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与实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思想论文,黄炎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新教育始自清末，1903年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体制。但癸卯学制是清王朝的学制，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性。我国教育真正民主化的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在这个进程中我国老一代的教育家阐尽毕生的精力与心血，为了民族复兴，在如何实现教育现代化，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教育两个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研究与实验。他们的努力既为我国教育现代化、民族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后教育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所以，如何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教育家的思想遗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黄炎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是我国近现代教育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八五”期间《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与实验》被列入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科研课题，由黄炎培在1917年创建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承担。课题组为完整、准确地掌握黄炎培的教育思想和职业教育思想，编辑出版了《黄炎培教育文集》（四卷），收入了至今能够收集到的黄炎培全部教育著述；在此基础上对黄炎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为了进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实验研究，课题组组织了包括从小学、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职业大学到职业继续教育和农民、职工培训的8个子课题组，组织北京、上海、河北、安徽、福建、黑龙江、山东等7省市20多所学校参加实验。研究、实验工作自1992年开始，1994年结题，主要取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
一、黄炎培全面系统改革教育的思路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黄炎培教育思想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全面系统改革教育的思路。改革的核心是沟通教育与职业，以建立适应中国社会需求，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联系实际的现代教育体系。
首先，黄炎培倡导教育改革是以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需求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为出发点的。他说：要谈中华民族的教育，“必须针对着中华广大民众最迫切的中心要求而出发”。“中国最大、最主要、最困难、最迫切解决的是人民的生计问题。”“吾们深切地感觉贫穷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严重的胁迫，一种根本的苦痛。”黄炎培十分精辟地论述了科学与教育在发展生产力和推进各行各业进步上的先决作用。他说：科学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先导”。“用科学解决，百业有进步，不用科学解决，便无进步。”“今日之世界，一科学相争之时代也。”教育是“扩大科学运动之先声”。“以教育之力扶植其生产力之一日千里，宁复可量？”而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教育的情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舶来品骤然减少，实业界很想推广制造国货来承乏，而苦于缺少技术人员”。教育与生活、生产严重脱节，所学非所用，所供非所求。“无新学识以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改良，教育不与职业相沟通，何怪百业之不进步？”他得出的结论是：“盖今世商战、工战，无非学战”。所以，黄炎培说他受了三大刺激：“一般社会生计之恐慌为一刺激，百业之不改良为又一刺激，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者之无算为又一刺激”。针对这三大问题，他提出三个奋斗目标：“它要改造一般教育；它要使一般学生获得就业机会；它要替国家做一番增加生产力的准备工夫”。如何实现这三大目标，黄炎培提出三项任务：“曰推广职业教育，曰改良职业教育，曰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可见一开始，黄炎培就是从全面改革教育出发，而不仅是倡导狭义上的职业教育。
第二，黄炎培认为并不仅是职业教育需要与职业相沟通，而是各级各类教育都需要与职业相沟通。他说：以广义的职业教育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这里“广义的职业教育”既不是指教育类型（如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更不是指培养目标和学校层次，而是与社会职业沟通之教育。
黄炎培从其哲学观和教育观出发，从研究社会职业和教育两方面着手，寻找教育与职业之间的结合点。他说：“凡有生命者，第一要求也可以说唯一要求，就是它的生存”。所以，“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因从事于生活需要之供给，本于分工的自然趋势，养成专门工作，而职业以兴。”“职业一名词，包括对己谋生与对群服务，实是一物两面。”职业，“外适于社会分工制度之需要，内应天生人类不齐才性之特征”，不仅要求供求相济而且要求才性相近，才能“使百业效能赖以增进”，并使人“获得职业的乐趣”。他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传递，是发展。教育的作用既要在发展人的天赋能力和个性特长的基础上传递与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知能；又要基于对群的义务培养为群服务的精神，增进个人的人生修养。职业的载体和主体是人，教育的载体和主体也是人，在对人的素质观上二者的要求是吻合的。所以，以人与职业和人与教育的关系为纽带，就构成了教育与职业相沟通的基点。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使“人人得事，事事得人”。培养的人要与“业”相适应，与“事”相匹配，这不仅是职业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事业的目的。所以他说：“世安有不实无用，而尚得谓教育耶？”他对职教社所办杂志题名为“教育与职业”是有其深刻用意的。
第三，基于以上观点黄炎培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教育的方案，其要点是：
1.各级各类教育都要与职业相沟通，建立一种贯彻于全教育过程和全部职业生涯的教育体系。小学职业陶冶——初中职业指导——高中以上职业准备教育——就业之后还要接受职业指导，多次进行职业补习和再补习的继续教育。他说：“何谓陶冶，范土成器谓之陶，铸金成器谓之冶。以此方法，施之教育，使儿童于不知不觉中，养成为已治生，为群服务之兴趣与习惯，所谓职业陶冶是也”。如校园种植、手工“乃若养成儿童劳动、情物、储蓄、经济诸良好惯习，其间影响，何在不于生活上、服务上有深切关系，则皆职业陶冶之所有事也。”“人容不受特设之职业训练，而断无不受无形之职业陶冶，职业陶冶则非仅职业学校所有事，而一般小学所有事也”。根据当时我国教育的现实状况和劳动人民的需要，黄炎培提出：小学除进行职业陶冶外，还可根据实际需要设各种职业准备科，或于高小设职业科。“中学不应专以准备升大学为目标”，“升学准备与就业准备必须合一”。“专科学校的使命在造就实用人才，同时亦须重视人格训练，以免由于实用而流于功利化。”“大学教育的真正使命在培养崇高的人格及深博的学术。”“课程必须专精，不必繁重。”对已就业的人要不断予以相当之教育，以补充知识，增进其职业知能，“这对于改良职业大有关系”。同时，黄炎培还倡导与正式学校教育相并行的职业补习教育。他认为这种补习教育，可以解决许多全日学校或正式学校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补习教育所能达到的人数又远远超过受正式学校教育的人数。
2.在教育制度上，他倡导专科一贯、工读交替、学习互进制。即初中以下为普通基础教育，高中以分科为原则，学生就其天资所近，认修高中阶段某种分科，毕业后可就业或有条件地实习工作一年，按对口专业升入大专院校，毕业后就职一二年，如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再入研究院深造。黄炎培认为这种制度有利于做到学用一致；有利于知识和能力的全面培养；有利于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有利于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还可以解决穷苦青年的学习费用问题。黄炎培说：“学而习，习而复学，使其所学与社会需要相配合，免蹈一般学非所用的流弊”。“学于此，习于此，知能必较普通教育方法所得为切实而熟练。”通过“做学合一、手脑并用”、“虚实互证”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引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通过工读交替可以“养成尊重劳动之精神”，“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黄炎培所提出的专科一贯、工读交替、学习互进制事实上是一种普教与职教相沟通，初、中、高级教育相衔接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正规学校教育与补习教育、各类培训并行的教育制度；也是一种工读交替的终生教育制度。黄炎培曾亲自以自家子弟实验此种教育方法，效果很好。
3.在办学体制上，黄炎培提出应由政府统制，双管齐下，统制即统筹之意。他认为“教育以畸形发展为大戒”。各级各类教育都应“各依适当之比例发展”。作到“供求相剂，才能达到事事得人，人人得事的目的，而生产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所谓“双管齐下”，即“一方推广职业学校，一方于高等小学、中学分设职业科”。他认为这样做有四个好处：“同校多途，以待学者自择，其利一”；“一地立一校，而足给种种要求，则需费省，其利二”；“有专科较完备之设备，而普通科课业归于切实，其利三”；“化除升学者与就业者阶级之见，其利四”。黄炎培认为不仅在学制中要有一个独立的职业教育系统，而且其它各级各类教育也要与职业相沟通。以准备升学为常例，准备就业为例外的传统观念应根本打破，以普通教育学校为正统的教育，以职业学校为偏系的教育，这种陈旧观念应彻底铲除。
黄炎培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为主线改革教育的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国外有的教育家认为，如果不能从职业的观点看待社会分工，亦即不能以人为本，从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分工，就不能理解教育在推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与80年前黄炎培所提出的观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终身教育的倡导者保罗·郎格朗从教育的角度也论述过“个人在发展方面的教育需要的整体性问题”。他说“普通教育”，“只有在它培养了人们从事职业的能力时才能获得其充分的意义，也才能获得最强大的动力”。“教育在抽象的真空中是不能有效地起作用”，“必须与对日常生活、职业生涯、政治、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产生强烈兴趣联系起来。”这方面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教育观念问题。
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黄炎培在职业教育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并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使我国从清末的实业教育转向了现代职业教育。这是他最大的历史贡献，也是今天最具有现实意义的。
我国清末，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和新学制的颁布，从日本引进了实业教育的概念。实业教育是从欧洲工业革命后的工业技术教育，经日本转化而形成的概念。其重点在进行工农业技术教育，培养工业技术人才，以提高生产率，并不涉及全部的社会职业（清末实业教育仅包括工、农、商三科），不顾及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问题和人的个性发展等问题，思想上重技术轻职业。对这一点我国清末学制的引进处，日本的教育家也是这样认识的。黄炎培曾记述他在1917年赴日考察日本教育时，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校长老教育家手岛精一对他说的一段话：“你们中国现在提倡职业教育很好，我们日本只知道为资产阶级帮助殖产的实业教育，哪里顾得到为劳动人民解决生计问题的职业教育呀！我老了，你们好好去干，将来大家总有觉悟的一天的。”这所学校的“生徒监”杉田也对黄炎培说：“诸君谈职业教育乎，幸在中国，若在日本，今日开会所标揭之题目曰为实业教育也，教育家席为之满。若曰为职业教育，则中流以上社会决无往者”。清末引进实业教育的洋务派，也是将实业教育作为技术教育振兴工农商实业而引进的，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职业平等的民主思想和解决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的人权思想，以及谋个性之发展的教育思想，等等。
黄炎培倡导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实业教育观点。作为教育家，他最初是有感于教育之脱离实际，既不能发展人的能力又不能切合实用，因而提倡实用主义教育。以后又针对三大问题，提出三大奋斗目标，进而倡导职业教育。他以社会职业分类作为职业教育的分类依据。据此，将职业教育分为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商业教育、家事教育、公职教育和专业教育六类。他认为前五类是狭义的职业教育，广义的职业教育中包括专门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凡律师、医生、教师、新闻家、艺术家皆入之”。大大扩展了职业教育的涵义和范畴。
黄炎培根据其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逐渐对职业教育提出一个很完备的概念，即：“职业教育之定义，是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而其目的：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40年代以后，更把职业和职业教育问题与公民的基本权利结合起来。他说：“吾人感到过去人民生活是个人问题，今后使人民不处匮乏，乃是民主政府须尽的责任。过去个人获得职业是一种机遇与幸福，今后乃是现代化国家一个公民应享的基本自由权利”。1941年他进一步提出：“吾们确信，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反过来讲，又赖有职业教育的努力，吾们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国家社会，才能加速的出现”。这就说明了黄炎培为什么既是教育家，又是政治活动家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总的思想指导下，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体系结构、实施原则与办法都作了详尽的论述，确立了不同于实业教育的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由于内容十分丰富，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展开论述，这里仅就总的方面谈四个问题。
1.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人民性。
黄炎培认为，发展职业教育能为国家社会增进生产力，使物资丰富，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自不待言。职业教育还要从求职者方面立足，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就业问题。他认为“民为邦本”，本固则国安。“大多数民众的生计问题”，是“天下治乱之源”。“中国最大、最重要、最困难、最迫切解决的是人民的生计问题。”他认为社会如同花瓶一样重心在下，如果重心上移，花瓶就会倾倒。所以，教育的重心在民众，在直接为民众谋利益。他曾提出办职业教育要下三大决心，第一大决心即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职业教育“就是一方要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一方要用职业教育来解决平民问题。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平民身上，他的教育，无有是处，即办职业教育，亦无有是处”。这个基本立场贯彻于他全部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之中。
因此，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要与平民教育合作，实施平民职业教育；从事农村教育实验，建立农村改进实验区（从1917年到194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建有农村改进实验区30处）；把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学工作重心置于职业补习教育方面。并且特别提倡和介绍办理资本小，学习时间短，需要大，能独立经营，有教育价值的职业培训（如裁缝、小五金、洗衣、电料制造、贩卖、理发、竹器、钟表修理等），以适应一般劳动人民的需要。使他们能在短期训练后，获得一种谋生技能，解决失业和生计问题。黄炎培还特别关注处于社会不利地位人群的职业教育。如灾民、伤兵、残疾人等的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多次举办贫儿职业教育。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委托举办了“伤残重建服务处”，为在抗日战争中受伤致残的士兵进行职业培训，帮助他们重建生活。黄炎培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解放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失学失业青年，在职的一般店员、职员、工人提高文化和业务水平作了大量的工作。
2.全面职业素质教育问题。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要全面提高全民的职业素质。他要达到的目标是：“学校无不用之成材，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窳器，市无游民；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於大宁，基础於确立”。他认为，以劳心或劳力为基础的职业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事的“天职”，“未有不能自谋其生而可以谋国家生存、世界幸福者也”。仅受一般文化教育“不能发展谋生之能力”，只能是“满地青年学成无用”，必“当更授以直接谋生之术”，具备社会所需要的、应有的职业素质。黄炎培认为：“仅仅教学生职业，而于精神的陶冶全不注意”，是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只能是改良艺徒培训，不能称之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惟以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为此，他提出了全面培养的目标：即“知识要切实，技能要精熟，人格要完整”。认为“职业教育应‘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如只重书本知识而不去实地参加工作，是知而不能行，不是真知。职业教育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到此种境地，须手脑并用”。职业教育“不但着重职业知能，而且还要养成他们适于这种生活的习惯”。职业教育还要重视谋职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重视职业指导工作，黄炎培提出职业指导的作用是选择职业、预备职业、获得职业、改进职业。
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实验推广职业教育，在上海创办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建校时黄炎培即提出以“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做为学校的办学方针，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在学科课程上除专业课外须开设不低于全部课程总量20%的普通学科，包括公民、体育、美术等课程。并为学生订立了十三条修养标准：(1)对职业之性质应有准确之观念；(2)对所欲之职业社会应有相当的了解；(3)对将从事之职业应具有相当之兴趣；(4)养成负责习惯；(5)养成互助合作的精神；(6)养成勤朴的习惯；(7)养成合理的服从习惯；(8)养成有礼貌的习惯；(9)养成守法的习惯；(10)养成公而忘私的德性；(11)养成创造与奋斗的精神；(12)养成应付一切的能力；(13)养成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德行与习惯。这是共同的要求，各专业还须订出自己的特殊要求。为了使学生具有切实的职业素养，中华职业学校还实行过学生学习结束后，就业一年取得合格证明始发给毕业证书的制度。
3.培养职业能力之目标。
黄炎培早年就主张教育之本义在发展人的能力，使学生在手脑、智力和体力，知识和劳动技能上得到均衡的发展。他认为职业教育是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实际上的服务知能，得了之后，要去实地运用的”。所以职业教育不惟着重“知”，尤着重在“能”。40年代黄炎培还提出了培养通用职业能力的思想，他说：“所谓职业，除开专门技术以外，有通常必须具备的几种能力。如果具备了，怕任何职业环境都容易走得进的”。如中英文的文字能力，语言交流能力，个人和团体生活的能力，对人、财、物、事的管理能力，等等。职业教育应以培养职业能力为基础，现在已成为国际、国内的一种共识，而且特别重视“关键能力”的培养。在这方面黄炎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先驱者。
4.发展个性，开发人力资源的问题
黄炎培认为要提高生产力，开发地力、物力、人力，其中“人力是一切力的中心”。因此，必须十分爱护人力，充分开发人力讲求人才经济。他说：“人各有特别之才能，本之天赋，苟一一用之于适当之途，与因学之不当，用非其长，或竟学成不用而一一废弃之，两者一出一入其影响于国家，社会前途，岂可以数量计？所谓人才经济问题，吾知诸君固不得不认为重要”。要充分开发人力，必须重视两个问题。首先，完全依靠教育是不可能的。所以，黄炎培提出“建教合作”的主张。把教育和实业联为一体。一方安插人才，解决生计；一方即是开发地方产业。他认为：“离社会无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教育，必察所处为何种社会”。“职业学校有最要紧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在’。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就是社会化。”因此，他认为办职业教育“须绝对的‘因地制宜’，‘应时设教’”。在学校设置上不可“物系统而忽供求”。“须向职业社会里边去设施”。“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须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职业学校程度和年限，是完全根据社会需要和该科修习上的需要。”黄炎培在举办各类职业教育时都是先从调查研究入手，并不断总结经验。中华职业教育社经过5次修订，历时18年，于1942年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上修正通过的《职业教育设施纲领》，其中包括职业教育的设施原则，设施之方式，设施标准三个部分，可以认为是黄炎培这方面理论与实践的集中体现。他说一个职业学校的校长“热诚呀，学力呀，德行呀，经验呀，凡别种学校所需要的，当然缺一不可。还要加上一件，就是社会活动力”。“总之，职业学校校长所最不相宜的，怕就是富有孤独性的书呆子。”
其次，要充分开发人力还必须绝对的“因才施教”。重视“谋个性之发展”，“使每一个人尽量发挥天赋之长，为国家社会效用。”黄炎培提出：“教育专重个人而忽略社会，与仅顾社会而忘却个人，是一样错误。近代心理学对于教育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个性的发现，使教育注意于个性的适应。一个社会人人有职业，有与其个性相适合之职业，则人人得事，事一得人，社会无有不发达者”。所以，“办理职业教育者，必须注意于个性之发展”。
三、实验成果
在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以黄炎培教育思想为指导的、从小学职业陶冶直至成人继续教育的实验研究，在继承和发扬黄炎培教育思想方面取得了好的成果。
在小学课题组进行了小学职业陶冶的研究与实验。昆明新中华实验学校提出将“学和做”统一，以由升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为实验目的，制定职业陶冶的六点要求：一是使儿童认识社会的各种职业；二是养成勤劳的习惯；三是观察了解社会的一般现状；四是受到职业道德的熏陶；五是让独生子女克服心中只有“我”，树立合群的思想；六是让儿童懂得“爱”，爱家、爱学校、爱人民、爱国家等。通过课程和各种活动，实行分级训练。1～2年级为低级训练，3～4年级为中级训练，5～6年级为高级训练，定有明确的目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据追踪调查，六年级三班的49名学生升入中学后被评为全优生、三好生、优秀班干部和担任班干部的占毕业生总数的50%。这说明职业陶冶不仅培养了能力，而且使学生从小爱到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教育。
普通初中在云南泸西县两个乡和齐齐哈尔金南乡进行引进职教因素，全面开设劳动课和劳技课，四年制职业初级中学和初中后3+1培训等的实验，取得显著的成果。如齐齐哈尔金南中学1995年统计，学额巩固率从1993年的81%提高到99%；升学率由19%提高到30%；毕业合格率由74%提高到91%。实验期间毕业的300多名初中毕业生正在成长为家乡经济建设的生力军。
北京地安门中学以转变教育观念，实现素质教育为中心，试办综合高中，使学生在取得高中毕业证书的同时，掌握二三门实用技术，取得职业技术等级证书。实验结果表明，升学和就业的效果都比较好。92届毕业生60%考入高等院校，准备就业的学生全部被录用。93届毕业生准备升学的理科生100%考取了理想的大学，文科生84%升学。还有的学生根据在校时学的计算机专业知识，进入计算软件学院继续深造。
在职业学校教育方面主要进行了职业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研究与实验和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与实验。
根据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替中国和世界谋增进生产力的准备”和“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的思想。河南子课题组派出40余人，分赴全国13个省，33个地、市、县城乡进行社会调查。安徽子课题组在本省进行了社会经济、社会职业、劳务市场、毕业生跟踪调查。根据调查，河南将职教重点确定为面向河南全省乡镇企业，安徽确定面向农村，面向贫困山区和蓄洪地区，并按此调整了专业。实验期间，河南中华职业学校培养毕业生8145人，共中具备了高等学历者5705人，中专学历的700人。就业率除1992年大专在66%以外，其他都在80%以上。安徽的一些贫困山区、农村地区由于办学条件差，85%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他们创造了依托城市、服务农村发展职业教育的方式，起到沟通教育与职业、城市与农村的桥梁作用。将学校办在省城或城镇，面向农村定向招生，毕业后回到农村，为农村培养了医药卫生、电子电器、工民建和建筑装潢等急需的人才。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则走企业和学校联合办学之路，特别是针对下岗职工的转业需求，设立了“温暖工程”上海培训中心，接受企业委托，开设各种短训班，义务培训下岗人员。经培训后，大部分重新就业。
黑龙江子课题组和上海中华职工中等专业学校进行了职业道德教育实验。他们以黄炎培提出的“敬业乐群”为核心，研讨新形势下的职业道德教育问题。黑龙江在实验校中将“敬业乐群”教育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高一为“安业”教育，使学生了解专业、热爱专业、立志成才；高二为职业前途和发展前途教育，通过“乐业”教育，使学生树立高瞻远瞩又切合实际的职业理想；高三阶段以“敬业”为重点，主要通过生产实习的实践活动，促进职业道德品质的发展，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乐群”思想和行为。增大教育的密度，把职业道德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各项活动中，并且举办校园敬业节。实验结果使学生热爱专业、努力学习、团结助人、勤苦耐劳、乐于奉献、讲文明懂礼貌，思想道德面貌大为改观。
上海市中华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是一所业余成人中专，教育对象在职职工占76%，下岗位人员占14.7%，待业青年占9.3%，在理想信仰、职业道德、学习目的、遵纪守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复杂认识。如一项不记名问卷中答认为雷锋精神“崇高但不实用”的占29.4%，“太傻”的占19%；选答“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会赚钱就行，个人品德和职业道德是无关紧要的”占36.8%。针对这个状况，他们通过政治课、各科教学、常规活动、专题教育、班主任工作、班集体工作，推动自我修养，评选“敬业乐群”的先进优秀学员等十种途径，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使学员得到正确的导向，实验班级中涌现一批优秀学员，其中市级优秀3名，校级17人，班级积极分子28人。
通过对黄炎培教育思想的实验研究，我们深深体会黄炎培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丰富发扬，对于我国当前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课题研究不仅是在研究之后，而且是在研究之中就收到实际的成效，是进行课题研究的一个好的方向。
我们课题组还深深地感到，研究黄炎培教育思想，还要学习他忠诚于职业教育事业，无私奉献，不媚世俗偏见，不畏艰难挫折，不断进取，勇于实践的精神，这甚至比学习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更为重要。通过研究与实验，课题组成员的思想认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净化，这也是我们课题研究的一项收获。
总之，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抓住了人与职业和人与教育关系的这个纲，以这个关系为纽带沟通教育与职业，因而对教育作出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奠定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由于这些论点的规律性，所以具有普遍意义，他所涉及的问题依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认识和解决的。所以，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炎培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他那个时代的特征，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21世纪的中国教育如何发展的问题；但重要的是黄炎培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改革教育的一种思路，提供了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也可以说是开门的钥匙。以此为基础，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和发展黄炎培的教育思想，创造出新的业绩，是我们今后仍须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