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业集聚是由因果循环积累引起的吗？_产业集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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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6)03-0090-06

      一、问题的提出

      新经济地理学是产业集聚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其创始人Krugman(1991)构建了“中心-外围”(C-P)模型，借此揭示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通过市场传导机制，促成产业活动在空间中的集聚。在C-P模型之后，更多的新经济地理学者对产业集聚进行了拓展研究。Venables(1996)构建了内部市场效应模型、Baldwin(1999)构建了区域专业化模型、Ottaviano(2001)构建了资本创造模型、Fujita等(2002)构建了产业扩散模型。通过梳理新经济地理学的经典文献，发现其理论体系存在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产业集聚的运行机制层，表现为影响产业集聚的各因素如何通过市场机制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产业集聚，Krugman(1991)将其归结为因果循环积累机制；第二层次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层，表现为不断增多的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如贸易成本、产业关联度、创新能力等。其中，第一层次是基础、核心，第二层次是拓展、创新，第二层次的因素需要不断融入第一层次的机制中才能发挥相应作用。

      近年，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成熟，相关研究日渐繁荣，并向两个方向发展。其一，在理论体系中注入新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体系的第二层次对新经济地理学进行拓展。如Van Oort(2007)引入区域经济多样性因素、Yilmazkuday(2011)引入生产效率因素等。其二，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研究更多细分产业或区域的集聚特征，这是从理论体系的整体运用进行拓展。如Marco-Lajara等(2014)分析了旅游产业的集聚特征，Kuncoro等(2009)分析了爪哇等印尼地区的FDI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上述两个方向的研究均以因果循环积累机制为既定基础，而对于因果循环积累机制本身的进一步研究却被学者们所忽视。

      国内相关研究侧重于运用新经济地理学解释中国的产业集聚现象，研究思路是以因果循环积累作为产业集聚的既定机制，验证各种影响因素对产业集聚发展的作用(徐晓红等，2015)。如范剑勇(2004)剖析了我国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与产业集聚的关联机制。李新等(2010)分析了企业生产成本、产品运输成本和市场规模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水平的影响。但在梳理文献时，发现一些文献以中国产业数据为基础，研究相同影响因素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时，却得出不同甚至相悖的结论。例如，在研究对外开放影响产业集聚的文献中，钱学锋等(2007)、武晓霞等(2011)均认为对外开放能够显著影响中国产业集聚，但Gao(2004)、黄玖立等(2006)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在理论基础和数据出处一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发生技术性错误，那么理论基础在所分析地区的适用性就会遭到质疑。李世杰等(2014)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处于经济转轨期，制度的频繁变迁使得政府在产业集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新经济地理学以纯市场机制建立起来的产业集聚演化机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但他们对这一结论并未作进一步验证及解释。

      综上所述，国内外多数文献都将因果循环积累机制作为既定研究基础，而鲜有文献分析检验其适用性。少数国内文献虽然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却没有进一步分析验证。检验因果循环积累机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产业集聚形成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因果循环积累机制给出了产业集聚各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路径，如果我们只是验证各影响因素是否与产业集聚关联，而不去关注这些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那么就无法真正找到这些影响因素对产业集聚的作用途径，所提政策就会无的放矢。其次，检验因果循环积累机制是否适用于我国，有助于解释和分析我国的产业集聚历程。产业集聚理论很多，我国的产业集聚过程到底适用何种理论，必须通过实证检验来揭示。基于此，本文拟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运用1985年-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我国产业集聚的发展是否适用于因果循环积累机制，并给出相应解释。

      二、因果循环积累机制分解

      因果循环积累是这样一个过程：假设产业在2个区域均衡分布，偶然扰动会打破区域原有的均衡分布，引起部分区域市场规模扩大，在市场扩大效应的作用下，引起部分生产要素向该区域集中，要素的集中接着又导致该区域产生价格指数效应，这有利于运输成本和工人生活成本的节约；进而导致要素进一步集中，继而又引起市场规模扩大和要素集中，如此循环往复(Krugman，1991)。因果循环积累本质上就是生产要素在追逐“集聚红利”过程中所呈现的向某一地区逐步集中的过程。“集聚红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集中所引致的各种外部性；二是由市场扩大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所带来的好处，即要素在集聚区域中获取的收益高于在非集聚区域中的收益。

      一次完整的循环可以分解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导致生产要素回报率的提高，这是“集聚红利”产生的过程，是单循环产生的诱发阶段。其中，“集聚红利”产生的机理已经被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所论证和丰富。第二阶段，生产要素回报率的提高导致新要素向集聚区域流动，这是要素集聚的过程，是单循环发生的实质阶段。其中，要素流动受到较多因素制约，“集聚红利”的产生仅仅是让要素产生了流动欲望，而能否顺利流动则受到诸如户籍、信息、地方保护主义、国家政策等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是不确定性最多的一个阶段。第三阶段，新要素流动到集聚区域后会导致该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是集聚要素形成新产能的过程，是单循环的收尾阶段，该阶段是一个技术过程，一般不会出现较大偏差。这3个阶段首尾相接，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随着时间的演进，这样的循环过程往复出现，从而不断推动产业集聚的产生和发展。根据如上分析可绘出循环积累机制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

      在整个循环过程中，要素资源流动是循环的核心。要素资源既包括一般的劳动力和资本，也包括企业家才能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源。新经济地理学中几个经典模型分别以这几种要素为对象阐述了循环积累机制的运行过程。在现实生产活动中，3种要素紧密结合、缺一不可，这意味着在循环积累过程中，一种要素的循环必然伴随其他要素的循环。因此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以一种要素的循环就可以代表整个要素的循环。

      

      图1 产业集聚因果循环积累机制流程图

      三、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及样本设定

      根据上文分析，因果循环积累机制涉及3个变量，即产业集聚水平、产业投入要素回报和产业要素流动。(1)产业集聚水平的变量选择。该变量选择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产业主体选择。新经济地理学以制造业分析为主，但Krugman(1991)表明第三产业也完全适用因果循环积累机制；农业发展严重依赖于土地资源，无法进行有效集聚，故大多数实证分析都将农业剔除在外；另外，从产业运行特征来看，第二、三产业往往是前后关联、有机融为一体的。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将产业主体限定为第二、三产业。二是集聚水平测度方法。测度方法有很多，每种都反映不同的集聚内涵，实证研究中主要根据研究目的进行差别选择。本文旨在通过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规模来验证循环积累机制，这要求集聚水平能反映不同地区的集聚规模差别，因此可通过产业地区份额来测度，这一方法也被文玫(2004)、金煜等(2006)使用，且已获得多数学者认可。综上，本文用每一地区第二、三产业即非农产业年度GDP占所有地区非农产业年度GDP总和的份额来代表该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用fgdp23表示。(2)产业投入要素回报变量的选择。虽然涉及劳动力、资本等多种要素，但前文已说明要素流动可以用一种要素为代表，故本文以劳动力要素为代表，采用劳动力要素回报作为代理变量。劳动力要素回报指劳动力所获得的收入，其与劳动力所处行业的生产效率成正比，因此可用行业内的生产效率(人均产值)来代表，本文用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的年度人均产值表示(即avgdp23)。(3)产业要素流动变量选择。要素流动是指产业内要素的流入流出状况，因已选用劳动力作为要素代表，故可用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率变化来表示产业要素流动，本文则以地区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年度增长率代表各地区的要素流动变量(用Dlnlabor12表示)。各变量含义及计算方式如表1所示。

      

      本文以中国31个省(区市)1985年-2012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①。各变量数据均通过相应原始数据计算而来，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2010年-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选择

      因果循环积累机制反映为各变量随时间演进而出现的相互影响制约，是一种内生动态变化过程，实证研究中的一般建模思路为建立结构方程组，采用时间序列样本进行估计。然而这种估计方法要求设立很多限制条件，这些限定条件往往会影响估计结果的真实性。基于数据统计性质的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简化了动态内生过程的模型估计。他认为，经济活动会随时间变动而呈现在变量数据上，通过剖析数据特性，便可了解经济活动的特征，不需有先验理论基础，也不需考虑变量内、外生及因果关系问题，只需将各变量直接平等地视为内生变量，分析各变量滞后项对每个变量的影响即可。然而VAR模型的最大缺点是对时间序列数据的长度要求非常高，一般的时间序列数据长度很难满足规定要求。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方法有效结合了VAR模型和面板数据的优点，使得研究人员在时间序列长度不足的条件下也可以估计变量的动态内生变化过程。根据本文所采用的面板数据特征和对动态内生过程检验的要求，最终选取P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分析，建立如下PVAR模型

      

      

      实证分析主要是验证

的各滞后项所产生的影响，对于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要进行剔除。对于个体效应，采用前向均值差分来消除；对于时间效应，采用均值差分法予以消除。最后，以自变量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参数进行有效估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及模型滞后阶数选择

      动态模型分析中必须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伪回归”。目前面板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有很多，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结合本文面板数据的特点，采用LLC检验、Hadrilm检验和IPS检验共同验证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结果显示，3个变量在3种检验下都拒绝了原假设，说明3个变量都是平稳的。在进行模型滞后阶数选择时，综合考虑了AIC、BIC和HQIC3种检验标准的信息，一致判定模型滞后阶数为1阶。

      

      (二)PVAR模型估计结果

      采用软件程序包PVAR2，在统计分析软件stata10.0环境下进行PVAR模型估计，表3给出了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3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产业集聚、要素回报和要素流动三者之间是否能够构成循环积累过程。首先，每个变量都与自身滞后一期显著相关，说明每个变量变化都存在自身变动趋势。其次，从以产业集聚为因变量的方程看，除去自身趋势影响，其变动还受到要素流动滞后一期的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要素流动内生于产业集聚并推动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再次，从以要素回报为因变量的方程看，剔除趋势影响后，产业集聚滞后一期显著正向影响要素回报水平高低，说明产业集聚又内生于要素回报，且产业集聚水平提高会推动要素回报率提高。最后，从以要素流动为因变量的方程看，只有趋势影响是显著的，产业集聚和要素回报滞后一期都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要素回报率的提高并不是区域间要素流动的主要原因。以上估计结果显示，产业集聚能够促进要素回报提高，但要素回报提高并不是区域间要素流动的主因，而要素流动后能够有效促进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这说明：在我国产业集聚过程中，因果循环积累三环节中的第二个环节出现了断裂，无法形成一个连续循环，故因果循环积累并不是促成我国产业集聚的主要机制。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模型中某一内生变量的正交化新生对系统中其他内生变量随时间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可揭示各类影响在时间维度的变化。上文分析虽然揭示了3个变量的相互影响，但无法描述各变量间相互作用力在时间维度的变化特征，故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这一特征。图2按照循环积累机制的作用流程依次给出了3个变量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左至右依次是：要素回报(avgdp23)对产业集聚(fgdp23)正交化新生的脉冲响应[图2(a)]；要素流动(Dlnlabor23)对要素回报(avgdp23)正交化新生的脉冲响应[图2(b)]；产业集聚(fgdp23)对要素流动(Dlnlabor23)正交化新生的脉冲响应[图2(c)]。为了全面考查变量间彼此影响的时间维度变化特征，将考察的影响作用期限设为20年。

      

      图2 脉冲响应函数图

      从图2(a)可以看出，面对产业集聚的一个正交化新生，要素回报的变化特征为：基期没有变化，然后开始出现平缓上升，到第7、8期时达到峰值，接着开始缓慢下降，到20期时影响仍然存在。这说明产业集聚对要素回报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且影响周期很长。从图2(b)可以看出，面对要素回报的一个正交化新生，要素流动变化特征为：基期出现一个较大的负向变化，然后开始迅速上升，负向变化迅速消失，到第3期左右达到正向影响最大峰值，但该峰值非常小而且不显著，之后开始平缓下降，且影响作用很快消失。这说明要素回报对要素流动的影响作用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从图2(c)可看出，面对要素流动的一个正交化新生，产业集聚的变化特征为：基期没有变化，但是很快出现上升并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逐步下降，到第20期时变化已经为零。这说明要素流动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周期相对短暂但很有力度。综上所述，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所得结果与前文模型估计所得结果结论一致，即：在我国产业集聚的过程中，要素回报对要素流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循环积累过程在这一环节出现断裂。

      (四)进一步解释与说明

      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循环积累过程在要素回报到要素流动这一过程发生了断裂，即较高的要素回报并不能直接导致要素集聚，这导致因果循环积累机制在我国产业集聚的发展中失效。为什么循环积累过程会在这一环节断裂？事实上，这一结果与我国现实的经济、社会运行特征相吻合。其一，因果循环积累机制需要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而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经过渐进式改革逐步形成。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许多与资源流动有关的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行政审批制在很多领域依然发挥作用，这必然会导致许多要素追逐利益的流动不能成行。其二，因果循环积累机制不需要政府太多的参与，而我国政府对产业集聚干预太多。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使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了比较明确、独立的利益。财政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和促进市场化提供了激励；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机制和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直接任免机制则以政治激励的形式强化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地GDP增长。产业集聚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自然成为各个地方政府奋力追求的目标。故而，各地政府往往热衷于本地产业集群发展，并不遗余力地运用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等吸引资源、要素向各自辖区集聚。然而，政府职能多样、目标复杂，其主导的资源流动绝不会简单地以要素回报高低为导向。例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巨大，为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政府主导资源流向一些要素回报率较低的落后地区，以扶持这些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政策，都将加速经济资源向这些地区流动，但这种流动可能与追求要素回报率相悖。其三，因果循环积累机制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与之配套，而我国尚未建立起合理的配套社会管理体制。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相对落后，并未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最典型的就是户籍管理制度。在当前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居民能够享受社会福利的数量与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密切相关。而产业集聚所导致的劳动力集聚却并未伴随户口的大量迁移，这致使大量劳动力不能全面享有该地区的各项福利，进而使得劳动力要素的实际回报低于名义回报，因而削弱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我国东南沿海的“用工荒”就是明显的例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产业集聚的因果循环积累机制进行总结，并根据循环积累机制的运行特征引入产业集聚、要素回报和要素流动3个变量，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变量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得出如下结论：产业集聚的因果循环积累机制是由三个过程组成的循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过多干预产业集聚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没有及时匹配等原因，造成我国的要素回报水平不能有效引导要素流动，致使循环积累过程中的第二个环节发生断裂，这导致因果循环积累机制在我国的产业集聚过程中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虽然因果循环积累机制在中国失效，进而新经济地理学不能很好解释中国的产业集聚历程，但因果循环积累机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能够引导产业集聚的各影响要素有机结合，高效率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由此，我们应该建设和维护因果循环积累机制能够发生作用的外部环境，促使这一机制尽快发挥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下列政策建议：首先，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放松政府在诸多经济领域的管制，减少政府管制范围，特别是减少各种行政性审批，扫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使得经济资源能够按照经济效率的高低流动。其次，规范各级地方政府行为，避免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产业集聚的构建，反对盲目建立开发区、产业园等人为产业集聚区；引导政府行为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转化，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优化各类基础设施，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以构建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再次，改革僵化的社会管理体制，使社会管理体制变革与要素流动的市场化进程保持同步，尽快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差异，在全国建立居住证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跨区支付制度，使要素流动不再受社会管理体制滞后的制约，真正发挥要素回报率对要素流动的引导作用。

      ①1997年重庆从四川省分离单独设立为直辖市，原则上作为省级单位的重庆1997年以前的数据是不存在的。但是《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将重庆作为省级单位，提供了其1949年-2008年的统计数据，1997年及以前的数据是根据新重庆市的辖区经过调整而来。同样，以1997年为分割点，四川省的数据也经过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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