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南论文,运行机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南经济环境的若干变化
1.区位环境的变化
海南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我国参与亚太及东南地区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前沿地带，这种区位优势仍然存在，但近年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崛起，以及不少周边国家积极扩大开放和运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对海南的利用外资和产品出口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压力。加之内地省份加快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先期建设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进一步升级，将使海南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曾因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而以宽松经济环境吸引各路英雄奔来抢占一席之地的“海南热”，可能不再重复。海南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正由先行起跑的独领风骚，转为溶入你追我赶的群雄逐鹿。
2.阶段环境的变化
经济发展总是具有阶段性的，海南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尤为明显。在海南开发初期，多数企业虽然规模小，技术和管理水平低，仍能利用政策差、时间差、“打擦边球”等方式获得一定的发展。“八五”时期是海南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199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1亿元，五年中年平均增长18.5%，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也要看到，这一阶段的高速发展，是在建省初期较低的起点上获得的，其间又因1992、1993年的“房地产热”，使一时间的超常规发展和畸形繁荣相伴而行。这次“房地产热”在推动海南经济超常规发展，使海南的企业界获得一次宝贵的原始积累机遇的同时，也为海南今后的发展留下了隐忧。正因如此，自1993年夏季中央采取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以来，海南经济才似伤了元气，增长乏力。所幸的是，海南政府近年来对海南的发展思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九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了“三足鼎立”的产业方针，不少企业也审时度势，在项目选择、资金投向上进行了适时转移。“九五”期间，我们不能象开发初期那样，普遍采取利用政策差、时间差、“打擦边球”等方式来参与竞争，也不能仰仗类似“汽车事件”、“房地产热”那样的阵发性机遇来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前已进入海南开发向纵深发展的时期，国家和地方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将日趋成熟。当前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我们以更大的力度进行结构调整，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克服泡沫经济的消极影响，真正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类似旅游业这样直接面对最终用户的第三产业中，培育出新的增长点；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自身资金不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劳动力素质差等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最终以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来支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3.政策环境的变化
“八五”期间，我们得益于中央对海南特区优惠政策的有力启动，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突飞猛进。“九五”期间，这一宏观政策背景将有所改变。中央在关于经济特区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对特区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将有所调整和完善。以调整经济利益最为直接的税收政策来说，1996年国务院调整进口税收政策，海南特区就有多项原执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被取消。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近期表示，国家对特区所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在2000年之内全部取消，海南这块“特殊政策区地”将由最特殊到次特殊再到不特殊。
海南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上述经济环境的若干变化，归根结底反映了当前海南特区的发展正处于主要依靠政策支持转向依靠两个根本性转变，发挥自身优势的新时期。但由于改革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有待解决，这种机制转换还远没有到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直接计划管理机制已对搞活了的经济难以驾驭，而适应市场经济的间接管理机制尚未全面形成和发挥作用，机制的紊乱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造成数不胜数的改革成本增大和改革效益流失。目前在实现两个转变的诸多努力中，要特别重视机制转换的努力，这既是降低改革成本，加快经济管理体制转变的直接需要，也是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机制转换不应被动无为，而应增强主动性、预见性。根据当前海南经济环境变化的特点和改革、发展目标的要求，机制转换应在以下方面着力进行：
1.由决策者定论型机制向社会参与型机制转换
一个地区长期发展最首要、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决策科学化。建省以来，由于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理论准备不足和决策机制不完备，走了不少弯路。从开发初期发展思路模糊不清的不知如何走，到“房地产热”时期的被过热形势拖着脚步走，到其后片面强调发展旅游业的跟着感觉走，都付出了学费。当前海南处于跨世纪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必要就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在全省范围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启动社会各界参与蹉商。社会参与型机制既要吸收各界群众的集体智慧，也要嵌入研究者的理性思考，要形成鸣而有争、存优汰劣的筛选程序。社会参与型机制的形成有助于纠正决策者单方面定论情况下易产生的决策偏差，克服一些着重于任期目标的短期行为，同时，这种机制也有助于纠正群体性的短期利益最大化偏差，立足于长期发展来筛选出正确战略和最佳方案。由于这种机制要经过民主化的决策程序，使得最终形成的决策易于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支持。经过建省以来多年的积累，海南的经济理论界、经济工作部门和企业界都蕴藏着不少关心海南长期发展、了解海南省情、有真知灼见的有识之士，应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思想资源，在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充分吸收他们的智慧。
2.由指挥型管理机制向服务型管理机制转换
经过建省以来的努力，海南已建立了“小政府、大社会”宏观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但政府宏观管理仍未进入有序进行。当前，直接计划管理机制已经失灵，间接管理机制尚未全面形成，或在向这一机制过渡中走样。推诿刁难服务对象，办事效率低下，设租寻租现象在某些实权部门有所抬头，旧体制下那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劣习正悄然回归。这表明，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敢于触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强化服务意识决不仅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应变成切实的行动。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进一步弱化自身的权力，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要求政府部门努力做到权力运用规范化，政府仍需保留的少量必要审批职能，尽量采用符合市场经济的一些通行做法，实行管理公开化、规范化、制度化。实现上述要求，除了坚持择优录用、依法行政、公平竞争等原则，完善公务员制度，提高政府官员的自身素质外，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就是要加大反腐败力度，把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来抓，使官僚主义、腐败现象越来越缺少滋生的土壤，使政府官员自觉地按公仆标准塑造自己的形象。
3.由政策落差获利型机制向规范经营获利型机制转换
在过去一个时期，海南不少企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利用政策落差获利这样的基础上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是利用中央给予海南在税收、金融、贸易、土地、投资等方面的特殊政策，获得优于其他地区的经营利润和投资回报，这种情况在开发建设的初期是必要的，对海南的发展是有益的；其二是一些企业利用某些政府职能部门不规范运用权力，搞“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权钱交易，获得在正常情况下难于获得的在土地批租、项目审批、银行信贷、税收征免等方面的种种优惠和便利，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虚拟一种相对于其他企业的“政策落差”，它在支持少数企业获利甚至暴发的同时，扰乱了政府的产业调整和宏观调控，导致了国家利益的流失，对海南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净化危害极大。在海南未来的发展中，上述两方面的落差都将逐步弱化以至消失，中央对海南的一些特殊政策将逐步取消，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和间接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经济领域诸方面的设租寻租、权钱交易将得到有效遏止，海南的企业必须尽快由利用政策落差获利转到依靠规范经营获利上来，必须以发挥自身优势、加强管理、苦练内功来赢得竞争。
4.由数量扩张型机制向质量提高型机制转换
在过去时期海南的开发建设中，数量扩张驱动的特征比较明显。不少项目未经科学论证一哄而上而使巨额投资付诸东流，有的好项目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难于生存。1992和1993年的“房地产热”，把这种数量扩张驱动推向了极致。随着中央宏观调控以来房地产业的萧条，1994年以来发展热作农业和进军现代工业的呼声不绝于耳，这无疑反映了一种力图纠正过去偏差的理性选择。但仅有这种产业趋向上的转移是不够的，在新的产业趋向选择下，我们仍要注意避免重蹈总量“扩张——收缩”的循环模式，由数量扩张驱动机制转向质量提高驱动机制，至少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这种转换：一是按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结构优化。在海南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热带农业和旅游业，建立“三足鼎立”产业基石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和产业内部的配套衔接，使海南既能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经济起飞，又能尽可能保持其独特、优越的环境质量。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上，进行质量优化。要实现产业的转型换代，从房地产业转向工业、农业这样一些物质生产部门，不仅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调控，更需要企业界的转型换代。目前在海南办工业还面临地价高、企业外部环境不够宽松等困难。如此种种，意味着在产业转换的同时，海南的企业界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一切方面，都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
5.由消费——繁荣型机制向生产——繁荣型机制转换。
由于独特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海南在经济起步阶段未能象国内大多数省份那样，经历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而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跳跃式地完成了经济起步。在海南，首先富起来的人大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勤劳致富。一个“汽车事件”，一个“房地产热”，极大地助长了投机取巧的暴富心理，再加上城郊农用土地向建设用地转化中征地款私分到户造成的一批游手好闲的食利阶层，使海南的一些主要城市呈现一种钱来得容易、花得也大方的畸形消费态势，而一些人又把“夜生活”繁荣与否，作为市场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志。上述实践上的歧途和理论上的误区是相当有害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许多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并不一定是灯红酒绿，依靠过度消费来支持其繁荣。在当前的产业转型和经济转型时期，我们要使这样一些颇有消费型色彩的城市，尽快演变成生产型或生产兼消费型的城市，由消费——繁荣型机制向生产——繁荣型机制转换，尽快形成一个有利于现代工业发展的文化氛围，这不仅是对政府和企业的考验，更是对全社会的考验。
6.由人才引入型机制向全民素质提高型机制转换
长期以来，海南的穷主要不是穷在物质资源上，而是穷在人的智力开发和利用上。有鉴于此，海南建省办特区，率先创造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才引入机制。但客观地看，所引进的数以万计的人才远未充分发挥作用，成为生产力的要素。究其原因，一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能将各类人才的智力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激发机制，而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我们在提高全民素质方面未下大力气，未见显著成效。随着建省以来的引进和本地区的培养，在海南的政府机关、企业界和其他行业，都拥有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高级专门人才，堪称“藏龙卧虎”，但少数人才的高素质和多数居民的低素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断层。在不少单位，高素质的人才在低素质的行政长官领导下，难以充分发挥才智；还有一种并不鲜见的现象是，高素质人才的积极进取、好学求新未能带动低素质的群体，却逐渐被低素质群体构成的安于现状、及时行乐的氛围所同化。在海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远未成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而金钱崇拜、权力崇拜却成为弥漫于全社会的挥之不去的恶瘴。实践证明，现代化决不仅仅在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更在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在于营造一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社会精神文明。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仍要继续引进一些适应发展需要的急需人才，但更重要的，则是要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全民性的知识文化教育、专业技术教育、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运用各种竞争机制、激励机制鼓励全体人民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劳奉献、积极创新，深入持久地开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全民健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