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患对舟山地名演变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舟山论文,地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倭寇”是我国沿海居民对侵扰海疆的日本武士、商人和海盗团伙的称呼。在明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海防薄弱，倭寇的骚扰给沿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当时威胁海域安宁的最主要的一股不安定势力。舟山群岛悬居大海，是倭患的主要受害地区之一。地名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常常铭刻了动荡岁月的痕迹。
一、防倭是明初“海禁”的直接原因
舟山地处浙江省东北部海域，是我国最大的群岛和渔场。“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唐代首先设立了翁山县，北宋设立昌国县，至元代升为昌国州，以水产品纳税，年纳鱼鳔（注：指
鱼和毛常鱼鳔，为滋补上品。）80斤。然而，至明代，先是降州为县，洪武十九年(1386)，朝廷又颂“禁海令”，徒3万舟山居民入大陆，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次年，废昌国县。
对于造成明初“海禁”和“废县”的原因，地方史志是这样记载的：“悬居海岛，易生寇盗（注：明天启《舟山志》，1626年纂。）”。但仔细分析起来，可以发现这里的“寇盗”主要是指“寇”，即倭寇，原因有二：
1.倭寇对舟山群岛及浙东沿海的骚扰，自明初即形成。对于这个时期的倭寇侵扰情况，虽然史志记载不多，但明嘉靖时任浙江总督的胡宗宪在《舟山论》中却清楚地指出：“信国公汤和经略海上，区划周密，独于舟山似有未妥者。盖洪武间，倭犯中界，犯玉环，犯小
寨，皆渐东海滨，信国公所亲见也……若定海（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之前的“定海县”，指现宁波市镇海区。）之舟山乃倭寇贡道之所必由。”胡宗宪与汤和系同朝代的人，此番叙述当为可信。
2.宋元时，官方对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这在北宋熙宁之年(1073)重建县治时，取“昌国”为县名可以看出：“意其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中之巨障，足以昌壮国势焉（注：见宋宝庆《昌国县志·叙县》（1227年），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叙州》（1298年）。）”。对于这样一个“海道险要（注：见元大德《昌国州图志》（1298年）。）”之地和已经略了数百年的县治，普通的盗寇骚乱是难以使朝廷轻易放弃的。从当时形势来看，兰秀山的叶希戴、王子贤反朝廷武装已于洪武二年(1369)被平定，其他盗寇势单力薄，也难与朝廷的官兵抗衡。依胡宗宪的看法，舟山是倭寇入侵浙闽沿海的跳板：“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为巢者……”。因此，“海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倭寇利用群岛的丰足物产获取补给。
二、“舟山”和“定海”地名产生于“海禁”与“展复”
“舟山”和“定海”是现今舟山市覆盖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地名，这两个地名均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于防倭目的的“海禁”。根据地方史志的记载，舟山群岛的主岛——舟山岛及群岛本身，在宋元时代还没有产生特有的称谓，均以“昌国县（州）”名称来涵盖。至明洪武“禁海”之后，“昌国”地名随政区的消失而逐渐隐退，从而孕育了一个新的地名——舟山。对此，《舟山市志》载：“此后，史书始称昌国为舟山”。
“舟山”之名，本是县治前的一座小山的名称而已。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这样记载：“舟山，在州之南，有山翼如，枕海之湄，以舟之所聚，故名舟山。”“海禁”之后，舟山群岛荒夷一片，仅存有547户居民，因乡贤王国祚的请免，才获准留守舟山岛。由于这些留守岛民主要聚居在旧县治所在地附近，聚落前的泊舟之山名称，也就逐渐演变成了舟山岛上小城的名称，继而随后来“海禁”的松驰，居住地的扩展，很快发展成为对整个舟山岛乃至舟山群岛的称呼。至嘉靖年间胡宗宪撰《舟山论》时，“舟山”地名的外延已基本上同于现在了。
清初，清廷因受明代备倭政策的影响，再次颁“迁海令”。不久，地方官吏们就认识到了“舟山是宁郡藩蓠，亟宜展复（注：见清康熙《定海县志》（1751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颁“展海令”。出于对倭患的余悸，为更好地守住这方曾动荡不安的“皇土”，二十六年(1687)，康熙皇帝以“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注：指今舟山岛。）”，取海波永定之义，诏改“舟山”为“定海山”，并题“定海山”额。次年，建定海县，改原定海县为镇海县。从此，群岛名称开始与政区名称分离。
三、岛礁名称的变迁
元代，昌国州有居民4.4万人，至明初“海禁”之后，除舟山岛外，其余各岛都开始荒芜。后因“海禁”渐松，在大陆上难以为计的部分岛民后裔及沿海各地的贫苦农民，又逐渐迁往群岛各地。然而，长期的废弃历史已使得许多岛屿名称不再流传，新定居的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认识程度，又赋于他们的家园以新的名称。这些岛名的变异，因为重新开发时间的差异及对原有地名保存途径的不同，而又有不同的变迁方式：有的保留了读音，但书写方式发生了变化。如，岝客山变为摘箬山，东藿山变为东福山；然，大部分新旧地名的读音和含义都有明显的差异，作为舟山群岛第三大岛屿的六横岛的地名演变就属于这一类型。据考证，六横岛在宋元地方志中称为“黄公山”。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黄公山，在海之南……或云晋时隐者黄公，善神术，制白虎，毙此山，故名”。至明嘉靖间，“黄公山”地名在当地失传了，取代它的是“六横山”，以岛上有六条山岭逶迤横贯状如蛇而得名，“横”为当地对蛇的称呼。对于这个现象，《普陀地名志》这样记载：“黄公山更替为六横岛，约在元末明初，最大可能是明洪武二十年(1387)汤和迁悬海居民入大陆，黄公山名称随之失传”。其它如嵊泗县的主岛泗礁山，风景旅游胜地朱家尖岛等，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地名的突变。
四、导致地名误指
地名误指，即是地名与其所指代实体上的“张冠李戴”现象。“海禁”之后，后人由于对史书记载的地名所代表的实体考证不清，在音近地名上就产生了误解和误指。典型的地名误指出现在嵊泗县的花岛山和普陀区的朱家尖岛。
花岛山，宋称石弄山，元称石衕山（注：“衕”同弄，意为胡同。）。宋乾道《四明图经》载：“在县东北九百五十里，山石玲珑……”；宋宝庆《昌国县志》和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均载：“在海之东北，有石玲珑，故名。”据嵊泗地名办考证，“石弄”、“石衕”之名由岛上的一条形似岩石生成的胡同山谷得名，今仍存有自然村“小石弄”。然而，至明末清初，“石衕山”被一些史志误指为舟山岛南的十六门，直至清末的《昌国典咏》才予以澄清：“……山名相同，非宋元之东北海中‘石弄’，一名‘石衕者也。”
朱家尖岛，古名马秦山，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马秦山，在海之东南，昔有碧云庵……莲花峰与马秦山碧云庵对峙，三石层出如莲花……”，又载：“乌石塘在马秦，绵亘百余丈，高可二丈许，枕海之滨，表里皆青圆石子……黑棋子湾以乌石塘之左……”。就是这么一个风光秀丽的岛屿，至清初却被指认作既无乌石砾滩，又无突兀山峰，至今面积仅有0.33平方公里，海拔72.4米的马峙。而原岛却冠以另一个与“马秦山”名称风马牛不相及的地名。对马秦山位置的争议，自清一直持续到本世纪80年代也没有结果。在1986年刊印的《普陀地名志》，仍指马峙为“马秦山”。直至90年代，随着地方修志的兴盛，才由当地学者确证古马秦山即今朱家尖岛（注：见邬永昌《千年沧桑话马秦》，《浙江民政》1991年第3期），古志中记载的莲花峰、乌石塘、黑棋子湾等就是现已划入普陀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白山景区和乌石塘景区。
五、抗倭地名的产生
舟山的抗倭地名有二种。一种是为纪念抗倭战争的业绩而形成的地名，如平倭港（注：今名“沥港”。）、倭井潭。史载，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参将俞大猷在烈港（注：今名“沥港”。）歼与倭寇勾结的王直海盗集团大部；三十五年(1556)，参将卢镗在烈港擒倭酋辛五郎，当地为纪念这番功业，遂改烈港为平倭港，树“平倭港碑”。
另一种抗倭地名则来源于抗倭将领巡洋督汛时，在各岛屿驻足时的题刻。这些摩崖石刻，现已发展成为含有文化意蕴的景点；海滨悬崖上经历了数百年风雨的斗大汉字，自然也成了这些景点的名称。这类地名中，最著名的要数万历间都督侯继高在嵊泗枸杞岛上留下的“山海奇观”和在普陀山留下的“海天佛国”摩崖。现在，这八个大字分别成了嵊泗列岛和普陀山的雅称。由抗倭将领题刻形成的景点名称还有：嵊泗小洋山的“倚剑”（1553年李楷题），“海阔天空”、“鲲鹏化处”（1608年，游兵都司张文质题），黄龙岛上的“瀚海风清”（1608年浙直中府都督处邵扬令等题）等，计有20余处。这已经成为嵊泗列岛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一组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地名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