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伦理之间——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性问题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笔下的世界历史时代是一个资本主导世界并带来巨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转换，开启了从传统专制政治到现代民主政治的革命性变革，推动了从地方的民族的文化向世界的人类的文化的深刻变迁。在这个变革时代的历史巨流中，催生着世界范围的近现代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同时又显露着面目狰狞的人间罪恶；创造着空前未有、数量惊人的物质财富，激荡着波澜壮阔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同时又蕴涵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刻矛盾，存在着历史与伦理的巨大冲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直面世界历史时代的矛盾，在历史与伦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着巨大张力，阐明了历史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展示了人类在世界历史的道路上寻求彻底解放、走向“自由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曙光。
一、资本扩张与世界历史：在批判与建构之间
资本及其扩张所产生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使整个人类世界都流动起来，昔日曾经相互隔离的民族和国家纷纷被裹挟到这个残酷无情的世界竞技场中。商品、货币、资本、普遍交往、世界市场，作为人类劳动的对象和产物，带给落后民族和劳工阶级的，更多的不是自由、幸福、尊严和安宁，而是奴役、苦难、屈辱和动荡。
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资本的生存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日渐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更为资本的世界性扩张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和精神动力。因此，西方的资本犹如脱缰的野马一样，以空前未有的生命意志开辟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现代化道路。然而，资本从一开始就由于它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而充满着无数的罪恶，贪婪与扩张是资本的生存本性和生命逻辑。唯利是图的本性是资本既充满巨大活力又罪恶昭彰的源泉。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和巨大冲突，全面而深刻地变革着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至全部的社会关系，孕育、生成出推动历史变革、前进和发展的巨大生命活力。500多年来，起源于欧洲西端的资本实现了向东、向西、向南的生机勃勃、所向披靡的强力空间扩张，塑造出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伟大而悲剧性的世界历史时代。
资本变革世界的力量何其巨大！资本究竟是什么？评价资本的尺度究竟如何确立？这个复杂而重大的问题考验着我们的历史选择和哲学智慧，考验着我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是否内蕴着辩证法的张力。
1.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贯穿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主线。马克思穿破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关于资本之为生产手段和静止物的重重迷雾，从社会关系及其历史运动中，深刻揭露了资本的血腥的社会本质和暂时性的历史性格。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资本的产生和出现“包含着一部世界史”，“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是因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P198)。马克思由此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资本的本性和秘密：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资本不是永恒的，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恩格斯也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2](P589)。着眼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之远景的马克思，对资本表达了一种理性的蔑视和情感的愤怒：“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P871)。马克思从资本的不可克服的对抗性矛盾中，坚定而乐观地向全世界无产者展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逻辑：“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P874)
2.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马克思的资本哲学之所以威力巨大，还因为它关于资本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和评价维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以其无坚不摧的生命力量从欧洲出发，生机勃勃地向全世界进军，以地球为战场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商业战争，成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根本推动力量，并由此成为世界历史的发源地。资本的运动和扩张彻底摧毁、永远终结了传统农耕社会，强力催生了近现代工业文明。马克思认为，“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5](P861)。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深刻的逻辑根源内在于资本的概念本身。资本由于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而始终处在扩张运动中，并由此决定着生产和流通的不断扩大：“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6](P388)马克思历史性地阐明了，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是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决定性的经济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7](P286)。资本持续不断地刺激和创造工人的需求，“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8](P247-248)。作为资本人格代表的资本家阶级，掌握着资本这一最具威力的物质武器，横扫了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传统社会形态；它使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荡然无存；它是开辟民族历史通往世界历史之路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大迁徙；它用激荡不息的时间洪流去覆盖、吞噬广袤的地理—经济空间；它通过强力的生命扩张把所有地区、民族和国家都无情地卷入世界历史的巨大洪流；它把平静的农村和淳厚的农民推向利欲熏心的城市化进程；它使一切落后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属于近代的工商文明和生活方式；它在魔法般地创造巨大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雄心勃勃地变革了整个世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资本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和强力意志，成为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威力无比的基本物质力量。“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9](P874)。“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10](P390)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和“历史方面”的高度评价，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对塑造人类文明的基础结构和整体面貌所具有的根本作用。它不仅是一种威力巨大的经济力量，同时也强力推动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伟大历史变革。它在开辟普遍的世界交往与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历史性地开辟了“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11](P277)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政治—法律秩序。在以商品、货币、资本、市场为根本动力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奔腾不息的滔滔激流中，各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精神世界亦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形、解体、重构和转换，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P276)。资本面向世界的增殖运动和强力扩张是形成“世界政治”和“世界文学”的基础性力量：资本扩张开辟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历史时代，并由此构成了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深层主线，“形成了作为资本增殖机器的社会经济结构，塑造了现代人际关系、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产生了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性特质，并且展示为都市生活、品牌崇拜等现代生活方式，从而创造出充满悖论的现代性”[13]。
3.穿行在历史与伦理的矛盾张力中
资本逻辑决定了世界历史时代的悖论，并成为现代世界的客观生存法则。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世界范围的革命变革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的双重性格，看到了在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的强力扩张中发生在历史与伦理之间的悖论式逻辑和悲剧性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是由此得出消灭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的唯伦理主义的苍白无力的单维度的结论，还是从500年来世界历史时代的生存逻辑和客观法则出发，直面并穿行在历史与伦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刻而巨大的张力之中？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资本逻辑，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仅仅是这一逻辑的表现形态。这一理论已经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资本原则是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原则，它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塑造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性格。资本依然统治着当代世界，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物质存在。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资本支配和统治世界的深度和强度已经空前扩大。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惊心动魄的暴风骤雨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以任人宰割，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培育、生成出资本这个威力无比的物质武器。中华民族之遭受百年屈辱，在此也得到一个说明。因此，在资本已经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要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地生存，更稳固地立足，更健康地发展，有更多的发言权，它就必须把资本连同商品、货币、市场一起安置在自己的土地上，就必须为资本提供能够创造财富、繁荣和富足的基础和条件。资本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和灵魂。在市场经济已经全球化的今天，没有资本，或用暴力剥夺资本，一个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富裕和强大，就根本不可能有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安康，就根本不可能有强大的军队和国防，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富强。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哲学观念，曾在传统社会主义岁月中被严重遮蔽、忽视和遗忘，并由此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无可估量的重大损失。这个巨大的历史性教训，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资本的逻辑依然是当今时代所必须直面的生存现实。资本具有驾驭现代经济和社会运动、创造人间奇迹的魔法般的深层力量，同时也为现代人类带来了难以计数的生态灾难和贫富分化。资本的概念和本性、运动和扩张是现代性成就和问题的基础性根源。因此，始终保持对资本之批判与认同的巨大张力，穿行在历史与伦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悲剧性冲突的莽莽密林中，是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所昭示给我们的生存逻辑，是我们应对商品、货币、资本、市场问题的理论理念和实践抉择。
二、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的问题与选择
近代中华民族经历了数不清、道不尽的屈辱和苦难。为什么马克思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人类社会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14](P545)，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15](P706)？为什么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一个有着4亿5千万人口、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巨大浪潮中任人宰割？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和政治领袖为改变中国的生存地位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和奋斗，就是为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培育足可以抗衡外来强敌的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以工业文明为物质基础、以资本为推动力量的近代生产方式，是以民主与法治为基本原则的近代政治制度，是近代意义上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资本、市场与科学技术相互推动的革命浪潮。这是世界历史时代向落后国家所展示的残酷无情的生存逻辑和客观法则。晚清王朝之所以在外来势力面前不堪一击，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没有确立起以资本的强力增殖为核心内容、以工业文明的普遍扩张为表现形态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晚清王朝借以生存的传统生产方式、专制政体和意识形态，在世界历史时代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
1.“资本市场”与“资本时代”：作为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
在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变革巨流中，历史与伦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刻矛盾、对立和冲突是我们身临其中的生存现实。如何面对基于资本的现代性所客观具有的矛盾悖论？断然拒绝不是我们的选择，抽象认同同样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必须直面充满着深刻矛盾和剧烈冲突的现代性悖论，必须始终穿行在批判与重建的巨大张力之间。世界历史—全球化进程所历史性地生成的现代世界的辩证本性，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和理性的态度，反思、革新和重建我们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推动历史理念和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和深刻变革。
“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发展的核心内容或基本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必须放眼整个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宏观框架，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才有可能获得历史性回答。近现代世界的发展逻辑表明，没有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的发展绝不是有生命力的发展。资本依然在全世界强力扩张。在这个西方资本仍居主导地位且咄咄逼人的世界上，我们不仅不能剥夺那个可以使一个国家富裕和强大起来的资本，而且还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合法形态的资本加以保护。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下的社会发展阶段所选择的，是通过发展和壮大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来资本的现实主义途径，为资本统治最终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为人类最终免遭资本的奴役创造条件。所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放眼资本全球化潮流，立足于中国走向富强的历史使命，历史性地变革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规模地引进外来资本，赋予本土民营企业合法的地位，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发生在当代中国大地上的深刻的经济变革，是中国共产党人响应时代呼唤，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塑造历史、开辟未来，推动中华民族实现文明复兴的精彩篇章。
中国变革了长久以来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遏抑财富充分涌流的“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垄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中国的经济结构、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由此得到了历史性革新，资本市场由此得以形成。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来资本构成了平等竞争的基本格局。国有企业的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及法人治理结构逐步确立，规模巨大的国有资本日益膨胀，大量的外资企业和外来资本涌入，数百万私营企业、数千万个体户异军凸起，已经从根本上变革了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培育和壮大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而充满了蓬勃生机。
由此可见，资本市场作为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是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逻辑，而且这一逻辑力量之统治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因此，“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依赖发达的资本市场，一个民族的兴盛必须依托强大的资本时代”[16]。
2.资本的普遍性及其限制：“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当代中国大地上的现代性尚在形成中。汹涌澎湃的资本浪潮随时都有可能使劳动—弱势阶层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在基于资本力量的现代性框架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清醒地判断、警惕、检点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以保障中国式市场经济沿着健康的发展方向前进。我们必须认真汲取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思想资源，在今日资本强势运营的时代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我们必须坚守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利用和借助国家的法律、政策、财税等手段，对社会经济利益关系进行持续的调控、规范、约束，一方面有效地发挥资本之创造社会财富的生命活力，一方面又有力规约资本的贪婪和冲动，扬弃现代性的矛盾悖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马克思是从劳动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一历史远景出发批判现代性问题的经济学和哲学大师。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资本之三大拜物教的辩证法，可作为我们理解和批判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哲学资源，是让我们始终保持警惕意识和批判态度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在于，必须永远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自由和尊严置于优先地位。只要资本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强力出击，我们就必须牢记马克思的教导，牢记共产党人关怀民众命运、追求人类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使命。
尽管资本运作、增殖的当代形态与马克思时代的古典形态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马克思对资本本性的揭露和批判依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即便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允许资本存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就依然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必须坚守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价值立场，同时运用强有力的现代法治，运用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和政策威力，运用我们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去批判、规约资本唯利是图的非人性的冲动和本性。在仍然必须从法治上保障资本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基本历史使命，就是必须始终担当人民利益的守护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担当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伦理传统的巨大优势。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7](P390-391)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的辩证法为我们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批判并运用资本服务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既置身于现代性又扬弃现代性弊端的现实道路。《资本论》所揭示的，“正是资本力量驱动下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生成史，是对现代经济结构与现代性的深刻而宏大的理论建构”[18]。列宁强调指出：“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19](P454-455)。苏联东欧剧变使得列宁在20世纪初关于资本问题的担忧、判断和预言成为悲剧性的现实。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这一深刻而重大的教训，历史性地证明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多么深谋远虑、高瞻远瞩。
3.财产权的表述体系：全社会树立普遍的物权观念
利用资本成为我们必须回答和解决的时代课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资本？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资本的根本途径之一，在于如何表述财产权。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与财产权逻辑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国家几乎都走了一条曲折艰辛之路。索托认为，财产权表述是创造出充足资本的根本原因，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并不具备这种表述体系，因此，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处于资本不足的局面。……没有上面的表述体系，他们的财产，就是一种‘僵化’的资本”[20](P5)，“他们有房屋，却没有所有权证；他们有庄稼，却没有契约；他们有企业，却没有法人地位。……由于缺少关键性的财产权表述，他们始终无法创造出充足的资本。”[21](P6)从这一意义上说，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在中国大地上确立“财产权表述体系”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政治空间、宪法和法律框架，从而确立了一条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最大可能的现实发展道路。
中国《物权法》的问世是开启中国民法典的序篇之作，意义深远而重大。它使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成果以法律的普遍性形式加以确认，为确立资本与财产权的逻辑关联开辟了现代法律通道，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奠立在现代文明的坚实基点之上。①索托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在专业化分工、市场网络、财富和资本上领先世界，是由于它们拥有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开放的所有权制度，而“非西方国家市场的低效率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所有权协议过于分散和标准化所有权表述的缺乏有关”[22](P126)。创造一种向所有人开放的所有权制度，是改革的领导者必须意识到的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正规所有权的目标，就是要把资本交到所有人民的手中”[23](P157)。中国《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为在中国大地上真正确立系统化的正规所有权制度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胡锦涛要求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平等保护和正确行使财产权利的物权观念”[24]，是当代中国自觉顺应现代市场经济—法治文明之世界潮流的庄严宣示。《物权法》的诞生为中国进入经济与社会良性互动时代创设了一个根本的政治法律条件，同时也是亿万国人的资本意识和财产意识空前觉醒的一个时代标志。“让无产者拥有财富，让有产者获得发展——这一重大而又崭新的命题将在这样的发展与演进中成为21世纪中国资本时代的发展主题。”[25]
资本时代的到来之所以机遇和挑战并存，根源于资本的内在矛盾，根源于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冲突。资本时代的生存逻辑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重大而基本的任务：通过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干预以保障资本的文明运行。
三、民主与科学：成就及其问题
为什么民主和科学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为什么陈独秀说为了追求民主与科学就是断头流血都在所不辞？近代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已经作出回答：没有经历民主和科学的长久洗礼，没有确立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没有发生近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是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的又一基本原因。
世界历史时代的开辟不仅是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的功劳，而且还有世界政治、世界文学之功。同时，科学技术是形成现代社会的首要原因和首要推动力量。
1.基于世界贸易的平等权利和现代平等观念
政治民主和法治自由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摧毁了传统社会的专制政治，建构了保障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政治法律秩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法律是社会关系理性化的结晶，它取代伦理情感而成为判断社会行为的准则。非人格的法治取代基于个人人格魅力的人治，构成现代性的鲜明特质。”②但是，资产阶级视野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仍然是抽象的，因为人分为阶级、阶层、民族，而不同的阶级、阶层、民族之间经常存在着根本的利益矛盾、对立和冲突。因此，世界历史时代的民主与法治、财产与自由所带给这个世界的，绝不仅仅是平等、公正、尊严和光明，而且还有剥削和奴役、掠夺和强权、屈辱和黑暗。
毛泽东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中得到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只有赢得了民族自由、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只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有可能谈及作为个体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尽管毛泽东时代没有确立起保障作为中国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普遍法治的体制秩序，而在经济上走上了“一大二公三纯”、政治意识形态上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但毛泽东以及他所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就是为中国公民之个体人权的实现奠立了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基本历史前提：作为集体人权的民族自由、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
邓小平反思和总结了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趋势，开启了保障作为个体人权的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普遍法律制度的现实道路。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充满生机与活力，就必须顺应民主与科学的世界潮流。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这些朴素而经典的名句，道出了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一个朴素而伟大的真理：民主与法治是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伟大政治力量；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主题。
把近代商品—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维度。马克思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26](P199)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27](P446)，“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28](P447)。“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中这样地导出现代平等观念，首先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29](P446)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现代平等观念最明确地表明了，在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转变的同时，也必然在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上发生从专制政治向近代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所包含的深刻变革，就构成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内容。
2.社会革命与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科学技术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恩格斯说：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30](P372)。“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31](P732)马克思高度关注科学技术的重大进展，为每一项重大发明感到由衷的喜悦。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分析框架出发就可以看到，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历程中，科学技术发挥了所向披靡的巨大作用。它以资本的增殖和扩张为内在灵魂，在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强力拉动下一路高歌，全方位地变革和塑造了人类世界的基本面貌，成为开创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的开路先锋。
科学技术的革命浪潮以惊人的力量推动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革命性转化，从而在世界范围根本变革了社会生产方式。列宁认为，技术进步“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32](P660)。科学技术为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提供了全面武装，使资本在用时间消灭空间、以整个地球为战场的巨大冲动中如虎添翼。科学技术在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同时，也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席卷进了深刻变革的滔滔洪流中。“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33](P88-89)。马克思高度肯定西方的工业科技文明对摧毁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的“整个生存形式”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19世纪的马克思把技术的发明看做是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界性的事件，而20世纪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覆盖全球的伟大力量，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科学技术革命促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激荡。
科学技术的革命浪潮由于越来越成为一种“普照的光”而全面革新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因为“从深层结构来看，历史是个知识史，而不是经济史或政治史。经济和政治只是部分地改变了人类生活，而知识改变了整个生活”[34](P131)。特别是以计算机的全球应用为物质技术基础的信息社会的诞生，更是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把曾经是那么辽阔、巨大而神秘的地球迅即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消费方式、学习方式和娱乐方式。因此，世界历史时代的诞生不仅标志着工业—科技革命的巨大浪潮，而且同时是包括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35](P281)。
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深刻变革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在当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变革中才开始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现实。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革命浪潮，特别是互联网的空间扩张和全球覆盖，彻底地冲刷了人们在传统社会的漫长岁月中所形成的封闭的、狭隘的精神世界，解构了人们单向的、守旧的、静态的思维方式，从而越来越使人们形成系统的、开放的精神世界，生成多向的、创新的、动态的思维方式。科学技术的革命浪潮深刻地变革着“民族文学”的存在形态，架设了“民族文学”通往“世界文学”的桥梁，从而革命性地扩展了人们观念世界中的“世界文学”的发展空间。
在知识产权问题愈益凸显的今天，中国文明的当代复兴必须有一个科技立国的战略逻辑支撑。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清醒论断，唤醒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创新的智慧、活力和勇气，奠定了实现百年强国梦想、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基础。“科学技术的革命，进一步说就是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知识制度’的出现，才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具动力学性质和巨大能量的因素，它比商业发展、新教伦理之类的东西力量大得太多。”[36](P281)
3.直面“民主暴政”与“核技术法西斯主义”
民主与科学是启蒙运动以来世界历史的重大成就，它与货币、资本、市场的强劲扩张一道，共同孕育了现代性的生成。然而，无论是民主法治还是科学技术，作为现代性的最引人注目的巨大成就，它们带给人类的绝不仅仅是福星高照，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灾难。
作为现代性主题的民主与科学遭遇到空前未有的批判和挑战，从而凸显了“民主暴政”的历史悖论；由于工具—技术理性的过度扩张，从而导致了“技术法西斯主义”的二律背反。现代性批判的主题由此确立。从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尔对独裁国家、启蒙理性的哲学批判，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高兹、莱易斯对经济—技术理性的深入反思，构成了20世纪现代性问题批判大潮中独特醒目的哲学景观。高兹认为，技术本身可以分为“以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为标志的技术”和“温和的技术”、“后工业的技术”。核技术属于前者，它“预示着和决定着一个集权的、等级森严的和警察统治的社会”。核力量本身就要求对人民实行严厉的控制，是“核技术法西斯主义”。而后者则促使个人间以及个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尊重劳动者和自然。[37](P281)
科学技术的革命浪潮造成了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而价值理性却日益隐遁不彰。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必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经济—科技理性批判的合理资源，以建设能够既保持鲜明的民族特性又具有现代特点的经济—科技文明。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方位，决定了当代中国仍必须面对严峻的历史逻辑和生存现实，决定了我们仍必须始终牢牢把握经济和科技这个发展的关键问题。在西方科技依然主导世界并与其强大资本相互激荡的现代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界必须从自身国家的发展状况出发，对这种批判本身保持清醒冷静的批判意识，而不是抽象地从事对经济—技术理性的单维度的现代性批判。中国的现代性依然是未竟的事业。
民主与科学标志着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历史的伟大成就，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促成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极大地改善、扩大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福利和政治自由。但是，人类也由于这一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和内在矛盾而经受了各种各样深刻而严重的挑战。但我们必须直面而不是回避这种挑战。我们只有穿行在现代性本身的光明与黑暗、成就与问题的矛盾、对立和冲突中，面对悖论又扬弃悖论，人们才能够经受锻炼和考验，我们的传统和文明才能够得到革新和弘扬，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富裕和强大。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合理定位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提供了一个充满着巨大生命张力的方法论、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创造性地运用这个方法、框架和范式，我们就有可能揭示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历史变革之谜。我们必须深入总结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所造成的严重历史后果，深刻反思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根源，真正继承和发扬马克思在历史的哲学批判中所展示的追求自由的伟大理性精神和辩证历史智慧。
现代市场经济、法治自由和政治民主已逐步确立在中国大地上。中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文明已经并将继续得到重建。现代性的种种问题由此接踵而至。因此，如何发扬光大由马克思开启的现代性批判的精神传统，保持现代性文明自身演进的辩证矛盾和生命张力，保障中国大地上的现代性文明沿着健康的方向前进，就成为中国必须面对、担当和破解的历史性课题。
注释：
①洛克认为，“无产权处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任何定理一样确定：因为所谓产权的观念，就是对事物的权利，而被冠之于不公正之名的观念，就是指对这种权利的侵犯和践踏。……我相信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就像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33～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这是标志着近代文明之伟大复兴的政治哲学宣言。
②见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3)。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启蒙思想家严复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意识到现代法治的非人格性和普遍性。但在中国，现代人类文明的这一根本问题，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竟一直付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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