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滞后理论视野下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研究
何纯真 谷生然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 奥格本提出文化滞后理论，即非物质文化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为缩小文化滞后，主张非物质文化要进行发明，有效用的文化要积累并发挥文化的调适作用以适应社会变迁。这一理论对解释我国乡村文化发展现状以及解决我国乡村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坚定不移推进乡村物质文化建设，加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与机制创新，重视农民的精神文化建设，从而为农民营造出生活富裕、充满乡风文明的美丽精神家园。
关键词： 文化滞后理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乡村文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文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带动了社会的快速变迁。但是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调的现象，即“物质文化的飞速发展使适应文化越来越难以适应”[1]。社会的发展需要经过不断的调适，然而适应文化的调适往往跟不上物质文化频繁而快速的变迁。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奥格本提出了文化滞后理论，力图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适应文化的发展问题。当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转型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尤其是我国乡村适应文化的滞后。奥格本的文化滞后理论对理解我国乡村文化的发展和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滞后理论：文化滞后的原因、解决路径与理论的科学价值
1922年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在《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滞后理论，这一理论在批判生物决定论的基础上指出文化通过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带动社会进化，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阐述社会的变迁主要源于文化的变迁。奥格本认为文化是由各个部分高度整合构成的，各个部分的变迁速度不一致会引起部分关系紧张，即“如果文化有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变迁得比较早，或比较大，两部分不能保持原有关系，产生了失调，这时就发生了文化滞后”[1]。
在文化滞后理论中，奥格本认为文化由两个部分构成，即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指适应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他将物质文化作为自变量，通常是指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将非物质文化作为因变量，往往指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通常是物质条件的改变在先，适应文化滞后即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滞后。当旧的适应文化存在于新的物质条件之中，就会产生文化滞后，当两者的差距逐渐扩大，便会扩大为文化失调，即新的物质文化与旧的适应文化之间的失调和人性与文化之间的失调。文化滞后是社会变迁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在短期内可以通过调适达到和谐，缩小滞后带来的危害。然而，如果这种滞后长期得不到解决，即“滞后随着技术变迁的速度和程度的增长而不断地积累”[1]，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文化滞后理论将适应文化滞后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三类，即适应文化本身的原因、社会因素和群体价值。适应文化的发明和传播困难是文化滞后的主要原因。适应文化发明困难，物质文化的发明和传播则更容易被接受，这是因为创造新的形式比使用现存的形式更加困难，新的内容可以使用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比发明一种新的形式简单得多。另外，适应文化的传播和被人接受的难度也较大。适应文化发明与传播困难主要是受文化惯性的影响，文化惯性通常会影响人们接受和适应变迁的能力。尤其是多种文化之间的差距悬殊时，差距较大的文化之间往往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会冲击劣势文化，使得劣势文化的传播变得愈加困难。
社会的异质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阻碍文化变迁的原因之一。文化的变迁和调适需要社会各个阶级的动员，然而有些人缺乏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缺乏文化自觉意识，或者文化变迁侵犯了某些现有文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而产生对文化变迁的抵制。适应文化变迁往往很难维护各个群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适应文化变迁得不到整个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普遍认可因而产生滞后。群体价值的力量也会导致文化变迁缓慢，某些适应文化变迁缓慢是因为其在群体中具有高度的情感认同，群体的情感价值形成群体间的习惯、风俗、道德、民德和社会压力，从而使群体行为趋于一致化，在某种程度上会构成抵制变迁的力量。
为减少适应文化滞后带来的社会失调，奥格本提出了三种解决对策。首先，高度重视发展物质文化，充分发挥物质文化对适应文化的引领作用。“物质文化是现代社会变迁的源泉”[1]。没有物质文化的发明，非物质文化可能还同过去一样，很难有明显的进步。因此，奥格本肯定了物质文化的变迁在前，认为改革者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改良和指导，必须要首先认识到物质文化的重要性。其次，适应文化要跟上物质文化的变迁，必须要发明新的形式。奥格本认为“文化要适应改变了的物质条件，必须要求适应文化有发明”[1]。尤其是制度文化的发明与传播，制度文化的创新通常靠政府，因此政府应当拥有创造性，及时更新制度和政策以适应社会变迁。第三，有效用的适应文化要继续保留，从而形成积累。奥格本认为文化之所以有效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满足某些心理需要。因此，如果某些适应文化是符合正当的心理需要的话，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并形成积累。文化积累越多，发明也就会越多，社会进化也就会越快。
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缺少发明，创新性不足
奥格本的“文化滞后理论”承认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完全同步性，但批判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绝对必然性和绝对独立性。“既不将经济的因素视作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因素，而否定社会历史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反对以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为由，而否定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作用”[2]。对于发展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我国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及其成因
（一）乡村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发展滞后于物质文化
农民的精神层面与经济发展水平、传统习惯有关。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地理位置越偏僻、交通条件越差，文化的传播就越困难，因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就更加封闭保守。同时精神文化的保守性还与人们的传统小农意识有关，习惯于因循守旧的固有习性，从而不善于改变。然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日益分化，阶层与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差距逐渐扩大，人际关系变得淡薄，乡村传统伦理共同体逐渐解体，社会舆论压力减弱，传统家庭凝聚力弱化，多元文化碰撞等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异质性，对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冲击，也增加了农民精神层面适应社会变迁的难度。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农民的心理产生不适，缺乏应对多元文化冲击的能力，从而造成农民精神层面的空虚和迷茫以及价值规范的紊乱。
3.农村社会的异质性与农民的保守性之间的矛盾
两种方案对比分析：挡墙长度的增加，有利于水土流失的防护，加强了该区的水土保持功能。此外在植物措施方面仍采用植被恢复方案，只是树种和绿化面积有一定的调整，但不影响其功能。
3.乡村社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
2.乡村社会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快速实现现代化，采取城乡二元体制，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滞后，三农问题突出。为全面建设乡村，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党中央开始对城乡关系做出重大调整。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城乡一体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之一；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表明党中央对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视。然而由于制度文化本身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缺乏创新，改善程度十分有限，很难适应乡村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制度文化明显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全面振兴乡村后劲不足。
自2010年开始国家对乡镇文化事业的投入有了明显的增长，2010年比上一年增长了三倍多，2016年县及县以下文化事业费的总量超过了县以上，但是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依旧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7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文化事业费中，县以上文化单位398.35亿元，占46.5%，县及县以下文化单位457.45亿元，占53.5%。东部地区文化单位文化事业费381.71亿元，占44.6%；中部地区文化单位213.30亿元，占24.9%；西部地区文化单位 230.70亿元，占27.0%个百分点”[4]。由此可见，东、中、西部城乡文化发展差距依旧明显。另外，尽管国家财政投入基层的文化事业费在逐年递增，但是农村地区公共文化建设投入的数量和种类却不足，公共文化资源数量有限且缺乏多样性，难以满足农民对文化活动的多种需求，且有时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农民的真实需求之间也存在偏差，出现了一些公共文化设施无人管理，无人使用的现象；公共文化建设投入的深度不足，公共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乡镇及以上的层级，真正深入到村一级的文化资源相对匮乏，且经济落后的地区以及社会弱势群体难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较低，吴理财在对全国农村20个省80个县（市、区）调研中发现“村庄社区的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仅为23.4%，远远低于市中心社区的41.3%”[5]。
竹子是仅次于海草的第2大固碳植物。3年生竹子的固碳量要比10年生的松树或14年生的桉树的固碳量多40%。基于此，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将竹林作为碳汇林而发展[4,12]。
农村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便是农民，经历了四十年农村改革，当代农业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农业产量逐年提高、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农民的福利不断完善，乡村的物质文化发展有了明显的进步。
急性阑尾炎属于中医“肠痈”范畴。通过穴位按压和口服药物改善免疫系统,可以改善患者的免疫系统,减少饮食、冷热不适、粪石虫和过度劳累,减轻炎症反应[7]。在“耳穴按压种子”的基础上,在阑尾、神门、大肠、交感和阑尾点、3-5分钟中等强度穴位按压器、3-4D交替安装、阑尾清汤中,用红牡丹根、木香、蒲公英。N、牡丹皮、当归、金银花等为患者服用,辅以外用压榨剂。适用于中药100g药粉,包括蒲公英、大黄、红藤、侧柏叶等。可在4-8小时后擦除,并可应用于附录。2~4次/d为最佳分期,配合针、针取阑尾双侧、内关、曲池、1-2次/d、7-8天疗程、基础患者的临床表现、适宜疗程、诊断和护理。
乡村的精神文化层面主要是指农民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文化素养、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乡村的生活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村社会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农民的“原子化”特征越来越明显，集体意识日渐淡薄，人际关系渐趋理性化。传统的因人伦关系建立起来的乡村共同体面临解体，乡村道德伦理濒临瓦解。“且在商品化进程中，基层人民备尝日益增加的挫折感、疏离感、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农民不仅逐渐失去了对生存手段的控制，仅有的一点生活方式和习俗偏好也被商品大潮初步瓦解”[6]。乡风民俗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失去了以往的仪式感和文化价值，逐渐被物质化、实用化。集体性活动减少，个体性文化活动占据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部分。农民的生活相比较以前缺乏沟通和协作，“人们参与文化生活的目的主要是消遣娱乐（占64.16%）、学习知识（占48.37%）、了解信息（占45.52%）和健身（占32.74%），满足其个体性文化需求”[7],而满足社会交往的公共文化活动匮乏。有些地方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也在下降，低俗文化泛滥，甚至出现宗教、迷信等现象。另外，大量农民外出打工谋生，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是面对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产生不适应感和自卑感，且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迷失自我，导致价值观混乱，出现了对物质的过度追求，精神世界空虚，农民的心理归属问题日益显露。
（二）我国乡村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成因
1.片面重视物质发展是乡村文化滞后的根本原因
“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是导致文化滞后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规律。但长期以来的“重形失魂”导致文化软实力严重滞后。尤其是基层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缺位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在先，文化靠后的态度；其二、文化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附属物；其三、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就必须牺牲文化建设；其四、只需投入资金，便可加强文化建设。此类对文化建设认识不到位的态度严重扭曲了文化建设的真实价值，不利于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
正是基层政府对文化建设的理解不全面，导致在实践中片面化。学者张良认为：“农村文化不但包括文化设施、文化组织、文化活动等实体性文化，而且还包括以道德伦理、公共规则、公共舆论为主体的规范性文化和以价值信仰、宗教信仰为主体的信仰性文化”[8]。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三个层面缺一不可。因此，他认为之所以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发展滞后，与国家偏重实体性文化建设，忽视规范性文化和信仰性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文化建设的目的不仅仅是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更重要的是道德和信仰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忽视内在的培育和发展是乡村文化衰弱的背后逻辑。
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积分评估时，对前壁心梗组和下壁心梗组的基础临床资料作分析统计(表1)。除了前壁心梗组单支病变率显著高于下壁心梗组外，其余临床资料比较，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000×3.61×0.72+200×3.61×0.28）×365=1 971 204.4≈197.1（万元）
制度文化的发明与传播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与实践，这是因为制度文化具有路径依赖性，赋予现有的制度文化以新的内容比创造新的制度更加容易。新农村建设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体制很少变化且政府缺乏创造性是制度文化缺乏发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政府体制的发明较困难，公共文化供给模式缺乏创新。一直以来，受传统“自上而下”供给体制的影响，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的公共文化资源，决定着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和内容。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几乎是完全依赖于政府提供的，供给主体单一，“政府主导”异化成“政府包办”。且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和社会服务向城市倾斜，直接影响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政府体制的接受与传播缺乏农民参与。农民缺乏主体意识，因此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需求意识不强烈且缺乏利益表达的途径，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渠道不畅通、获取信息不充分也使得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不高。
(四)王罕岭仍居住着为王氏守山的后裔。外湾村民俞金洋说：“我们祖上到王罕岭守山至今已有十多代，听老一辈讲，最早为观(新金庭观)下王家(华堂村王氏)望山的是小将曹氏人，后来是坑西吕姓人，接着是我们俞家。过去，这里的山、地、田都是观下王家的，土改时政府把土地和山林分给了我们。”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发展走入正规，进入常规增长阶段，解决了当时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粮食问题，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初期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2004年，国家出台了“三农政策”，开始建立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长效机制。十几年来，随着三农政策的不断完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粮食连年丰收，产能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肉、禽、蛋、奶、水产品供给充足，百姓舌间保障更加安全有力；农民持续增收，人均年收入迈上1.2万元台阶；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靠天吃饭成为历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广袤田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3]。
1.四十年的农村改革极大的促进了乡村物质文化的发展
第三，RFID技术将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RFID技术的不断成熟，相应的成本也在不断的降低，因此其在物流业务中的价值也日渐的凸现出来，通过该技术的应用能够对货物进行实时的监控，尤其是针对一些较为小型的企业而言，可以不用拥有过于强大的条形码系统，RFID中的无光电技术能够进行自动读取，不仅能够降低分拨人员使用的成本，同时还能够保证读取的准确性，因为通过电子标签，工作人员就能够迅速的接收到关于产品的相关信息，这为决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RFID技术凭借其低成本、高可靠性、读取速度快等特性在未来的物流信息技术中将占有重要的位置。
三、克服我国乡村文化滞后的基本路径
（一）坚定不移推动农村物质文化建设，为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乡村文化的发展必须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克服我国乡村文化滞后必须推进乡村物质文化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农业补贴，确保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和粮食安全，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强产业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统筹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促进产业兴旺为基础，引导和促进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推动做大做强高效绿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乡村产业、乡村服务业等，完善产业链、打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质量和水平”[10]，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
（二）加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与机制创新，实现共治共享
克服我国乡村文化滞后必须尽快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更好的发挥政府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要素资源更多向农村配置，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工农互惠、城乡融合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1]。
我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需要创新农村公共财政制度，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尤其是要改变过去偏重于农村经济建设，忽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从而为乡村公共建设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增强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与法律来保障政府部门的财政信息公开。
探索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改变单纯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给模式，建立一种“自下而上”的多元供给模式，主动吸引和正确引导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有组织的加入，提供充足的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农民的需求。同时，政府要进行更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激发农民的主人公意识，鼓励和支持农民自办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实现共享共治。不断完善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支持和鼓励农民以正规的途径行使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诉求，使农民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决策中来，以便及时了解农民的需求与建议。
（三）加强乡村精神文化建设，营造美好的精神家园
进行科学知识教育，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力传播先进文化，用科学的知识武装农民的头脑，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摒弃腐朽文化以及抵制不良思想的诱惑，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从而培养出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化农民。
摘 要：绘本教学对幼儿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绘本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拓展活动，即绘本教学的“1+N”模式，既贴近幼儿的生活兴趣与实际需要，为幼儿提供学习的经验，又能培养其观察、想象、思维、表达等能力。
合理吸收传统乡村伦理、道德、习俗中的积极成分并与现代伦理、道德相结合，形成积累和创新。寻找地方性共识，尤其要发挥乡规民约的道德约束作用。乡规民约是农民自己制定的，是符合农村基本道德与伦理规范的准则，具有高度的群体情感价值认同，可以更好的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充分发挥文化的精神凝聚作用，重新整合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使原子化的个体通过文化凝聚起来，使人们之间的疏离感减少。在农民的精神文化和信仰上给予关怀，尊重农民，重塑乡村生活的价值。传统的乡土社会虽然已经解体，并一步步的走向现代化，但是乡村依旧是农民赖以生息的家园。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农民的地位和乡村文化的价值，在全社会努力营造尊重农民的生活方式、理解乡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的氛围，使农民有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感受到心态上的理解与尊重。
参考文献：
[1] 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4,265,270,138,133.
[2] 林剑.论文化生成与发展中的必然性与相对独立性[J].江汉论坛,2012,(10)：114-118.
[3] 李炜.筑梦三农开新局[N].农民日报,2017-09-15.
[4] 文化和旅游部财务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7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N].中国文化报,2018-05-31.
[5] 吴理财.中国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调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36-137.
[6] 叶敬忠.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9.
[7] 吴理财.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和区域、群体性差异研究——基于20省80县(区)的问卷调查[J].社会科学家,2014,(8)：8-12.
[8] 张良.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 —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0,（2）：87-96.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
[10] 农业农村部.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开展产业兴村强县示范行动的通知[EB/OL]. http：//www.moa.gov.cn/gk/cwgk_1/nybt/201806/t20180615_6152198.htm.2018-06-15.
[11] 农民日报评论员.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N].农民日报,2017-11-04.
Research on the of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g Theory
He Chunzhen Gu Shengr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China)
Abstract: Ogburn proposed the cultural lag theory, that is, non-material culture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ultur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ultural lag, he advocates that the culture should be invented, effectively used, accumulated and adjusted to adapt to social changes. This theory is of grea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expl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rur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We will continue to unswerving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material civilization, strengthen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government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er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o as to create a beautiful spiritual home for farmers that is rich in life and full of rur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lag theory; Material culture; Institutional culture; Rur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 G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735（2019）03-0109-06
收稿日期： 2018-09-17
基金项目： 2018年西华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家风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与重塑路径——以安徽怀宁H镇为例”（项目编号：cxcy20181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何纯真（1994—），女，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治理；谷生然（1972—），男，重庆市人，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哲学。
（责任编辑：张 琦）
标签：文化滞后理论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乡村文化论文;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