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0年代，欧洲逐渐分化为以英法为一方和以德意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对正处于战争状态的中日两国来说，如何因应欧洲两大阵营间的战争，同哪一个阵营结盟，是决定自身战争胜负及国家兴亡的两个重大问题。正因如此，目前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① 但就其中关于中国外交的论著来看，对欧战因应问题，似乎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和某一外国的双边关系的考察，对结盟问题，则还缺乏应有的重视。另外，因为欧战问题的处理和结盟问题的处理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本来需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做综合性的考察，并注意对中方和日方做多边性的比较，但迄今还缺少这样的专题性成果。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上述思路和方法出发，以围绕中德、日德关系的应对为重点，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中国的困境及对欧战影响的负面评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如何解决中日纷争成为中国当局者的核心课题。国民政府的基本战略可概括为“国际解决”，即基于中日纷争所具有的国际性质，致力于中日纷争的国际化，最终通过借助相关各国的“援华制日”而共同解决问题。这个战略在其初期主要立足于两大根据：一是以九国公约、国联盟约和非战条约为基础的“公理”；二是相关各国围绕在华利益和中国之间所存在的利害连锁。其中，关于后者，是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损害了中国，而且损害了拥有在华利益的其他国家，因此，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和中国利害相通的各国即为保卫本国利益也必然实行援华制日。② 依据这种思路，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的严酷环境中，把“国际形势的变化”即“世界各国和日本决战”，视做中国的最后希望。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再次确认以国际解决战略作为处理中日问题的基本路线。然而，抗战一年后的事实证明：公理未死，但在日本的军事侵略面前无能为力；围绕在华利益的利害连锁确有，但对第三国来说它并非大到值得为之对日开战的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中以后，国民政府内外对国际解决战略的失望和怀疑开始浮上表面。7月5日，外交部长王宠惠说：“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各国处境不同，国策自异，具体言之，英、法、苏三国对欧洲之顾虑太多，美国反战派在国会之势力尚大，对外用兵，不惟势所不能，且亦法所不许。各该国对其本身利益虽未忽视，但尚未至采取积极共同行动之程度。故吾人对于友邦尚未可抱持奢望。”③ 21日，参与战时外交决策的另一重要机构——以王世杰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对今后国际形势预测说：“（1）苏俄不会单独出兵。（2）英国将在远东进行妥协外交。（3）美国不会单独干涉远东问题。（4）国联无力干涉。”据此，它强调：“中国不必作一国单独出兵援华之望，务求避免妥协外交之牺牲。”④
1938年10月16日，在武汉、广州即将沦陷的危急关头，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征询对今后方针的意见。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连日召开常委谈话会，并于21日复电蒋介石报告与会者的“谈话要点”。其中关于外交的内容为：“各人以为吾人对外交不外以下三期待：（1）出兵共同制裁暴日；（2）经济制裁暴日并对我加以援助；（3）出而调停。关于出兵，似英法美俄均无可望。关于制裁，英法美俄亦尚无决心。关于援助，纵有小补然无救全局，且广州若失陷则交通益难，纵有援助亦难于转运。关于调停，暴日欲望太大，条件太苛，恐难有效。”⑤
基于这种悲观的展望，在23日的谈话会上，“汪孔均倾向于和平，孙哲生力称决不可和，言时声色俱厉”。⑥ 很明显，由于很多人对“国际援华制日”这一最后的寄托失去了信心，国民政府对抗战前途和今后取向产生了严重分歧。
此时正是欧洲乱象纷纭之际。在对基于中国自身的公理和利害连锁的作用感到失望后，国民政府对欧洲乱局及可能爆发的欧洲战争的前景是否抱有希望呢？答案基本上也是否定的。1938年9月14日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提交蒋介石的《欧洲危险局势之分析与对策》非常说明问题。在“欧洲现时局势之分析”一节，文件说：
今假定捷克问题将于短时期内引起欧洲大战，届时战事是否立即扩大至远东，质言之，即日俄或日英间是否发生战争？欧战爆发后，俄英二国为集中全力应付西方，或将如上次欧战期中之往事，暂对日本采取缓和妥协态度。以故欧战爆发后，日英日俄间能否维持和平，将视日本态度如何而定。易言之，届时欧战是否扩大至远东，其关键不在英俄而在日本。
日本届时是否对俄英发动战争？第一要看日本自己的政策如何。如果日本政府倾向于利用欧战机会以全力巩固在华地位，彼时俄英两国或取妥协政策，暂不发动战争。第二要看日本在日德义反共协定及其附加密约下之义务如何。第三要看中日战争之进展程度如何。如果日本未攻占武汉而战事已发，则日本对俄英采守势而对华猛烈进攻之可能最大。
从以上三项条件体察，欧战如于目前或最近时期内爆发，欧战扩大至远东之可能性在欧战初期似不甚大。盖一方面，日德义反共协定似尚未定有共同作战之义务（此从张高峰事件发生时之德国态度可以约略窥见）。另一方面则中日战事显然非短期可结，足予日本以重大牵制。
欧战爆发，日本或将加紧对华之进攻，甚或对华宣战，实行国际法所谓“暂时封锁”，执行海上搜检，以断我华南军火之接济（或不宣战而径为战时封锁之宣告），并实行控制英法租界。缘日本此种行动，在英法忙于应付西方战事之时，无引起严重的反抗与冲突之虞也。
基于上述分析，文件提议的“应付方法”为：
万一欧战爆发并扩大至远东，我国当与英法俄合作，共同作战，以期中日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此点似无问题。惟就目前情形观察，欧战发生后英俄两国对日暂取妥协政策之可能性甚大。因此，我政府不能不早为之备。现时似可采取次列步骤：（甲）向英法俄美政府分别探询，欧战爆发后，各该国对中日战事所将抱持之态度。（乙）向英法政府恳切主张，英法两国应使国联盟约中制裁条款为有效条款，藉以号召多数国家共同制裁侵略，并坚决表示该条款必须同样适用于欧亚两洲之战争。（丙）向苏俄建议密订欧战发生后中苏联合对日作战之办法（并表示该项办法可规定中苏双方不向日本单独媾和）。（丁）向美国恳切表示，希望美政府于欧战爆发之日，立即发表一严重声明，重申美国对于远东事件之一贯立场。欧战起后，美国之远东政策如能坚定显明，英国决不致大违美国意旨以取得日本之友谊。英美之态度既定，俄国当不致单独与日本妥协。故欧战起后，美国远东政策关系中国之命运至巨，我政府应对美方特别注意。⑦
由上述内容可见，当“欧洲局势与中日战争的相互关系”开始成为国民政府展望世界政治和国际战略的新视角之初，其认识和判断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关于欧洲局势对中国的影响，在他们眼中，是负面大于正面。虽然欧战如能扩大为远东的日英、日苏战争将会给中国带来机会，但真正能决定战争是否扩大的，既非中国又非英法苏等第三国，而是日本自身。如果届时日本首先专心于对华处理而不向英法苏寻衅，则这些主要援华国都会为优先应对欧洲事务而不惜对日妥协。其二，不论是在阻止欧洲各国的对日妥协方面，还是在确保欧战爆发后的对华援助方面，美国都被视为关键力量。这表明，在考虑国际解决战略所应依靠的对象时，国民政府已开始从英美苏并列转向首重美国，并大致确定了以美国影响英国、以美英影响苏联的构想。
根据这种形势分析，国民政府宣传部门制定的1938年9月的《宣传要点》，在有关欧洲的问题上着重强调了以下三条：（1）为期英法等国能有余力顾及远东，我同情英法安定欧局之努力。（2）对于日本极力暴露其投机政策。欧有事之秋，即日向外扩展之时。日极愿欧战爆发，至少望欧局不安定。欧战一旦爆发，日将取观望态度，挟持双方。（3）欧战爆发是否于中国有利须视日本将否参战为断。即使对华有利，此时亦不能公开表示。⑧
总之，在1938年与1939年之交，尽管以美国的对华借款为契机，国际上开始出现了一些被胡适称为“强心针”的有利迹象，尽管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依然强调应该继续寄望于“国际变化与中日问题扩大为世界问题”，⑨ 但在关于欧洲局势对中日战争影响的整体评估上，笼罩国民政府的氛围是悲观大于乐观，忧虑多于期待。正因如此，不久，汪精卫集团在把蒋介石的国际解决战略断定为“水中之月”后脱离重庆，投身于日本策划的所谓“和平工作”。⑩ 而在留守重庆的人们中，也有不少人情绪低落。譬如，蒋廷黻在1938年11月29日的一次要人聚会上谈及战局前途时“极悲观，至谓国民政府生存之可能不过百分之五”。(11)
伴随这种氛围而来的，是蒋介石在1939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把抗战之“底”即对日目标秘密确定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事态”。由于这个保守的目标可以被解释为默认包括“满洲国”在内的卢沟桥事变前的既成事实，在翌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与会者就此提出质疑，但蒋只是称抗战目标不宜明示，而仍回避言及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事态。结果，国民参政会只得决议仅提“抗战到底”，而不明示目标。另外，抗战以来，在谋求国际解决的方法上，蒋介石本来一直寄希望于苏联对日参战和英美法的对日制裁，但在对欧战影响的负面判断下，与抗战目标的保守性设定相配合，国民政府把它的实现途径改定为以国际会议为基本。(12)
二、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对德意日关系的定位
1939年3月，德国撕毁慕尼黑协定进攻捷克，英法牺牲小国以回避战争的目标落空，欧洲危局更形严重。国民政府内部关于欧战对中日关系负面影响的危机感亦随之日趋强烈。4月4日，王世杰在致蒋介石的签呈中指出：日本之政策向为乘欧洲多事之秋在远东谋渔人之利。欧战一旦爆发，日本或将乘机进攻安南，甚或诱胁暹罗夹攻安南。届时法在欧已自顾不暇，必无充分力量顾及其远东领土。(13) 4月12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的会议上，兼任主任委员的外交部长王宠惠也强调：“希望欧局不致引起战争，一旦大战爆发对我殊属不利。就大体言，英法等国既须以全力应付欧局，即难兼顾远东，暴日之侵华军事便将加紧。即就交通线一端而言，安南缅甸方面之交通及军火之运输亦有被敌截断之虞”。(14)
为了减轻欧洲局势对中日战争的负面影响，国民政府此期在外交政策上做了三项调整。第一，在对外工作上，国民政府以往主要以围绕中国的“公理”和利害连锁为说服各国援华制日的依据。鉴于这种说服工作在效果上的局限性已为抗战爆发以来的事态所证明，更鉴于《欧洲危机的分析和对策》对欧战因果关系的论证，国民政府开始改变过去主要强调“日本侵华即是侵害第三国在华利益”的单调论点，在继续揭露日本侵害外国在华利益的同时，着重提醒各国：日本将利用欧乱南进侵犯各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和其他既得利益，而中国的抗战是对日本南进政策的最大牵制，因此唯有支持中国抗战到底才能阻止日本扩大侵略范围。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蒋介石立即将其称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3月下旬，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法大使顾维钧先后奉命访问驻在国政府，在强调欧战爆发后英法在亚洲的殖民地及其交通线必受日本威胁后，请求英法和中国共同建立针对日本的军事合作。(15) 4月14日，驻美大使胡适也向美方通报了这一提案。(16) 第二，在对苏工作方面，鉴于“在欧洲问题上英法需要苏联合作”的观察，国民政府积极支持苏联与英法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制度，并要求苏联在和英法的谈判中，“同时提出共同制止远东侵略者，而予中国以有效的保障”，促进中美英法苏在远东的具体合作。(17) 4月上旬，蒋介石还派遣积极主张联苏制日的立法院长孙科使苏，和驻苏大使杨杰一起加强对苏工作。第三，基于欧洲变局下美国成为最关键因素的判断，国民政府以美国为决定欧战后中日问题的最重要国家。因此，继1938年9月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以加强对美阵容后，1939年以降，在欧战“一经爆发英法忙于自顾，将无力助我，我国抗战所需借款及军火、飞机之接济，唯有美方是赖”的认识下，(18) 国民政府进一步开展对美工作，包括7月派颜惠庆使美协助胡适加强对美活动。蒋介石在托颜惠庆代交罗斯福总统的信函中，除再次要求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中日问题外，指出：一旦欧战爆发，欧洲各大民主国均将卷入，日本必用尽其威胁手段逼英法改变对中日战争态度，在此状况下，美国的态度和行动将成为左右太平洋局势的决定因素，祈望美国在欧战爆发之际，督促欧洲各民主国家不向远东侵略国家做任何妥协。(19) 此时，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日英双方为此举行东京会谈。为阻止英国对日妥协，国民政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美国的作用。7月26日，美国宣布半年后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日本受到沉重打击，国民政府则视之为美国阻止英日妥协的实际措施而受到极大鼓舞。(20)
在针对欧局的外交调整中，国民政府还重新考量了对德政策特别是德意日关系的应有状态。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在全力争取英美等国支持的同时，对德国也一直竭力发展友谊。1937年对日抗战全面开始以后，孙科曾主张中国应为取信苏联而排斥德意，结果遭到蒋介石的“教训”，而不得不“消声”。(21) 同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在关于九国公约会议的方针中规定：“我方对各国态度须极度和缓，即对义、德二国亦需和缓周旋，勿令难堪。”(22) 翌日，刚刚结束外访回国的孔祥熙也就此致电蒋介石等人强调：“德、意、日联合形势，务须设法打破。敌友我，能分化敌方一分助力即增强我一分力量也。最低限度亦须使之消极助我，否则会议必无若何成效。”孔电虽针对九国公约会议而发，但也反映了其时国民政府对整个日德意关系的主流意见及其理由。因此，蒋介石特地于28日将孔电转外交部参考，表明了他对孔电的赞同。(23)
但是，中德日关系的变化不是中国单方就可以左右的。1938年2月，希特勒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以突然手段承认“满洲国”。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即报告国内：德国“袒护日本不复顾全我国友谊之态度已昭然若揭，此后召回顾问，停止供给，均为意中事。在此种情形下，我方如无严重表示，似与我国国际地位有关。放认为政府似可明令召回大使，以表示对德不满”。(24) 但是，国民政府为顾全抗战大局，对国内各言论机关的指示为：“（1）不对希氏个人作人身攻击；（2）对德国人民在不作伤感情之激烈论调范围以内予以指责。”(25) 2月23日，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讨论欧洲形势与德国承认伪国问题，会中发言人也大多主张对德暂不做激烈表示。(26) 然而，其后德国步步进逼：5月决定对华禁运军火，7月强行召回在华德国顾问，11月故意推迟新任驻德大使陈介递交国书。面对来自德国的这一系列反华亲日的咄咄攻势，国民政府在对德政策上意见分歧：蒋介石逐渐趋向对德强硬，孔祥熙等人主张继续对德敷衍，(27) 王世杰则于年末提议三事：“（1）在德义未公然承认华北华中等伪组织以前，我方对德义仍持忍耐态度，不必因驻德陈大使未能呈递国书及义新使逗留上海不递国书等事与之决裂；（2）如德义承认各该伪组织，则断然召回我国使节；（3）为必要之准备。”(28) 为了继续获得德国的军火，国民政府的对德方针基本上以王世杰的三点为底线。1938年10月，中德两国还出于各自在战争物资上的需要而签订中德新易货协定，暗中恢复了物资来往。(29)
但是，应该看到，国民政府在为孤立日本、增加与国而竭力维持对德关系之时，针对中德日三国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在内部把德国与其他要争取的国家加以区别。譬如，1938年6月，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宣布：“德意现已决定联日，其势已无可挽回，我国今后外交方针，应重新改订，与英美法苏联结。”(30) 7月，军委会参事室在前述《外交方略》中强调：“世界现分侵略与民主两大集团。中国利益及命运与世界民主国相联系。德意政策日益有害于我国，决不能作于吾有利之期望。民主实力远在侵略集团之上。中国欲联俄以得有效之援助，非先行打通民主路线不可。”(31) 9月，国民政府外交主管者在讨论欧战爆发后中国应取态度时，唯蒋廷黻倾向与德意妥协，王宠惠无定见，其他人则都持相反意见。(32) 10月，在前述蒋介石委托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谈话会中，虽然因直面内外危机而在今后的外交方针上“辩论甚久”，但多数意见是：“对英美法仍宜贯彻向来方针，力求增进关系，督促其积极助我抗日；对苏俄尤宜积极促进，惟同时须防国内阵线论者之不正主张”；对德意则是“运用外交离间德日及义日，使其逐渐有利于我亦为必要”。(33) 这一切都说明，国民政府虽然竭力和日本以外的一切国家维持友好关系，但对列国并非等量齐观，而自有主次轻重的严格排列。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十分关注以德意日三国的结盟谈判，并根据其对欧亚相互关联的认识，考量何种状态的德意日关系对华有利。1939年5月，因日本内部在三国同盟应否把英法苏一起列为假想敌的问题上意见对立，致使德意两国决定暂时撇开日本，先成立德意军事同盟。对此，军委会参事室于同月提交给蒋介石一份题为《日本未加入德义同盟对于中国的影响》的节略，分“欧战前”和“欧战后”两种假设，详细分析了什么是对中国有利的德意日关系。其基本思路可概括为：欧战如能避免，则日本和德意分裂对中国有利，因届时德意对于日本之助力可望减少；反之，欧战一旦爆发，则日本和德意结盟并参战对中国有利，因为，如果届时日本转而与英法等国妥协，换取交换条件，“则苏俄力难东顾，美国孤掌难鸣，是诚有害于中国”。(34)
三、欧战前后对日德关系的两种处理
后来的事实证明，国民政府认可了参事室节略的这些意见，基本上一直按此思路处理德意日关系。而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德英法开战的应对，则是“欧战前”和“欧战后”两种处理的最初演习。以下分别概述之。
（一）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的处理
1939年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由于国民政府此前一直期待苏联和英法成立协作关系并认为有成功可能，对中国当局者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震惊的消息。(35) 但是，按照前述中方关于欧局和德意日关系对华影响的基本思路来看，《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对中国具有双重意义。就正面意义而言，欧战爆发前德日两国因《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而产生裂痕，中国的与国苏联消除了对西线的顾虑而可增强对日压力，对中国来说都是好事。就反面意义来说，苏英法都是中国的主要援助国，它们之间因《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而产生的对立，对日本是机会，对中国则是危险。因此，在8月23日举行的外交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议论既有希望又有困惑。王宠惠说：“东京方面事前亦毫无所闻，此讯突然其来，自更感不快，因日本前此与德义促进关系，素以反共为口实也。”他还指出：“德苏两国既将成立协定，反共阵线无形破裂，可见今日国际间，无所谓永久性的阵线，亦无所谓真正的敌友，而纯以利害为前提。此后国际关系又恢复欧战（引者注：此处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之局面，各国互相缔结联盟，而国联集体安全制度，已荡然无存也。今后欧洲局面如何转变，殊难预料。”蒋廷黻认为：“苏俄今后政策，在欧洲方面，譬如德国进兵侵占但泽及波兰走廊，苏俄或侵取帝俄时代之波兰部分，及波罗的海之立陶宛等国，亦未可知。在远东方面，苏俄当不致变更其固定之政策”。外交专门委员王化成则对此提出异议，提醒说：“苏联为共产主义国家，竟与法西斯国家订定互不侵犯条约，则在远东方面或与日本妥协，亦属可能。”(36)
8月25日，日本宣布中止和德意之间关于同盟条约的谈判，并抗议德国违反日德意防共协定附属议定书。随之，中国朝野上下再次出现德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中国应趁机与德国接近的主张。驻苏大使杨杰还称德苏条约是对中国的“天佑”，建议政府利用这一机会促使苏联对日强硬。(37) 但是，王世杰针对这些动向，“力主我方万不可乐观，尤不可变更立场，与德谋亲善”。(38) 很明显，由于德苏条约对中国所具有的双重意义，国民政府对它的反应也是双重的。8月26日外交部给驻英大使馆的电报，就反映了这种特点，它既指出“德苏结合，日本极为惶恐，此后对欧局取何政策，尚难预知。惟日德自此分离，在英法观察，未始不能稍补失去苏联之创痕”；又强调“倘欧战发动，日本利用时机拉拢英国，而以不助我抗战为条件，则英方是否迁就，抑或坚决拒绝而宁愿其远东利益之暂时被夺，殊为我方今日最关心之问题”。(39)
鉴于德苏条约对中国的双重意义，国民政府在实际应对中，在正负两个方面都采取了措施。其中，针对德苏条约正面意义的措施有两条：一是致力于说服苏联趁对德改善西顾无忧之机，首先集中全力一举解决日本问题；(40) 二是由中国驻德大使馆等出面尝试改善中德关系。(41) 针对德苏缔约负面意义的措施也有两条：一是竭力阻止英法为应付欧洲局势而在远东对日妥协；二是竭力说服英法苏消除分歧，并要求美国出面，为英苏做中介，使英美法苏在远东问题上能一致对日。(42)
（二）对德英法开战问题的处理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它拉开了欧战的序幕，也再次把如何处理欧洲局势及对德关系的难题推到中国当局面前。翌日，蒋介石召集会议商讨如何应对。会上，孔祥熙、王宠惠和张群等人主张中立，蒋则力主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遏止日英法之妥协。王世杰大体赞同蒋介石的意见，但又担心“德苏协定规定，苏俄不得援助与德交战之国家，则中国对德宣战后，苏联对华之物资援助是否受影响，颇成问题。故仍主再作一番考虑”。(43) 会议最后决定待各国政策明了以后再做定夺。但蒋介石并未改变对德宣战的想法。在当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记下了自己主张对德宣战的理由：“欧战结果，胜负谁属，余详察之：甲，胜利必属英法。乙，我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使日不能加入。丙，我国参加欧战后，俄日如果妥协，对我亦不能加重困难，以我已固守西南，能自主也。丁，以我加入英法，或可使日反对英法，则于我有利。戊，如我加入英法，日亦随之加入英法，则我应声明抗日之立场不变，必坚持以九国公约与国联盟约为基础，而达到我领土与主权之完整而后已。”“我国对欧战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联带解决也。”(44)
9月3日，英法向德国宣战。当日，王世杰和王宠惠等人再次议论应对欧局的方针，但仍未达一致。4日，日本声明不介入欧战，专心于解决中国事变。(45) 此举印证了国民政府自欧洲变局以来最大的忧虑，因此被视为对中国不利。当日，在和王世杰等人的讨论中，十分担心英法对日妥协的蒋介石再次主张对德宣战，并在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9月2日的来电上批示：“商务处及重要文件应即离德他移为要，纬国先赴美可也”。(46) 但王世杰“仍主要求国联制裁侵略，藉以表明我之立场”。5日，美国对欧战宣布中立。同日下午，蒋介石与王世杰、王宠惠及张群等人再商外交方针。蒋接受了王世杰的主张，并与王宠惠一起赞同王世杰召回驻德大使的提议。(47) 另据唐纵日记，是时陈布雷等人遵蒋介石指示研究对欧战态度，也“因苏德关系尚未能看得明白”，为避免得罪苏联，而决定姑且先表示拥护国联。(48) 然而，在6日举行的外交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又出现了多种意见。会议记录称：
周鲠生副主任委员谓：“在此波澜起伏之中，我国所处地位究竟利害如何，我人对之应取若何之态度，殊值得研究。依本人观测，中国可采取之国策，约有三种：（1）宣告中立。（2）不宣布中立，唯对英法表同情。（3）加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此三种政策，自以第二项最为稳当，并能断绝英日之勾结。唯吾人若对德宣战，派兵十余万参加作战，以吾国今日之军队，加以新式军械，其实力颇有可观，则将来战事结束后，我国为战胜国之一，在国际间当占极优越之地位。此次欧战，照现在情形判断，英法必获得最后胜利。英法方面有充分之准备，波兰抵抗力量亦甚强，美国虽已宣布中立而将来是否加入民主国家作战尚未可知，至于德国方面，意大利已表示暂守中立，而苏俄方面，除供给原料外，未必能有更进一步的援助，由此可见德国势力孤单之一般矣。”
王化成委员谓：“欧战爆发，吾国所应采取之态度，自应从长考虑，唯本人以为对德宣战，恐促成日苏妥协，故以不宣布中立而对英法表同情为上策。”
张道行委员谓：“吾人研究欧战爆发后我国应取之态度，尤应注意日本今后之政策，假如日本于短时间内加入英法战线，对德宣战，则吾国自无步其后尘之必要矣。”(49)
上述发言反映了外交当局者在对德方针上的复杂考虑。其结果，是在召回驻德大使问题上出现反复：7日，王宠惠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已发电召陈介大使回国述职，但8日他又和张群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等再次对欧战“力主不必即有表示，尤反对为显明之表示”。在孔祥熙的指示下，他未经蒋介石同意即取消召回陈使之电令。当晚，王世杰向王宠惠等“力斥其态度之不定，举措之失当”。(50) 蒋介石在获悉情况后，亦再次要陈介离德，(51) 显示他仍未打消对德表态的念头。但是，由于德苏关系的不明了和苏联态度的暧昧，由于内部的多数意见主张谨慎，更由于英法两国此时实际上都不欢迎中国参战，(52) 蒋介石的对德宣战主张最终没有成为国民政府的国策。直至9月11日，中国当局对欧战的态度“仍未决定”，但“一般倾向”是“同情被侵略之波兰，并坚守国联会员国立场，但不主参战”。(53)
总之，欧战爆发后，在对德态度上，国民政府内部意见不一。鉴于对欧战爆发后德日关系的前述定位分析，蒋介石主张对德宣战，但其目的是在结盟问题上和日本较量。易言之，蒋的最大动机其实不在欧战而在防止日本加入英法阵营，并愿其倒向德国阵营。虽然蒋介石的主张此时没有成为政府的最终方针，但由此所反映出来的中国最高决策者在结盟问题上的好恶取舍及对欧战结局的总体预测，在后来的事态发展中一直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四、“中途媾和”的否定与“两个同时”的出台
从1939年8月23日到9月14日，对中国当局来说，最为担心最想阻止的是英法两国的对日妥协。至于苏联，国民政府虽对其关于欧战的态度捉摸不定，但对其远东政策则相对安心，蒋介石甚至认为苏联有对日开战的决心。
但是，从9月15日起国民政府眼中的苏联突生奇变。首先，被“日苏无妥协可能”论者视为有力根据且寄予希望的诺门坎日苏武装冲突，于15日成立了停战协定。17日又传来了苏联进攻波兰的惊人消息。当日，蒋介石感叹：“前日方与日本妥协，昨又侵波，其国家信义及国际道德，均已荡然无余，思之能不寒心？”(54) 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对日苏关系的危机感急速发展。9月17日晚，蒋介石以国际形势变化为由，决定打消本来已在议论中的对欧战发出表明中国立场的宣言的提议。(55) 其对德宣战之议当然亦随之作罢。是日起，印证蒋介石上述忧虑的坏消息接连不断。首先，在伦敦，18日英国外交部在和郭泰祺大使的会见中婉转拒绝了中方关于中英互助合作的建议，还明言：因环境所迫，英国对华物资援助今后恐难增加，比过去或须减少。(56) 其次，在巴黎，21日顾维钧大使被告知来自法国外交部的如下意见：将来日本如在中国组织中央政府，法英两国因为在华利益大多在日军统治区域，恐不得不与其来往；法英于欧战期间对远东问题无能为力，如中方能于此时自动设法组织一包括全境政权之“总机关”一致对外，则较有利。(57) 这不啻是劝告国民政府和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合流。随后，法国政府还通告中国：“因欧战关系，决召回在华之顾问团。”(58)
在上述苏英法种种行为的交逼之下，1938年以来国民政府对欧战负面影响所抱有的悬念似乎一下子都成了严峻的现实。这使政府内外对抗战前景的怀疑再次抬头。与之相应，在结盟问题上，一些人从此前反对蒋介石对德宣战，进而主张对德接近。在9月20日的外交专门委员会第46次会议上，王宠惠主导通过了作为结论的“本会意见”：“日苏妥协似非不可能。苏德意日之新集团似正在酝酿中。我国为应付目前国际情形，可由委员长密派亲信人员或党部要人前往柏林及莫斯科，以资连络邦交，并访采各国实际情形。”在23日的外交专门委员会第47次会议上，王宠惠在强调“吾人对于现在欧洲局面，宜暂取镇静态度”后，还忧虑地指出：“假如英苏交战，我国处于两友邦之间，其应付之态度尤为困难。”(59)
在对苏英法三国的悲观展望下，一些人还认为应在形势过分恶化前早日与日本媾和。譬如，9月28日，在孔祥熙的支持下，王宠惠在对美国记者的谈话中，婉转地提出了请美国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希望。这一谈话事前未和蒋介石商量，“对内对外均引起不良印象”。(60)
在这个重要的关头，蒋介石发挥了扭转态势的关键作用。9月22日，他以“即使中国灭亡亦决不出此”之言断然拒绝前述法国的劝告，并要顾维钧正告法方：“须知今日安定远东之力，实非日本，而不可轻侮蔑视中国至此也。”(61) 同日，他派遣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以全权代表身份赴莫斯科说服苏联坚持援华制日。(62) 30日，他在获悉王宠惠的对美谈话后愤怒至极，当即责令王立即补发矫正声明。(63) 10月18日，孔祥熙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被外界视为请美国调停中日战争的谈话，蒋介石闻信后“甚为不满”。几天后，他特召孔祥熙、王宠惠面谈，要求他们勿再表示请美调停之意。随之，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0月27日发表了对和议辟谣的声明。(64)
蒋介石为何在内部动摇之际仍然坚持主张继续抗战而拒绝中途媾和，他的这一主张为何能成为政府当局的最终决定？最主要的原因，是蒋及其拥护者从欧洲的教训和本国的体验中清醒地认定：在目前局势下中国不可能得到公正而有效的和平。关于这一点，驻美大使胡适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当时，针对罗斯福总统关于“调停远东战争的可能性”的提问，胡适归纳他所理解的中国最高当局的思考及他本人的想法，于10月中旬交给美国政府一份备忘录。它在强调中国并非不想早日和平后指出，在目前状态下调停中日战争至少有这样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1）能为美国接受的公正的和平则日本无法接受，日本只想和自己扶植的“中国中央政府”媾和；（2）能为日本接受的和平则毫无疑问会被看做远东的慕尼黑协定而遭到中美自由舆论的强烈反对；（3）既能为日本接受同时又符合九国公约精神、符合美国对践踏条约所造成的既成事实的不承认主义的和平，是不可想象的；（4）合理的解决方案，只有在具有传统友谊和相互理解的两个强国之间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在实力相差悬殊且相互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仇恨的国家间则只能一无所成；（5）1938年9月欧洲和平努力的最新历史证明，仅仅强迫纷争中的较弱的一方做出让步和牺牲是不够的，中介者还必须有使用自身力量以促使较强的一方恢复理性的意志；（6）同一时期的历史还证明，欧洲四强的和平协定对国家的独立毫无意义，远东的和平调停难道能比欧洲的调停还有实效吗？(65)
胡适的这份备忘录通过对远东局势和欧洲局势的联系与比较，有力地阐明了目前形势下调停或媾和的不可能性。与此相应，9月底以后发生的下述一系列事实，对中国而言则证明了继续抗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在《纽约时报》刊出王宠惠希望美国调停的采访录的翌日（美国时间9月29日），日本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即以书面形式宣称：日本政府把中日之间的争端视做纯粹的两个国家间的冲突，而认为不需要由第三者的调停来解决；王宠惠的谈话是在哀求美国做中，日本希望美国不会就这样被中国戏弄。(66) 这个书面声明不啻是为胡适备忘录所强调的“难于逾越的障碍”作证。其次，相关档案显示：蒋介石等中国当局者一边担心英法苏对日妥协，一边也常在内部估计，由于日本多年对外侵略行径所造成的客观效果，英法苏的对日妥协自有一定限度，不至于在对日本的今后取向还把握不定的情况F就真正把中国逼到停止抗战的地步。(67) 9月底以后的事实果然如此，英法两国的援华通道继续向中国开放，苏联也照常向中国运送抗战物资。与此相应，中国当局者看到，日本在大陆上不敢放松对苏戒备，在海洋上则面临美国增强海空军的压力。(68) 第三，蒋介石等人在欧局紧张之初就做出了美国将左右世界大局的判断，并据此而高度重视美方的作用。所以，在面对苏联所带来的危机之际，蒋介石认为，只要美国表明其坚强态度，局面就可挽回，故要求美国在最近期内对日有一坚决之表示，以壮英法之胆。(69) 恰在此时，刚从华盛顿返日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于10月19日在东京的日美协会发表了严厉批判日本的演讲，给了日本当局当头一棒。(70) 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后，蒋介石在10月29日的南岳军事会议上，把它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几天前反对日本改变上海租界现状的谈话相联系，视做美国对中日问题态度的“极明确的表示”，并强调“这实在是国际外交形势好转，关系于我抗战前途最大的一件事”。(71) 最后，在10月上旬开始的长沙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这个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士气。
在上述国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如胡适向美方所强调的，1939年10月以后，蒋介石主导下的国民政府开始从欧战带来的种种恐惧中恢复过来，并重新获得了勇气和镇定。(72) 正因如此，在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于10月31日发表谴责英法、批判美国和示好日本的演说，从而给中国带来新的严峻考验后，国民政府没有像9月中旬那样惊慌。11月8日，针对美英法苏这四个主要友好国有可能决裂的危机，王世杰在参加于蒋介石住所举行的讨论后，就中国今后的对苏政策明确答复胡适等驻外使节：“政府重视英、美过于其他友邦，惟不可公开表示耳。”(73) 这表明，中国当局者在结盟问题上一边努力防止英美法苏关系的破裂，并继续尽量维持中苏友好，一边也在暗中按照他们早就确定了的优先顺序，做出了万一必须选边时的抉择。
这些变化，再加上两个月来对日方的欧战对策的深入观察，使国民政府有可能重新思考欧战和中日战争的相互关系，并相应修正自己的国际解决战略。
从前文引述的相关档案可知，中国当局者认为，欧战能否成为中国所期盼的国际解决的机会，关键在于日本对欧战做出什么反应。作为观察欧战爆发后日方政策取向的指标，中国当局者特别注意这样三条：第一，日本以什么条件解决和中国的战争；第二，日本是加入英法阵营还是加入德意阵营；第三，日本是不介入欧战而专心于加强在中国的地位，还是利用欧战而在对华战争的同时，南进侵犯欧美的亚洲殖民地及其他利益。在欧战爆发以前，中国当局者虽然根据多年同日方交手的经验而在这三条上有所预测，并向英法等国提出警告，但基本上还属于理论性的推理，甚至含有理想性的期盼。在未经实践检验之前，他们还不能准确把握，并情愿做好最坏的准备。这是导致他们于1939年初对抗战目标做出保守性设定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欧战爆发数十天后，他们透过日本“不介入欧战”声明的表层，看穿了其对外政策中所内藏的“矛盾、愚拙和欺骗”。11月12日，蒋介石对此概括道：对中国，日本一面明知国民政府不可征服、汉奸不够号召，一面却不肯悔悟，企图通过扶植汪伪政权来解决所谓中国事变；对美国，日本一面尽量献媚，要求妥协，一面却企图撕毁九国公约和破坏门户开放，等于是逼美国自毁其远东传统政策；对苏联，日本一面尽力亲善，一面不肯忘情于包含对苏领土扩张在内的大陆政策；对德国，日本一面企图接近，一面在德苏订约后还要求德履行防共协定；对英法，日本始则压迫侮辱，继而姑且妥协，既要与之拉拢，又要乘机南进，向其远东属地发展；对欧战，日本一面说不干涉，一面却干涉欧战国在远东的行动，排斥它们在条约上的合法权益。(74)
基于上述观察，中国当局者对日本今后的政策有了基本的判断，认准它的结局必定是将欧战和中日战争联为一体，而给中国期盼的国际解决带来决定性的机会。因为，日本在对欧战和相关国家的行动上所存在的上述那些矛盾和欺骗，暴露了它的南进意图和结盟取向。这不仅必将导致侵害英法等国的亚洲殖民地，而且必将影响到正在进行中的欧洲战争。这样，英法等国和中国的利害连锁关系，也就必将超越原来的主体——“在华权益”，而扩大至其在亚洲的殖民地和在欧洲的战争。这使中国与英法等国进一步形成了相互需求、相互依存的关系，即中国要求列国援助以坚持抗战，列国也需要中国坚持抗战以牵制日本，间接地保卫它们现实的与长远的国家利益。(75)
基于这些分析，尽管对英法苏的对日妥协还始终抱有高度的危机感和强烈的警戒心，但在整体上，国民政府改变了迄今对欧战影响所持有的负面评估，而开始把欧战视做对中国的有利因素。其结果，蒋介石在11月中旬举行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中国的抗战目标，是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即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同时解决。因为，欧洲战争的爆发使解决远东问题的中日战争和解决世界问题的欧洲战争联为一体，提供了使中日问题和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的基础。
和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提法相比，蒋介石的上述发言表明，随着对中途媾和论的坚决否定和对欧战影响的重新认识，国民政府的抗战之“底”已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事态”抬高为“两个同时”，其实现途径也已从以国际会议为中心而转变为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的一体化。这是对欧战前主要以围绕中国的公理和利害连锁为基础的国际解决战略的极其重要的修正。
五、日本的反应与中国的机会
在国民政府修正国际解决战略的旧思路，以“两个同时”作为赢得对日战争的新国策以后，日本的反应成为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个新国策是以对1939年11月前的日方动向的观察为基础的，如果日方的实际行动与中国当局的结论南辕北辙，那中方的国策就等于空中楼阁；这个国策又是以对日方今后的南进意图和结盟取向的判断为依据的，如果日方其后的实际行动与中方的预想背道而驰，那中方的国策得到的将是海市蜃楼。
但是，战后公布的日方档案显示，无论是国民政府对1939年11月前的日本的观察，还是对其后的日本的预测，大体上都准确。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就日本对欧战和结盟问题的反应做一个概述。(76)
1939年8月23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成立后，日本受到巨大冲击，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欧洲形势复杂离奇”为由宣布总辞职。8月30日，以阿部信行为首相的新内阁登场。在重新研究今后的对外路线时，日本决策层处于一种普遍的困惑之中。8月末在日本外务省流传的一份意见书反映了这种困惑的基本原因。它分析说：在德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形势下，日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重新转向亲近英美”，但这意味着日本必须再度承认英美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的介入”，放弃以日“满”华为核心的东亚新秩序，如此，“则中国事变的意义丧失殆尽”；另外，亲近英美必然导致疏远德意，而“一旦这样英美就不会再惧怕日本”。“二是照常强化对德意的联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事变的意义将长存不息”，但是，“要达此目的我却必须与苏联亲近”。两厢比较后，它认为，“日本如和未介入东亚的德意疏远，而去亲近深入东亚的美英，只能自绝生路”，故日本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加强与德意的合作，如此，不仅中国事变的历史性意义将永存，日美矛盾也将同获解决。(77) 很明显，由于不愿以放弃侵华果实为代价，也由于不愿因疏远德意而失去牵制美英的王牌，这份意见书主张继续对抗美英并不惜为此而结好苏联。
正当日本当局为如何处理德苏订约以后的结盟问题苦恼之际，9月初欧战的爆发给它带来了又一次震动。如前所述，面对新的形势，阿部内阁很快发表了“不介入欧洲战争，专心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声明。但在内部，很多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到了如何利用欧战的问题上。9月13日，外务省欧战对策审议会针对“专心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内阁声明反诘道：解决中国事变固然是目前的最重要目标，“但帝国不能忘却南进，必须时刻牢记二者的联系”，在欧战结束之前，如果“完全无障碍”或“美苏两国仅剩一国为障碍”，即使冒几分险也要积极推进南方政策。它还强调，为了推行这一政策，“帝国应该不辞对美开战”。(78) 18日，欧战对策审议会进一步鼓吹：在欧战提供的转机面前，“帝国应以建设包含东亚大陆与南洋各地在内的‘广义的东亚新秩序’为基本目标”。为此，应“一边暂时以处理中国事变为最紧要任务，一边时时注意形势变化，不错失南进时机”。(79)
以上提案暴露出欧战爆发后日本外交当局者的两个重大变化：第一，在“解决中国事变”与“南进”的顺序问题上，很多人主张打破原来“先中国后南进”的战略步骤，在对华战争僵持不下的时候，就利用欧战造成的“自由之手”伺机南进亚洲的欧美殖民地。这是在顺序问题上“中国事变”与“南进”的并行论。第二，在“新秩序”的范围问题上，1938年11月日本首次公开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时，其对象尚限于以“日、满、华提携”为核心的东亚，也就是说，重点在于维护在中国的侵略果实。而此时已有相当多的官员越出中国这一界限，进一步注目于建设“包含东亚大陆与南洋各地在内的广义的东亚新秩序”。这个新加上的“广义的”定语，反映出其利用欧乱扩张“东亚新秩序”内涵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在他们眼中，这个扩张了的“新秩序”能够同时实现多重目标：既可切断第三国的援华运输线而困死中国，又可使自己获得南洋地区即欧美殖民地的丰富资源而摆脱对美英的依存，最后还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染指世界。换言之，如果说《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一时深感危机的话，欧战的爆发却使它从危机中看到了转机，因而试图利用欧战，进一步谋求以提前南进和建设“广义的东亚新秩序”而收一举数得之效。
但是，由于欧战当时还处在“假战”状态，结局尚难预测，1939年10月下旬，日本当局决定先尝试一下能否在坚持东亚新秩序的前提下，通过谈判缓和美国宣布废除日美商约以来的日美矛盾。在此方针下，11月初日本开始和美国谈判另订新商约或暂行协定。但是，由于日方坚持在“不改变东亚新秩序的限度内调整日美关系”，(80) 致使谈判于12月下旬归于失败。12月28日，由外务、陆军、海军大臣联合签署的《对外政策方针要纲》，针对“以谈谋缓”落空后的新形势，就今后的国策做出了两点新决定：一是正式确认要把“南方”地区“包括”进东亚新秩序之中；二是重新确认亲德方针，称德苏协定成立以后情况虽有变化，但我应注重日德意三国在建设世界新秩序上所具有的共同立场，继续保持与德意的友好提携关系，并努力加以灵活运用。(81) 在这个要纲的引导下，1940年1月14日，阿部内阁在主流派对“媚美外交”的喊打声中辞职，新登场的米内光政内阁虽然声称将推行“对美协调”外交，但实际上终止了日美谈判，(82) 1月26日，日美正式进入了无条约状态。
此后，一种被称为“世界规模解决策”的构想成为日本当局处理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指针。它的基本思路是：中国问题同世界问题已在客观上融为一体，因此，在中日之间单独解决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日本必须把中日战争和世界性事件结合起来，作为世界战略的一环，在同“援蒋第三国”的决战中，一并解决。(83) 这个观点表明，在侵华战争深陷泥沼，而欧战又似乎带来转机的形势下，日本决策层在解决中日战争的国际战略上开始走上了和中国殊途同归的道路，即实质上抛弃了九一八事变后一直维持的“日中单独解决”原则，从和中国相反的愿望出发，确定了和中国相似的“国际性解决”方向。
当日本在欧战对策和结盟问题上都基本按中国当局预想的方向行进，而一步步为中国带来机会之时，中方当然是乐观其成的。因此，自提出“两个同时”至1940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在对应欧战和结盟问题方面，只是在对苏关系上因苏芬战争等问题遇到麻烦，(84) 在对日关系上则大致是照既定方针行事。至于对德关系，在搁置参战之议后，国民政府实际上仍然实行不即不离政策，而德国的对华态度，据外交专门委员会1940年3月6日会议的总结，也“尚属差强人意”。(85) 同年4月1日，蒋介石在总结最近半年的外交时满意地说：中国坚持以不变应万变，虽在国际形势复杂紧张之中，而我们的立场很简单，很明确，友邦不独对我有清楚的认识，且一致地予以同情，欧美各国对我道义上物质上的援助只有增加，美2000万贷款的成立，使我无限感奋。(86) 外交部长王宠惠也对日本从反面为中国改善国际环境感到快慰。在5月1日举行的外交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指出，“最近有田对荷属东印度之宣言，各国反应甚为不好。过去我方对各国说明日本除侵略大陆外并有南进之企图，欧美疑信参半，今经有田本人之宣言，各国对于过去我之说明已为相信”。(87)
六、德国大捷后的分歧与“惟以日本为敌”方针
但是，1940年6月以后，国民政府内部在对德关系上再次发生了分歧。事情首先起因于德国此时在欧洲战场所取得的势如破竹的大捷。如前所述，欧战初起时蒋介石及其拥护者在结盟问题上之所以做出亲英法、疏德意的选择，除了对中国自身利害的考虑以外，对“民主国阵营”的必胜信念，也是一个重要理由。然而，自德国于1940年4月发起攻势后，到了6月，意大利亦随德向英法宣战。在欧洲，法国等国相继投降，仅存的英国也面临本土决战。一时间，欧战似乎不久就要以和中方的预测截然相反的结果收场了。欧洲战场的这一剧变，给中国当局造成了深刻的震惊和动摇。6月9日，王世杰在日记中愤愤指出，“近日我政府中人，因德军暂时胜利，颇有倾向德国，讥笑英法者，其浅薄殊可笑。凡此心理，匪特无主义，抑且不认识列强真相。如朱骝先、孔庸之、张季鸾等，均有此幼稚病”。(88) 众所周知，被王世杰点名的这些人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实，外交部长王宠惠此时也对民主国阵营的前景产生了怀疑。6月1日，他对军令部长徐永昌说：英法失利至此，中国应乘敌图和之时谋和。可能因为在谋和问题上曾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王宠惠不敢对蒋直言己见，而要徐永昌代为建议。(89) 在6月26日的外交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王宠惠进一步披露了自己的悲观看法，说：“自法国对德降服以后，英国对德战争所处之地位至为严重困难。纵使英国继续单独对德作战到底，但在英方要侵入德国领土殆不可能，即要在经济上封锁德国亦难得相当之结果，最大限度能使英伦三岛不被德国占领即为幸事。但就此而言，亦只能认为英国不被德国侵占较之英国战胜德国相去尚远。”(90)
恰在此时，英国也为全力抗击德国而被迫在远东退让，表示愿意接受日本关于封锁中国抗战物资主要通道滇缅路的要求。这从另一个方面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冲击。在7月2日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孙科主张，如运输断绝，中国当派特使赴德。针对政府内外的动摇情绪，7月5日，蒋介石在七中全会强调：六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同时”十分紧要，至今颠扑不破，应该坚持贯彻。英法军事虽败，欧战虽突变，对远东仍无多大影响。因为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极有限，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势力是美苏。它们均未卷入欧战，其在太平洋的势力不但与此前一样巩固，而且五中全会预期的美在太平洋岛屿筑港扩军与苏加强远东国防等，今都一一实现。日本如冒险妄动，只有更加加紧美国的戒备，促成美日的冲突。因此，即使英法失败远东形势还是不变，我抗战外交仍可照预定目标进行，我对英法态度无需变动。关于对德关系，蒋介石认为，因目前欧战结果，德国地位益增重要，故中国在可能范围内要尽力增进中德友谊。但他同时以下述三点理由强调中国在对德关系上“不必强求速效”：其一，德国本身势必要与中国接近；其二，由于目前海运遭封锁陆运无通路，中德即使接近也不能获得多少物资利益；其三，德国与远东的关系重在经济与物资，对外交与政治则关心较少。最后，蒋介石重申，除敌国日本以外我对各国均要敦睦邦交，今后要坚持抗战不变，坚持九国公约不变，坚持对太平洋各国的外交方针不变，守此三不变以度过瞬息万变的大时代。(91) 蒋介石的讲话说明，此时他在结盟问题上，虽然基于对德国地位上升和中方“惟以日本为敌”方针的考量，提出了改善和加强中德关系的新主张，但在整体上，基于对美国因素和大局发展的信念，仍然坚持对英美法的既定路线，并以此为改善对德关系的前提。
根据蒋介石讲话的精神，7月6日，七中全会就“国际形势剧变中之外交方针”做出以下决定：（1）除日本为我唯一之敌外，对于其他国家均本多交友、少树敌之义，并联合在太平洋关系密切之国家，维护九国公约之尊严，安定太平洋之局势；（2）现欧洲局势突变，敌人妄图利用此机独霸东亚，然美苏超然欧战之外，我当本一贯方针加紧努力，增进相互合作，对于英法尽力维持固有之关系，对德意等国不仅以维持现存友谊为满足，更宜积极改善邦交以孤敌势并破敌阴谋，有裨我抗战建国之前途；（3）外交当局对变动中之国际形势应密切注视，不限于消极行动以维持现状，而尤当积极力图改善，以适应大势。对驻外使领馆，应力求充实。(92) 可以说，这个决定虽然高度重视改善对德关系，但总体上兼顾了两个方面。换言之，它在结盟问题上试图恢复欧战前那种力求在两大阵营中两全其美的做法。正因这种两重性，它也使反对对德接近的王世杰感到忧虑。7月10日王世杰再次面谒蒋介石，“力言我外交政策不可变更，联德即放弃立场，亦无任何实益”。(93)
正在中方酝酿改善对德关系并因此产生分歧的重要关头，7月17日，英国继法国之后，正式宣布将封闭滇缅路三个月。这使一些中国领导人的感情失去平衡。翌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上，孙科发言说：“我国外交政策日趋困境，似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之方法应付危局。因法既屈服，英又将失败，英果败，美为保持西半球亦无余力他顾，势必退出太平洋，放弃远东。我之外交路线，昔为英美法苏。现在英美法方面均已无能为力，苏虽友好，尚不密切。今后外交应以利害关系一变而为亲苏联德，再进而谋取与意友好之工作，务必彻底进行。英法既帮助敌人中断我之运输线，妨害中国抗战，在英停止缅甸运输实施之日，应即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同时宣告退出国联，藉以对美表示民主国家辜负中国，使中国迫于生存改走他道。”(94)
孙科的主张明显地逾越了上述蒋介石讲话和七中全会决议“惟以日本为敌”的精神，在结盟问题上走到了抛弃英美法、单纯倒向德意苏的极端。可是，与会者除吴稚晖表示异议外，包括会议代主席孔祥熙、秘书长张群在内的人大多附和孙科。这反映出国民政府领导层对英法中止援华运输线的强烈不满及由此而生的偏激情绪。
如何对待孙科的提案？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决定由因事缺席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最后拍板。7月20日，蒋介石在住所召集孙科、王宠惠、王世杰、何应钦、孔祥熙、张群等核心人物商讨外交政策，讨论结果，蒋“不主张召回驻英大使，亦不主张退出国联”。(95) 孙科的主张被否决了。蒋介石的最后决策是坚持七中全会决定，在维持英美法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对德关系。(96) 7月下旬，蒋为此派桂永清赴柏林任驻德武官。但王世杰对这种与维持英美法路线并行的对德改善工作，一直没有改变其反对态度。7月30日，他指示检查机关尽量限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的联德言论，指出“此时倡亲德之论，必丧美国同情，且希特勒一类人如果得势，岂能福我中国！”(97) 8月5日，他对前来辞行的桂永清“告以中德国交日前无大改进之可能，联络德国，不宜对外多所表示，徒滋误会”。(98)
综上可见，1940年6月以后，在德国大捷和英法封闭对华运输线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围绕对德路线出现了三种意见：一种由蒋介石代言，主张在首重美国、维持英法苏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对德关系；一种由孙科代言，主张抛弃美英法，完全亲苏联德；一种由王世杰代言，主张单一维持美英法路线而不必对德改善。从整体上看，王世杰的对德主张最具一贯性，在国民政府对德意日关系的应对中，一直发挥着正面的导向作用。孙科的对德主张是对英法某些行为的一种义愤，但失之于情绪化，幸而未被采用。最值得注目的是最终成为政府方针的蒋介石的主张。如果单纯从王世杰式的角度来看，它容易被视做具有投机性，甚至包含有对日政策上的动摇性。但事实并非如此。1940年9月5日，当军令部长徐永昌以“抗战愈久愈利中共”为由，向蒋介石建议“应由德国调停中日战争”时，蒋介石明确地否定说：“日已无力停战，德亦无大作为。”(99) 这个事例说明，对于此期德意日关系、英法美苏关系的整体格局和中国应有的立场，蒋介石实际上自有其合理把握。易言之，他在结盟问题上双管齐下的做法，只是为了按照他对国际政治的整体构想，在外交棋盘上同时下活各种不同的棋子。
从下一节所叙述的史实中，我们对上述观点可得到更深入的认知。
七、“灰色”态度的动机及效果
1940年中德国在欧洲战场赢得的大捷，使“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投机心理在日本各界上升到了极点。7月12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与外务省联合拟订提交“三省事务当局协议会”的《强化日德意提携方案》，主张为建设包含南洋在内的东亚新秩序和加强本国在欧战后的国际地位，迅速与德意建立紧密协作关系。(100) 18日，日本决策层推举近卫文磨第二次组阁。翌日，近卫召集已内定出任外相、陆相、海相的三大阁僚举行“荻洼会谈”，与会者除确认要为实现“东西策因”而强化日德意枢轴外，决定“为把位于东亚和邻近岛屿的英、法、荷、葡各殖民地包含进东亚新秩序而积极行动”。会议还提出，“对美虽应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但只要事涉新秩序建设，就应以排除其实力干涉的坚强决心实现我方针”。26日，在上述提案的基础上，近卫内阁一致通过《基本国策要纲》，确定要以“八纮一宇”的精神建立以“皇国”为核心的“大东亚新秩序”。27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制定了《应对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决定“在迅速促进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101) 至此，在对欧战的投机心理推动下，缔结日德意军事同盟、建设包含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中国事变”与武力南进并行这三项相互联系的重大方针最终确定了下来。
日方的上述反应和中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者的最大区别是：在中国，虽曾一度出现孙科那样以断绝英法为代价的联德论调，但它只是出于一时的激愤，很快就被制止。最终定为政府方针的蒋介石式的对德改善，出发点是“惟以日本为敌”，前提是继续联合美英法苏等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宗旨是减少敌人、增加朋友，目的亦只在保卫本国的领土和主权。而日方所决定的对德结盟，则一开始就以对欧战形势的投机心理为基础，以利用德国、对抗英美为宗旨，以死守侵华果实和进而夺取亚洲的欧美殖民地，扩大所谓新秩序为目的。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减少朋友、增加敌人的政策。
这两种不同的对德政策在两个月后带来了不同的结果：1940年9月27日，日本正式和德意缔结三国同盟，而中国在经过长期等待后，终于迎来了结盟问题上最理想的局面。由于此前中国当局者在结盟问题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对日德关系的前景看法不一，所以，当尘埃一旦落定，他们对这个局面表现出一致的欢迎。
先说王世杰。在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的当天，他在日记中说：“予闻此约订立，实引为大慰，以国际侵略阵线与反侵略阵线可由是显然划分也。”(102)
再看那些在对德问题上常常和王世杰意见相左的核心人物。张群等人在9月28日的高层讨论会上，就和王世杰一起主张“对德意斥责并撤回驻德大使”。(103) 朱家骅则直接上书蒋介石称：“今德既联日，再与周旋，反招误会。撤退使节，理所当然。”(104) 而王宠惠还在10月3日的外交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做了这样一番分析：“德意日三国同盟之缔结，使国际间存在甚久之一切关系趋于明朗……吾人对于该同盟亦认为于我有利。即（1）从大形势看来，欧局与远东打成一片，连为一体，英美各国似不能一如过去‘先欧洲而后远东’之观察。势必将欧洲与远东之局势等量齐观。（2）过去英美对日有所顾虑，诚恐对日压力太大，迫使日本加入轴心，此外更企图对日稍事缓和，藉以苟延其在远东利益之维持。但时至今日，日本业已加入轴心，从此英美对于此层不必再有所顾虑，对于远东之政策及行动势将愈趋积极。（3）过去日本本身以‘不介入’欧战为标榜，藉此为其对英美要价还价之口实，现在日本业已敌视英美，不复再能有所藉口。”(105)
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看法当然也和大家相同。9月29日，他通电高级将领，具体论证“敌订三国同盟，实为我最后胜利之转机，亦为敌国失败开始最大之关键”。其中特别指出：（1）日本和德意图相互利用，但实无作用，反而加重自身孤立。日本已从仅以中国一国为敌，陷入与英美列强同时为敌。（2）德意早已袒日，以后最多不过再承认一个傀儡政权，但于我并无影响。（3）今后日必南进，兵分力弱，对我更难彻底。最后，蒋的结论是：敌所得为有名无实之盟邦，而我则获强大有力之战友；敌自造荆棘，更趋危机，而于我抗战则为绝对有利。今后敌友分明，应付简单，更易收得道多助之效。(106)
但是，尽管对日德意三国同盟带来的对华有利局面看法高度一致，在如何处理三国同盟后的中德日关系问题上，国民政府内部的情况却和一年前发生了明显的逆转。欧战初起的1939年9月，蒋介石主张对德宣战，而他的部下则大多反对宣战，有些人还认为对欧局不宜明确表态；现在，在日德意同盟已经成立的新局面下，包括朱家骅等被视为亲德派代表的人物在内，都和王世杰一起主张中国应向世界明确表态，蒋介石却反而立即对此予以否定。9月28日，他指示：“英如对目无表示，我对德意亦可暂缓表示”；30日，他明确反对召回驻德大使。(107)
另外，在对日问题上，蒋介石的做法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年前，当王宠惠等人倾向对日媾和时，蒋介石予以严厉斥责，其后，直至三国同盟诞生前夕，他也都一直拒绝任何类似主张。但在三国同盟已经成立以后，蒋介石却于10月中旬连续会见英美驻华大使，“告以两个月内，如英美不能与我合作（兼指军事、政治、经济而言）则我将另谋出路”。(108) 同月下旬，因为“外电盛传德国将调解中日战争，并谓日方亦急愿与我政府议和，甚至谓日本新任驻苏大使将请史达林出任中日战争调解责任”，王世杰再次向蒋介石建议“表示我方坚决态度，以解英美之疑虑”。蒋却再次对之答以“不妨暂缄默”。(109)
在敌我友形势出现根本性的转折后，蒋介石为什么反而会采取这种被王世杰形容为“灰色”的态度呢？1940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他的想法。其谓：
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后的局势：（1）中倭媾和为“下策”。以倭对华侵略之野心，及其对中国积极移民之状况，决非一纸和约所能令其履行与撤兵；而且世界战争未了之前，何能使其对海南岛等沿海岛屿之交还？我能巩固西北与西南之根据地，倭寇亦无力西侵。（2）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如新加坡或昆明失陷，则我国战线固不能与英美取得联系，完全陷于孤立；而一面又遭俄国忌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甚至转使倭寇与中共协以谋我，此于我最不利也。如果我西南昆明坚守不失，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度等地依然无恙，与我国仍可联成一气，则待美倭战局展开以后，英美需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难，甚或俄已在英美战线上联合作战，则我自可相机参战。（3）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如此则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如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抉择。此卓立自主政策，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
中倭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故余自去年欧战发动时，亟望加入英法阵线，而英法反置余于不顾；今则英法既败，而美俄仍未有行动，且倭已加入德意阵线后，余料其必败。倭既参加欧战，则中倭战争自可包括于欧战之内，而我反可无急求参战之必要；此则去年今日中倭两国之地位完全相反，我则可渐入主动地位，而敌则反受束缚，无法脱离其桎梏矣！以后，我国如何能操完全主动地位，是我今日最大的思虑，亦我今日唯一之要务也。(110)
以这篇日记为线索，加上同一时期的其他史料及其时代背景进行综合分析，(111) 首先可以断定，在对日媾和问题上，蒋介石此时的“灰色”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姿态，实际上，在三国同盟带来的新局面下，他更加视媾和为下策而予以完全否定。
其次，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对蒋介石的“灰色”态度的动机与目的，可以归纳出以下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日德意同盟的缔结根本改变了日本和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此前，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政策取向既有疑虑又抱有幻想，对中国的抗战价值则是既有期待又暗怀轻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在对日问题上表现软弱，对他国来说可能无关痛痒，对自身来说则只能是有害无益。现在，三国同盟的成立打消了英美等国对日本的幻想，而中国坚持抗日的价值则随之为世界所公认。因此，不仅英美阵营必须为牵制日本而支撑中国，对德国来说，要使日本摆脱中国的束缚而真正发挥同盟国的作用，也不得不在意中国。因此，蒋介石认为，在“完全主动地位”已经确立的现在，中国以中立态度灵活运用自己的这种地位，可收进退自如、左右逢源之效。第二，如果说上述第一条是灵活运用中立态度的可能性的话，下述这些理由则是灵活运用中立态度的必要性。（1）就苏联来说，在美国的态度因日德意结盟而无可犹疑以后，苏联已成为决定欧战和中日战争力量对比的最关键的国家，但它此时却仍然以中立国自居并正与德国讨价还价，致使各国对它的未来取向捉摸不定。因此，对国民政府来说，无论从国际政治来看，还是从以国共关系为中心的国内政治来看，都必须等苏联先做抉择。（2）就英美来说，虽然它们已因日德意结盟而更加迫切地需要中国抗战到底，但其自身还没有决心和中国切实结盟。因此，对国民政府来说，利用英美的对华需要，以包括故意暴露对日谋和意向在内的“灰色”态度做“要挟”，(112) 既有利于促进英美加强援华力度，又有利于进而争取英美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同盟关系。（3）就日德来说，国民政府虽然希望它们结盟，但其目的只在促日本在结盟问题上走上与英美阵营决裂的绝路，而绝非要德国真正成为日本的盟国。易言之，国民政府想看到的，是日本徒因对德结盟受增敌减友之害，却实际上享受不到德国援助之利。另外，后来为世人所知悉的德国的犯罪行为，此时有的还未发生，有的还未完全暴露。反之，1930年代中德友好交往的经历特别是德国顾问的表现，却给国民政府领导层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此，此时的国民政府领导层虽然对德国那些讨好日本打击中国的行为不满，但同时又认为，德国在东亚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对付欧洲的敌国，其对中国的得罪只是伴随前者而来的一种副作用，日德关系也并不像日本宣传的那样密切。总之，对他们来说，用“灰色”态度对德，既有利于离间德日，阻止或拖延日本所急需的德国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又有利于逼日本因得不到盟国援助而孤注一掷，加快走向四面出击的国际战争。
1940年10月以后，国民政府对欧战和结盟问题的应对，基本上就是按照蒋介石的上述思路展开的。但从下面的史实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那些刻意隐藏的真实动机的主导作用，表面上看得见的“灰色”或“中立”，实际上一直受着看不见的坚定原则的规制和导向，而二者的相互配合，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先看对英美方面的事实。蒋介石在1940年10月对英美大使的谈话中，除“自谋出路”一类的话以外，讲得更多的，是强调中国抗战对反侵略阵营的贡献，和要求英美加强援华制日，建立平等合作。(113) 同年11月，蒋介石还向英美两国提交了建立中美英抗日合作的方案。(114) 其后，英美方面也确实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响应中方的这些要求。
再看对德日方面的事实。1940年11月11日，德方向中国驻德使馆表示愿为中日战争做调停。(115) 11月21日，蒋介石在给陈介大使的电报中，要他明确通告德国：“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如是我国知日本已放弃其对华侵略，自不难循正当途径恢复和平。”“我方必先明白其对此点之真意，以后乃能再言其他也。”(116) 德方在获悉蒋的这一回答后，只得断定此“系中方拒绝言和”，其调停之议也就因此搁置。(117) 同时，由于中方的对德工作，在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后，德国不仅拒绝了日方要德国追随承认的要求，据王宠惠在外交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德国外交部曾通知德国各报馆对汪伪组织不加批评（即不加赞语）。事实上除与德政府并无关系之一报纸外，其他与德国党政有关之各报则概将该项消息载在第二版或第三版比较不甚显著之地位，且亦均未予以批评”。(118) 另外，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对德劝告之际，其实在11月底就已决定了这样一条底线：如果德意追随日本承认汪伪组织，中国即与其“断绝国交，撤回使领”。(119)
八、结语
进入1941年后，由于伴随日德意三国同盟而来的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形势愈来愈明朗化，中国“全国充满了乐观的空气，与滇缅路封锁时，几乎有天渊之别。一般向来没有信心的人现在也觉得中国不至失败了”。(120) 与此相应，以下述两个转折为契机，国民政府在中德关系和日德关系上的“灰色”，即使在表面上也愈来愈减少其必要性了。
首先，在欧洲战场，英国已经度过了德国带来的本土决战的危机，并逐渐明白显示出其与德国对抗到底的潜力。而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继对中国的巨额援助后，于2月通过了关岛设防案。2月20日，蒋介石总结说：“美国宣布太平洋各港口及关岛列为禁区，与英之新加坡布设水雷，同时并进，以及美、英、荷、印、澳、纽之联防，则对日包围之势已成，此为三年来所殷切期望者，今日已得实现，我中华民族已开辟胜利之坦途，而敌之‘东亚新秩序’之迷梦，亦从此粉碎矣。”(121)
其次，就中方特别担心的苏联来说，在它于4月13日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前夕，中方就看穿苏联的主要目的是促日本南进与英美冲突，而其结果必使英美与中国关系愈切，因此认为它“未始与中国无利”。(122)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领导层更判断：“（1）苏联过去所谓和平中立政策及帝国主义混战之名词已不适用。（2）现在苏联不得不与中英美站在一条阵线，过去利用他国战争策动世界革命及乘机在他国策动暴动之政策有不得不停之势。（3）苏联将由其所谓第三国际命令中英美共产党暂时停止破坏活动或进一步各与其政府合作。”(123) 不言而喻，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国民政府在对苏关系上也等到了它期盼的结果。
恰在此时，因对苏开战而陷入两线作战的德国，为急于换取日本参战而于7月1日宣布承认汪伪政权，越过了中方早在七个月前就已划定的底线。这使中德关系进一步发生了质的变化。消息传来，本来已经开始改变“灰色”态度的国民政府，立即做出了与德意断交的决定并于7月2日公之于世。(124)
至此，对国民政府而言，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已经定局，剩下的只是等待已在组织上介入欧战的日本在行动上也介入欧战了。
由于坚信这个结果不久就会到来，也由于坚信它必然带来中国国际解决战略所设定的“两个同时”的成功，9月17日，在“九一八”10周年的前夜，蒋介石决定再次提高抗战之底，即在10周年纪念中“申述我抗战目的在求得领土主权之绝对完整”，并明确声明：“东北领土主权不恢复，抗战决不中止。”(125) 12月9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国民政府以对日德意宣战而朝着这个新目标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今天，日本历史学界在回顾其本国60多年前的历史时，不同观点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对欧战局势的错误判断与在结盟问题上的错误决策，是日本当局扩大战争及最终将国家引向毁灭的根本原因。笔者在结束本文的论述时，也想相对而言地特别提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有过动摇，有过分歧，有过曲折，但在整体上对欧战局势的基本正确的判断与对结盟问题的基本正确的应对，是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赢得国际解决战略成功的一个关键。
注释：
① 管见所及，在中文版论著中笔者特别想提到以下成果（以出版时间为序）：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柯伟林：《蒋介石政府和纳粹德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详见鹿锡俊：《中国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1931—1933》，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③ 《王外长谈国际形势》，1938年7月5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以下简称《丛编》）（4），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第333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761／175。
⑤ 《汪精卫致蒋介石电（手稿）》，1938年10月2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492／3。
⑥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1938年10月2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410页。
⑦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欧洲危险局势之分析与对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761／177。引文中作为略称的“义”当指意大利。以后类似情况均照原文引用，不再一一说明。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761／174。
⑨ 蒋介石对汪精卫1938年11月4日来电的批示，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卷·亲批文件，总第3297号。
⑩ 关于汪精卫集团对国际解决战略的批判，见周佛海：《回忆与前瞻》，原载《中华日报》1939年7月22—24日，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210—1211页。
(11)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1月29日。
(12)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2月17、18日；《翁文灏致胡适电》，1939年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2页。
(13) 《王世杰签呈第101号》，1939年4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761／167。
(14) 《外交专门委员会第27次会议记录》，1939年4月1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310.3。
(15)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Third Series,vol.9,1938-1939,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55,pp.5-7.
(1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9,the Far East,vol.3,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pp.525-528.
(17) 详见《蒋介石致孙科电》，1939年4月；《张冲致蒋介石函》，1939年4月21日；均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以下简称《史料初编》）第3编（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09—410页。
(18) 《驻美代表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9年4月3日，《史料初编》第3编（1），第250—251页。
(19) 《蒋介石致罗斯福函》，1939年7月20日，《史料初编》第3编（1），第82—86页。
(20) 《外交部长对美国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发表谈话》，1939年7月29日，《丛编》（4），第226—228页。
(21) 《傅斯年致胡适函》，1937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65页。
(22) 《外交部致巴黎中国大使馆电》，1937年10月24日，《丛编》（4），第403页。
(23) 《行政院秘书处致外交部公函》，1937年10月28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35—36页。
(24) 《程天放致蒋介石等电》，1938年2月20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679—680页。
(25)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2月21日。
(26)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2月23日。
(27) 参见《蒋介石致孔祥熙等电》，1938年11月24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690页；《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2月11日。
(28)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2月3日。
(29) 见吴景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德军事和经贸合作关系的若干史事述评》，《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30)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6月3日。
(3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761／175。
(32)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9月20日。
(33) 《汪精卫致蒋介石电（手稿）》，1938年10月2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492／3。
(34) 军委会参事室：《日本未加入德义同盟对于中国之影响》，1939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761／217。
(35) 中方直至8月初还认为英法苏三方的谈判有成功的可能性。参见《外交专门委员会第41次会议记录》，1939年8月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310.3。
(36) 《外交专门委员会第43次会议记录》，1939年8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310.3。
(37) 杨杰：《促进中苏切实合作之管见》，无年月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3018／48。
(38)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8月25日。
(39) 《外交部致驻英大使馆电》，1939年8月26日，《丛编》（4），第482—483页。
(40) 顾维钧对此倾注了很大热情，甚至在欧战已经爆发后，他还对美国驻法大使重提“设法商订英法美苏在远东合作办法，以谋一劳永逸之根本解决”。参见《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9年9月14日，《丛编》（4），第458—459页。
(41) 参见柯伟林：《蒋介石政府和纳粹德国》，第292页。
(42)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39年8月29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105—106页；《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8月29日；《史料初编》第3编（1），第86—87页。
(43)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2日。
(44) 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内部发行，1978年，第406页。按：该日记的开头另有“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字句，但从日记的整体内容和蒋在当时的一贯思想来看，此句的真正意义应为“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之英法阵营为第一义”之略。
(45)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东京：原书房，1988年，“年表”，第129页。
(46) 参见《史料初编》第3编（2），第690页。
(47)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4、5日。
(48) 公安部档案室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39年9月6日，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年。
(49) 《外交专门委员会第45次会议记录》，1939年9月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310.3。
(50)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7、8日。
(51) 参见《谭伯羽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1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691—692页。
(52) 参见《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4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33页。
(53) 《蒋介石致孙科电》，1939年9月11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428—429页。
(5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册），第413页。
(55)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9月1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56)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8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34页。
(57) 《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9年9月21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57—758页。
(58) 参见《蒋介石致顾维钧电》，1939年9月23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59页。
(59) 《外交专门委员会第46次会议记录》，1939年9月20日；《外交专门委员会第47次会议记录》，1939年9月23日；均见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310.3。
(60)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29日。
(61) 《蒋介石致顾维钧电》，1939年9月22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58页。
(62) 参见《蒋介石致斯大林函》，1939年9月22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347页。
(63)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30日。
(64)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10月19、27日。顺便指出，张北根《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8卷第220—222页的一份史料为依据，说蒋介石曾于1939年10月5日通过驻德大使馆参赞丁文国向德方请求调停，蒋介石提出的对日议和条件是：1.承认伪满洲国，2.华北经济合作的特殊权利，3.中日亲善，4.日军自长江流域撤退，华北可以驻兵等”。但是，细读张文引用的德方文件的全文就可发现，丁“一开始就声明，他提出的是他个人的意见和建议”，他只是自以为重庆的中国政府会同意他要说的话。总之，笔者认为：张文把丁的话看成蒋介石的命令值得商榷；综合分析包括中日双方和第三国在内的多方面的史料可知，蒋介石不可能以这些荒唐的条件去向日本谋和。
(65) 《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1939年10月15日，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
(66) 《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1939年10月15日。
(67) 参见此期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和外交专门委员会会议记录。
(68) 参见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9年10月29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以下简称《蒋集》）第16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420—427页。
(69) 《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9月18日，《史料初编》第3编（1），第89页。
(70) 详见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1932年至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蒋相泽译，陈宏志、李健辉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0—295页。
(71) 本段及下段，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9年10月29日，《蒋集》第16卷，第420—427页。
(72) 《胡适日记全编》，1939年10月15日。
(73) 《王世杰致胡适、颜惠庆电》，1939年11月8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6页。
(74) 详见蒋介石：《昭示我抗战国策坚定不移》，1939年11月12日，《蒋集》第16卷，第440—451页。
(75) 本段及下段，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蒋集》第16卷，第472—480页。
(76) 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鹿锡俊：《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77) 山崎靖纯：《关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态度的意见》，1939年8月25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档案：A1.1.0.30。
(78) 参见欧战对策审议会调查部干事：《关于帝国时局外交方针决定的备忘录》，1939年9月19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档案：A1.1.0.30—7。
(79) 欧战对策审议会干事会：《以欧战为契机的帝国外交方针提案》，1939年9月18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档案：A1.1.0.30—7。
(80) 《外务省关于当前对美政策要纲的决定》，1939年11月15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档案：A1.3.1.1—4。
(81) 详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第421—424页。
(82) 格鲁：《使日十年》，第317页。
(83) 参见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东京：朝云新闻社，1968年，第6页。
(84) 关于此期的中苏关系，由于它的复杂性，笔者拟另稿详述，故本文从略。
(85) 《外交专门委员会第60次会议记录》，1940年3月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310.3。
(86) 蒋介石：《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5次大会开幕讲话》，1940年4月1日，《蒋集》第17卷，第215页。
(87) 《外交专门委员会议第62次会议记录》，1940年5月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310.3。
(88)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6月9日。
(89)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6月1日。
(90) 《外交专门委员会第64次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310.3。
(91) 蒋介石：《目前外交之一般检讨》，1940年7月5日，《蒋集》第17卷，第382—385页。
(92) 《革命文献》第80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9年，第56—57页。
(93)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7月10日。
(94) 本段及下段，《国防最高委员会第36次常务会议记录》，1940年7月18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476—479页。
(95)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7月20日。
(96) 参见《佚名致胡适（代电）》，1940年8月8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59页。
(97)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7月30日。
(98)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8月5日。
(99)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9月5日。
(100) 《提交陆海外三省事务当局协议会的强化日德意提携方案》，1940年7月12日，《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第434—435页。
(101) 《荻洼会谈纪要》，1940年7月19日；《基本国策要纲》，1940年7月26日内阁会议决定；《应对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1940年7月27日；均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第435—438页。
(102)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9月27日。
(103)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9月28日。
(104) 《朱家骅致胡适电》，1940年10月16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75页。
(105) 《外交专门委员会第66次会议记录》，1940年10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310.3。
(106) 《蒋介石致各高级将领电》，1940年9月29日，《史料初编》第2编（1），第319—320页。
(107)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9月28日；《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9月30日。
(108)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10月16日。
(109)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10月27日。
(110) 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80年之证言》，中央日报社翻译，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86年，总第2659—2660页。
(111) 除本文已经引用和下文还要引用的蒋介石的相关资料外，1940年9月至翌年12月徐永昌日记中的相关记录也富有启发性。详见《徐永昌日记》第5、6册。
(112) 日德意结盟后，国民政府内部的讨论中时用这种不加掩饰的词汇。参见《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12月26日；第6册，1941年4月18日。
(113) 详见《外交部致胡适、宋子文电》，1940年10月18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77页；《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谈话记录》，1940年10月18日，《史料初编》第3编（1），第100—103页。
(114)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1月1、9日，《史料初编》第3编（1），第108—112页。
(115) 《陈介来电》，1940年11月11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第60—61页。
(116) 《蒋介石致陈介电》，1940年11月21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00—701页。
(117) 《陈介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24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01页。
(118) 《外交专门委员会第68次会议记录》，1940年12月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310.3。
(119) 《外交部致胡适电》，1940年11月29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85页。
(120) 《陈源致胡适函》，1941年1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510页。
(12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下册），第642—643页。
(122) 张忠绂等：《关于日苏即将签订之贸易协定之意见》，1940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761／132。
(123)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6月28日。
(124) 《外交部宣言》，1941年7月2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03—704页。
(125) 《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9月17日。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王世杰论文; 苏联对日宣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日开战论文; 历史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蒋介石论文; 王宠惠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 远东集团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万历朝鲜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