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型”+“创业型”：安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安徽论文,有效途径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徽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劳动力输出省份和“民工潮”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外出打工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劳动力异地转移成为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来市场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构成改变，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使农村劳动力出现持续逆向转移。如何认识劳动力转移的变化趋势？如何选择既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又符合我省贫困地区实际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如何扩展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具有现实意义。
一、劳动力转移过程：由“从业型”向“创业型”转变
我省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业型”和“创业型”阶段。
第一是异地转移——“从业型”阶段 80年代末期，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就业岗位增多，与内地收入差距拉大，推动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大规模流动。由此引发的“民工潮”一直延续到90年代，“民工潮”最高时，全省大约有500 多万劳动力流动转移就业，而外出劳动力以贫困地区居多。据1998年对全省农村住户调查，全省外出劳动力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10%，而贫困地区外出打工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1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 阜阳地区外出打工人员达200多万，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无为县达到25万，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1／4，年创劳务收入7亿多元。劳务输出已成为贫困地区重要的收入来源。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多数外出劳力以务工为主，外出打工被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因此，此次“民工潮”又称为“打工潮”，其生存性决定了劳动力从业型的特点。
第二是逆向转移——“创业型”阶段 90年代中期，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市场竞争加剧，经济结构调整，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一些行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劳动力就业弹性下降，加大了对外来农村劳动力的排斥。同时，由于制约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制度障碍没有消除，缺乏就业保障，导致劳动力就业成本和转移成本上升。我省外出打工人数明显减少，并出现由城市向农村的逆向流动。一部分早期“打工者”，在积累了一定资金、技术经验后，返乡后投资建业，推动了当地的“创业潮”。 如无为县先后已有5000 多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办或领办企业900家，其中年产值千万元以上工业企业14家，1998年实现营业收入8亿元。阜阳地区1998年打工回乡有154人领办、创办企业76家， 实现利税2480多万元，解决劳动力就业5642人。据估计，在每100 个外出打工者中，大约有4个人返回家乡创办或领办企业。 这不仅推进当地资源的开发、新兴产业发展，而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种回归式转移，表明就业已不再是仅仅为满足生计，而是为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好的发展机会，理智性选择决定了劳动力转移“创业型”特点。
二、“从业型”+“创业型”：劳动力转移的有效方式
“从业型”和“创业型”转移不能简单等同于异地转移、就地转移，它是以效率、而不是以空间变化为前提，通过转移主体就业行业的选择，反映不同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劳动力转移效率则是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的综合体现。
对“从业型”和“创业型”转移进行分析，以OPS与MN 分别代表它们的效率曲线，不难发现两种转移方式的效率差别。
图：两种劳动力转移方式的效率曲线
“从业型”转移效率是一条“倒U型”曲线。这是因为， 我省贫困地区多是山区、库区和沿淮行蓄洪区，生存环境恶劣，可利用的资源相对短缺。劳动力数量相对于资源拥有量较多，劳动力素质偏低。部分劳动力外出就业，一方面可以缓解人地紧张的矛盾，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外出打工人员通过“边学边干”，积累经验，增长知识，摆脱贫困地区的封闭和制约，有可能成长为开拓性、创业型人才，并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效率。
“从业型”转移增加了个人经济收入，提高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质量水平。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率，效率曲线处在上升的趋势（OP）。但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数量逐步增大，而素质水平有限，会导致劳动力转移效率（OS）下降。一方面劳动力持续向外部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加大，在对外来劳动力需求趋向饱和时，政策约束就会变强，制度成本和转移成本增加，个人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过度转移也会给农经济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这些都不同程度地致使资源效率和经济效率下滑。
“创业型”转移效率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它要以一定自然资源空间、一定可利用资金量和一定素质水平的劳动力为基础，当位于MN曲线下方时，表明区域人均资源占有量有限，当劳动力转移数量过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就会出现行业过度进入，经济结构趋同，市场竞争加剧，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或当人力资本不足，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不具备掌握生产技术、产品信息、市场运作能力，也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
为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有效程度，必须将两种转移方式加以有效组合。转移初期，限于自然资源匮乏、资本存量不足，而劳力资源丰富，劳动力通过异地转移，获得较为稳定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效率曲线处在一种上升的趋势。当进入转移中期，通过劳动力“从业型”转移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量，有利于加快贫困地区劳动力“创业型”转移，促进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率（位于MN上方）。在转移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制度约束，提升P点的位置， 尽可能扩大转移总量规模，使就地转移的空间更大，提高劳动力转移效率。
贫困地区劳动力“从业型”转移，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增加收入途径，更重要的是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通过“从业型”的就业行为使地域转移和产业转移结合，从外部经济系统获取内部经济系统支撑力，开辟了“创业型”就业渠道，启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劳动力“从业型”+“创业型”转移，不失为现时期一种有效的转移途径。
三、多重模式组合：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趋势
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决定了劳动力转移模式不是单一的。走“从业型”和“创业型”并举，实行多重转移模式组合，在开拓劳动力异地转移基础上，创建与发展多样化就地转移途径，尽快使贫困地区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这是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发展趋势。
1、异地流动型转移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以摆脱资源不足的约束，被视为一种投资少、见效快、实惠于农民、受益于地方的致富捷径，并易于在广大贫困地区推广。目前，通过这种方式转移的劳动力数量还不到我省贫困地区劳动力总量的1／5，而且地区差距也较大。因此，当前应采取分散流动、扩大范围、积极培育全省统一劳务市场等多种策略，提高劳务输出量。同时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劳动力结构也要进行相应调整，逐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向年轻化方向转移，以适应市场化择业趋向。
2、资源开发型转移
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结构是贫困地区的发展方向。重视资源的深度开发，充分利用好有限的耕地、非耕地资源，发展开发性农业、特色农业和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业，多途径扩大劳动力就业规模。这一转移方式已在我省贫困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山区通过山场资源开发利用，进行开发性农业生产；沿淮区通过实行规模经营，发展特色农业，现出了一大批兼业户、专业户，逐步通过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经营，带动劳动力由传统农业向大农业转移。
3、城镇集聚型转移
当前大中城市无法容纳众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选择向小城镇转移是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发展小城镇，有着一举多得的功效，不仅可以降低转移成本和就业成本，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从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可以通过适当集中，提高集聚效应，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减少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贫困地区生存条件和发展环境，并且为返乡人员提供投资兴业的场所和良好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因此，走一条适合贫困地区实际的城镇发展之路，对于加快劳动力转移，显得尤为重要。
四、政策建议：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大力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力度，推进实施劳动力转移多重组合模式，与本省贫困地区实际相一致，而且与贫困地区长远发展相一致，因此在政策制定中有几个导向性问题值得注意。
1、“民工潮”和“创业潮”，是“管”还是“促”。
对于“民工潮”而言，只要收入差距存在，流动是不可避免的，反映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理性化择业行为趋向。当前对“民工潮”采取的各种“管”的措施，不是疏导而是抑制性的，结果只能使转移成本上升，而不能制止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创业潮”虽然规模远不如“民工潮”，但所创造的经济收益并不少于前者，甚至更大。但是继“民工潮”之后的“创业潮”，各级政府在认识上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管”的方式不力，表现在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束缚太多，农村经济投资经营机制不健全，政策效应的滞后等多方面。
无论是“民工潮”还是“创业潮”，各级政府部门当前应采取的积极态度是，由“管”到“促”，变管理职能为服务职能。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开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建立省际间劳务协作关系，拓展劳务市场，除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大西北地区输出外，还要向国际市场开拓劳务输出渠道。要在提供培训场所、用工信息、咨询服务、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上，解除外出人员后顾之忧，帮助减少流动盲目性，做到输出有组织、流动有保障。并且政府在认识和行动上对回乡创业予以帮助和支持，为个体私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条件，不仅要提供市场咨询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而且在政策、税收、财政等方面予以必要的支持，建立与完善农民投资经营机制，多方面鼓励回乡创业，使其成为当地投资主体和经营增长点。
2、如何看待劳动力“输出”和“回归”。
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相对于自然资源量比较多，有些人就把劳动力资源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包袱”，劳动力输出只是减轻“包袱”，作为短期致富的一种手段来看待。重“输出”，轻“回归”的做法普遍存在。一些早期外出打工者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经验，很想回乡兴办企业，但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帮助，甚至还会遇到种种障碍。应正确认识劳动力资源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变“包袱”为“财富”，就是把“从业型”与“创业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在“输出”与“回归”上做好文章。要象支持劳动力“输出”一样，重视劳动力“回归”，一方面鼓励劳动力“从业型”转移，另一方面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利用返乡人员的资金与技术经验，积极鼓励农民投资建业，带动新的就业增加，加快“创业型”转移步伐，从而真正走上致富之路。
3、扶贫先扶“人”，还是先扶“业”。
扶贫是一项政府行为，贫困地区积极争取扶贫资金，通过兴办乡镇企业及其他开发性产业，带动了劳动力就地转移，加快脱贫步伐，扶“业”显得必不可少，但扶“业”的同时，对“人”的扶持不可忽视。事实上贫困地区扶“业”和扶“人”往往处在不对称的状态，结果是上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业项目，“业”有了，但缺乏一批创业者以及与产业要求相适应的、具有一定素质的劳动者，而常常以失败告终，造成大量扶贫资金的流失、沉淀。经验表明，人力资本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应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贫困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高度加以重视，当前尤其是要加强劳动力素质、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从业者素质；培育乡土人才，培养农民企业家、创业型人才。因此，树立先扶“人”再扶“业”的指导思想，在扶“人”的基础上同扶“业”结合起来。
4、是移民就业，还是移业就民。
我省贫困地区多是深山区、库区以及行蓄洪区，这些地方人口居住分散或原来就不适宜过多的人口居住，生存环境恶劣，交通、邮电、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差，有限的扶贫资金很难满足建设需求，投资效率低，充其量只能改善局部地区的条件，并不能使所有贫困人口受益。显然，这就需要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进行适度移民，有计划地实行移民就业，拆村并镇，统一规划安置，迁往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城镇定居就业，对这些地区优先进行有组织劳务输出，走“从业型”转移之路。而对于资源条件较好的地方可采取移业就民，走集中开发、合理集聚、“创业型”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