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研究方法”的教学——基于中外情报学“研究方法”教学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方法论文,中外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情报学硕士教学点已由2003年的45个上升到2006年的71个。众多的硕士点所开出来的不同研究方向和课程内容必然导致硕士生们所获得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不尽相同，可以说这70多个教学点的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的情况与我国情报学学科的发展不无关系。在考察情报学课程体系设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内外情报学教学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关于“研究方法”教学内容的设置。
主要表现为，国外的一些图书情报学院校大多将“研究方法”作为硕士研究生的一门课程单独列出；而在国内，据对截至2003年的40几个硕士点的课程设置考察[1]，“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是被分散在各门课程之中的。
国内外关于情报学教学中“研究方法”课程内容的设置的不同做法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和思考，基于国内外现有的可参阅资料，我们尝试着对该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和研究。
1 对国内外情报学教学“研究方法”设置情况的分析
1.1 国外情报学“研究方法”教学内容的设置
在查阅了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关于情报学课程设置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国外的情报学课程设置中基本上都专门设置了“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如马翠嫦在《美国图书情报学院研究生课程设置分析研究》[2]一文中列举了美国部分图书情报学院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情况，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部分图书情报院校课程设置中关于“研究方法”的内容。
英国的安·莫里斯在《英国图书情报院系研究方法的教学》[3]一文中介绍了经CILIP认证的所有研究生课程中都有研究方法和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教学内容。CILIP是英国特许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协会的简称，是图书馆员、信息专业人员和知识管理人员的著名专业团体，CILIP的职责之一就是对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的图书情报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进行评估和认证。
虽然该学习单元有各不相同的名称，但目前最常见的名称是“研究方法”。绝大多数高校要求学生参加某一研究方法学习单元的学习，一般所占学分大约在10～20分之间。研究方法教学的目的是对研究原理、方法和实践进行基础性的实际介绍，以便学生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和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大致内容包括：①介绍研究的过程、性质和方法；②研究原理与设计；③分析研究领域并提出研究问题；④研究评论；⑤文献查找、综述和引用；⑥研究规划：项目计划书的撰写、时间管理和成本问题；⑦定性分析法：原始文献和二次文献的使用、个人访谈、小组访谈、案例分析、日志、评价、德尔菲法、文本分析、图表分析；⑧定量分析法：调查法与问卷设计、记录分析（文献计量法、系统日志、内容分析）以及实验法；⑨样本的抽取；⑩定性数据的分析；(11)定量数据的分析；(12)数据的表述；(13)毕业论文和报告的写作；(14)学术道德等。
在焦玉英的《中外情报专业核心课及课程体系比较研究》[4]一文中，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加拿大（如表2所示）以及日本（如表3所示）等一些院校情报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大致情况，其中也都有关于“研究方法”的专门课程。
S.Amin在《印度、英国、美国图书情报学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5]一文中给出了目前印度的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实例(Agarwal：1997)：①基础理论：发展与框架；②分类（理论与实践）；③编目（理论与实践）；④文献调研；⑤图书馆情报系统；⑥研究方法论；⑦信息系统；⑧研究报告。在对印度、英国、美国3个国家的图书情报学教育课程设置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S.Amin认为：每个国家的图情教育的课程内容的设置都会受到诸如教育程度、培养时间、权威专业协会的要求以及以往教育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如在印度，图情学本科生教育计划和研究生教育计划中存在着课程重复设置的现象，如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中都设置了分类、编目和索引课程，这种重复是教育制度本身所导致的，是无法避免的。英国同样存在课程重复设置的现象，但并不显著，英国研究生教育主要强调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在美国几乎不存在重复设课的现象，因为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实行了对研究生课程进行统一的认证制度。通过对3个国家图情学教育的调查，S.Amin发现，不同国家的图情教育方式不同，课程的结构和教学方法都深受现有教育制度的影响。即使一些课程的名称相同，但其内容和传授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1.2 国内情报学“研究方法”教学内容的设置
关于国内情报学教学中“研究方法”教学内容的设置情况，我们除了查阅一些硕士点课程设置的情况外，主要是借助于王知津、孙立立在2003年发表的《我国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走势分析》[1]一文来加以了解。该文对搜集到的43个情报学硕士点的163个研究方向，以及25个硕士点的430门课程（含一元课程和未经拆分的二元课程）进行了介绍。从430门课程中，我们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方法论课程，而关于研究方法的内容大多隐含在各门具体的课程中，如在情报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现代情报学研究方法论”、“情报学研究方法”；信息咨询与服务课程中的“信息咨询理论与方法”；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课程中的“信息管理研究方法”、“知识管理方法与技术”；信息技术与系统课程中的“软件开发方法论”；竞争情报课程中的“竞争情报分析方法”，等等。以同济大学情报学硕士点为例：同济大学的情报学硕士点设在经济与管理学院，毕业生获管理学硕士学位。学院现有的14个硕士点的课程基本上是打通的，即各个专业硕士点的学位课、非学位课等都基本相同，每一个专业只限定结合研究方向设置的两门专业课程。关于“研究方法”的内容则主要分散在自然辩证法、专业基础课，情报学专业课中关于研究方法的学习，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以及专业实验、社会实践、专题报告等环节中。
经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国内情报学课程设置中关于“研究方法”教学内容的设置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家不同，不是将“研究方法”设为一门专门的课程单独开设，而是将“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分散在各个教学环节和整个培养过程中。
2 国内外情报学教学中“研究方法”设置情况
2.1 不同的方法论导致了对“研究方法”认识的不同
自古以来中西方就一直延续着不同的方法论史观。在西方，“方法论”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传统和核心内容。“在西方的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知识和方法论构成了科学的两大部分，就像经线和纬线构成织物一样。”[6]自2000多年前自然科学在古希腊兴起时科学家们就始终围绕着科学认识活动和科学知识做方法论的思考。这种传统延续至西洋近代哲学则愈见明显，笛卡儿以方法作为哲学思考的开始，认为一切思想体系的建立都必须从方法上奠基，只有如此才能确立知识的真确性；康德透过休姆的怀疑论的批评，因而从独断的形而上学中惊醒，指出理性和知识的限制，发展出“批评方法的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消除法”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的超自验”等都代表了一种对新的方法问题的反省和认识[7]。纵观西方的哲学发展，“无非是方法学的重建和革命造成了新的哲学整合和转化，而后又因此受到批判而导向新的方法学的革命。”[7]
与西方重视方法论研究的传统不同，“中国哲学传统中一直缺乏对方法的自觉与突破。换句话说，在中国哲学里始终未曾将方法视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提出来做专门的研究。”[7]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价值哲学”，是以宇宙价值、人生价值、社会价值等为核心内容的。凡事以人生价值、社会的价值来衡量，必然会导致价值为本、知识为末，价值为先、知识为后的结果，这就使得中国哲学的理性在于以时间、使用、生活为具体目的，一直未能抽象上升为知识，这也是中国哲学为什么没有独立的逻辑、独立的知识论，以及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学者拉普拉斯说过：“认识研究方法比发明、发现本身更重要。如果我们把发明和发现比喻为‘黄金’，那么研究方法就是‘炼金术’。”可以说，任何重大科学理论的诞生都依赖于一定的科学方法。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43年发表的《天体运行论》揭开了科学革命的序幕，哥白尼关于日心说的重要结论，是基于古典数学方法、观测方法和潜意识的辩证思维方法基础之上的；自由落体定律和惯性原理的发现，是伽利略运用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结果；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途径的自然选择思想则得益于类比的方法；近代科学的代表牛顿在总结了伽利略和培根的实验方法论以及笛卡尔和莱布尼茨提出的数学一演绎方法论的基础上，用微积分改造了数学方法，使之成为定量地、精确地刻画自然界因果率的有效工具；现代科学的代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许多结论都是运用理性实验方法论证的……[8]科学方法是实现科学认识的基石，一个完整的科学认识，必定是科学认识主体的探索性、创造性与科学方法灵活运用的结果，而其中科学方法尤为重要，它决定着科学认识方向的正确与否，也规定着科学认识的具体过程。
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方法论知识，具有较高的辩证综合能力，因为“当代科学技术领域中的竞争，往往表现为不同思路、不同思维方式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现象中捕捉其本质，如何从现象的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掌握科学思维方法”[8]。与西方哲学重视方法论研究的传统相比，我国哲学传统中对方法论的研究天生薄弱，这就提醒我们要重视方法论的研究，要把对“研究方法”的教学放置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
2.2 情报学科的综合性需要完整的方法论体系
20世纪后，学科的发展呈现出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特点，学科分支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产生了不少以某一学科为主的学科群体，如以化学学科为例，围绕化学学科形成了由物理化学、海洋化学、地质化学、天体化学、点化学、光化学等学科组成的科学群体；同时围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综合，也产生了一系列跨学科的边缘学科，如自然辩证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等。学科的分化与综合导致了一系列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的产生，如系统方法、信息方法、黑箱方法、移植方法等。在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态势下，研究者们一方面深入研究适应各门具体学科发展的方法，另一方面从学科综合的整体层面上进行综合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便从中发现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发展规律及其功能。随着人们对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关于科学方法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科学方法论逐步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
情报学是20世纪中叶在人类信息量激增、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的历史不长。情报学涉及了图书馆学、数学、语言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工程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人体工程学等众多学科，属于综合性的学科。“科学研究的多学科综合性，也必然要导致要求研究方法上的综合性。”[9]情报学多学科的性质，决定了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的特点。情报学的综合性学科属性需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做理论支撑，如果只是支离破碎地掌握一些个别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够的。与国外情报学教学中单设“研究方法”课程的做法相比，可以说国内将关于研究方法的相关内容有意无意地分散在各门课程中的做法是弊大于利，这种做法令人难以形成较为完整的关于方法论的知识体系，分散人们对“研究方法”这一专门研究领域的注意力，会直接影响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养成。
2.3 情报学本身“研究方法”的不足要求加强方法论研究
方法是人们为了解决理论的、认识的、实践的、日常生活等特定任务或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选择和采取的手段、途径和方式的总和。方法论研究方法的性质、作用和发展规律，研究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别和联系，研究每一种方法在方法系统中的地位以及正确运用各种方法所必须遵守的基本程序和原则等，是关于方法的系统知识。
由于情报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体系还很不成熟，尚在建立过程中。“图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研究方法的固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果方法不能有所创新或者有效地突破，那么指望图书情报学理论上有所突破，也是难以企及的。”[9]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图书情报界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的研究予以了关注，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通过大量的细致的研究，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研究方法体系，涌现了一大批关于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成果。“由于情报学中所用的方法很多，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将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研究方法三个类型……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情况看……似乎争议不大。”[10]其中哲学方法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综合性的一般方法指广泛移植、借鉴一般科学方法，如数学方法、社会调查法、观察实验法、理性思维法、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法、现代科学法等；具体的专门研究方法指能反映情报学自身特点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引文分析法等。这些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和归纳科学地指导和推动了我国情报工作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除了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外，具有情报学本身特点的研究方法还非常欠缺，现有的一些方法如计量学方法等也缺乏科学研究方法必需的精密和严谨。“方法论体系是人们从事情报研究的思维方法、手段和技术，要不断适应情报研究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断创立新的适用方法来完善体系结构，并在实践中使其不断优化。”[10]作为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情报科学，其研究方法是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的，新的研究方法将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人类智慧的提高而不断产生。例如，作为情报学研究的专门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情报科学荣誉教授Swanson博士的基于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就为情报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使过去对文献信息的浅表序化方法上升到对知识的发现和深度开发，从而达成情报激活知识、创新知识的功能。Swanson博士也因此获得2000年美国情报科学与技术学会最高荣誉奖，表彰他所创立的基于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对情报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11]。
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原本缺少方法论研究传统的国度而言，对于原本方法论研究就比较薄弱的情报学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只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甚至是“泛化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学，而从整体性上忽略了对方法论的研究与系统学习是当前我国情报学教学中的软肋。相对来说，传授知识是次要的，因为具体的知识很快会过时，科学的方法论对教学才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是通向成功的途径，这好比交给研究生们一把万能的钥匙，我们的学生无论毕业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有了方法论的指导就都会拿得起、放得下。方法体系与人的世界观相联系，所以对研究方法的认知和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将已是专门领域知识的“研究方法”有意无意地分散在各个教学环节中则很难引起人们对“方法论”研究的重视，其弊端显而易见。
收稿日期：200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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