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考古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手工业论文,生产专业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程度和形式被认为是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或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指标。随着考古学界对社会复杂化研究的深入，如何以考古学的方法获取有关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信息，进而探讨专业化生产的形式、规模、特征及其与社会复杂化的互动关系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拟对西方有关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考古学研究做一简单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述，旨在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更多关注，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更多创新。因主要讨论如何以考古学方法进行研究，文中例证多属史前时代或文献阙如的早期国家阶段。
一、国外研究回顾
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起了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的广泛关注。“第二次大分工”是这部经典著作提出的著名概念。恩格斯认为，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159页)他进一步指出，第二次大分工的革命性意义在于“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159页)。商品生产促进了贫富分化，破坏了氏族制度，催化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使野蛮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1]。
这一经典概念被真正引入到考古学研究中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西方考古学界完成了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已经将研究重点转到复杂社会产生和早期国家起源问题等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研究上来。因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为探索文明时代或早期国家的起源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它自然引起了普遍关注。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V.Gordon Childe)是开展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的最有力的倡导者。柴尔德在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城市革命”概念，并特别强调附属于社会上层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Craft Specialization)是城市革命的重要特征[2]。他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发达的灌溉农业生产的剩余食物为专业化手工业生产的产生和维持提供了充分保障。因为剩余食物是控制在社会上层手中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者自然要依附于社会上层，成为附庸的(attached)工匠[3]。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社会进化论学者塞维斯(Service)把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概念引入到他最钟爱的酋邦社会研究中，他指出，文化进化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就是在酋邦社会产生的关键时刻，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急遽发展[4]。
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激发了西方考古学界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浓厚兴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已经成为与聚落考古学研究、墓葬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并立的，探索早期国家起源的最重要考古学方法，其受关注程度持续不衰，发表的重要文章数以百计，近年来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专集就有两部：一是1996年出版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进化：纪念柴尔德》(Craft Specializa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In Memory of V.Gordon Childe)[5]；二是1998年出版的《手工艺和社会身份》(Craft and Social Identity)[6]。2001年出版的影响颇大的世纪之交考古学回顾之作《千年之际的考古学综述》(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A Sourcebook.)[7]也请专攻手工业生产专业化问题的知名学者考斯汀(Cathy L.Costin)单辟章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精深的回顾和展望[8]。
纵观近二十年来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考古学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研究视野的扩展。
一方面是时间上的扩展。较早的研究都是以早期国家和前国家的高级复杂社会如酋邦为背景的，自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开始，直到柴尔德和塞维斯的研究，很长时间内，专业化生产都被认为是在社会复杂化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开始出现的。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大部分早期经典定义多强调三点：一是专业化生产是超越家庭规模的活动；二是专业人员不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以获得自己需要的物品和服务；三是专业人员会得到某种形式的报酬以维持生活[9]。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到前复杂社会、向复杂社会过渡的“中程社会”(middle-range society)和简单复杂社会，并给专业化生产下了一个宽泛的、考古学上可操作的定义：某种物品的生产者比使用者少，就可以说出现了该物品的专业化生产[10]。新的研究表明，其实人类基本没有经历过完全自给自足的阶段，一个原始成年人，很少既自己获得食物，又自己制造工具，自己做衣服。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物品提供给他人并接受他人生产的物品的现象早已存在，也就是说，初级的社会分工和手工业生产专业化一直存在，原始的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也很早就有[11]。在此背景下，早期经典定义的三要点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对于第一点，新的观点认为，家庭内部也存在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分工，严格意义上说，也就存在着专业化生产。家庭内部分工的研究对于理解复杂社会中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的产生至关重要，对该问题的研究日益引起重视[12]。对于第二点，很多学者指出，在专业化的初级阶段，大部分专业化生产者都不是全职的，专业化生产只是其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事实上，真正的全职专业化生产只是在工匠处于绝对附庸状态[13]或市场经济发达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14]。对于第三点，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生产者和消费者间关系复杂，远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样简单的买卖关系。
学者们当然都认识到前复杂社会、中程社会和简单复杂社会中的专业化生产与前国家酋邦社会和早期国家阶段的专业化生产有很大区别，因此开始将专业化生产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准包括生产单元的规模、工匠投入到专业化生产的时间，生产地点、生产效率，产品种类等指标。Costin[15]和Deal[16]等人将早期专业化生产命名为初级专业化(elementary specialization)生产，其特征是专业化生产与亲属集团密切相关，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是业余从事的，大多服务于聚落内部的消费。另两种主流划分法是将专业化生产分为家庭生产型(household production)和作坊生产型(workshop production)[17]或独立型(independent production)和附庸型(attached production)[18]。家庭生产型顾名思义，就是专业化生产发生在家庭内，规模相对较小，类似上面提到的初级专业化生产。作坊型生产是在家庭以外的专门生产场所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独立型生产中生产者在原料的获得、产品的种类和产品的分配上有自主权。附庸型生产则反之，生产者在上述各方面都没有自主权，受到社会上层的控制。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生产方式不是水火不容的，也不是线性发展的，它们可以在同一社会阶段并存。换句话说，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特别是在酋邦和早期国家阶段，专业化生产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不同产品的生产可能有不同的专业化型式。比如日常用品可能是独立型生产，奢侈品的生产可能是附庸型生产[19]。
另一方面是空间上的扩展。柴尔德的经典研究是以两河流域和欧洲为背景的，而目前的研究则涉及北美、中美、南美、非洲、亚洲等世界各个地区。
视野的扩展促使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目前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广义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几乎在人类社会产生之时就已经存在，专业化的起源这一传统命题也就失去了意义，研究的焦点转向专业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规模由小到大的过程。世界各地的研究案例又充分证明各地区的专业化进程都独具特色，对这些进程深入进行历史性的研究，也许比构架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更有价值。
近年来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学者们日益关注如何从考古资料中榨取有关信息，认定专业化生产的存在，并描述其规模和形态等细节。
据考斯汀的总结，生产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生产者、原料、生产技术、生产组织、产品、分配关系和消费者等要素。对专业化的认定可以从这些要素入手[20]。
生产者是不是专业工匠的认定主要依据三个要点：即生产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报酬的形式和技能的高低。其中第二点很难用考古资料确认。生产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可以从生产废料堆积的情况判断。一般来讲，如果废料堆积与生活垃圾相互反复叠压堆积，则生产活动很可能是季节性的。若生产废料连续堆积，则生产活动很可能是延续不断的[21]。但季节性的生产也可能是专业化的，史前社会的许多生产活动都是在农闲季节开展的。墓葬中随葬品的情况也是重要的参考。如果某墓葬中随葬大量手工业生产工具甚至原料，则该墓主人很可能是专业的工匠。生产技能的高低可以从主要通过对产品的分析。制作产品时的选材用料、操作步骤的数量[22]，技术动作控制[23]等都可以作为产品需要生产技能高低的参考。一般认为，技术要求高的产品需要专业的工匠进行专业化生产才能完成。但要准确认定某种产品所需技术的复杂程度，需要进行周密计划的试验考古研究。目前的分析多是根据对器物的观察作出的推断，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对手工业产品原料来源的分析是判断专业化出现与否的重要参考指标[24]。例如，如果某些遗址的玉器的原料都来自同一玉矿，则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玉器是控制玉矿的聚落进行专业化玉器生产的产品，产品完成后以某种形式流通到各地；二是远离玉矿的聚落以某种交换形式从控制玉矿的聚落获得原料。第一种情况直接说明了专业化生产的存在。第二种情况则间接说明专业化生产的存在。因为远距离交换获得的原料往往是用来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原料产地分析要与器物类型学分析结合，可以为判断进口原料还是进口产品提供依据。产地分析的科学方法多种多样，是近年来考古学进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但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多种问题。如对陶土产地进行分析时，要充分考虑到制陶过程中，陶土中一些大的颗粒被去除了，陶胎的化学成分已经与原始陶土有差别。目前比较成功的案例包括对陶土产地的研究[25]，对石器、特别是燧石器原料产地的研究[26]和对金属矿源的研究[27]。
生产技术在关于生产者技能的讨论中已经谈及。对于生产技术过程的研究是深入研究手工业生产其他环节的基础。只有明了生产技术细节，我们才能对生产分工、劳动力消耗、对生产者技能的要求等问题作出推测[28]，对技术差异的研究不仅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生产单位的产品，甚至可以区分不同工匠作品[29]。开展生产技术的研究途径有民族学类比、试验复制和多种科技手段分析(如电镜扫描、切片分析)等。生产技术分析即涉及产品也涉及生产设施和生产场所，如陶窑，浇铸铜器的作坊等。一般认为，可长期使用的生产实施的出现和复杂生产技术的出现一样，都是专业化生产的标志[30]。
生产的组织形式是判断是否出现专业化的另一指标，在考古学实践上，主要通过对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遗迹、遗物的空间分布的研究来作出判断[31]。例如，若陶窑、作坊、原料贮藏设施等遗迹在聚落内集中分布，则说明靠近这些遗迹的居民组织可能控制着相关手工业生产。相关遗物的空间分布能够以更高的分辨率在不同层次上说明生产组织情况。例如，石器原料和半成品在房屋内男性工作区的集中分布可能说明家庭内部的分工，在聚落内某些房屋内的集中分布可能说明石器生产受到某些家庭的控制。生产工具、原料在墓葬中的分布情况也可以成为推断专业化生产情况的重要依据。
对手工业产品的分析可以为其生产专业化情况提供有益的线索。上面已经论及，对生产者技能的确认和对原材料的确认都依赖于对产品的分析。对产品本身标准化程度研究也是确定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32]。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一般会达到较高的标准化程度。但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奢侈品的专业化生产很可能并不追求标准化，反而会故意强调产品的差别以适应消费这些物品的社会上层表现其身份的需要。
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实际上与专业化生产是共生的：出现了专业化生产必然会出现产品的分配和消费问题，因为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不是仅供生产者使用的；反之，确认了产品分配和特殊消费群体的存在，也就等于确认了专业化生产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专业化生产，就只会有自产自用的产品，不会有供分配和大范围消费的产品[33]。微观而言，聚落内部的产品分配和消费情况可以由遗物在居址和墓葬中的分布推测。例如，如果奢侈品只在大型房屋和高等级墓葬出现，则可推测社会上层掌握着奢侈品的分配，并且是奢侈品的主要或唯一消费者。宏观而言，区域性的产品和分配情况可以从大范围的遗物类型学研究和原料产地分析研究获得。
在实际应用中，上述标准是被结合使用的。如果单纯要确认专业化生产存在与否，有时一两个指标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但若要探讨专业化的程度和特点等深层次问题，则必须综合考虑生产系统的各个方面。例如，如果对陶器标准化程度的研究表明标准化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则可以推断已经出现专业化的陶器生产。但只有结合陶窑在聚落中的分布情况，才能推测专业化生产是由各家庭自主经营还是受到某些特殊家庭的控制。因此，对任何一项个案研究，都要尽量获得各生产系统要素信息，以求对生产专业化情况有更全面的认识。
关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的第三方面进展是解释理论日益多样化。
据考斯汀的总结，影响广泛的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生态学、政治经济学、正统经济学、社会能动力(social agency)和性别理论等几类[34]。但归纳起来，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试图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进行政治性的解释(political explanation)，强调专业化是社会上层政治日程中的一部分。是他们为获得并保持财富和权威而使用的策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能动力的观点大致可以归入此类。第二类试图进行经济性的解释(economic explanation)，认为专业化是为了满足人们提高效率、增加产量等经济要求。文化生态学和正统经济学的观点可归入此类。
两类观点的兴衰与整个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大体同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流行时期，人类学和考古学家倾向于把人类社会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35]。动物可以进化出保暖的皮毛抵御寒冷，人类可以制作衣服、建造房屋，利用其“文化”渡过严冬。人类社会既然与植物和动物群落本质相同，自然也可以向利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动植物群落一样，更“科学地”研究人类社会，而“科学研究”的结果，自然是得到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在此学术背景下，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经济性解说自然更加流行，专业化生产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在所处自然环境、对原料的接近程度和对专业技能的掌握等方面都不平衡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采取的效率高、收益好的经济策略[36]。
20世纪70年代以来，强调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文化的能动性和各文化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的后过程考古学日渐兴旺[37]。政治性解释大行其道。经济性解释的公式化倾向被严厉批评，并被学者们指责为削古代社会之足适现代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之履。个人欲望代替环境压力成了学者们解释各种社会演变的起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即已经提出的著名命题：“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8]成为研究的基础，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被认为是社会上层在获得财富和权威的欲望的驱使下控制资源、操纵劳动力、垄断技术和独占显示身份的高级产品的结果[39]。研究者强调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也是社会和政治行为；手工业产品因此承载着社会内涵，手工业生产不仅是要制作出有用的东西，也是把意识形态转化为别人可以“经验”的实物，是意识形态的“物化”。在后过程主义提倡历史性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各复杂社会中，手工业生产专业化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各复杂社会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也会各具特色，有的侧重独立的生产，有的侧重附庸的生产，有的两者并重。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在社会演变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
关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不断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丰富和变化，但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一直呈日益增强的趋势。恩格斯和柴尔德在其经典性研究中开创的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与复杂社会演变密切结合的模式被继承下来，并不断发展。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已成为对复杂社会产生和发展及文明起源的探索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国内研究回顾
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声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响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40]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与其他人文科学一样，一直继承了这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优良传统。做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问题自然广受重视。学者们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下面就从这两方面进行评述。
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影响，国内关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讨论大多是与关于文明起源或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密切联系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史前文化区系类型框架的基本建立[41]，随着辽西、长江下游等地区的重大发现[42]，文明起源迅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题[43]。学者们在论及文明起源时，多提到社会分工和手工业生产专业化问题。1989年召开的颇具影响的“中国文明起源学术座谈会”上，即有学者提出，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是权力机构对食物、原料和奢侈品等有再分配的权力，有一批脱离基本生活品生产的专业人员如手工业工匠、商人、官员、军人和巫师等[44]。
苏秉琦在其一系列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论述中，一再强调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作用。他指出，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男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手工业也成为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群的基本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是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快轮制陶技术的出现是专业化陶器生产出现的标志，随之而起的是石器制作、制玉和金属专业化生产的出现。专业化的发展伴随着工匠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促进了经常性的商业交换，诱发了武力掠夺[45]。专业化生产或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密切相关。例如，没有社会分工就不会有玉器生产，没有社会分化也就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46]。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随之就有分化，人也就有了文、野、贵、贱之分。专业化生产出现的时间相当早，七八千年的辽西地区已经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由查海和兴隆洼遗址可以看出，制玉已经成为特殊的生产部门，石器生产的专业化，制陶技术明显改进，社会大分工已经形成，社会大分化已经开始。阶级产生于分工，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这是由氏族到国家产生的一般道路，燕山南北地区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所以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原生型”[47]。
其他学者在论及文明起源时也多列举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为进入文明门槛的标志之一。严文明认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生产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制作小件铜器、制陶、制玉等手工业，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财富进一步被贵族垄断[48]。张忠培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左右，黄河、长江中下游和辽西地区已经跨过了文明的门槛，其表现之一就是原有的劳动门类更新了技术，同时出现了新的劳动领域，技术、生产和经济获得了纵深发展。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男性内部劳动分工的发展，专业工匠出现。分工导致了家族之间进一步分化[49]。全面论述中国文明起源的专著《中国通史·第二卷》中，有相当一部分章节讨论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分工问题。该书认为，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石器制作水平提高；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对于陶器的需求不断增长，对陶器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陶窑扩大，轮制技术出现，产生了相对专业化的制陶人员。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陶器专业化生产继续发展，铜器、漆木器、纺织、玉石器等手工业兴起[50]。在另一部专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也单辟章节讨论“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认为古代文明与国家的物质基础是由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多方面构筑的。在龙山时期，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剩余的出现，已形成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既包括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陶器、石器制作，也包括与宗教、意识相关的玉器制作，还包括兴起不久的铜器冶炼等[51]。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基本上直接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理论，将其直接运用到中国考古学实践中。这种直接运用在突出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对于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一是在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明晰定义缺乏重视和足够讨论的情况下，存在认为只有较发达阶段的手工业生产才是专业化生产的倾向。国内学术界关于在中国考古学的特定情况下如何定义专业化生产的讨论如凤毛麟角[52]，因为恩格斯在其经典论述中认为专业化生产出现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并与社会复杂化密切相关，主流意见认为专业化生产在公元前3300前后萌芽，在公元前3000前后开始的龙山时代得到快速发展，与中国史前时代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大体合拍。苏秉琦提出的距今七八千年辽西地区即已经出现玉器和石器专业化生产的见解并没有得到重视。对公元前3300年之前的专业化生产情况忽视，使得整个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缺乏时间纵深，难以对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难以深入理解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复杂化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过程。
二是缺乏对各主要史前文化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特征的研究。目前的有关论述大多是非常宏观的，笼统地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存在与否当作判断社会复杂化程度或是否进入文明门槛的一项指标。论者一般只是对与陶器、石器、玉器、冶金等方面的考古资料做宏观分析，得出这些生产部门是否存在专业化的结论。造成各地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形式和内容大体相同，在当地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扮演相似角色的印象。苏秉琦曾指出，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群的基本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是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这类似西方学者定义的初级专业化生产或家庭型专业化生产。但这一论述并没有进一步转化为明晰的定义，也没有引发对专业化生产进行分型分式、分区分系的研究。独立型专业化生产和附庸型专业化生产的划分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研究状况使我们难以认识各地区手工业专业化形式的独特性，也会影响我们对各地区复杂社会的独特性的理解。而对各地区独特性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是我们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应该特别关注的[53]。
三是缺乏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发展动因的深入探讨。学者们多认为专业化生产的出现是农业生产发展，剩余食物充足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日用陶器的专业化生产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玉器等奢侈品的专业化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上层的需要，这兼顾了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但相关论述都是点到为止，没有深入展开讨论。尤其缺乏的是以坚实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的对不同文化区的重点聚落、重点墓地或重点区域的个案研究，这使得我们难以深层次地探究各地区独特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进程，以及独特的专业化进程对独特的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多学科结合认定和分析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方法作出了许多探索，成果丰硕。
对墓葬随葬品的分析是认定专业化生产者身份的主要方法。严文明曾指出，大汶口文化的若干墓葬随葬有数量极多的陶器。如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1号墓随葬陶器119件，临沂大范庄遗址17号墓随葬陶器85件，莒县大朱村遗址一座墓葬中单是高柄杯就有103件，“如果死者是某种专业化的陶工，陶器是他用以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财富，那么死后用这么多陶器随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54]。”张弛认为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遗址145号墓中随葬了18件石钺，其中7件为半成品，还出有条形磨石和管钻石芯各1件，墓主人应是一位擅长制作石钺的匠人[55]。
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日益推广，原料产地分析近年来在国内取得了很大发展[56]。中子活化分析被运用于陶器成分分析中以确定陶土的产地[57]，铅同位素分析被用于青铜器原料产地的认定[58]，矿物成分分析被用于玉器的产地认定[59]。虽然因为多种技术上的原因，也由于许多研究刚刚起步，这些方法目前不能完全确定各种手工业产品的产地问题，但它们提供了大量基础性数据，为更全面系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对于生产技术的研究也是国内开展较早且成果丰硕的领域。学者们对陶器的模制法[60]、慢轮修整法[61]、快轮拉坯成型法[62]、彩绘法[63]、施纹法[64]、烧成法[65]都进行讨论。对于大溪文化蛋壳彩陶[66]、龙山文化蛋壳黑陶[67]等精美高级陶器的制法更是有专门研究。研究中包括以试验考古方法复原古代工艺[68]，也包括通过民族学调查推测古代生产情况[69]。对玉、石器制作技术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目前对玉器制作的各个步骤，包括线切割[70]、片切割[71]、砣切割[72]、管钻[73]、实心钻、刻纹[74]、剖光都有专门研究。对玉器钻孔的试验考古表明，以硬度为7度的燧石徒手在l小时内可以钻通厚度2毫米的岫岩玉[75]。青铜冶炼技术是生产技术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学者们对早期青铜器的选材、冶炼[76]和锻造法[77]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通过对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遗迹、遗物的空间分布的研究来判断专业化生产的存在和其组织形式是国内流行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遗物和遗迹的分析，学者们在长江中下游辨认出一系列与玉、石器制作有关的遗址。峡江地区的诸多大溪文化至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石器制造场遗迹。宜都红花套遗址内发现多处石器制造作坊，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器、残石器、石器半成品和石片等石制品。其中作坊H1就出土有石制品1500件[78]。宜昌杨家湾遗址东北部一处花岗岩原生台面被确认为石器制造场，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石片、石核、石坯和成形的石器遍地都是[79]。巴东官渡口遗址发现面积20平方米，厚度在0.5～1米的石料、半成品和成品堆积[80]。类似的遗址还有枝江马家溪遗址等[81]。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峡江地区这些面积较小，可耕地资源贫乏的聚落可能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石器生产加工聚落群，其产品远销峡江地区之外[82]。江苏丹徒磨盘墩遗址被确认为一处重要的玉器加工场。该遗址发现各类石制品500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石钻、刮削器等，还发现有切割痕迹的玉料[83]。在长江沿岸11千米范围内，发现有类似遗址7处，与磨盘墩共同形成了玉器加工聚落群。此外，有学者通过聚落中陶窑的分布情况对陶器的家庭式专业化生产的情况作出了分析[84]。
对手工业产品标准化程度的分析在国内刚刚起步，但相关研究已经显示陶器的标准化程度似乎有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强而增强的趋势[85]。
对手工业产品分配和消费的研究开展比较普遍。微观研究，即根据遗物的在房址和墓葬中的分布情况对聚落内部的产品分配和消费情况的研究比较薄弱。但宏观研究，即通过区域性的大范围的遗物类型学研究和原料产地分析研究分析某地区的产品分配和消费情况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有学者指出，苏皖地区的典型石器出现在两湖地区的划城岗等遗址、汉水中游的下王岗遗址、淮河流域遗址、江浙地区的崧泽文化遗址，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范围广大的石器交易网。高等级石器如朱绘多孔刀等在原产地见于普通墓葬，而在远离产地的划城岗、走马岭等遗址则多见于高等级墓葬中，这说明远途贸易而来的石器产品在两湖地区的聚落中已经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86]。
三、国内研究展望
由上面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回顾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对加强我国的同类研究有启示作用。
在理论上，国内学者虽然继承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优良传统，但缺乏结合中国考古学资料的理论创新。对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专业化生产状况的研究应该引起学者的重视。正如苏秉琦所言，辽西地区自距今7000年以前的遗存中就有了专业化生产的线索。兴隆洼遗址M118内出土了900多片细石叶，其中195片出土在墓主身边，715片出土在填土中。墓主身边还出土有小石块，可能与细石器的制造有关。M118是兴隆洼聚落中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其所在的F180又是聚落中位置显赫的房屋，M118墓主的身份应该非同一般。该墓中出土如此之多的细石叶不是偶然的，合理的推测是，细石器的生产可能被聚落中的上层人物控制[87]。兴隆洼文化的继承者赵宝沟文化的社会上层继承了控制细石器生产的传统。赵宝沟文化晚期的小山遗址F2中出土2482片细石叶和石核，该房址位于聚落的最高处，位置显赫，房屋的主人在聚落中明显居于领导地位[88]。对其他地区同时期遗址的深入研究应该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对各地区资料的综合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早期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情况有全面的认识，并可以更好地理解在公元前3000左右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时，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复杂化的互动。
长期以来，国内考古学研究习惯于印证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运用[89]，陷入苏秉琦所说的“怪圈”。区系类型观点的建立和创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以来，虽然大多数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道路的独特性，但对各主要文化区的特性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有学者主张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研究也应该提倡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各地区虽然在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专业化生产也有了明显的发展，但专业化生产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有差别的。如有些地区可能更重视陶器的专业化生产，有些地区可能更重视玉器的专业化生产，有些地区可能更重视石器的专业化生产，有些地区可能以独立型的日用品专业化生产为主，有些地区则可能以附庸型的奢侈品专业化生产为主。对各地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道路的独特性的探讨可以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特殊性，对整个中国文明化进程有更深入的理解。
对各地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发展动因的探讨也应该在对基础材料作历史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地区促进手工业专业化发展的动力可能不同。峡江地区的石器工业可能主要是依靠其靠近原料产地的优势，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良渚文化的玉器专业化生产的快速发展则可能是为满足社会上层占有更多标志宗教和世俗权威的奢侈品的需求。
在认定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存在、程度和特征的具体方法上，也有可开拓之处，尤其应该关注的问题有：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对专业化的程度和特征的分析；利用保存好、内涵丰富的考古资料作细致的个案研究。
目前主要依靠墓葬资料确认墓主为专业化生产者，对墓主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等问题没有详细讨论。这些工匠是独立从事生产还是受社会上层的控制，或者本身就属于社会上层，这些对理解专业化生产特性和其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关系至关重要的问题都亟待深入探索。通过分析遗址的堆积情况详细探讨专业化生产的规模大小，是否有季节性等注重细节的研究也比较欠缺。
对原料产地的分析方法已经相当丰富，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但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非常宏观的，而且基本是以自然科学分析为主体，只是简单套用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理论。加强微观研究，探讨遗址内部来自不同产地原料的分配情况，往往可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Winter等学者对中美洲史前时代燧石工业的研究表明，聚落中的上层人士可能会控制燧石的原料来源，囤积原料，在需要时，将原料分配给其亲属进行燧石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聚落内各房屋发现的燧石原料因为是经过统一分配而来，在种类构成上会相近[90]。我国史前时代是否有类似情况，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考古学中自然科学方法的利用日益广泛，在对原料产地的分析中，更好地使自然科学方法融入到考古学研究中，仍然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生产枝术的研究存在着与原料产地研究类似的问题。对陶器制法、玉器加工法和早期青铜冶炼技术的研究也面临着如何与有关专业化生产的理论更好结合的问题。如果对生产技术的细节进行研究，依托良好的聚落考古资料，对某个聚落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情况进行个案研究也会有重要收获。
目前对生产组织形式的研究也过于宏观。学者们讨论的多是区域性的石器、玉器加工群体。实际上，我国史前大量的经过完整揭露的聚落遗址为我们以单个聚落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分析聚落内部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遗迹、遗物分布情况，获得关于专业化生产的各种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产品的分配和消费的研究同样需要微观化。
总之，利用中国丰富的考古学资料，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加强理论在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加强注重认识特殊性的个案研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考古学研究必将在我国取得更大进展，并为认识中国文明起源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