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伦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继19世纪叔本华掀起的一场反理性的、唯意志论的狂飙，摇撼了经由柏拉图、黑格尔构筑的理性主义堡垒之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势如破竹般地渗透到文学艺术、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等领域；并且从更多方面证明宇宙中没有终极不变的事物和关系，人世间没有永世其芳的伦理信条和道德说教。事物在运动、变化和发展，关系在深化、丰富和演变。一切行为准则、实践理念和评价标准都随着社会的变迁潜移默化，或是发生本质性的裂变。就像一定历史时期合法地存在“人吃人”或“一夫多妻制”一样，不论是古典的自然主义、理念论、中庸论、神学伦理观、利己主义、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意识论和存在主义都代表了伦理道德演变史上的一个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说：“对于德行的意识来说，规律是本质的东西。个体性是要扬弃的东西，而且既要在德行意识自身里又要在世界进程里予以扬弃。”[1](P252)今天于世界范围正在兴起的新全球伦理观就是人类伦理德行自行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
一、全球伦理道德共识的必然要求
从唯物辩证法高度上讲，物质的统一性决定人性的统一性，当然也就决定人类的统一性以及人类必然拥有的伦理道德的统一性。今天这种统一性要求虽然已经促成一种适用于整个人类的行为和利益的新全球伦理观的发生，但是人类对于它的认识和实践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人类认识史上，直到18世纪，一些欧洲的生物学家或博物学家还把黑人看作是黑猩猩一类；19世纪，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一书中还继续把非洲看作是愚昧的中心，认为非洲人由于金属和热的作用而变得呆滞和迟钝，没有达到意识的沉默精神。至于亚洲人，只是狂热地一味从自身进行生育的中心，畸形的生殖，而不能成为支配自己中心的主人。[2](P392)以至20世纪，德国的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优越主义、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种族灭绝暴行。直到二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考古学、生物学、脑科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发展，才使人们彻底认识整个人类不分肤色、种族和国家都是一个大家族；都属于同一个物种，有着共同的起源、同一个
祖先，都有着相同的本性和特征；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承付着共同的理想和希望。
所有人都有着同一个起点和终点，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人生尊严和人生价值上都是生来就平等的。任何人都应该享有不受性别、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信念、意识形态、国家民族、社会起源、财产多寡、以及家庭出身等方面受歧视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任何人天生就应该是统治者、剥削者、富有者、高贵者。一切剥削和压迫都是私有制度统治下劳动异化的结果。正是异化造成了现实中的高低贵贱、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给世界上的许多人带来了生存上的困难和危机；乃至给整个人类带来暴力、战争、罪恶和各种危险。显然这些都危及到个人的安全和正常生存的权利。新的全球伦理观恰恰重视的就是人人都天生应该享有的这些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剥夺的、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保护的权利。任何人只有享有权利，才谈得上享有自由。那么在新全球伦理观中，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哪些最基本的、不能受侵犯的权利和自由呢？
这就是首先要拥有摆脱剥削和奴役的自由；摆脱受干扰和被侵犯的自由；拥有思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拥有追求理想、实现自身价值和自己感兴趣而又不妨碍或伤害他人行使自身权利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拥有隐藏私人秘密和权利的自由；拥有接受教育、培养能力、增长才干、自由探索和使用属于人类共有的文化精神财富的自由；也都享有出版和宣传个人的学术观点及见解显示自身权利的自由。
由于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个人和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任何人都有为人类服务、向社会作贡献的权利和义务，也都有得到社会回报和奖赏的权利与自由。社会作为一切个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母体，应该保障每一位公民拥有工作和劳动的权利；拥有被保护和丧失劳动能力时被供养的权利，拥有适当的假期、闲暇和放松的权利；老幼病弱者拥有被关心和被特殊关照的权利；一切人都拥有政治、法律、道德、以及发展机会上公平和平等的权利。社会应该保证每一位公民的人生安全，使他们享有免于被随意拘留、逮捕或无端陷害和惩罚的权利；使他们都有机会和权利民主地参与政治，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拥有参政权和不参政权；拥有自由地把握和支配自己的生命权与生存权。
每个人天生应该拥有的这些权利和自由，就决定了整个世界应该相互谅解、相互宽容、相互和谐的大家庭。个人不论强弱，国家不论大小，民族不论优劣，都应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公平地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事业。人类不是动物，不能弱肉强食，这是建立新全球伦理观的关键所在；也是继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形成的一种共识；同时是希特勒分子、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霸权主义者，以及宗教狂热分子、宗教偏执主义者和一切恐怖主义分子不得人心之所在。为此，不仅是今天全人类的认识，也是客观发展的形势和趋势所在。“迫切需要人类去创建能使世界各地区和平共处与相互合作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3](P405)并要求在可以充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之前，共同建立一种关于整个人类都必须自觉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真正世界范围内的伦理观。
旧伦理观，很大程度上是煽动民族仇恨和人际间仇恨的根源。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既是性别仇恨的根源，也是阶级仇恨的根源。自然选择、优胜劣汰既是民族仇恨的根源，也是世界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沙文主义滋生和存在的根源。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既是现代环境危机的根源，也是无数物种面临灭绝的根源。白人至上主义既是现代黩武主义的根源，也是现代社会多元化、多样化遭受严重破坏，人类文化日趋乏味、单调和齐一性的根源。因此现代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变革或摧毁陈旧的伦理道德传统，创立新的、更符合人性的恢复和完善，更有利于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的新伦理。
特别在价值取向上，不只要完成从以往道德教条上的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从狭隘理性主义转向合理性主义，从基督教的赎罪和受苦原则转向享乐主义、幸福主义和政治福音主义，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一元论和独断论转向多元化和自由论，从民族、国家、阶级的对抗论转向各种群体、各种文化和各种意识的谐调论；而且在一个由高科技建立起来的新世界里，其主流特征要求政治走向民众化、技术化、程序化、管理化；文化走向多样化、新奇化；生活走向主体化和游戏化。在那里人们将更看重的是自然权利和游戏规则。[4](P25)通过认识和实践主体的努力，使得一个健全和非祛魅的世界成为有机的、整体的、过程的和充满自由的社会。
二、人类的普遍的义务和责任
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发达国家人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观念发生的重大变化，不只是表现在幻觉教会、自由大学、裸浴聚会、群居公社、性游戏俱乐部、同性恋家庭等异常形式上，反映了一些十分前卫的思想、行为与过去的习俗发生彻底决裂；更重要的是信息社会、虚拟技术、网络世界和知识经济使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伦理道德革命。这次革命既表明了人类伦理道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表明了人类的普遍职责和义务。
人类不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是和必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人性就是它的历史性、社会性、群体性和特有的意识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自觉地促进和维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那么新的全球伦理学要求人类应该自觉地承担起哪些关系到全人类的义务和责任呢？由于个人是和社会唇齿相依、密切相关的；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也就不会有个人；因此一切个人都必须首先承担起与个人自身成长和价值实现相关的责任；更重要的还是要承担对他人和整个社会负有的义务和责任。作为父母任何时代都负有不可推卸的抚养子女的责任；他们有责任为孩子提供衣食住行、关爱和安全，提供受教育、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和技艺的机会。作为子女也要尊敬和关心父母，理解和宽容老人；至于夫妻之间应当承担起相互爱恋和忠诚、相互体贴和帮助的义务。
上述的义务和责任也应该从家庭推广到整个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吾爱，以及人之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友好、友谊要贯穿于整个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既是一种传统的美德，也是人类必须持之以恒、继续努力的方向。就整个人类而言，不分政治制度，不计宗教信仰，不论职业地位，一律都对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承担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不只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都是地球上面的一个居住者，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或者说都构成了人类社会和地球这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同样，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作为人类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也需要以整个人类利益为重；要受到新全球伦理学的管束；要忠于人类大家族，服务于世界共同体；要尊重他人、他国的尊严和选择；要保卫一切人权，珍视一切自由；既要关心现实人的生存状况，又要高瞻远瞩人类的未来，为子孙万代着想；树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去掉只管自己今生今世悠闲自得和快乐幸福的自私行为和短视心理。每个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自觉地把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与整个人类和世界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只有不断地去认识世界，发现世界，认识自身和发现自身，整个人类才有可能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新全球伦理观就是要建立这样一门提供有关如何做人，如何为人，以及如何成为一个真人的真理性学问。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种自觉执行的法规，它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却具有良知的自我约束性，它的宗旨就是要唤起良知良能，以发挥和挖掘人性中无穷无尽的潜力。伦理道德自古以来都是比强硬的法律更具有激发起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和动力。因为伦理关系中往往隐含的是一种内在力量，而法律关系中往往存在的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前者激发的往往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而后者导致的往往是一种勉强和被迫的行为。前者是一种永存的关系，后者则是一种权益之计和被迫的举措，所以人类的未来不是要长期地依赖法律，而是要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建设，要让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新全球伦理观覆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使得任何有损人类利益和生存的行为与事件都能够受到全人类的有志者和有知者的监督与口诛笔伐。
当然对人类推崇备至的科学也要作为诸多传统或众多文化形态中的一种来看待，而不要作为判断是非曲直和可接受性的唯一标准。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不仅不会经常地使人类行为更合乎道德，相反它的实证性、拜物教，它的经验方法带来的对社会现实的形式上的肯定，特别是它在功能上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总是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因为“科学发现的知识一方面被用来使社会机器永恒化，另一方面也被动员起来推翻那个社会机器。它因此而参与其中的矛盾模式早已支配知识氛围。科学和形而上学被不知不觉地弄到了一起。”[5](P179)这就务必导致反人道主义。因此新全球伦理观竭力主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真正合人性的伦理道德必然要基于对人性、人生和人权的深刻认识，基于对公众的自由争论、多元化行为和实践的鼓励，以及发展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尊重个人的自我选择，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潜在能力。
三、全球合作的伦理观
认识、义务和责任的统一性必然要求实践行为的统一性。因此未来谋求全球性协同与合作是新全球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所谓协同就是对于一切分歧都主张讨论和协商，求同存异，尽可能多地去理解周围那些正处于变化中的环境条件；尽可能多地理解我们所肩负的新的责任；这种责任将深刻地蕴含于我们与地球的已经改变了的关系之中。所谓合作就是在实践上相互支持、相互联合，共同承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职责。
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来自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压力愈来愈巨大，愈来愈紧迫。从自然界方面来说，人类愈来愈认识到要预防或战胜天灾人祸，非得依靠整个人类的力量不可。可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人类就已经确立了一种全球性的环境意识，开始着手动员整个人类来对付各种自然灾害。今天“联合国环境委员会”已经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类似各种“垃圾监察行动”、“毒物抵抗行动”的实施，以及各种“动物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的创立和实践，都证明人类企求拯救地球生态的集体意识已经日益觉醒。乃至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的问世，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在全球的意义上达成共识，勾绘出全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准则和基本法典。其中不仅包括每个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还包含着承认生命的尊严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作为生活的条件。它要求全人类都要关心制定一种有关“世界是一个处在时空中的整体”的伦理远景规划。
遵循着这一远景规划，1980年《世界保护区战略》出台，为呼吁各国政府、政策制定者、智囊团、自然保护主义者，以及实践者更多地集中注意力、人力、物力于资源管理提供了政策性的指导方针。到了1982年，在《斯德哥尔摩宣言》和《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公布了《内罗毕宣言》，进一步强调和扩展了环境保护领域的民族影响与国际合作，突出了在解决未来行星上生命的尊严问题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1983年问世的《自然宪章》是人类首次为保护自然建立的一部全球性法典。它强调保证自然系统适当功能的意义，重新肯定了联合国的基本宗旨，特别是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民族间友谊关系，解决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或人道主义品格等问题上促成国际合作的意义。至于1984年的《海洋公约法》、1987年的《臭氧公约》和《蒙特利尔草约》都是对《自然法典》的发展和具体化，都是旨在控制、减少和预防人类对自然界的一些破坏行为及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旨在通过一种精神和道德的力量来预防生物学污染，以免大气圈的空气变坏而不能呼吸，地球上的水质变坏而不能饮用，地表的植物群死亡，而没有花园可供欣赏，生命圈中的动物灭绝，使人类失去地球上唯一可以与他合作乃至进行情感交流的伙伴。
以上是从自然环境方面来说明全人类从事相互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若从社会方面来说，则更具有一种紧迫性。今天人类不仅面临着日益糟糕的自然环境威胁，而且从未间断来自人类本身的破坏和损害。纵观迄今为止的天灾人祸，主要还都是人类自身所为，管理好人类自身的行为是维持天人和谐的关键。看看今日人类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人口的迅猛增长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沉重的压力。据一项权威统计，世界人口1800年仅为10亿，2个世纪不到，就增长到60亿，按照这种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2亿。这种人口无节制增长的趋势必然带来各种问题和灾难，特别是贫富悬殊的加大和贫国与富国的经济差距的拉大，必将使得饥饿、疾病、暴力和战争在所难免。人口的无限增长带来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土地的日益减少和贫瘠。1957年中国人均耕地为2.57亩；1995年人均耕地就变为1.19亩；此后直线下降，1997年人均耕地就迅速减少到0.9亩。全国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0.5亩；平均每年静减少耕地289.9亩。若照此速度演变下去，2050年，中国的许多地区将无地可耕。
与土地萎缩相伴随的是矿物资源危机，有人预言21世纪，世界就将面临煤炭、石油资源枯竭的危险。届时加上森林资源的迅速减少，沙漠化的日益严重，二氧化碳增多，土壤受到严重侵蚀，海洋遭受重度污染，必将使人类生存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和更加混乱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答案还是加强全人类合作，共度难关。值得庆幸的是，今日人类采取的各种实际行动，已经使得全球性合作不可避免，形成了一种大势所趋的气候和呼声。特别是现代高科技给人类的全球性合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以至许多人都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治理信心实足，认为“人类能够创造一种稳定、有益、快乐的，而且有益于地球健康及其文明增长的人性化环境。”[3](P49)
人际间的相互合作和必须采取的集体行动，需要一个载体来实施和支撑，这就需要建立一种世界共同体。它的建立需要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需要去除那些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一切妨碍达成共识的强硬态度；需要共同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挑战；需要发展全球规模的科学技术教育，鼓励批判性的智力和理性，将其作为解决人类问题和促进人类利益的一种必要方式和手段；需要创造一个能够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全球范围的新的民主和多样性的政治制度；需要建立一种世界性的法律体系，并赋予世界法庭以足够强大的道德力量和实施权力，使其司法权能够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支持与认可；使其具体的行为实践能够行之有效；真正成为世界上一种最强大无比的力量。它不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能够自动地凝聚人世间的正气、正义和美德，使其具有一种无坚不摧的魅力和动力。
当然这个世界共同体的职责不是要拉宽而是要缩小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在经济财富上的鸿沟距离；促成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文化融合、政治结盟。力求在世界范围内坚定地捍卫政治民主制度，促进全球民主在未来的扩展，消灭一切独裁和专制，根绝一切侵略和扩张。扩大全人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方面的自由交流与合作。使这个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能够自觉地认识到：全人类都拥有和享用着共同的财富，因此都承担着同一个重要任务：保护地球的健康与安全，保护好地球上的珍贵资源，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节制非再生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杜绝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滥伐森林、水土流失、酸雨增加、温室效应、爱滋病的蔓延，以及大量物种的灭绝。要大力宣传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相互依存宣言》，要欢迎那些有着善良意志，饱含奋斗热情的人们加入世界共同体，尽一切可能消灭三大差别，真正实现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人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结合，将道德和知识、激情和理智、精神和物质、真理和正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能文能武的“知识—道德群体”。
其中，没有主子和奴隶，没有高贵和低贱，没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有的只是国际主义和人类意识；存在的只是分工、兴趣和自由选择。它有领袖，只是一种精神和智慧；它有英雄，只是某种突出的实践和行为。它要求每位成员都要去除阶级观念、种族歧视、党派之争、信仰隔阂。共同体中，所有成员都是自觉自愿地加入，不容许有任何强迫和勉强；但是它却要求每位成员都应该树立一种献身于维护全球利益的崇高理想。他们加入这个群体不是为了索取，而是为了奉献；不是沽名钓誉，而是要脚踏实地地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以期与全体成员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共同促成真正代表人类利益的伟大目标的实现；而且无论到怎样的历史时代，人们都会在理性支配下，自觉地选择忠诚、朴实、大胆的思想、光明磊落的行动、相互理解的慷慨作为自身行为的永恒的道德准则；并渴望在博爱的阳关普照下，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能够尽情地享受由真理和正义带来的平等与自由；并永远坚信：真理是人类肉体和精神得以解放的武器，“正义是一种充满生气的物品”[6](P306)，善德善性、善为善行终归是全球性伦理的最终目标和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