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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2)2-0011-06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动形态，具有“流浪者”的天性，它不仅能够把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要素都转化为一种“普遍有用体系”，而且还具有一种强烈的内在的冲动力，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国家民族的地域界限，不断地走向经济的全球化。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加快，呈现出汹涌膨湃之势，它以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正影响着世界各国。对于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立在时代前列，与时俱进，认真研究，沉着应对，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一、经济全球化：当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20世纪末期，伴随着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一词应运而生并被广泛使用，已经成为描述我们生存环境的最重要的术语。但由于观察视点的差异性，依赖的历史起点以及解释工具的多样性，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在理论上还远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它在经验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和震荡。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经济全球化定义为：“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①这一定义虽然没有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本质，但它却较为准确地描述了经济全球化的外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格局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上的相互的联系与依存、相互的渗透扩张、相互的竞争与制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世界从经济资源配置、生产到流通和消费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交织和融合，使全球经济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全球化迅猛发展并形成新的高潮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首先，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经济因素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经济合作和竞争取代军事对抗而成为世界各国生活的中心问题。一方面，围绕经济发展的主题，世界各国经济生活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交往不断扩大，国际分工不断发展和深化，跨国协作愈发频繁，协作的程度不断提高，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种类型的国家与国际经济的联系都史无前例地愈发紧密，都被纳入到统一的全球经济的体系之中。国际分工由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逐步扩大到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再扩展到同一生产过程内部各种部件的国际分工和交换，由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发展为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世界性分工。另一方面，围绕经济发展的主题，为优化资源配置，合理有效利用全球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产业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和主要动力的跨国公司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今非昔比，呈现出新的特点和优势，跨国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分布日益全球化，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跨国购并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跨国公司组织结构进一步网络化，组织管理趋向“联邦制”，经营活动也越来越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融合。事实证明，跨国公司的发展要求资本在世界各国流动，要求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从而加速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一统天下，为经济的全球化创造了根本的前提和制度保证。市场经济突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迫使资本冲破国内狭隘界限而走向世界。伴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程度的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普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的市场”理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分庭抗礼，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割裂了世界性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受到遏制和削弱。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的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苏东社会主义制度解体，转而全面实行私有化，纷纷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也放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化的改革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选择。正是在市场经济成为所有国家共同接受的体制这一历史背景下，经济的全球化才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市场经济为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提供了制度的平台，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具有了市场的开放性、资源的流动性、经济的关联性、供求信号的敏感性和经济波动的传导性等特征，人类已经进入“地球村”的经济时代，“没有谁可以像孤岛那样，与世隔绝可以独善其身。”②只有这样，经济全球化才具有实质性意义。
第三，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的支持。20世纪兴起了一场以量子论、相对论为理论基础、以微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造就了包括生物工程、激光通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以及新材料、新能源利用等工业，而且使企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使整个世界的产业结构和部门内部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科技革命使物质资源(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和资金)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大大下降，知识(包括科学技术和信息)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人类开始大踏步地迈向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对经济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似乎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正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使世界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为全球性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最便捷的手段，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对“二战”以来，确切地说是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国际经济关系体制的理论描述，主要是指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在走向市场化和开放的过程中，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并逐步走向一体化的基本趋势。要使这种理论描述成为一种科学的描述，就必须与它的历史发展线索取得一致，这就要求我们首先确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起点。要从根本上厘清经济全球化及其趋势，离不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因为经济全球化恰恰是有历史的。虽然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并没有专门使用过“经济全球化”这一术语，但是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敏锐地察觉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历史正处于从民族的、国家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中。可以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趋势以及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思想，是我们正确观察和处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武器。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人们的生产活动是狭隘的、分散的，因而谈不上什么全球化，也谈不上什么世界史。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③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文明国家中的第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④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不断开拓是资本的本性的现实表达和张扬，资本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因此，资本要想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它必然既要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产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⑤这是实现资本自由投资、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的基本前提。正是在利益的驱动和追逐中，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⑥“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商品所有者也就发展为世界主义者……它们共同的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Gemeinwesen)是货币。但是，随着同国家铸币对立的世界货币的发展，商品所有者的世界主义就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而与阻碍人类物质变换的传统宗教、民族等等成见相对立。……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融化在其中的那个崇高的观念，就是一个市场的观念，世界市场的观念。”⑦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本质上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的本性并不关心科学，而在于获得剩余价值。但是由于竞争，迫使资本在生产的过程中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爆发了工业革命，造就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机器体系，使生产规模迅猛扩大，从而为世界市场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机器大生产本身就具有世界性，一方面，机器大工业使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造成对原料和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一旦国内资源紧缺，资本所固有的本性必然要求开拓新的市场，以满足机器化大生产对原料和能源的需求；同时，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还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消费市场。“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其结果必然是“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是供世界各地消费了。”⑨另一方面，机器化大生产深化和细化了社会分工，并使分工迅速向国际领域扩展，日益把一切民族的生产都纳入到国际分工的体系中来。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散的前景。历史的发展，还远没有走出马克思的“预言牢笼”，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从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不过是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初期对“世界历史”的开拓程度吧了。因此，当我们把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放置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加以审视和认识，我们发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散的逻辑延续，无论从哪个角度对它进行描述都不能脱离资本主义这一基本背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它一方面依据市场经济逻辑不断演化发展，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表现为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经济政策竭力推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为什么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成为被大声提出并成为学术上的“显学”?这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范围和程度都呈现出了明显的新的特点和意义。实际上，它还具有一层更为隐蔽的历史背景，它是与当代社会主义所经历的严重挫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西方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失败”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以福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乐观派还是喊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口号。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从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解放”，失去制约的资本主义宛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在全球范围内肆掠。正如美国学者德里克所说：“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的特定历史起源，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观念。”⑩加拿大学者埃伦·伍德也指出：“甚至在所谓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也是第一次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即渗透到国家、统治阶级和生产者阶级的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中。”“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也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11)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也隐含着一种基本的价值误导，即它通过表面中立的全球话语如全球问题、全球价格等等转移和遮敝了早已受到批判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
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人类的“千禧福音”，也并非是历史逻辑的终结，而是新社会的起点和准备。资本主义不是“不仅再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而且也没有一条真正的出路”，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带着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孤独地生活着”。(12)经济全球化不仅扩散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同时也扩展其固有的、内在的各种矛盾。同时也为未来社会的诞生准备着社会个体和阶级的基础，准备着物质技术的和社会文化的基础。“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3)无产阶级的本质是世界性的，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一般只是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它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14)恩格斯说：“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15)经济全球化的实现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极限，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尽头，取而代之的必将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和人的真正自由解放。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选择和历史走向
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迅速发展。面对这一汹涌的世界潮流，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如何审时度势、从容应对，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时代问题。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视之为洪水猛兽，主张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而全面拒绝经济的全球化；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既然是潮流，那就应当随波逐流，主张不顾后果地任凭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涤荡和冲击，全面地接受它。二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和态度，却拥有同一的本质——形而上学。真所谓物极必反，两极相通。形而上学者不懂得事物的辩证性质，喜欢讲“过火”的话，喜欢做“过头”的事情。经常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经济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走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不仅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的挑战，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赤裸裸的攻击和讹诈。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坚持自己选择的、也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重要性、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随波逐流只会断送社会主义制度，断送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但我们能否拒绝它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回避的，也是回避不了的，不是在这次浪潮中腾飞，就是在大潮中沉沦。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19世纪中叶，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历史性的挑战与机遇摆在世界各民族的面前时，中国的统治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没有抓住机遇，丧失了历史提供给一个民族最好的发展机遇。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16)当我们再次面对经济全球化给每一个民族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时，我们还要再次错过?答案也是否定的。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意味深长地说：“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17)因此，我们必须勇敢地去面对来势汹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社会主义中国注定是成为这次浪潮的搏击者。关键在于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同样的难题，不同的答案。因为我们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一个富有创造精神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本质上是探索一条非资本主义化的现代化的民族发展道路。因此，它在政治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必然拒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而坚持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一体化”、“西化”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积极参与、沉着应对，不展拓展自己的政治经济空间，谋求社会主义中国在21世纪的大发展、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经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中国，实际上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语)，它必须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市场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民族利益和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必然表现出不同于欧洲原发性市场经济的特征。它要求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眼于确保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着眼于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归根到底是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因此，苏东剧变以后，不断加剧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失败。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误入迷途(虽然这也是难免的)，将会比以前多了。……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18)诚然，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并受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包围的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项异常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尽管“西强我弱”的态势暂时不会根本改变，但我们毕竟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展望未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必将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经济的全球化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展开，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地域上的极限，面对层出不穷的矛盾和危机，其解决手段将越来越有限。正如美国研究世界体系的著名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所坦率地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引吸人的演习——一次特殊的和异常时期的演习，但可能是向更为平等的世界过渡的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或者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稳定的形式。”(19)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取而代之的必将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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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②[美]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2版，第390页。
⑥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第469-47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2-14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页。
⑩[美]德里克：《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68页。
(11)(12)《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张世鹏等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76页、第276-277页。
(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第8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5-29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03页。
(19)[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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