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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率是社会主义制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和比较，最终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根本手段。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效率的经济。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效率观点
讲求经济效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于它所从事的生产活动要有效率，在公有制社会中，经济效率是程度很高的经济规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共同的生产既然已经作为前提，时间规定自然就成为主要的了。社会需要用于小麦和牲畜等等上面的时间越少，它得以从事于其他生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时间就越多。……社会的全面发展，它的享受和它的活动，都视时间的节约而定。一切的经济，最后都归结时间的经济。”〔1〕时间就是劳动时间，就是活劳动时间和物化的劳动时间。在生产上所用的时间，就是其所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的节约，“成为共同生产基础上的第一个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程度很高的规律。”〔2〕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基本调节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的作用，首先迫使和促使企业按照甚至低于（如果要想获得超额利润的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其次才是商品生产交换者之间等价交换：简言之，价值规律，第一是经济效率，第二才是等价交换。而过去学术界注重研究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讨论的注意力集中在等价交换上，甚至将价值规律等同于等价交换，轻视或忽视了它的首要的作用。这对理论指导实践中提高经济生活的效率是不利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通过竞争发生作用，促使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加强经营管理来降低成本，即投入消耗。因为企业要在产业中生存，起码要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即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生产；而要获取超额利润，则要投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如果企业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也就是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和经营，企业就会被竞争对手逐出产业，就会被淘汰。对此，恩格斯谈得非常清楚，“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3〕
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特征，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列宁曾经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东西。”〔4〕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就应当在于它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来，比资本主义制度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5〕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理论上从唯阶级斗争论转向了发展生产力论，实践上以政治运行为主转向了经济建设为主。为了这种转变，我们付出了近30年的时间和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代价。
二、社会主义市场、效率和发展生产力
我们之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为了有效率地发展生产力的一种必然选择。解决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理论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可以以计划为主要手段来发展生产力，也可以以市场为主要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原苏联建国后的一些时间中，生产力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在一些科学和工业领域，它的技术甚至是领先的，而且生产力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了快速度和显著的发展，并与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相抗衡，称霸于世界。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原因并不是它没有发展生产力，或者发展生产力不快，而是在于它发展生产力的效率太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最终无法支撑这种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低质量的发展方式。
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生产力要讲究效果”。〔6〕他之所以讲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方式能更加有效率地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关于计划与市场， 理论上争论和实践中摸索了40余年。之所以在1992年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并不是因为计 划经济不能快速度地发展生产力，事实上我国建国后一些阶段的实践证明，它从规模和数量上发展生产力的功能比市场经济还要强。选择新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计划为主要手段发展生产力的效率太低，虽然规模在扩张，数量在增长，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质量太低，老百姓在生产力发展中得到的实惠与发展速度不成比例；而以市场为主要手段发展生产力，消耗低、投入相对少、产出相对高、质量高，老百姓在发展生产力中能真正得到实惠。因此，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主要目的在于能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增长要从粗放型模式转向集约型模式，说到底是一个效率问题。效率就是投入产出，就是质量，而投入要经过体制环节（体制模式）形成产出和质量。因此，增长模式的转变决定于体制模式的转变，即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是，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至今没有从观念和制度上得到很好的解决。从我国的统计制度和干部考核体制上讲，分析看重数量性的几个指标，考核干部也看部门或者地区的几个增长指标。这样就出现了在计划体制下为增长而增长的现象：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和贷款，注重发展规模和增长数量，甚至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但是，消耗高、浪费大、产出少、质量低，增长的效率较低，而社会和人民得到的实际福利与增长的速度很不相称，许多财富投入在毫无意义的浪费之中。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不是为了数字的增长，而是为了人民实际福利的增长。要真正改变这种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情况，根本也在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即为市场的数量要求、质量要求、新消费要求而生产，因为人民群众的需要通过市场来表达。
三、低效率与国有经济命脉——货币银行体系潜伏的风险
我们认为，整个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潜伏的许多危机都源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国有企业占有我国全社会大部分的资产、人才和技术，应该为社会做出它应有的贡献。但是，它对整个社会的有用财富贡献与它所占有的资产、人才和技术相比，是不相称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国有企业从总体上讲，效率太低。从现代经济讲，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的资产盈利率。1995年，国有企业的资产盈利率〔（列支在成本中的利息+税后利润）／企业的总资产〕平均约为5～6%，而且近几年持续下滑；而其负债率平均高达89%（据18个试点城市负债调查），其中贷款负债率在65%左右；实际贷到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达16%以上；年底国有总资产约为48000万亿元，按照试点城市的负债情况， 国有净资产不到6000亿元。从理论上讲，有这样一个经济关系或者法则：国有企业利润或者亏损＝国有总资产×（资产盈利率－贷款利率×负债资产平均付息率）。按此保守计算，理论上国有企业去年亏损至少在1800亿元左右。至于实际统计数字要比此数小，是不摊折旧、不摊其他费用、利息进递延资产、虚报利润、不核销坏帐损失等等的一种虚假表现。
国有企业总体上的这种效率持续下滑和低效率的情况如果得不到抑制和改善，一方面亏损将蚕食国有企业目前所剩的净资产部分，不多的国有净资产家底必然会逐年被吃光；另一方面亏损要转嫁给银行，侵蚀银行的债权资产，在银行货币体系中堆积大量的不良资产，使国有银行货币体系的风险越来越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货币信用经济，国有货币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比国有实物工厂经济显得更为重要，其中银行货币体系是国有经济的核心命脉。国有经济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壮大，能不能发展，决定于国有银行货币体系的安全、稳定和强壮。而国有的银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和脆弱，则表明国有经济是不稳定和危险的。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每年有一部分破产并不可怕，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优胜劣汰。最大的危险是，整个国有经济者低效率运行，侵害国有银行货币体系，最后有可能使国有银行货币体系出问题，实际也意味着整个国有经济出问题。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最后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关系到国有命脉的银行货币体系支撑不住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的低效率，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货币急剧贬值，银行货币体系的崩溃危及到政治方面的稳定。国有银行货币体系的问题日趋严重，最终可能逼得我们不得不用其他极端的、代价和损失较大的、与社会主义相背的方式来解决低效率问题。所以，这种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对国有资产和银行货币体系的日益蚕食，这种国有银行货币体系的巨大风险，容不得国有企业改革再拖延下去。一些提高效率的改革，虽然在暂时来看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但是从长期来看，将缓解和解除国有经济核心命脉——银行货币体系的风险，这将是国家政治上最大的一种安全。
实际上，我国近多年来久治不愈的通货膨胀也与企业的低效率和投资低效有关。一是银行货币体系中日益堆增的不良资产形成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因为银行不良资产是债务人没有生产出来相应供给品的一种反映，从而造成储户存款货币需求与贷款进入生产经营后形成的供给之间的不平衡，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多，使整个银行资产周转速度的放慢，百元国民生产总值所需要的贷款大大上升，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需求过旺；低效率企业，特别是资不抵债的企业直接侵蚀银行贷款资产，使存款货币贬值。二是投资低效率，货币投入时间长和数量多，但因项目工期、质量等原因，不能及时和相应地形成供给，致使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此，通货膨胀的有效治理，也取决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和国有经济投资效率的提高。
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潜伏的危机。如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国有企业负债率上升、银行货币体系功能脆弱、各级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城镇失业人数增加、社会保障能力不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收入和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等等。我们认为，国民经济生产的主体——国有企业不能按照它所占有的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源为社会提供相称的财富，反而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要依靠银行信贷体系给它们输血而生存。这种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能不是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潜伏危机的根本性原因。而这一切问题的缓解和潜伏危机的避免，都有赖于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都有赖于国有企业能提高效率的实质性改革。
四、效率与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
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持续和快速地提高经济效率，才能较为满意地解决发展中的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在人口众多的我国，更是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劳动者切身的利益讲，能不能体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应有地位，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城镇劳动者总体上能不能正常就业和正常上班，能不能正常领到工资；农业过剩的劳动力能不能转移，在非农产业就业。我们认为，只有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提高经济效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忧心的城镇职工就业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一些同志认为，中国人口太多，经济效率不能要求太高。应当采取低效率、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只有快速度增长，实际收入才能快速度增长。收入快速增长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储蓄和投资的能力增加，从而扩大生产和经济的规模，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居民消费规模扩大，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给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容量，给新产业的发展创造需求，同时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创造新的就业空间，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而低效率、低工资、长期看，不但不能扩大就业，反而由于实际收入增长较慢，消费规模不能扩张，消费结构不能较快的创新，就业结构无法较快地调整，只能使就业和劳动力转移问题日趋严重。
总之，发展生产力要讲求效率，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实质就是要解决传统体制下和生产力发展的低效率问题。只有有效率地发展生产力，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而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的低效率，不仅不能使我们有效率地发展生产力，而且还成为许多经济问题甚至潜伏的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解决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
注释：
〔1〕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一《货币论》。 转引自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125页。
〔2〕同上，第126页。
〔3〕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5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