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新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研究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不同于世界发展理论的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邓小平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新贡献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一、世界现代化理论的新思路
国外社会发展理论派别繁多，观点各异。但从其历史演变来看，大致表现为三种理论形态，即早期西方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早期西方现代化理论，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问题。早期西方现代化论者认为，处于传统社会的国家自己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只有效仿西方发展模式，引进西方文明，包括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管理方式、文化形态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以取代本土的传统文化，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这样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实现现代化。依附理论提出了与早期西方现代化理论截然相反的思路，依附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搬用西方模式根本不能实现现代化，相反，只有摆脱西方文明的影响，摆脱西方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摸索，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由不发达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世界体系论发展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者认为，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整个世界体系由中心国家、边陲国家和半边陲国家所组成。中心国家起主导地位，可以控制其他国家。由这一世界体系的结构状况所决定，通过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相互关系，造成各个国家地位的变迁，而个别国家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要受世界整体发展规律的制约。世界体系的长波每40至50年重复一次，每个周期都要重组世界体系格局，形成新的扩张机制，产生新的核心国家而将老的核心国家取而代之。综览国外各种发展理论，虽然他们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观点，且有的见解也较为深刻，为探索解决问题的方略提供了思路。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存在着片面性，不是理论观点偏颇，就是其适应范围较为狭窄，对于大多数国家不具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在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对世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自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进行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的反思，并借鉴国外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新思路。这是世界发展理论的新创举。
1.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必须走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在开创这条道路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 2-3他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认为不应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发展道路。按照这种思路，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英美的原发式模式，也不同于日德的后发式模式，又不同于苏东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同时又借鉴了他们的成功经验，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邓小平选择的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纠正了西方现代化论者所谓现代化即西方化观点和世界体系论者所谓社会内部努力无济于事观点的偏颇，为中国求强致富、走向现代化，步入世界发达国家之林指明了方向。
2.打开国门，学习别国的长处，注重现代化的世界性
中国的现代化起步较晚，即便发展到今天，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发达国家不仅完成了现代化过程，而且步入“后现代化”时期。这种差距不是要我们降低现代化的水平，而是要求我们奋起直追，注重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发挥恩格斯所说的“落后者特权”之后发优势，争取早日实现现代化。邓小平说：“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2] 91“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2] 168。他还告诫全党：“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1] 44其原因就在于不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都包含着世界性的一般规律，如，必须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必须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必须实现由闭关锁国向开放社会的转变，必须实现由以手工操作为特征的个体生产向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社会化大生产转变。总结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用来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加快发展步伐，加速现代化进程。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克服了依附理论拒绝接受西方文明观点的片面性，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发展的文明大道。
3.中国的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按照邓小平的总体构想，是一个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诸方面的现代化。它包括三个发展层面：一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即到21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即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三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即通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促进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逐步实现人的现代化。这种“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克服了国外发展理论中只求经济增长，而无视社会全面进步观点的片面性，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总之，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面向世界，既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又注重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体推进，开辟了社会发展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后发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纠正了国外社会发展理论的偏颇，为世界发展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贡献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1.从社会发展的本质层面向运行层面拓展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本质层面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研究人们思想动机背后隐藏着的物质动因，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运动规律，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二是运用层面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如何加速社会发展的问题，如发展条件、方法、途径和机制等，为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主要侧重于从社会本质层面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他们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出发，揭示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不断地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历史过程，说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3] 741。从而将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观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为了将科学社会主义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为了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把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发展的本质层面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当时代主题发生转变以后，如果仍然原封不动地沿袭过去的研究传统，仅仅停留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层面是不够的。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贡献之一就在于，它能够适应发展实践的需要，将研究重点转向社会运行层面，力图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面向现代化，围绕着如何发展中国、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来寻求发展的具体方式、方法和途径。也就是说，他所希求的不是要获得一种关于发展的一般的本质性的理论结论，而是要寻求一种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要求，能够切实解决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能够具体指导现代化建设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发展理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主要侧重于社会运行层面问题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加速社会发展运行的原则和方法，如发展机遇论、发展战略论、发展阶段论、发展动力论、发展模式论、发展台阶论、发展条件论、协调发展论等。这些具体原则和方法有很强的针对性，贴近现实，易于操作，能够直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2.从社会主义“现有”出发，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思想
马克思早就反对过将应有和现有割裂开来的抽象的思维方法。他在关于黑格尔的一首短诗里就批评了康德用抽象的理念来衡量现实事物的方法。他写到：“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飞舞，翱翔到遥远的国土，而我却只想透彻地理解在街头巷尾遇到的事物！”[4] 10马克思认为，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哲学离现实生活太远，而他是要借助黑格尔哲学找到通向现实生活的道路。马克思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将应有和现有统一起来，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被毛泽东概括为“实践——认识——实践”的方法。然而，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人们却偏离了从实践到理论的方法，不是从现有出发，而是从应有出发，从某种既定的社会主义观念出发去解释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他们往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答案，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为出发点，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确，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市场经济，甚至没有强制意义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所向往的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但殊不知，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设想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而提出来的。而且，由于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些提法仅仅是些设想而已。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处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如果原封不动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来建设社会主义，那就会势必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就要在实践中受到挫折。20世纪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突破了长期以来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式，从由理论到实践的思维模式转向由实践到理论的思维模式，不是从应有出发，而是从现有出发来思考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思考发展中国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 179例如，当一些人仍然在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邓小平根据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不完善这一实际存在的情况，石破天惊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 373正是按照邓小平这一思路，我们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构想。如果按照过去的思维模式，这一观点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历来被看做是和计划经济紧密相连的，怎么可能和市场经济融为一体呢？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从社会主义应当怎样的观念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思考问题，所以得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从根本上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又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从某种现有的社会主义观念出发，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一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加以反对。邓小平没有拘泥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而是从中国生产力不发达，人民不富裕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373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为开创我国各项工作新局面，保证社会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3.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马克思晚年探讨了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由于俄国社会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通过资本主义一切可怕的波折”直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后来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思想，把它提升为对一切经济落后国家普遍使用的“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理论。他说，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那些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5] 502。
列宁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正确性，他明确指出，“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对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6] 279。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设想”变为现实，并且根据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创造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以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经验。继列宁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主要有两点贡献。其一，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条件，肯定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其二，创立中国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并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分阶段实施，成功地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实现“跨越”之后，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陷入了困境，走上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提出“跨越”设想时，较多考虑的是能不能跨越、如何跨越的问题。对于跨越之后如何巩固通过跨越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列宁虽然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由于时间太短，尚未来得及将感性经验提升为普遍的理论。毛泽东虽然有过成功的探索，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得跨越之后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挫折。因此，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便成了一个世纪性难题。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又一个重大贡献是，正确地处理了卡夫丁峡谷的可跨越性和不可跨越性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答了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上看，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实现跨越之后普遍存在着一个矛盾，即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一矛盾，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只需变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就可以达到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西方原始积累以来所经历的道路。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正是在反对这两种错误观点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展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讨。他明确指出，中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2] 252。就是说，一方面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正确的，毋庸置疑的；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生产社会化过程是不可以跨越的。只有充分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加速生产社会化过程，才能摆脱社会主义的危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就科学地论述了社会制度的可跨越性和生产发展阶段的不可跨越性的辩证关系，终于解开了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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