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早期关系史：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中法论文,嘉宾论文,布鲁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4)03－0005－12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源远流长的中法关系史，特别是中法文化交流史，据现在有据可查的史籍记载，应追溯到13世纪来华的基督宗教方济各会会士(Franciscan)们。在此之前，中国史籍中提到的中国与“罗马”(“大秦国”“拂菻”“犁轩”等)的关系，实际上是指中国与西亚两河流域或亚历山大港地区的关系，即历史上的“东罗马”或“罗马东部行省”。真正沟通中法关系的，是由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王路易九世(即后来的圣路易)于1245年和1253年先后派遣出使蒙元帝国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他们经古老的丝绸之路，万里跋涉来到东方，是沿革至今的中法关系的源头。由此算来，中法的官方正式外交交往，已有760多年的历史了。 一、中法关系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中法关系史，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或者说是四次发展高潮。每个阶段不仅对于中法关系，而且对于中欧关系，甚至是整个世界大国格局的变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13世纪时，由教宗和法国国王派遣的天主教方济各会士们，借助于蒙古人打通欧亚大陆之机，不远万里入华。他们所经过的道路必然是草原和沙漠绿洲中的丝绸之路。其后果是导致欧洲天主教的不同修会会士们(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奥古斯丁会士)纷至沓来地东行，前来考察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其中最具有开拓之功和最重要者，正是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早期方济各会士们并未实现他们在华实施基督宗教大归化的抱负，也未与蒙古人形成抵御伊斯兰势力的结盟，更谈不到与中国建立持久的关系了。但他们毕竟通过丝绸之路而打开了通向中国的门户，为欧亚大陆两极的两大强国之间沟通了最早的信息。因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从来未曾有过从罗马直通中国或从中国直达罗马的使团或骆驼队，这种交往始终是中途各王国和各民族接力完成的。他们为了政治和商业利益，甚至还专门制造假象并掩饰真相阻止中西方直接交往。只有当蒙古人打通欧亚交通之后，这种直接交流才成为可能。这是中法正式交往关系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中法关系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自16世纪末之后中国明末清初时代。1685年，6位“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入华，掀起了中法文化交流的一次新高潮。据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荣振华统计，1552～1800年间在华的耶稣会士共920个号975人(其中也包括华人)中，有168名法国人[1]，他们在传教和中两文化交流方面成绩斐然。1664年，欧洲的第四个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安菲特利特号(L' Amphitrite，海神号)法国商船于1699～1700年间首航中国成功。法国北京传教区创建后，当时甚至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法国传教区时代”。中法关系史，特别是中法文化交流史的发展，在欧洲于17～18世纪催生了一股强大的“中国热”风潮。但这场风潮，又受到了在欧洲爆发的一场的“中国礼仪之争”的严重干扰，给中法关系造成了1个多世纪的滞缓。 中法关系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是中法交往日益频繁，不仅领域广阔和层次深邃，硕果丰盛，而且也促使中国融入了世界和迈入了近代社会。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仅仅把这个时代视为殖民主义、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的时代，而更多地应该科学探索双方交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举西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人文观念、治国理念、启蒙哲学都传入了中国，使中国走向启蒙并促使社会发生了大变迁。 中法关系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便是自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起，一直发展到今日。这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互利互惠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现代国家关系基础的中法关系，从而形成了不同社会架构、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文化价值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一种典范。 二、中法关系的肇始——方济各会士入华的历史背景 基督宗教教宗与西欧基督宗教国家君主们，于元代开始争相遣使东行，尤其是遣使元帝国以及蒙古诸汗国，具有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背景。13世纪时，蒙古人控制了东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蒙古铁骑于1236年灭卡马河畔的不里阿耳突厥王国。蒙古人自1234年灭金之后，完全控制了中国北方，1231年征服波斯。1238年，钦察汗国归附蒙古人。蒙古大军摧毁莫斯科，于1239年征服南俄草原，于1240年灭乞瓦(基辅)国。他们甚至还于1240～1241年间打到勃烈儿(波兰)和马札尔(匈牙利)，一度曾兵陈奥地利维也纳城下。波兰与日耳曼人联合抵抗蒙古人的战争，也于1244年遭受完败。“蒙古式的和平”(Paix mongol)盛行于中亚和东亚。事实上，当时世界的大国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基督宗教列强，以佛教和印度文明为基础的印度帝国、以波斯—阿拉伯文明为基础的各穆斯林帝国、以蒙古草原文明与中国汉文明为基础的蒙元大帝国。这四大势力，基本上控制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既形成了他们之间交流的渠道，又是他们的财富之源，这同时又成为他们之间互相竞争和博弈的诱因。 由于蒙古人大举向西推进，已经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感到严重威胁。他们意欲刺探有关鞑靼人及其他东方人的地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王室世系以及通往那里的道路。但他们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却是蒙元王朝和东方人有关战争、军队结构和武器、战争、韬略、部队集结、对待战俘、攻守战略和投降者背信弃义的详情；鞑靼人的媾和、征服地区、对臣民的压迫、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怎样同鞑靼人作战、鞑靼人的意图、武器和部队组织，对付鞑靼人的韬略、城市防御工事和处置战俘等方面的情况。他们急于从事“间谍”活动，纷纷派遣“间谍”东行。这是欧洲基督宗教国家派遣方济各会士东行的首要原因[2]。 西方基督教世界除了对蒙古人的推进感到惶惶不安之外，同时也令他们感到腹背受敌的，是参与远征的十字军们发现，穆斯林(摩尔人，Maura)或撒拉逊人(Sarasins)也在大举向西方推进。但就在同时，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流传着一种重要风言，认为“在世界边缘的某处，有一名令人难以置信的富裕而又强大的君主，也是一名国王和长老，是基督的仆人。其军队即将于某一日前来帮助欧洲对抗不信基督教的人。但在没有100万军队的前提下，约翰长老从不会轻率地发兵去作战”[3](235～256)。约翰长老究竟是谁？有人认为他是印度古里(Calicut)的国王，有人又说他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但更多的人却认为他在高地亚洲。当时部分欧洲人认为“约翰长老”就是后来西辽王朝的缔造者耶律大石(菊儿汗，汗中之汗或天下汗)。因为他逃出北京之后，便在巴尔喀什湖附近创建了额敏城(Imil，叶密立)，又先后夺取了伊塞克湖(Issy koul)、可失哈儿(Kachgar，喀什)和于阗，并于1141年击败了塞尔柱突厥人，最终于丝绸之路的腹地创建了西辽王朝[3](235～256)。 成吉思汗及其部将们对花剌子模沙摩诃末(Khorezmshah Mohammed)的儿子札阑丁(Djelal-de-Din)发动进攻时，该王子逃至哥疾宁(Ghaznā，今阿富汗加兹尼)后，还曾击败过一支蒙古军队。有人又猜测此人为约翰长老[3](235～256)。还有人称高昌畏兀儿出身，后任阿姆河以东西州行政长官和信仰景教的阔里吉思王(George,? ～1243年)为约翰长老。 公元1165年，印度国王约翰(Jean)曾多次致信欧洲数位基督宗教国王。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re Ⅲ)、腓特烈一世(Fréderic Ier)和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Comnère)都同时收到了他的国书。其中的内容是：“朕，约翰，通过上帝的力量和天主的意志，而使朕成为长老(司铎)，生活在天下的王中王和统治者的统治者之地。这是由于朕在道德、财富和权力诸方面的原因。72位国王向朕纳贡。朕的王公主宰着三个印度的法律，朕的王国一直开拓到最遥远的印度尽头。圣徒圣多默(Saint-Thomas)便陈殓在那里他长眠的地方。”[4](239～240)这当然是一篇伪作，是根据《圣经》中的恐怖性预言，而将其时代的故事和流言，都糅和与拼凑在一起了，逐渐形成了诡谲的“约翰长老”的故事。 西方人搜集到了有关约翰长老的一鳞半爪的信息，这是由于他们当时同时惧怕蒙古人和伊斯兰教徒。当时的欧洲基督徒与中亚的穆斯林宿怨颇深。在1095～1291年的近200年期间，欧洲基督徒便对穆斯林地区发动过8次十字军东征。但伊斯兰神秘教团苏非派崛起，埃及马木路克王朝(1206～1290年)和非斯的马林王朝日益发展壮大。面对这样的世界新格局，西方基督徒穷力寻找约翰长老，以期与之联手对付令他们如同骨鲠在喉的蒙古人；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急于与他们闻风丧胆的蒙古人结盟，以便分东西两侧来夹击他们的宿敌撒拉逊人。 综上所述，对于蒙古人西进的恐惧，受基督教国王约翰长老传说的诱惑，再加上与中亚穆斯林的多年争斗，才促使教宗、西方基督教国家特别是法国国王遣使蒙元时代的中国。 基督宗教的这次入华高潮，是由该宗教的一个修会——方济各会发起和承担的。方济各会士东来，也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是东西方历史发展大背景下产生的事件。 方济各会系由意大利人圣方济各(Francois d' Assi,1181～1226年)于13世纪初创建的。1209年，他率11位门徒到达罗马教廷，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98～1216年)批准该会的合法地位，该会也被称为“小兄弟会”；又由于他们身穿粗布衣袍，手托乞食钵，赤足行走，故而又被称为“托钵僧”，该会也属于托钵僧会系列。方济各会士们曾于1212年又协助加辣(Chiara,1193～1253年)创建方济各第二会，即方济各女修会；1221年，他又创建方济各第三会，收容在俗男女教徒。他们分别于1221年和1223年制订了第一部和第二部会规。方济各会早期的活动地域主要集中在欧洲南部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以及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管辖的埃及地区。方济各会虽自元代传入中国，但其在华的传教高潮还应该是在明末清初时期。 方济各会曾是天主教世界的最大修会，由方济各第一会、第二会和第三会组成。罗马教廷曾先后有六代教皇出自于方济各会，共有98位“圣贤”(受教皇“封圣”的人)。他们不但重视教育和学术研究，而且还将会所改造为神学院，并使之成为欧洲著名的教育机构。他们积极从事海外传教，为欧洲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帝国 方济各会进入蒙古帝国的第一人，便是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年)。柏朗嘉宾诞生于今意大利的佩鲁贾(Pérouse)。虽然他不是法国人，但他出使中国蒙元王朝，却与法国，特别是与路易九世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沟通中法交流的先驱。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Fréderick Ⅱ,1194～1250年)曾致信英王亨利三世(Henry Ⅲ,1207～1272年)和法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14～1270年)，建议采取共同行动，以遏制蒙古人向西欧的推进。他很想利用元太宗窝阔台于1241年12月刚刚晏驾这一天赐良机。当时恰恰在元定宗的贵由汗(Guyuk,1206～1248年)、元宪宗蒙哥汗(Batu,1208～1256年)和不里(Buri)之间又出现了某种不和，迫使蒙古军队于1242年撤退到了斡罗斯境内。他们不希望在蒙元王朝的新皇登基之后，或两蒙古诸部消除内讧之后，可能会形成对自己更大的威胁[4](15)。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245年在法国里昂召开了大公会议(全欧主教会议)。他们选择了当时已经65岁高龄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修士出使蒙元帝国。柏朗嘉宾先由葡萄牙人劳伦斯修士(Lawrence)陪同，到达波兰后又与翻译官本笃(
)相会合。他们于1245年4月16日复活节时，根据大公会议的决议，在英诺森四世教宗与路易九世国王的共同支持下，从里昂出发，直到1247年11月24日才返回里昂。虽然柏朗嘉宾主要是由教宗派遣，出使蒙元帝国以及两部蒙古的多个汗国。他们在非常困难的背景下，一无任何东方语言知识，二无翻译，三无地理书导，四无向导，在古丝绸之路上骑行或步行了两年半之久，行程万余里。他也如同张骞一样，只是反向地“凿空”了西域丝绸之路，从西欧直通中国的蒙元帝国。若望·柏朗嘉宾是证据确凿的西方直接出使中国的第一人，是西欧方济各会士于元代大举入华开先河之人。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是1253～1255年；若望·孟德高维诺(Jeande Montecorvino,1247～1328年)赴北京(汗八里)并于1294年设立大主教府，共在华生活34年；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1286～1331年)于1318年入华；安德烈·佩鲁贾(Anré de Pérousse,? ～1326年)于1311年入华；若望·马黎诺利(Jean de Marignolli，约1290～1353年)于1342年到达汗八里。若望·柏朗嘉宾、若望·孟德高维诺和若望·马黎诺利，是在元代入华的方济各会士中的三“若望”。他们是元代方济各会士入华高潮中的三位典型代表人物，是沟通中西关系的筚路蓝缕的探路人。 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一行于1245年(元太宗皇后乃马真四年)4月16日(复活节)，从法国里昂登程。他们首先到达波兰的布雷斯劳(Breslau)，并在那里接上波兰会士本笃(
)以充任翻译。他们又经过波希米亚，但基本上是在波兰度过1245～1246年的冬季。他们在波兰大公康拉德(Conrad)的帮助下，进入了斡罗思境内的乞瓦(Kiev，基辅)，然后又到达库蛮尼亚(Comania，土库曼)，经过里海与咸海之北，通过草原而进入了蒙古人地区。他们首先于1246年4月4日，到达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缔造者拔都汗(Batu,1209～1256年)设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斡耳朵(orda，幕帐)。拔都是成吉思汗的嫡孙(长子术赤的儿子)，占据咸海以及从里海至额儿齐斯河一带。他们于1246年仲夏到达准噶尔地区(Dzungaria)。柏朗嘉宾又从那里到达哈剌和林(Qara-Qorum，成吉思汗曾在此建都)，并且一直在那里停留到11月13日才离开，后又经丝绸之路而返回法国里昂。 柏朗嘉宾受教宗派遣并在路易九世的支持下，出使蒙元帝国，取得了巨大收获。他留下了一部传世名著《蒙古史》(L' Ystoria Mongalorum，汉文译作《柏朗嘉宾蒙古行记》②)，这是他向教廷复命的报告，顺便也报告了法王路易九世。 (一)柏朗嘉宾有关蒙元帝国人文地理和军事的记述 柏朗嘉宾的出使报告是西方所拥有的第一部有关蒙元帝国和整个东方的人类学与舆地学著作。我们从中读道：“鞑靼地区位于东方一隅，我们认为那里正是东方偏北的地域。契丹人以及肃良合人(Solangi，高丽人)地区位于其东部，南部是撒拉逊人的栖身地，在西部和南部之间是畏兀儿人的疆域，西部是乃蛮人的省份，该地区的北部由海洋所环抱。”[2](28)他首次向西方陈述了东方民族及其分布地，是西方最早获得的东方民族与舆地的直接资料。 罗马教廷及欧洲基督宗教君主们非常关注了解蒙古人已经征服的地区和尚未征服的地区，以研究抵御蒙古人向西推进的策略。柏朗嘉宾也遵命在这方面作了详尽而周全的调查研究[2](88)。 对于当时罗马教廷急需要知道的蒙古王公们的主要名字，柏朗嘉宾的调查基本上是正确的：“下面就是鞑靼人诸首领的名字：鄂尔达，他曾远征波兰和匈牙利；拔都、不里、昔班(Syban)、唐古忒(Dinget)，他们全都到过匈牙利；绰儿马罕(Chirpodan)，他尚在海外与萨拉逊人地区的算端及其外邦人兵酣战。下列首领都在国内：蒙哥(Mengu)、昔列年(Sirenen)、忽必烈(Hubilai)、昔列门(Siremun)、胜那忽儿(Sinocur)、脱哈帖木儿(Tuhatemur)、哈剌海(Caragai)、在他们之中誉为‘武士’的老人速不台(Sibedei)、不剌(Bora)、别儿哥(Berca)、马兀赤(Mauci)、阔连察(Coremsa)，后者也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位。此外还有其他首领，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2](64) 这些名字与《元史》和元代其他史料中的记述基本相吻合。这些资料只能在蒙元帝国内亲自搜集，靠其他转手渠道是无法获得的。 柏朗嘉宾接着针对他出发时教廷委托给他的调查问题，而一一作了回答。他于书中提到的蒙古军队的“十夫长”“百夫长”和“千夫长”编制及其互相制约的作战体系，对于西方后来军队的组织改编产生过影响[2](74)。他介绍的蒙古军队中的弓弩、弩炮、盾甲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西方军队只重刀剑的战法[2](74～78)。他建议，为了抵御蒙古人，罗马各行省之间必须巧妙地互相支援，这是蒙古人制胜的法宝之一。这也引起西方政要与军事家们的高度重视。 (二)柏朗嘉宾参加元定宗的登基大典 柏朗嘉宾有幸于1246年8月间，在哈剌和林出席了元定宗贵由汗(Güyüg qaγan,1206～1248年)的登基典礼。贵由汗于1246～1248年在位，系元太宗窝阔台的长子。柏朗嘉宾是在钦察汗国的缔造者拔都的安排下，特意赶去参加这次盛大典礼的。这在当时的中西关系中，尚属首例。直到明末清初，才有欧洲传教士们参加中国皇帝或皇后的登基大典与葬礼，柏朗嘉宾始终是享有此殊荣的西欧第一人。 柏朗嘉宾于其报告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一盛典。 “当我们到达时，正如鞑靼人平时所做的那样，贵由皇帝让人赐给我们一顶帐篷和某些食物，比对其他所有来使都更要友好一些。然而，我们没有被他召见，因为他还没有被加冕为皇帝，尚未主持朝政。但教宗陛下信函的译文和我们对拔都所说的话都已经转奏他了。等候了五六天以后，他令人带我们去晋见皇太后，庄严隆重的集会就在那里举行……” “第一天，大家都穿着紫红色缎子盛装；第二天，换成了红色绸缎装，贵由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幕帐；第三天，他们都身穿绣紫花料的蓝衣服；第四天，大家都穿着特别漂亮的华盖布服装。栅栏里面靠近大门的地方，有两座大门：一座专供皇帝銮驾进出，那里的大门虽然敞开，却没有禁卫军，因为任何人都不敢从那里进去；另一座门则供所有那些受召对的人进出，门口有佩带着宝剑和弓箭的禁卫。”“当我们骑马一起来到另一处距离那里(Syra-Ordo，失剌斡耳朵，皇家幕帐)只有三四古法里的地方，位于山间靠近一条河流的一片风景秀丽的平原，平原上已经矗立着另一顶幕帐，当地人称之为金斡耳朵或‘金帐’；圣母升天节那天，皇帝应该在这里举行登基典礼，但是由于当天下冰雹，就只好推迟举行了。用来搭幕帐的支柱以金片覆裹，然后用金键与其他支柱钉在一起。幕帐的天幕和内壁上也蒙上了一层华盖布，而外面则用其他织物装饰。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圣巴尔多禄茂节(Saint Barthélemy圣·巴尔多禄茂是耶稣12使徒之一)，这一天，成群结队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面对南方而立，彼此之间相隔一掷石之距，他们一边跪拜祈祷，一边逐渐离开，始终面向南方。由于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念咒，还是向上帝或另外的神跪拜，所以不想跪下祈祷。这样做完很久之后，他们又回到幕帐，扶贵由登上皇帝御座，首领们对他参拜，全体庶民都向他跪拜。因为我们不隶属于他，所以方得例外。接着，根据他们的习惯，全体人员开始不停地畅饮，直至夜晚。然后用车运来了一些没有放盐的熟肉，每四五个人分一大块肉。对于里边的人，他们所分的是带有调料盐的肉和汤。他们每次举行宴会时都这样做。”“正是在这里，我们被皇帝召见了。当丞相镇海签完我们的和护送我们前来者的名字，以及肃良合与其他使者的名字时，他就当着皇帝和全体大首领高声宣读着名册。这项仪程完毕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四次以左膝跪拜。”[2](116～118) 对于蒙元皇帝登基大典的记述，在中外史料中都很稀见，柏朗嘉宾的记述，不但为研究蒙元史留下了宝贵资料，而且也使这场圣典的真实情况传向了基督教的西方。 (三)柏朗嘉宾沟通了教宗与蒙元皇帝之间直接国书往来的渠道 教宗派遣柏朗嘉宾出使蒙元帝国，曾委托他携带致蒙元皇帝的两道敕书。它们分别由教宗于1245年3月5日和3月13日写于法国里昂。两道敕书都在1246年的元定宗贵由登基大典上，通过翻译而被宣读了。其第一封敕令主要内容是抨击蒙古人的征战与杀戮，陈述基督教义，解释教宗派遣方济各会士出使蒙元帝国的原因：“为了使我们显得在任何方面都不忽视那些远离我们的人群，我们派遣谨慎小心的人到他们那里去……便可以履行我们教宗对他们的天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认为把我们钟爱的儿子葡萄牙人劳伦斯修士及其方济各的同伴，派遣到你处是合适的。……如果你们遵循他们的有益教诲，那就要承认上帝的真正儿子基督，并接受基督教的归化，崇拜他的光荣名字。”教宗在第二封敕书中又一次抨击蒙古人：“我们听说，你侵略了许多既属于基督教徒又属于其他人的国家，蹂躏它们，使那里满目苍凉……你挥舞着惩罚之剑，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全人类进攻。我们……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此之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我们认为把我们钟爱的儿子，即捎送这封敕书的人，派到你处是合适的……请你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友善地接待他们，尊重他们，就好像接待我们一样，并且在他们代表我们向你讲述的那些事情上，诚实地与他们商谈。”[4](73～75)很明显，教宗派遣柏朗嘉宾出使蒙元帝国的目的有三：劝阻蒙古人的征战、要求他们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请他们很好地照顾自己的使者柏朗嘉宾一行。 元定宗贵由于1246年11月13日，在柏朗嘉宾辞别他而返欧时，也复教宗一道敕书，并与太后共赐他们貂皮缎袍两件。定宗的这封信现藏梵蒂冈图书馆，1921年发现其拉丁文译本原本，其汉文原本至今尚未被找到。 元定宗贵的敕书一开始便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口气颇大地自称：“长生天的力量，全人类的皇帝，致大教皇的真实敕书”。其结尾处于盖御玺之后又自称：“在长生天的力量里，大蒙古兀鲁思全体之汗圣者。敕旨所至，臣民敬肃尊奉”。其中还署名为“第一位皇帝成吉思汗，第二位皇帝窝阔台汗，第三位皇帝贵由汗”。元定宗皇帝于其回复敕书中还写道：“如果你的使臣返归你处，呈上他自己的报告，那么你——大教皇，就应该和所有君主们一道，立即前来为朕服役”。“你又说，你曾向上帝祈求和祈祷，希望朕接受洗礼，朕不懂你的这种祈祷”。“你又说，朕应该成为一名虔诚的景教徒，崇拜上帝，并成为一名苦行修道者。但你又怎能知道长生天赦免谁，它会对谁真正表示慈悲呢？”“现在，你应该诚心诚意地说：‘我愿意降服你并为你服役’。你本人现位居一切君主之首，如果你前来为朕服役并侍奉朕，那么朕将承认你的降服”。“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不理睬朕的敕令，那么朕将认为你是朕的敌人。”[4](83) 我们通过元定宗的这封复敕，便可以看到，蒙古人既否决了教皇“阻战”的意图，又拒绝了他要求蒙古人接受基督宗教归化的要求。相反，元定宗反而要求教皇及欧洲的所有基督宗教君主们，统统“降服”蒙古人并为他们“服役”。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政治上尚处于对抗和误解的阶段。柏朗嘉宾身负的三项使命，只完成了对蒙元帝国人类学和地理学调查、军力和作战韬略的“刺探”。其“劝教任务”却失败了。但是，柏朗嘉宾毕竟直接沟通了中西方君主之间以及蒙元王朝与教廷之间的关系。渠道已经沟通，桥梁已经架成，为此后的中西方关系铺平了道路。这一切均为继他之后的鲁布鲁克奉路易九世国王出使蒙元帝国作了准备，开辟了道路。 四、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 (一)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的缘起 自柏朗嘉宾出使蒙元时代的东方8年之后和返归里昂6年之后，蒙古人与教廷及欧洲基督教君之间间接的联系始终未断，但其发展却是缓慢的。基督宗教的西方于1253年又派出法国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修士出使蒙古，而这次又是由被后人称为“西方天主教第一王国”的法国唯一被“封圣”的国王路易九世或圣路易派遣的。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14～1270年)在未满13岁时便即位。1234年，他在第二次击败入侵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Henry Ⅲ,1207～1272年)之后，又继承了其前辈国王们的传统——对东方发动十字军东征。当时圣城耶路撒冷已于1244年落入穆斯林之手，埃及苏丹的军队已经攻占大马士革。他于1248年决定去解放“圣城”，于1250年被俘。他经过支付大量酬金后得以被释放，却于1269年再次对突尼斯等非洲地区发动远征，于1270年8月因染瘟疫而逝世。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教宗卜尼法斯(Boniface ⅤⅢ,1294～1303年任教宗)对他“封圣”，故而史称“圣·路易”(Saint Louis)。 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Guillaumede Rubrouch，约1215～1257年)原籍为佛兰德(Flandre)。尽管该地区在历史上的政治归属变化很大，但鲁布鲁克不仅仅是法国公民，而且还是法王路易九世的朋友。鲁布鲁克游记中未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他个人经历的细节。他可能是于1215年左右诞生于佛兰德加塞尔(Cassel)附近的鲁布鲁克镇，其名即由此而来。他曾于1248年仲夏，与率十字军东征的路易九世国王同时离开法国，并与国王共同居住在今塞浦路斯境内。但他也可能是在巴黎居住一段时间之后，于1248年前往塞浦路斯与十字军相会合。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年)曾认为他于1248年初在巴黎会见过柏朗嘉宾，但证据不足[5](199)。1255年，鲁布鲁克在“圣地”耶路撒冷的方济各教会作教士，而塞浦路斯正附属于该教区。他于1250年5月到达今巴勒斯坦的阿克(Acre)，又与路易九世国王和玛格丽特王后一并生活在巴勒斯坦。他于1251年春或夏季，结识了刚刚出使蒙古而返归的龙安德(André de Longjumeah)。鲁布鲁克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当时正驻扎于顿河与伏尔加河流域的撒里答(Sartaq)的幕帐。一般都认为其时间为1553年4月13日，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时间为5月7日。路易九世于1252年5月～1253年6月，始终驻跸于雅法(Jaffa)。他于1253年6月29日离开雅法，于7月到达西顿(Sidon)，并且在那里一直逗留到1254年。鲁布鲁克在出使东方之前，曾让亚美尼亚景教徒将路易九世致撒里答等人的拉丁文敕书译做阿拉伯文和古叙利亚文。由于鲁布鲁克旅行日程中的时间，均以宗教节日或宗教日历中的圣人纪念日来标示，故而往往会使人产生小误差。 鲁布鲁克于1253年5月7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其陪同人员共3人。一名是方济各会士，即克雷英纳的巴尔泰莱梅(Barthélemy de Crémone)；一名教士郭塞(Gosset)，很可能是路易九世身边的一名方济各会士亲信；一名他们在君士坦丁堡花钱购买的奴婢，路易九世以“施舍”的名义把他安排进了使团；一名地位卑微的翻译霍莫·代依(Homo Dei)[6](473)。 路易九世在十字军的鏖战之中，派遣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是由于他们风闻，蒙元帝国有一名成吉思汗后裔撒里答，刚刚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撒里答(
～1256年)是蒙古钦察汗国的大汗拔都的长子，定宗贵由死后，奉父命率兵拥宪宗蒙哥即位，后镇守钦察汗国西境，兼统斡罗思诸国。宪宗五年(1255年)，他赴哈剌和林朝圣。拔都死后，宪宗命他回国嗣位，死于途中。在西方流传着撒里答已经皈依基督宗教的说法，但此说并无实据。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Sartach或Sartaq是木速蛮人使用的一种蒙古文名字。他是拔都的儿子，但仅仅短期地继承了拔都的汗位(1255～1256年)。在鲁布鲁克经过其宫廷之后不久，他又从事了一次赴哈刺和林的漫长而又缓慢的旅行，并且再次与从蒙古返归的鲁布鲁克不期而遇，那里距拔都幕帐只有50多程。撒里答在哈剌和林获悉了其父的死亡。他被蒙哥指定继任其父，但他自己不久后也逝世了[7](34)。鲁布鲁克指出，撒里答“有六位妻子，其长子有两三位妻子”。这可以证明，撒里答至少有两个子嗣，而元代的官修历史却断言撒里答无嗣。伯希和认为，撒里答家族可能被灭门或遭到了清洗，他们的名字也可能被从皇家“除籍”了[7](37)。法国学者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年)根据亚美尼亚文和穆斯林史料，却认定他确实是景教徒[8](473)。鲁布鲁克在这方面的偏见，始终阻止他无法理解景教在蒙古帝国中的重要地位。 (二)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的主要活动 鲁布鲁克在出使蒙元王朝期间，曾受到了蒙古多个汗国可汗的召对、接见或交谈。他完全是以一种外交使节，而不是以旅行家的身份赴蒙元帝国。鲁布鲁克于1253年7月31日，到达了钦察汗国撒里答汗的幕帐并受到了他的接见，于同年8月3日离开撒里答幕帐；1253年12月2～3日，他经由准噶尔盆地的阿拉湖(Ala
)，接着便进入了元定宗贵由汗的领地；同年12月27日，他到达了蒙古成吉思汗之孙和拖雷之子元宪宗蒙哥汗(Mangu)的宫廷，于1254年1月4日受到元宪宗的首次召对，于2月7日受到元宪宗的第二次召对，2月17日又与元宪宗简短相会，3月1日再度与宪宗会见，4月6日再次受元宪宗召对，5月31日最后一次受元宪宗召对；他于同年8月末，最后一次与前往宪宗宫廷的撒里答相遇和相会。圣路易的使者在蒙元帝国和整个蒙古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他自称“旅行家”或为一种自谦，或为一种掩饰。因为在当时的蒙元帝国，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官方使节的不利行为，他必须处处小心谨慎。 法王路易九世派遣鲁布鲁布出使蒙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寻找所谓基督徒王公撒里答。他还委托鲁布鲁克携带致撒里答的一封敕书。 路易九世还委托鲁布鲁克携带致元宪宗蒙哥汗的一封敕书。元宪宗蒙哥(Mongka,1209～1259年，鲁布鲁克始终将蒙哥汗拼写作Mongu-chan)的名字从拉丁文传入法文后作Mangu-chan。它实际上相当于一种突厥文形式
，相当于蒙古文
，意为“长生的”。由于鲁布鲁克主要是通过突厥人口占支配地位的钦察汗国而接触蒙元帝国的，所以他记下了这种形式。但伯希和本人却始终坚持Mongka的写法。蒙哥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Toloui,? ～1232年)的长子。其母克烈惕部(
)公主唆鲁禾帖尼(Sorgagtani)是景教徒。他自己也表现出了对景教徒们的宠爱。他曾率蒙古军队攻占大理国，进军南宋，后死于今四川合州。路易九世也曾委托鲁布鲁克致他一封敕书，而且他还托鲁布鲁克携一封致路易九世的复敕(至今为止，这些敕书的原文，尚未被找到)。我们仅根据鲁布鲁克的记述，才对此略知一二。 (三)鲁布鲁克《出使蒙古记》的主要内容 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后，于1255年8月15日返归的黎波里，但当地人不允许他立即返回法国直接晋见路易九世，而是在那里将其出使报告初成文稿，他们再派人将它转呈法国国王。鲁布鲁克的《出使蒙古记》即由此而问世。 《出使蒙古记》自哈克鲁特学会于1598年在伦敦出版一个不完整的拉丁文本[9]以来，各种文字的译本、释注文本和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在法文译注本中，最佳版本是克洛德与勒内·卡普莱的译注本《圣路易的使节鲁布鲁克蒙古帝国行记》[10]。笔者在许多方面都参照了该译注本。鲁布鲁克于其出使报告的开头处，便写下了一段“致国王”的开篇词[10](81)：“很卑微的小兄弟会修士鲁克鲁布，致由上帝的恩宠而成为最优秀和最虔诚的基督徒君主路易，向他致敬并祝愿他始终都能为基督而取胜。”“当我离开您的时候，您曾告诉我，要我为您而把我在鞑靼人中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您，并且吩咐我，不要害怕给您撰写得太长。我怀着畏惧而又卑微的心情，完成了您钦命我所做的事，因为我缺乏所需要的辞汇致一位如此伟大的陛下。” 由此可见，鲁布鲁克确实是受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元帝国的，尽管我们对于路易九世派遣他出使的过程，一无所知。 鲁布鲁克出使报告共分38章，基本上是围绕着西方人对蒙元帝国以及东方各地区、各民族的关注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及整个东方的了解，主要是从马可·波罗的《寰宇记》开始的(1275～1295年)，这已经是在鲁布鲁克出使20～40年之后的事了。他详细介绍了蒙元时代的撒里答、钦察汗国的缔造人拔都和元宪宗蒙哥等蒙古政要的情况。报告中还一一陈述了蒙古人住所、食物、衣着、狩猎、女子、司法、丧葬、可萨突厥人、阿兰人、撒拉逊人、库蛮人、斡罗思人、匈人、唐古特人、吐蕃人、契丹人、节日、占卜、宗教辩伪、金匠、斡耳朵、诸部族等内容。报告中披露的许多资料信息都是西方人首次获知的，是他们首次面向远东而开眼界的事件。 鲁布鲁克最关心的，还是他要转给撒里答和元宪宗皇帝的那些圣路易敕书的问题。 鲁布鲁克于1253年6月21日到达索尔达亚(Soldaia，苏达克)，他对该城的长官或长官代表讲了下面一段话：“我们在圣地听说你们的君王(撒里答)是基督徒，我们的基督徒们对此都很感欣慰，最信仰基督宗教的法兰西君王更是如此。他曾到圣地去进香，现在正和撒拉逊人作战，要把神圣的地方从他们手里夺过来。我正是为此才希望去见撒里答，向他递交君王的敕书，其敕书中劝告他照顾所有基督徒们的利益”[10](86)。鲁布鲁克被撒里答接见时趁机将敕书呈上：“我的印象是他们对基督受难心存疑惑，或者对此感到耻辱。这时他会摒退左右，以便能更好地查验我们的东西。我趁机把你的敕书连同其阿拉伯和叙利亚译本交给他，因为我在阿康已让人把敕书译写成这两种语言。那里(撒里答的幕帐)有懂得突厥语和阿拉伯语的亚美尼亚教士，而那个大卫的同伴又懂得叙利亚语、突厥语和阿拉伯语。……科埃克到来了，他们把敕书翻译成蒙古语了。”[10](120) 但萨里答对许多事都做不了主，他把鲁布鲁克一行护送到了其父拔都的斡耳朵。1253年8月20日，“到晚祷时，科埃克把我们叫去并对我们说：‘国王给我主人的敕书是友善的，但其中有一些麻烦的事，若无他父亲的意见，他什么都不敢干，所以你们必须去见他的父亲’。”[10](121) 鲁布鲁克到达拔都幕帐时对拔都说：“我前去见您的儿子，是因为我们所说他是个基督徒，而且我向他呈交了法国国王陛下的敕书，正是他(撒里答)送我到这里来见您的”。他到达拔都幕帐后，最念念不忘的是想前往宪宗蒙哥幕帐。当他们到达宪宗蒙哥幕帐时，“我们被叫去，严加盘问来此有何公干。我回答说：‘我们听说撒里答是基督徒。我们来见他。法兰西国王叫我们传送密敕给他。他把我们送去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把我们遣送到这里。他必定已在敕书里把情况说明了。’他们问我是否要与他们缔结和约。我答道：‘法国国王是把撒里答作为一个基督徒才致敕书给他；如若他知道撒里答不是基督徒，那国王决不会给他写信。至于缔结和约，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你们有害的事……’但他们总感到纳闷，又说：‘如果你们不是来缔结和约，那么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呢？’因为他们很久以来就已经非常狂妄自大，以致他们相信全世界都必须跟他们缔结和约。”[10](158)这大概就是双方的误解，一方面是法国希望蒙古人接受基督宗教并缔结和约，另一方面是蒙古人希望西方能臣服他们。双方分歧的差距甚远。 鲁布鲁克一行受到蒙哥召对时，又呈奏说：“我王陛下，我们听说撒里答是个基督徒，我们的基督徒们闻此消息莫不喜悦，特别是我的君主法兰西国王。因此我们来见撒里答，我们的君王叫我们给他送来和平的敕书。他已向撒里答表明我们是何等人，并且请求他允许我们留在他的国土内。因为，按照上帝的戒律教导人们生活，那是我们的职责。撒里答把我送往他父亲拔都那里，拔都又把我们送来见你。由于上帝已把世界上的大权赐给了您，所以我们祈求陛下允许我们留在您的土地上，为您，为您的王后嫔妃，也为您的王子和公主们向上帝礼拜。”鲁布鲁克在最后一次受蒙哥召对时，蒙哥对他说：“你在这里待得很久了，朕希望你由此返回去。你说你不敢随携带朕的使节回去，那么你愿意负责带去朕的口信或者是朕的敕书吗？”鲁布鲁克回答说：“你应该使我理解你要说的话，如果你能写成文字，那么我将很乐意根据我的能力而携带复敕。”[10](214) 最后，他敬呈给您的复敕已经写好，他们把我找去，翻译给我听。我尽量根据从译者那里所理解到的情况，把其中的大意记下来，如下所述：“长生神的训诫是：天上只有一尊长生的神，地上只有一位君王，即成吉思汗，神之子铁木真·成吉思，就是铁之声(他们称成吉思为‘铁之声’，因为他是个铁匠。他们受充满自身的傲慢鼓动，吹嘘说成吉思汗是神子)。下面就是神子(蒙哥汗)传达给你的命令：无论你是蒙古人、乃蛮人、蔑儿乞人，还是木速蛮人，凡耳所能闻到、马所能行到的遥远地区，均应听闻和知悉这一切，一切对我之前训诫并能理解，却又不相信这一切而与我们打仗的人，均将得知和发现，他们是有眼而无珠，挚而无手，行而无脚，这是神的永久训诫。” “通过整个蒙古伟大民族的长生天的力量，让蒙哥汗的诏旨传达与法兰克人的君主路易国王，及其他的君王和教士、整个法兰克人的国土，使他们可以得知朕的敕书。长生天的诏旨将传给成吉思汗，但这道敕书还未从成吉思汗或其继承人处送达贵处。” “有个叫大卫的人，好像是作为蒙古的使者去见过你，但他是个骗子。你派你的使者随他回来见贵由汗。贵由汗薨逝后，你的使臣们到达此宫廷。而贵由的妃子海迷失送给你纳失失料子和懿旨。但涉及一个大国的幸福和安宁、战争和平的事，这个比狗还贱的妇人能懂得什么？蒙哥亲口告诉我说，海迷失是最坏的巫婆，她用她的巫术毁了她的全家。” “这两名从贵处到撒里答处的教友，撒里答把他们派到拔都处，但拔都把他们送到朕这里，因为蒙哥汗是蒙古国最伟大的君主。然则，为使全世界的教士、教徒能享受和平安乐，为使神的话能被尔等所闻，朕有意派蒙古使者随你们的这些教士(回去)。但他们回答说，在朕和你们之间有许多战争地区和许多危险的民族，道路不畅，所以他们恐怕不能平安无恙地把朕的使者送至你处，但如若朕愿意把朕的包括敕书在内的信函交给他们，那么他们愿将敕书送交路易国王本人，所以朕不再遣使随同他们。但朕通过你们的这些教士给你送去长生天的文字训诫：长生天的训诫需要朕要告知你们。当你们听见和相信时，如你们愿服从朕，那就遣使给朕，朕由此将确知你们是要和平，还是要跟朕打仗。依靠长生神的力量，从日出地至日没地，全世界将在安乐与和平中团结起来，朕要干什么将变得清楚。但若你们听从和理解长生天的训诫，如果你们拒绝注意它，也不相信它，自称：‘朕的国土遥远，朕的山岳高大，朕的海洋辽阔’，并且你们抱着这种信念派军与朕打仗，那么朕将知道如何办。长生天知道，究竟是谁使难变易，使远成近。”[10](222～223) 鲁布鲁克出使元宪宗，正如柏朗嘉宾出使元定宗一样，在外交交涉方面，无论是宗教归化，还是结盟御敌，均未获多大进展，仅仅是促使两大君主完成了沟通而已。 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最大的收获，也正如在柏朗嘉宾的出使中那样，是使他最早获知了蒙元帝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许多信息。 例如，中国元代发行纸币。这种信息就是通过鲁布鲁克的报告而首次传往欧洲的。鲁布鲁克说：“契丹流通的钱是一种纸币，长宽均为一巴掌，上面印有几行文字，如同蒙哥印玺上的文字一样。他们(契丹人)使用毛笔写字，像画师用毛刷绘画一般。他们能把几个字母拼凑出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吐蕃人的写法和我们的相同，其字母也颇像我们的那些字母。唐古特人的文字很像阿拉伯人一样是从右往左写，但却是由下朝上移行的。畏吾儿人的文字，如前所说，是从上往下写。斡罗思人通用的钱币是用松鼠皮和灰鼠皮制成的。”[10](185)这样短短的一段文字，对于西方钱币史产生过重大影响。 对于当时中国北方的各民族，鲁布鲁克提供的资料堪称详尽，从而也形成了一部西方最早的东方人类学志书之一。 对于元代的畏兀儿人，唐代的回纥或回鹘民族，以及作为西夏人的唐古特人、契丹人或大契丹人，当时的欧洲人基本上所知甚少。鲁布鲁克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有关这些民族的可靠资料。他记载下的主要内容如下：“与基督徒和撒拉逊人杂居的那些畏吾儿人，通过经常的争论，已达到只信仰独一神的程度。这些经常居住在城市中的畏兀儿人，便属于最初臣服于成吉思汗的人，成吉思汗因此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他们的国王。哈剌和林基本上是在他们的领域内，而且约翰长老王和他的兄弟汪罕的土地也在这一带，尽管他们占据的是北面的草原牧地。畏吾儿人则住在南面的山里。因为蒙古人恰好采用了他们的文字，他们却成为蒙古人最好的书记，几乎所有的景教徒都懂得他们的文字。在他们东面的那些山里是唐古特人，他们是很勇敢的民族，在战争中俘获过成吉思。但他在缔结和约并获得释放后，马上又发动了对他们的征服。这些人有很健壮的牛，像马一样长着多毛的尾巴，连腹背都有毛。它们的腿比其他牛要短，但更结实。它们拖拉蒙古人的大住宅，并且长着细长弯曲的角，要经常削掉角尖。奶牛除非对着它唱歌，否则不让人挤奶。它们也有野牛的脾气，如果它们看见有人穿红色服装，它们就扑向他并把他撞死。”[10](147～148) 鲁布鲁克对吐蕃人、满洲人(Longa)和肃良合人(Solanga，高丽人)也有记述。 “大契丹民族就是古代的赛里丝人(Séres)。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该民族把它称为丝)，而且他们是由于自己的一座城市得到的‘丝人’名。有人声称，该地区有一座城市，城墙用银子筑成，城楼是用金子所造。该国土内有许多个省份，大部分还没有臣服于蒙古人，他们和印度之间隔着海洋。这些契丹人身材矮小，他们说话带有很强的鼻音；他们和所有东方人一样，也长着小眼睛。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其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把脉问诊；但他们不用利尿剂，也不懂得查尿。他们有很多人在哈剌和林，按自己的习惯做法，子承父业。因此他们要交纳巨额赋税，每天交给蒙古人1500艾索特；一个艾索特是一块重十马克的银锭，所以全部相当于15000马克，这尚不包括蒙古人向他们征收的丝绢和粮食，及加给他们的其他劳役。” “契丹人当中有被视做异族的景教徒和木速蛮人。在契丹有15个城镇中居住着景教徒。他们在一座被称为西安的城市里有个主教区，但其余人却完全是偶像崇拜教徒。崇拜偶像的是和尚，身穿红色宽大僧袍。他们那里还有一些隐修士，住在森林和深山里。他们生活清贫，令人赞叹。那里的景教徒对于基督教义一窍不通。他们做祷告，有叙利亚文的圣书，但他们不懂其语言，因为他们唱圣诗就跟我们的修道人不懂语法一样。他们完全堕落了，首先是高利贷者和酒鬼，有些人住在鞑靼人当中，采取古人的方式在那天过节。主教难得巡视这些地方，差不多50年巡视一次。当他巡视时，他们就把所有的男孩，哪怕摇篮中的婴儿，都指定为教士，因此他们的男人几乎全是教士。然后他们结婚，否则就会是违背祖宗的法规。他们还是重婚者，因为当第一个老婆死亡时，这些教士还会娶另一个。他们都是售卖僧职者，因为他们不免费行圣餐礼。他们为老婆孩子操劳，因而一心发财，不顾信仰。那些教导蒙古贵人子弟的人，尽管教的是福音书的教义，而他们的生活肮脏和贪婪，反使子弟们背离了基督的信仰。蒙古人本身，还有道人或偶像教徒，他们所过的生活还算清白。” 基督教西方民族，终于对中国的某些方面有所了解了。但是，他们却是通过方济各会士们的“有色眼睛”看待东方的。他们身上那基督教优于一切人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些方济各会士们天生一种基督教民族的高傲心态，对其他民族都要贬低或抨击。中西交流一开始就打上了“种族歧视”的烙印，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五、结语 通过方济各会士受教廷和路易九世国王的派遣而出使蒙元帝国，开通了中法两国，甚至是中国与西欧基督教世界的最早交流。它证明了中法之间历史悠久的交流。 这种交流又是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而完成的。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之路。 开创这种交流的是基督宗教的传教士。这种传统一直维持到清代。传教士们始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中西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互相误解的基础上，甚至带了民族歧视的印记。这是历代中西交流的障碍，也是互相争执的根源。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继承中西交流中的优良传统，排除那些误解和障碍，使双方得以平等地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 收稿日期：2014－03－18 注释： ①本文是作者为2014年3月31日～4月2日，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中法学者联合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②柏朗嘉宾的《蒙古史》一书的第一原稿原件收藏在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它的另外几种抄本又分别收藏在巴黎、维也纳、伦敦和都灵；其第二原稿原件收藏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荷兰莱敦的一种抄本与之有关。它后来先后被译作多种文字并反复推出多种文本。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Paul Peiliot,1878～1945年)与其大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年)曾长期研究赴中亚的基督徒。韩百诗与让·贝凯(Dom Jean Becquet)于1965年在巴黎麦松奈夫(Maisonneuve)书店推出了《柏朗嘉宾蒙古史》(Jean de Plan Carpin,Histoire des Mongols)，它是至今所拥有的最佳法文本，此书有耿昇中译本。伯希和的遗作《中亚与远东基督徒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 Asie centrale et d' Extrême-Orient,Paris,1973)中，也研究了柏朗嘉宾《蒙古史》中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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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法关系史：客座贝朗和鲁布鲁克访问蒙古和元帝国1_蒙古军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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