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后，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再次重点论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治国理念的重大飞跃。科学发展观确立之时，邓小平同志已经故去六、七年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邓小平不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确立者，但是他仍然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卓越的贡献。
一、邓小平之贡献在于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实践前提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深感贫穷和落后乃中国被动挨打之源，新中国甫一成立，他们便致力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改变落后面貌。但是，由于在经验、思想准备等方面的不足，我们在取得许多成绩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一度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要么靠“苦战三年，彻底改变落后面貌”的“跃进”来发展经济，要么靠政治运动来推动建设。从效果上来看，应当说是事倍功半。加之“左”倾错误不断发展，我们最终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潭，说是“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冲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实践证明，用阶级斗争来促进经济发展是行不通的，这种理念必须彻底抛弃。解决这一问题的是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还在正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科学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这是我们党的社会发展理念的一次根本性变革，这次变革使我们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实施阶段。这为科学发展观能够在今天得以确立提供了实践前提，没有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的发展观。
社会发展理念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人的认识是随着实践逐步深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就深化了我们党的社会发展理念。长期以来，我们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 列宁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② 另一方面，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利用计划经济迅速增强了国力，保证了卫国战争胜利的成功经验，也使我们对计划经济深信不疑。应该说在一段时间内，计划经济在我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统得过多过死和集中度过高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因而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是邓小平破除了传统的观念，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的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们党社会发展理念的又一次根本性变革，它不仅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而且也使我们走上了与现代世界接轨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许多科学的、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得以传入中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搞市场经济的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又一实践土壤。设想我们今天还在实行僵化封闭的计划经济，我们党就不可能确立科学的、先进的、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总而言之，邓小平通过两次带根本性的发展理念的变革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和搞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些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的积淀，它既是建国以来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的思想结晶，也是党利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便利条件，积极吸取世界各国先进的社会发展理念产生的理论成果。
二、邓小平之贡献在于为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依据
邓小平为科学发展观所做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他为科学发展观做了实践上的铺垫，还表现在他的许多理论探索在今天看来都具有科学发展观的气息。科学发展观最大的理论特色在于它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发展，强调社会各地区、各因素的协调发展，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邓小平的许多论述不但体现了这些精神，而且直接涉及到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内容。
第一，邓小平理论与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十分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对“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深感痛惜，多次强调要把步子迈得大一点，努力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发展速度”，他指出：不发展不行，发展太慢也不行，“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④ 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分三步使我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邓小平绝不是一个唯经济论者，他也非常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十三大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口号，这就是说不仅要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且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人们摆脱传统的束缚，实现对传统的超越、改造和重塑，使人的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因此，这里面已经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
第二，邓小平理论与社会各地区、各因素的协调发展。如果说邓小平全面发展的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相比较稍显宏观的话，那么他对各地区、各因素的协调发展则论述得比较充分、具体，为科学发展观中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平均主义、“大锅饭”并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带领人们走向共同富裕，因而他大力提倡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找到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而且他科学地预见到“先富”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应该在何时切实采取“共富”的措施，这便是我们所说的“两个大局”的思想。1988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的谈话中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⑤ 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⑥ 这些论述，不但其前瞻性和精确性令我们惊叹不已，而且体现出了其与科学发展观的“亲缘关系”，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正是邓小平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当然，邓小平协调发展的思想与当今的协调发展观的相似之处远不局限于城乡、地区之间的平衡与协调，邓小平对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各个社会要素的协调发展以及各自内部各个方面、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也多有论述。
第三，邓小平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尽管邓小平并未明确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但他确实思考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传统的发展观把经济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唯一标准，把人和自然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割裂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邓小平在指导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深刻思考了这一问题。他强调：“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⑦ “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⑧ 1989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我们党新的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更是明确指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⑨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着眼于人类长远利益和自然资源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建设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意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充分明确了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它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为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乃至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他所取得的成果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他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便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它告诉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独立自主地克服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思维方式方法的指导意义是无形的、无价的。我们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够提出和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就是因为他们继承并发扬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同时又能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科学的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做出的又一理论创新。
诚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邓小平的探索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例如对社会全面发展的探索与宣传力度稍显不够，干部们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经济发展速度看作考核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志；在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有些探索停留在宏观的层面，对微观层面和具体解决办法的探讨未能深入下去。在一些人眼里，经济建设是硬指标，而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软任务，或者仅仅是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甚至有人把经济建设与其它工作对立起来，认为经济发展可以以牺牲精神文明、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当然，我们不应当把这些问题归咎于邓小平。况且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许多问题在他那个年代并不能像我们今天看得那么清楚，我们也不能苛求伟人超越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能够在继承邓小平社会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提出并确立了适应中国情况和世界潮流的科学发展观。它在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上，使“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明确清晰；在发展的实现方式上，实现了由“以斗争求发展”到“在和谐中求发展”的转变；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实现了由强调大发展到注重适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它还将引起政绩观、文化观、公德观等全方位的观念变革，使党的社会发展理念更加科学化、完整化、务实化。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633.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124.
③④⑤⑥⑧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373、375、277—278、374、363、312.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164.