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理论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_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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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55(2007)02—0050—04

人类社会主要有两种生产形式,一种是物的生产,另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一起组成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运动,而他们所结成的两种生产关系,又构成了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这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图景。实际上两种生产理论是将人类自身生产放到人类社会生产中加以考察,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关系结合起来阐述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家庭人口数量与封建社会发展步伐的停滞

家庭是联系社会和个人的中间桥梁,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异常的重要的。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经历了血缘家庭、普娜璐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这四种家庭形式,这四种家庭形式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互相适应的。不过,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和西方的家庭却是沿着两个不同方向的轨迹发展。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家庭发挥出来的功能和效用是大相径庭的,这一不同效果的发挥对各自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在中国,由于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长期在家庭中的紧密结合,这保证了封建中国社会的稳步发展以及劳动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中国封建社会也就创造出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等等重大物质文明与科技成就。然而在西方,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却较早的从家庭的“温室”中分离出来,虽然经历了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但是随着物的生产从家庭温室中的“解放”和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使得西方最早迈开了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步伐。特别是工业革命后,西方“促进人口增长的内在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业社会依靠简单的生产工具和设施进行生产,生产能力依靠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劳动力的多少决定了财富量。工业社会人力资本成为生产能力提高的根本,人口增长不仅意味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还意味着人口质量的提高。”[1]

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种生产逐渐从原始的家庭中分离出来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家庭的规模却不断的缩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完全社会化了,而家庭也演进到核心家庭。”[2] 而中国家庭结构更多是因为受到鸦片战争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影响才开始出现向近代转型的迹象,直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力量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才最终演进到核心家庭。

从中外家庭人口结构变迁的历史来看,这“两种生产的分离,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东西方在社会形态发展上所表现出的一些差异,正是源于两种生产在分离过程中的差异。西方由于经过民族的跨海大迁移,较为彻底地割断了人们之间的血亲纽带,建立了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而中国的民族迁移是在陆地上进行的,这种迁移对亲属关系没有造成大的破坏,而是与新的财产关系相结合,形成了族邦国家。”[3]

在中国,由于两种生产长期未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劳动力数量的多寡就成了社会生产发展的衡量标准,家庭内劳动力人口多,家庭的生产规模就大。“由中国封建家庭的特点决定,社会生产不是沿着劳动分工——生产工具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这样一条内涵式道路发展,而是走增加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生产总量这样一条外延式发展道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清晰的记录了这条道路,秦汉的生产工具与明清相比,相差甚微”[4] 例如,一部曲辕犁就成为中国农民近千年的主要产生工具之一,但是若论人口和耕地面积却相差异常的巨大。中国长期以来维持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家庭中紧密结合所形成的“小农经济”,而带动西方社会生产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则是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离而产生的劳动工具的改进和社会劳动效率的不断提高。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可能性却未曾出现,因为“一方面,农业社会生产力提高的机制是通过追加劳动力的边际效益,即劳动密集型的集约农业造成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人口增长进一步推动了集约化农业向内涵和外延发展,由此带动了人口的阶梯式增长。”[5]

在中国,由于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始终未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从而造成了中国的家庭只能以人口数量的增长来弥补由于缺乏工具革新所带来的农业发展潜力不足这一先天缺陷,因此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观念就是“多子多福”和勤俭持家,人们只好以勤劳耕作来弥补生产工具缺乏革新的不足,可以说中国农民在一块土地上的精耕细作的耐心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业发展提高的潜力是长期存在的,这使人口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微观及短期内难以改变。因为就家庭来说,存在着对劳动力增长的无限需求,这助长了早婚多育的生育行为,并在观念形态上推动了人口的不断增长。”[6]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这种发展模式,“虽然使中国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由于限制了分工,不能为工业创造条件,终究会遭遇自己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可耕土地的增长是有极限的;没有新的生产工具,土地的单产也存在着天然极限。并且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越多,土地产出的边际效益递减。”[7] 因此,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北方土壤由于经过多年的开垦与精耕细作式的利用,土地的肥力逐渐被开发殆尽,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却出现了巨量增长,此时人均的土地面积逐渐减少,而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也开始降低了。“经‘开元盛世’,天宝十四年(公元775年),人口达5291万,这一人口数量成为人口发展史上的高峰和转折点。”而到了南宋时期,在“13世纪最初的10年,人口基本保持在一亿左右,成为中国人口史上重要的里程碑。”[8] 虽然从表面上看,当历史的脚步发展到明清时,中国生产力曾经出现了“康乾盛世”的辉煌,但是接下去就是漫漫的长夜悲歌了,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了西方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时代,封建社会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落日前那最后一刹那的辉煌了:尽管从总体上看来,劳动力的绝对总量还是在增加,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的增长却已大不如前,甚至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停滞的兆头。

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家庭中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较早的从家庭中得以分离,西方社会主要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运行,从而沿着典型的五种形态道路演进。西方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却仍然能够不断地前进,在中世纪后出现了经济发展的突破和进展,因为它的发展潜力并不像中国那样严重的受到家庭的束缚,家庭功能发展的长期的停滞使得中国并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两种生产从家庭里分离的现象,家庭始终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分化,始终行使着作为两种生产共同体的功能,而物的生产当然也就始终受到家庭发展阶段的束缚,那么社会也始终无法突破封建制度的禁锢没能演进到近代社会。封建制度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之久,当中国仍然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中踯躅不前而统治者与士大夫们却又夜郎自大闭目塞听时,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以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开始了向全世界殖民扩张的步伐,当西方各强国正在积极的向海外扩展时,大清帝国却沉浸在闭关锁国所带来的虚幻的“天朝上国”的迷梦中。

二、近现代以来中国家庭人口数量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不自觉地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家庭作为两种生产的共同体开始瓦解,而古老的中国社会也就迈开了其向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步伐。

1840年的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后,在中国社会的家庭内部,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之间的分离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后,现在农村的家庭已经开始向核心家庭过渡,今天我们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四世同堂的盛况了。同时随着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两种生产也不再像封建社会那样的密不可分了。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农业将更加的融入到世界的生产体系中,和世界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将更加进一步的使中国传统家庭的生产功能发生更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我国家庭开始向现代的核心家庭形式发展,除了生产力的发展外,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自七十年代末以来迫于巨大的人口压力而严格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社会发展承受着巨大人口压力,不得不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将其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世界上像中国这样如此的重视人口问题并将提高到如此之高的层次上的国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当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为人口的负增长而发愁时,中国正在为当初“人多好办事”的片面宣传及无节制的人口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沉重人口压力而喘不过气来。建国初期,我们片面的强调“人多力量大”,导致对人口问题认识上的一些偏差。而当时人口政策的失策也许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来自于历史上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长期结合在家庭内部未能分离所带来的历史惯性作用。对于西方来说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家庭中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的分离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化工业大生产以来才最终进化到核心家庭形式的。西方由于两种生产较早地分离,生产较早的摆脱了亲属关系的制约,社会才得以主要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一矛盾运动中发展。

目前,在很大一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实际上仍然沿用着几千年以来的小农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别是在工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中,如果我们仍然将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结合于家庭内部,这种曾经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传统家庭生产方式是无法适应当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的。虽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流动劳动力人口——农民工,但是农民在城市打工多年,却还是农民,而相应的户籍等制度的改革不到位,农民就不能彻底转变身份,这是不利于城市长远发展和农村稳定的,也无法为工业提供稳定的有技术的工人。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大力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要打破两种生产在家庭中长期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这种“历史惯性的束缚”,要破解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是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才可以实现的。没有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劳动效率提高作为保障,两种生产功能要从家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虽然在八十年代我国实行了严格控制人自身生产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里偷偷的超计划生育的家庭仍然不断,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偷生游击队”之类的现象。

同时,这种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口政策的影响已经进一步的显露出来:我国的老龄化速度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 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国家大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我国却与之有着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其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一万美元,即使如此,他们已感到老年福利费用负担太重,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预计人均国民收入不会超过2000美元;另外,我国城市化程度低,目前仍有大多数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农村却还没有建立起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面对庞大的老龄人队伍,如何去筹集这笔巨大的费用,将成为未来时期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着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

三、家庭核心化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两种生产”在家庭中长期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种“历史惯性的束缚”,在经历了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后,特别是在我国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联系的今天,已经大大的减弱了。但是,要彻底的解决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必须大力的发展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农村公共资源的公正合理的分配,才能建设好一个和谐的、富裕的、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两种生产”的分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可避免的将走向老龄化社会,这一点已经被如今世界人口发展的进程所体现,由于“两种生产”在西方很早就分开了,因而西方也就更早的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农村家庭的核心化与老龄化的问题,并且如今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已经高于城市。那么努力解决好农村的养老问题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消除“两种生产”在我国农村生产建设中的“历史惯性的束缚”,才能创建出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两种生产”分离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两种生产”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养儿防老”功能得以发挥主要是基于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子女经济支付能力、子女闲余时间的多寡和文化伦理等因素。在实行严格的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血缘亲情社会,它以父权系统和孝道观念为主要特征,在这种社会里,在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大家庭中,家长无疑居于统治地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红楼梦》中的贾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子女必须孝敬父母,服从家长,恪尽孝道。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尤其是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两种生产”分离已经不可避免,不过,与此同时的则是传统“养儿防老”功能的发挥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出现了弱化的趋势。

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使中国人口增长得到了极大的控制。农村家庭中独生子女户越来越多,家庭小型化越来越普遍,核心家庭的数量将会日益增多,而老年人身边的子女绝对数量将会减少。另外,农村青壮年大批涌向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民工潮”,而家里却往往只留下妇女、小孩与老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也带来了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在生活上的时空分离,长此以往,父母与子女的感情纽带有可能会变得松弛,由此带来的是子女孝道的下降,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种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来实现人口控制的做法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例如,就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而言,根据2006年2 月全国老龄办的最新统计,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14%,比27年前翻了一倍,并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同时,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则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农村不仅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中国农村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情况,同时,人口老龄化又带来了沉重的家庭养老负担。按目前的政策规定,一个农村家庭最多只会有一个儿子,这样将会使得家庭供养资源减少,而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却是成倍增长。将来,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个老人,抚养一个或两个小孩将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显然,在这样的家庭人口结构下,一旦老人生病后,庞大的医药、护理和营养费用无人分担,只能由独生子女一个人扛着,他们要面临着经济和时间的双重压力。

2、“两种生产”分离过程中, 将计划生育工作与家庭养老工作有机结合。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大大减缓了人口剧增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能够保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对平衡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庭养老保障体制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现的老龄化等新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在2004年就转发了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自2004年以来,在某些农村地区开展的家庭养老补贴的试点工作,对农村中年满60岁并且只有一个子女或两女的计划生育家庭进行补助,该家庭的老人每人每年享受600元补贴,直至亡故为止等措施,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改变农村中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虽然每月补助的奖励扶助金额不高,但是这对实行计划生育并进入老龄的农村家庭来说起到了一种雪中送炭的作用,有效的缓解了他们晚年养老的后顾之忧。“‘养儿防老’,不如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好”,“听党的话,政府是咱的好靠山”,这是群众对政府奖励扶助政策的由衷评价。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利用现有遍布各个村落的计划生育协会,使农村养老保障与计划生育协会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双方面工作都向更深层次开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大力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观念。这样既能解除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又能有效地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不但能够有利于转变农民“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巩固计划生育政策,而且有利于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积。同时这项政策也能改善干群关系,树立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效果,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负面印象。

在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要将计划生育工作与农村家庭养老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纠正人们对计划生育工作限制性与惩罚性的刻板印象,进一步的显现出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功能,从而带动大批农民自觉自愿的实行计划生育,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进展,并且能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使得计划生育工作与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探索之间实现有机结合,让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和家庭养老工作焕发出新的气息,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或变动的力量是什么?这是无数社会科学家都在探索的基本问题,答案可能有着仁智差别,但是有两种力量不能忽视,一是人口的力量,二是物质的力量。”[9] 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以及人口政策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使我们要慎重的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口政策。所有这一切都已表明如何处理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的关系,特别当它们仍然没有能够从家庭中分离出来时,这仍然是我们当今要认真对待和研究的课题。而上一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家族企业的打击也再次表明,以亲属关系的血缘纽带来替代生产关系的正常发展,绝不可能成为东方社会赶超西方社会的法宝。但是,我国的人口政策似乎又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随着老龄化的压力日益加深,我们是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应该适当的调整现今的人口政策,并在某个时刻实行适度增长的人口政策呢?在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日益分离的趋势下,这正是我们现在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收稿日期]200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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