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_卡夫丁峡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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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应俄国民粹主义学者查苏利奇等人的要求,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及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俄国的农村公社正趋于解体,但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一些集体原则;另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达到了激化的程度。因此,如果西欧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夺得并巩固了政权,俄国的农村公社可以在西欧无产阶级的物质援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人把这一理论概括为“跨越论”。跨越论的意义在于,落后国家将在特定的内外部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缩短其发展的过程,从而使工农群众避免在资本主义阶段所遭受的痛苦。

近年来,这一理论受到了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在讨论中,有人把俄国和中国看作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实例,并把吸收利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视为最终实现跨越的必要条件。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在19世纪70—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对俄国的农村公社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呢?我们前面提到他们是应俄国革命者的要求进行的,同时应该看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沙皇俄国已经成为欧洲的反动堡垒。探索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本身就具有了重大意义。此外,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法实施以来,俄国社会结构有了重大变化,沙俄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个遥远的国家深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为更好地研究俄国问题,马克思曾一度学习俄文,说明他们当时对俄国问题关注的程度。通过研究,他们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所面临的结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1](第450—451页)也就是说,“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2](第231页)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当时俄国农业公社的特点,认为从内部来看,俄国的农村公社存在着二重性,一方面,俄国的农村公社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一些集体原则,比如“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此外,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便于它从小土地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而且,俄国农民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集体经营了”,[1](第437—438页)但另一方面,“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3](第620页)它已不像古代公社那样是血缘亲属关系的结合,而是自由人的社会联合;房屋及宅园地属于农民私有;公有土地分户耕作,产品归农民私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俄国的农村公社正处于解体过程中。从外部条件来看,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即西欧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并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破坏着生产力。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俄国革命者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怀的问题是在这种条件下,俄国的农村公社是遵循着一般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农村公社解体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能否借助于胜利了的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照我们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予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答案,而只是进行了科学预测,提出了有条件的可能性。恩格斯甚至把这种可能性扩大到其他类似的国家,跨越论不仅适用于俄国的农村公社,而且适用于其他国家。他说:“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4](第502页)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是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国家从整体上说必定是前资本主义国家,严格地讲是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因为在这一阶段上,人们还保留着土地公有制和共同劳动等原则,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的物质援助下,这些原则可以与发达的物质生产力相结合,从而跨越整个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跨越论指的是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条件下实现的跨越。不可否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跨越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国家或民族在特定的内外部条件下可以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有的国家或民族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可以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甚至在一个阶段中可以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时期等等。例如,日耳曼、斯拉夫、罗马尼亚公社所有制发展为中世纪的农奴制,而没有经历奴隶制;而美国没有经历封建制,“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5](第147页)但是,这些跨越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跨越。第三,从事实来看,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曾设想“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事实证明“直接过渡”行不通,于是列宁转而采取了迂回的道路,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6](第50页)并提出了建立以“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思想[7](第516页)。我国在总结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之后,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8](第252页)正像邓小平所说的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无论俄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但是,如果从经历不经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在俄国和中国都没有经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俄国和中国的工农群众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不必经受残酷的直接剥削和压迫。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俄国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也可以说在一定形式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跨越”。

在反反复复的辩论中,认为俄国和中国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学人终于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观点,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可以跨越,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水平则是不能跨越的”。这显然是把生产方式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跨越,而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可以跨越。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中是看不出这一思想的,相反,却能够看到他们是坚决否定这一观点的。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3](第610页)尽管“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3](第616页)

实际上,曾经有人强调过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建立起“先进”的生产关系的观点。这种“先进论”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首先,“先进论”者所说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是十分模糊的概念。所谓先进和落后都是相对的,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任何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对于前一种都是先进的,而相对于后一种则又是落后的,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先进的,但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则又是落后的。其次,判断衡量先进和落后的科学标准只能从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而“先进论”者提出“先进的生产关系”的观点,则是从“先进”的生产关系相对于“落后”的生产力而言。具体地说,就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人把这种“先进”说成是“超前”,实质上,这种观点无疑是认为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力。如果把这种所谓“超前”看作是先进的话,那么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脱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而且越是脱离就越先进。很显然这一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衡量一种生产关系是否是先进的,其标准应当是客观的,这就是看它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先进的。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会使生产力发展停滞甚至衰退。

“先进论”的观点从方法论来看,割裂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9](第82页)对于这一原理人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具体的运用这一原理的过程中,人们却又往往违背这一原理。“先进的生产关系”的观点就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作是两个抽象的概念,从而使两者的关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从这两个概念来看,两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包括两大要素,即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指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但是,如果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是处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就只能是可能的或潜在的生产力,只有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生产力。所以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10](第44页)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在一定关系中的结合,一方面构成了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人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从而构成了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任何社会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是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的内容,生产关系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没有无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没有无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所谓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则上是指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是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不同的生产者的素质,决定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不同的结合方式,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各要素的状况相适应。所以马克思说:“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2](第127页)每一种具体的特定的生产力都有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一方面是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时,生产关系就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生产关系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诸要素的结合上能够提供较好的形式,从而把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如果生产关系不能把生产力的诸要素,特别是人与物的要素很好地结合起来,就不能把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先进的生产关系”的观点显然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以理想代替了科学。对此恩格斯曾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11](第321页)

提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观点的人认为,吸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落后国家能够实现跨越的主要条件。从表面看起来这一观点似乎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致,都强调了实现跨越要依靠外部条件,但实质上这种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上述观点提出的外部条件是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成果,是借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成果,换句话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实现跨越。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所指的外部条件是在西欧无产阶级胜利后,由西欧无产阶级国家提供物质援助,从而帮助落后国家实现跨越。也就是说,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实现跨越,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起示范和促进作用,才能实现跨越。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思想表述的非常清楚,并且是反复强调的。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谈到俄国农村土地所有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指出:“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3](第620页)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再次提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4](第500页)并认为,如果“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4](第510页)马克思恩格斯如此强调俄国的农村公社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胜利以后才能实现跨越,不仅是由于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把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创造的物质技术拱手让给落后国家去发展社会主义,因为那意味着自己亲手埋葬自己。现实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常采取经济技术封锁,甚至采取种种手段扼杀社会主义国家。退一步讲,即使落后国家能够完全吸收利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技术,也还是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而只能进入卡夫丁峡谷。试想,一个自身还处在社会主义阶段以前的国家却能够帮助其他国家进入各方面发展水平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讲不通的。

实际上,认为落后国家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成果可以实现跨越的观点,从理论上讲是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同样的生产力基础上的,是同一种生产力的基础上的两种不同制度,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属于工业文明国家的两种类型。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只要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制度。显然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如同在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能为进入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准备。虽然,我们现在还说不清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应该达到什么标准,但是从理论上可以肯定,它应该高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水平。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自然过程。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恩格斯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2](第218页)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作是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甚至把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劳动工具作为判断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依据。马克思说:“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2](第204页)。“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第108页)恩格斯说:“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他们的生产分不开一样,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动力织机同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他们的社会”[13](第169—170页)。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标准,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来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产物,它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容纳的程度而产生的。从此推断,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应该达到新的更高水平的看法就不是无稽之谈了。

苏东剧变以后,国内外出现了一种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的看法。有的人提出,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不具备条件下进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我们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在这里,涉及到落后国家在具备了革命形势和时机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应该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的问题。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文化水平,但这并不是说落后国家必须等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水平完全具备了才能进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说过:“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2](第81页)

俄国十月革命后初期,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曾宣扬,俄国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一句话,“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以此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列宁针对这种庸俗生产力论的观点尖锐地指出:“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7](第689页)列宁认为,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各个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殊性,这决定了各个国家不同的革命形式和方式。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7](第690页)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不失时机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并夺取政权。当时俄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出现了革命的大好时机,布尔什维克党当然应当领导工农群众挺身起来斗争。我们应该看到,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夺取政权后走什么样的道路,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是搞直接过渡,搞纯粹社会主义还是走迂回道路,逐步过渡。从根本上看,列宁并不否认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还没有达到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但是,他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与在具备了革命的形势和时机的情况下首先夺取政权并不矛盾。列宁同时认为可以利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由此可见,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首先取得政权,然后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文化水平,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认同列宁的观点的。首先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应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政权“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14](第675页)建国以后,我们的确走过了一段类似俄国直接过渡的路,影响到我国建设和发展的步伐。幸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又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各项事业才得以突飞猛进。

总结俄国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看到,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可以通过一段较长的准备阶段,作好各种必要的准备,条件成熟时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像在俄国的新经济政策阶段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阶段,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为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的条件。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可以减少工农群众在一般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遭受的痛苦,另一方面也为进入成熟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做到水到渠成,而不是拔苗助长。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问题,正确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加深对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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