开始与‘过去’或传统构成一组二元对立，在空间维度上标志着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the west and the rest)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现代的进步的创新的开放的西方对传统的停滞的保守的封闭的东方”。这段文字可谓切中肯綮。参见冈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⑦Peter Drysdale,"The BRICS,the G-7 and Deploying New Global Economic Power," European,View,Vol.10,No.2,2011,pp.59-164.
⑧2001年高盛公司的吉姆·奥尼尔提出金砖国家概念之后，又提出“金钻11国”，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11个新兴经济体。随后，汇丰银行提出未来全球经济将属于“灵猫六国”，即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6个新兴经济体。六国拥有令人称羡的人口结构，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⑨灵猫六国中的南非已经加入金砖五国，除南非和哥伦比亚之外，其他灵猫四国都属于金钻11国之列，因此“金砖”、“金钻”和“灵猫”三个概念所提及的新兴经济体共有17个。
⑩Maria Monica Wihardja,"The G20 and the BRICS:How to Manage the Politics? East Asia Forum,"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1/04/06/the-g20-and-the-brics-how-to-manage-the-politics.
(11)Mark Kobayashi-Hillary,ed.,Building a Future with BRICS:The Next Decade for Offshoring,Berlin:Springer,2008,pp.177-183.
(12)Peter Drysdale,"The BRICS,the G-7 and Deploying New Global Economic Power," European View,Vol.10,No.2,2011,pp.159-164.
(13)V.K.Aggarwal and K.Govella,eds.,Responding to a Resurgent Russia:Russian,policy and Response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Berlin:Springer,2011,p.17.
(14)郑羽、庞昌伟：《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5)Mark Kobayashi-Hillary,ed.,Building a Future with BRICS:the Next Decade for Offshoring,Berlin:Springer,2008,pp.147-159.
(16)Peter Draper,"For How Long Can South Africa 'Punch above Its Weight'?" European View,Vol.10,No.2,2011,pp.207-213.
(17)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等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8)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第18页。
(19)V.K.Aggarwal and K.Govella,eds.,Responding to a Resurgent Russia:Russian Policy and Response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p.43.
(20)V.K.Aggarwal and K.Govella,eds.,Responding to a Resurgent Russia:Russian Policy and Response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p.132.
(21)虽然金砖国家最初仅由金砖四国组成，但它是一个不断向更多新兴经济体开放的发展俱乐部，2010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俱乐部。所谓“南扩”，是指金砖国家俱乐部将逐步从南方国家中吸收新成员，而现有的北方国家基本上都是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国。
(22)如果印度尼西亚加入金砖国家俱乐部，那么BRICS就进一步扩大为BRIICS(金砖六国)。
(23)在金砖五国中，只有南非属于西方国家，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都不属于西方国家的范畴。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巴西在卡多佐政府时期的国家发展方向显然是西化的，印度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最大的西方民主制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曾经向西方靠拢，但现在实行所谓“国家控制的民主”。关键问题不在于政治体制，而在于所谓“西方国家”的概念并不是开放性的，而是限定性的。历史上所谓的“西方”，最早仅指欧洲(中西欧)，后来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崛起，这个概念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放大，西方意指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扩大的欧洲”。换言之，“西方”这个概念在历史上自我设定了一系列的资格和条件，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尽管实行了民主制度，但它在经济上尚不具备加入西方国家的资格，印度和巴西也是如此。从西方来看，俄罗斯无论采取什么政治制度，都不属于西方，中国则有意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独立性。一般来说，“西方”和“东方”(非西方)两个概念是并立而存的，如果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成为西方的一部分，那么“西方”这个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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